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是以人为本时代，是“英雄退位，团队进位”的时代，因此可以说中国具有比西方更先进、更符合时代需要的文化。这源于我们先人早觉悟“民为邦本”、并对人性具有更正确的认识，成于治国理政中注重“德治”、人文关怀与矢志不渝向往“大同”：
(1)就治国理政而言，我国春秋战国就出现过“法治”社会，还产生了“仁政”思想，并产生出“德治”——以“修身”“齐家”为施政构建基础，以“情感第一，说理第二，利益第三，约法第四”作为施政手段。西方只讲“法治”——以“权力+契约”为施政构建基础，以“胡萝卜+大棒”作为施政手段，排斥情感、说理。
(2)就人文关怀而言，我国公元前七世纪管仲就说：“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废除了奴隶制，同时期又弄清人具有社会性、进而更注重人文关怀。新中国又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推翻了“人吃人”的社会制度、还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且重视“大家庭”建设。西方只是近些年才把“活工具”升为“人力资源”，美国1876年还存在大批奴隶，至于人文关怀，美国还奉行“丛林法则”。
(3)就“大同”而言，由于我国更信仰现实世界且把幸福寄望于“自创”上，因此仁人志士都致力于建立能令“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的社会制度，又因此从孔子到孙中山皆向往“大同”，且以这一向往引领中华文化发展。美国对“大同”不以为然而向往“天堂”，然则其向往(且不说是否科学)与现是脱节、甚至是相左的，上帝引导人们“博爱”、“公义”，现实社会却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现实制度只维护股东(物力资源持有者)不维护民众(人力资源持有者)利益最大化。
由上可见我们有悠久的以人为本传统，并更能使人们凝成合一、群策群力。那么西方会怎样?从罗伯特·卡根的话可以管见，他在其《天堂与实力》书中说：“美国从来没有不使用武力而实现理想社会的经验”。如此中西方人性、德性乃至文化自会有区别。由于这种区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中华儿女组成的军队能产生“铁少气多”战斗力，而由美利坚民众组成的军队只能产生“铁多气少”战斗力。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故而我国不乏有执政者“裒富而益不足”，即重行“天之道”;而西方奉行之道仍然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乃至“自私自利”还受到“主观为己，客观利人”的辩护。
1948年，我国文化大师钱穆就生长环境，分析了中西文化乃至德性与人性的差异。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阐述：“穷其根源，最先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又形成了三种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
至于游牧或商业民族(其最典型的是欧美)，钱穆指出：“游牧、商业起于內不足，内不足则向外寻求，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征服欲’，……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的‘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笔者注：只能相对于农耕人类而言)，故此种文化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并认为不攻伐就没有生计”。为此其“接受一种近代所谓‘资本帝国主义’的姿态”。为了战胜，又“偏好在工具、竞技范围探究，故而对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兴趣与知识发达甚早”。
至于农耕民族(最典型的是中国)，钱穆指出：“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后代坟墓安于斯。农业生活所依赖，曰天气，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惟待人类信任忍耐与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的，并认为只要绵延天日就会自然供给生计”。农耕民族“唯可增进的是，人们和平相处与互助，以便实现生活安定和增加共同应对自然之能力”。故而信守“自创”、“礼尚往来”，“偏好在‘安内’、‘凝成合一’方面用心，因而对人文科学与社会伦理的兴趣与知识发达甚早”。并产生对“人事”的清明与德性。“接受一种近代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
钱穆还指出，中国文化与德性具有伟大的同化力，因此先秦就能完成“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的伟大工程，并调和一致、同文同种。西方文化与德性却造成长期分治、同种不同文。钱穆认为，农耕生活是中国文化与德性产生的外因，他还说了内因：“其根本便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人道应该由家族始”“‘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国人之所以不很看重民族界限与国家疆域，又不很看重另外一世界的上帝，可以说全由他们看重人道观念而来。人道观念的核心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因此中国文化里的家族观念，并不是把中国人的心胸狭窄了、闭塞了，乃是把中国人的心胸开放了、宽大了”，而且由于这种家观念的存在，还让“人与人的关系‘上下之间直通了，左右之间横通了”。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特重视“齐家”?
