“慰安妇问题在战时很多国家都有过,不应单独批评日本。”
NHK会长籾井不久前口出暴言。
不过,如果说籾井完全是一派胡言,倒也并非如此。
比如,在慰安妇问题上对日本猛烈抨击的韩国,从第一代李承晚政权到现任总统的父亲执政期间,都为美国军队提供过类似的服务。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国便建立了以所谓“基地村”为中心的性奴隶制度,并且将其美化为“英雄行为”。停战之后,为了“犒劳”美军和获取宝贵的外汇,韩国政府继续强化对“基地村”的经营管理。直到1990年代,韩国政府又与“基地村”中的“俱乐部”经营者勾结,从东南亚和俄罗斯等地以“歌手”名义诱骗外国女性到“基地村”中去,以作为韩国女性的“替代品”。“基地村”中的女性——尤其是在80年代以前——大部分都遭到过美国人和少数本族同胞包括性暴力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暴力侵害。今天的韩国政府在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立铜像之时,却对自己这些犯罪的历史讳莫如深。
又比如,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战胜国中国的山西省的大地上,国民党阎锡山势力为“残留”日军同样提供了“慰安”式制度。虽然“慰安”的女性大都是职业妓女,但一个战胜国为一个战败国提供有组织、系统化的性服务,除了用奇耻大辱来形容,恐怕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词了。而我们现在却仍沉浸在虚假的1945年“全面胜利”的幻象之中,在影视剧或者某些“纪实”节目里,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人物都美化成了抗日勇士。
不要误会,举出这两个例子不是证明籾井之流的狡辩有理。韩国和中国的例子,属于自国反省其历史的范围,这与日帝对中国、朝鲜女性的性犯罪行为完全是不同的性质。换言之,不论韩国或韩国的统治集团本身有什么污点,但始终具备着对于日本历史罪行进行抨击和追究的权利,中国也是如此。
籾井胜人之辩解是一种典型的日本主流右翼的逻辑。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本主流右派的“集大成”之作中,一名叫总山孝雄的日本学士会会员在其发言的前半部分大谈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会有一个左翼或者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结论在下面:
如果美国人现在向印第安人、夏威夷人和日本人道歉,会产生什么效果呢?美国人为全力以赴地赢得过去的生存斗争而自豪,美国如今又成了世界正义的保护者,严密监视世界。这有利于人类。美国人民不会谢罪。生存斗争不需要谢罪。胜利就是正义。
真是太精彩了!这段话把日本主流右翼的大脑构造看了个一清二楚:第一,大家都“坏”,因此也就谈不上谁更坏,所以也就不存在坏;第二,“胜利就是正义”。日本被亚洲各国指责,惟一的原因就是没能“胜利”,没能“胜利”的根本原因是败给了美国,而不是日本试图“解放”的亚洲各国;第三,美国战胜了日本,因此代表了正义,日本现在的战略就是紧紧追随着“世界正义的保护者”,一起来对付那些“不正义”的国家。
籾井的逻辑正是出于以上的第一点:既然大家都“坏”,所以就不存在坏。这当然很滑稽。在琉在日美国军事基地的美国兵,经常发生强奸当地妇女的事件,人民对此义愤填膺。但如果按照籾井的逻辑,那日本人之间也有强奸事件,既然大家都是强奸,那单单指责美国大兵,就是不对的了。
上引右翼的发言中还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民不会谢罪”。美国人民中当然有“谢罪”的。如果这句话改成“美国政府不会谢罪”,恐怕就比较准确。作为世界上最穷兵黩武,发动过无数次侵略战争的美国,其统治集团确实从没有向任何被它践踏过的国家“谢罪”。央视国际时政节目中,当一位专家反驳安倍将“靖国神社”与“阿灵顿公墓”相提并论的时候,他说(大意)怎么能把“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那些人同“阿灵顿公墓”中的“英灵”......且慢!“英灵”?“阿灵顿公墓”中难道没有参加过美国历次侵略战争的士兵吗!?“阿灵顿公墓”与“靖国神社”当然不同,但区别不在于一个代表邪恶,一个代表正义。不得不指出,在对日本追究历史罪责的同时,我们的“主流”对于西方列强的历史罪责完全采取宽大甚至是颠倒是非的态度。最后连在对日本追究历史罪责时,也表现出极端的幼稚和糊涂——像《东京审判》这样的“主旋律”电影,竟然把同日本方面串通一气的美国检察官季南描绘成正义的化身,作为日帝最大的受害国,实在不应该对历史这样无知。
中国1840年之后的苦难,西方列强为罪魁祸首: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八国联军......可你什么时候看到英国、法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向中国正式“谢罪”了?——除了原民主德国和拉法兰这样的原法国政要的某些举动或私人表态之外——不仅没有,还有意识的掩盖、歪曲、湮灭犯罪的历史;而更有一帮中国所谓的“历史学家”、“知识分子”、“精英”会跳将出来,用“文明”与“野蛮”,“闭关锁国”与“自由贸易”之类的绝妙理论为西方辩护。在中国,鼓吹日本的殖民带来“近代文明”的“王道乐土派”不是没有,但这些人往往理不直气不壮,只能偷偷嘀咕两句,一旦暴露了会遭到全民讨伐;然而那些声称欧美的暴行带来了“近代文明”的势力,却可以大摇大摆,招摇过市。在凤凰卫视一套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纪录片中,张鸣先生高声问道:“没有义和团,怎么会有八国联军!”张先生的反问戛然而止,他至少应该再多问一句:“没有帝国主义,怎么会有义和团!”但这位“历史学家”恰到好处的停止了发问。在同一节目里,对于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之后的“近代化举措”,一位受访专家陷入了道德上的“困惑”,核心意思就是:说八国联军好,当然不妥当;但说人家坏,毕竟人家带来了“先进”的“文明”,比起愚昧落后义和团来......