关于中华文化，即便在1948年，钱穆还赞叹说：“中国堪为举世农耕文化、和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惟一标准，幸得捍御游牧文化之侵凌而发展不辍”“将来文化之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和平为目的”“人类进步终将以真诚的、和平的农耕文化是赖”。
中国有如此文化，那么为什么近代衰落了?笔者认为，不能只归因于文化，而更应归因于西方工业化早于我国2个世纪，归因于一家一户单干落后于规模化大生产，归因于农业生产力不敌工业生产力。即便如此，在已进入“英雄退位，团队进位”时代，我们还可以自信地说，中国文化优越性还在西方之上——因为它更利于“民族融合”“国家凝成”，同样也利于“劳资融合”“企业凝成”，其更符合当今社会的需要。世界文明史已不乏先例，哪个国家对民众更人性化，并在引领社会大生产、大流通、大合作中积极作为，哪个国家就能够迅猛发展。对此且不说中国与苏联前期，只说德国16世纪以降的多次崛起与日本二战后怎样超过美国，莫不是对民众更人性化并在引领社会化大生产、大流通、大合作中做出了积极作为。如今鲜被主流媒体宣扬的华西村、韩村河、南街村等也可谓缩影。
就中国观念与西方观念(包括由此决定的治国理政方式)比较：
(1)前者以“民为邦本”，注重“德治”，推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后者以“物为邦本”，注重“法治”，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
(2)前者认为环境与教育能够改造人，故而当政者重视“修身”“齐家”与“隆礼重法”，其不仅能“抑恶”，还使人们“有耻且格”。后者认为人的思想与灵魂是上帝给的，不受环境或外人影响，故而当政者只强调权力与契约、并排斥情感与说理，它只能“抑恶”而不能“扬善”，充其量只能守住道德底线而难以达到道德制高点。
(3)前者认为人具有社会性，不仅讲经济人生、还讲文化人生，因此主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约之以法”，又因此使人们“能群”，甚至能“群策群力”、产生集体主义、会出现“群众创造历史”。后者认为人的本性“贪婪自私、好逸恶劳、相互对立”，只能采用“胡萝卜加大棒”对治，因此使人们不“能群”，又因此只会产生个人主义，仰仗于“英雄创造历史”。
(4)前者视“自创”比“掳掠”体面、舒心，以“扶弱济倾”“救死扶伤”为美德，把相互帮助归因于友爱;后者视“掳掠”比“自创”体面、舒心，认为“丛林法则”天经地义，把人对人的帮助多归因于为自己消除“业障”。仅这些观念就能决定中国具有令人们和谐相处、群策群力的能力，因此也具有使劳资和谐相处、群策群力的能力;能够更全面发展人，因此也能够更好发展企业。而西方观念则会加剧人与人的对立，因而也会加剧劳资对立、干群对立，并令人们唯利是图，进而当企业“利”度不足时便“招不来、用不活、留不住”员工。对于西方文化，还能通过“科学管理模式”中的观念见微知著。
西方设计科学管理模式时，由于认为人的本质是“经济人”——只看到人性恶而看不到人性善，只看到人的自然性而没看到人还有社会性，只看到人是敌对的而没看到人是“能群”的，只看到人有生理需要而忽视人还有精神需要，因此便认为，唯有实施“胡萝卜加大棒”才会令员工勤奋工作;由于“资本者”将小生产整合成大生产、把技术转化为商品、把农业社会推向工业社会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又断定“资本创造财富”“物力决定生产力”，又因此把“人”置于次要位置;又由于“精英”也能起很特殊的作用，因此又把广大员工置于更次要位置，以致当作“活工具”进行奴役。尽管这种管理模式推出了计件工资，然而却没有跳出“零和博弈”框框。如此不可能使企业主张变为员工们的自觉行为，也难以依靠广大员工发展企业。管理决策与方式一般源于两种思想：一种以“资”为依归，视人性为“经济人”，以“利益+契约”对治，主张依靠资本再生资本扩大企业再生产，这近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一种以“人”为依归，视人性为“复杂人”，以“情理利法”对治，主张依靠全面发展人扩大企业再生产，这近于马克思主义、也近于儒家思想。而科学管理模式即出于前一种思想，如今稍有管理常识者皆知，前一种思想是落后的，且已被韦尔奇、宗庆后等开明企业家唾弃。虽然如此，但由于“圈地运动”、“贩运黑奴”、刻意保持的失业率造成了“工厂挑选工人”情况，因而也能使企业赚到剩余价值，加之还有“舰炮”带来的廉价原料、市场和贸易垄断，乃至昧良心贩卖鸦片，结果还能产生不薄利润。然而当“舰炮”掳掠不了他国，或出现“工人挑选工厂”而剥削不了员工时，企业则难免会陷入困境。
西方“资本者”在整合大生产、把技术转化成商品、把农业社会推向工业社会中扮演了引领者与组织者角色，居功至伟，值得称颂。然而基于西方观念设计的科学管理模式又令“资本者”扮演了剥削员工、侵犯人权、损人利己等不光彩角色，因此得不到社会的应有尊重，又因此在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中成为孤家寡人，如果其国会中没有人捍卫“股东利益最大化”，恐怕其早不能生存。虽说这种管理模式产生于西方宣扬“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年代，然而却把“物权”凌驾于“人权”之上，并还像我国封建社会一样强调“等级制”“官本位”。虽说我国封建社会也强调“等级制”“官本位”，但却不乏有统治者视“民为贵”，讲“德治”——即对上要求“修身”“齐家”，对下讲“隆礼重法”“化性起伪”“扶弱济倾”。此外西方还有不及我国封建社会的观念，如人“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为政之道，要在得人”、“得人心者得天下”、“治国先治吏”、“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爱民者民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因此科学管理模式只能够造成劳资对立、干群对立，又因此企业难以依靠广大劳动者而只能依靠“资产+骨干”。最终因为日本出现温情管理产生了较高的生产力，并造成美国一大批企业关停并转，西方才彻底醒悟科学管理模式并不科学。