从“现代化史观”到“奴隶史观”,只有一步之遥。
现在我们对日本“定罪”的逻辑,更多地是纳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反法西斯阵营的叙述范围内,这里存在着非常实用主义的一面:即美英等今天“国际社会”的“主流”国家,当时是中国的盟友,而那时的日本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所以在中国的媒体上到处可以看到引用昔日盟国的“主流舆论”对日本的批判,而完全不在意这些“主流舆论”一直不间断地对中国的攻击。驻英的中日大使互相指责对方是“伏地魔”;某国内“主流”大报,把安倍参拜的那些人与“希特勒、本•拉登”作比——本•拉登和希特勒、东条英机可以相提并论吗?——采取的都是让西方舆论“喜闻乐见”的方式。美其名曰“争取国际主流舆论的支持”,但在我看来,却和十九世纪末中日政府租借列强的船只运送军队,吓唬对方的“挟洋自重”之策相差无己。说到底,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对自己缺乏自信,认定只有得到西方的舆论支持才能在舆论战上压倒对手。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英美法荷这些西方国家在二次大战中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不是来源于“抵抗”日本的入侵,因为他们只是在保护自己的殖民利益,本质上并不比日帝高尚到哪里去,也从来不具有比为了反对殖民统治,而不幸地与日本或纳粹德国合作的诸如鲍斯、巴穆、阿明•侯赛尼等民族领导人更高的道义性。西方国家在二次大战中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其惟一的来源是一种“赋权”,即由那些既抵抗了日军,又同时反对西方殖民统治——尽管其间可能存在过短暂的联手——并在之后获得了真正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历史的“赋权”。日本最杰出思想者之一的竹内好有句名言:帝国主义不能审判帝国主义。虽然这似乎有全面动摇“东京审判”合法性的危险,但我们必须考虑竹内的观点,或者应该将其改成“帝国主义不能消灭帝国主义”。很明显,如果没有以英国为代表的旧帝国主义,就不会有二战前的日本帝国主义;而如果没有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就不会有二战后始终处于蛰伏状态的日本帝国主义。
对日本“定罪”,遵循的不是反日的逻辑,而是反帝的逻辑。对日本“定罪”,是要从根本上对帝国主义的历史“定罪”,而不只是对某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定罪”。对待任何帝国主义都应该一视同仁。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是明确无疑的“反人类罪”。然而今天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令人尊敬的爱国将领,都把这看成是“正义之举”,是“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我完全理解这种见解的本意,但原子弹和对东京的大空袭绝不是什么“菩萨心肠”,不下十万朝鲜人死于东京大空袭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这是美日帝国主义的共同犯罪:一方编造出原子弹使更多人免于牺牲的谎言;一方编造出自己是惟一受害者的谎言。我们不应忘记,寒春正是因为美国投下的原子弹,才认清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我们也不应忘记,如果不是斯大林也拥有了同样的武器,美国是不会在对苏联、中国、朝鲜或其他“敌人”再次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上手下留情的——尽管无法再次使用原子弹,但空袭东京时的无区别轰炸的战略,很快就被用在了整个朝鲜半岛。我们对历史的考察,不能局限在以一战、二战、战后之类单纯的划分方式,而是要整个地考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脉络。必须要警惕一种日本特殊论的观点。日本搭上了旧帝国主义的末班车,那时的世界差不多已被先来者瓜分殆尽,留给日本的空间和时间都极其有限,再加之人多地少无资源的焦躁感,这才是其在之后的扩张过程中异常野蛮的原因之一,而不能老在诸如国民性或者宗教因素上作文章——德川幕府锁国达二百五十年,而明治维新才十年,就吞并北海道、琉球,入侵台湾、朝鲜,只用国民性、宗教、文化因素完全无法解释这种差异。
今天,罪行累累的人扮演着道德天尊的角色,最近甚至声称要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送到国际法庭去受审——对此,朝鲜外务省发言人的回应依旧痛快:“进行侵略和干涉,在世界到处滥杀无辜、造成无数灾难,系统地非法窃听和监控本国甚至别国公民而引发争议。这一蹂躏人权的元凶——美国,才是应该坐到国际人权被告席的主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背后由一群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和反共斗士操纵的机构,凭着纯粹的霸权为所欲为。它们根本无须顾忌什么“国际社会”,因为它们自己就是“国际社会”。
如果不对过去旧帝国主义的罪恶进行彻底清算,不对今日新帝国主义的统治进行真正的质疑和挑战,要想完成对日本的最终“定罪”,并使之成为再也翻不了的铁案,恐怕将永远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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