科学管理模式出现不久就传到我国。最早被我国军阀效法并用于治军，于是中国爱兵如子的将领越来越少了，打骂士兵比西方军队还严重。国民党也照般这种模式治军，结果“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后又被我国官僚买办、乃至民族资本家采用，于是中国像徽商、晋商一样的“资本者”越来越少，还出现了比高玉宝更惨的“包身工”。如今某台资代工厂也是照搬科学管理模式，然而却受到已与时俱进的美国苹果公司的指责——这说明科学管理模式已为西方企业所不齿。
然则科学管理模式如今却受我国自由主义经济学人推崇，还被我国广泛用于“精英治厂”“盘活国有资产”甚至“改制”上，并致使我国多数企业如今也重物轻人，同时把“领导者”升为“管理者”，把“主人翁”降为“市场人”，以一长制取代了集体领导，以股东会取代了职代会等。因为职工中有懒汉，他们又提出以“经济人”对待所有员工。随后这些企业也同西方传统企业一样，人企之间由“同志”关系变成了交易关系，干群之间由“兄弟”关系变成了猫鼠关系，因此使员工失去了敬业精神。更有甚者，我国很多企业还把工人队伍交给了“包工头”或劳务派遣机构，有的还与“包工头”或劳务派遣一起挤压“人口红利”，从而使数亿“农民工”“流动人才”因为得不到人文关怀也唯利是图，又因此使企业难以打造出核心竞争力，并不能够成为“升级版”企业与创造出自主品牌。
海尔张瑞敏说：“只有盘活人，才能盘活资产”。只有重人轻物——具有宁砸冰箱不舍人的气派，才能打造“升级版”企业与创造自主品牌。而我国自由主义学人不仅不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也不懂“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啖腹，腹饱而自毙”，还不管“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是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尺度”。这些人只对“普世”一知半解，还不耻把“主人翁”变为“市场人”、把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都推给社会作为功劳自吹自擂，甚至还大言不惭：中国后30年的成果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引导的结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引导的结果。这些人只求功不思过，不寻思没有高物耗、市场换技术、“人口红利”、对环境破坏，我国的GDP会不会打折扣?不寻思把我国企业由以人为本引向以物为本是多大的罪恶?他们已令我国员工素质与士气难与日、韩、香港等地相比，他们势必会令我国一大批企业在无“人口红利”或走不通“关系”时，为之荒谬殉葬。
中国发展史是一部没有丝毫“掳掠”的历史，而是一部依靠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民力盛、民气旺则中国强，民力衰、民气消则中国弱。因此我国圣贤都知“民为邦本”“民为贵”内涵。我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是出于“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观念，海尔、娃哈哈、正泰，乃至GE、IBM如今的辉煌也是成于以人为本。我国“王道”文化更是因为坚守“自创”、本着“民为邦本”“民为贵”观念与以“德治”积累和发展的。而西方发展史，是一部视“物为邦本”、有赖“舰炮”与“英雄”创造的历史。因此我们当认清国情，不能盲目追随西方，不能因为其工业化与办企业在先，就认为一切都先进，就一切都拿来主义，尤其在普世已转向以人为本、更注重合作时代。西方经济理论有可取之处，但治世哲学与经验却不能恭维。其硬管理与“法治”有特长，但软管理与“德治”几乎空白。其只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并对人力资源“竭泽而渔”，就是“损百姓以奉其身”，我们盲目追随则会更早“腹饱而自毙”。
如今我们不仅有先人留下的受用不尽的治国理政经验，还有比任何历史时期更丰富、更堪为“邦本”的劳动群众——品行上仍不失为举世最勤劳、最善良，思想上受过世界最先进文化熏陶，知识上受过九年义务制与“扩招”教育，计划生育又减少了儿女拖累，他们比西方人群更能做到“公心第一，私心第二”。他们本可以比德日美企业员工更优秀，进而不仅能使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使我国能分享到全球市场中更有营养的“蛋糕”，还可以利用开放条件走出国门、进入亚非拉、进入西伯利亚，乃至进入德日美工厂，成为它们正稀缺的“知识型工”或“产业大军”。能促使我国企业迅猛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权的不是资本，也不是其它资源，而只能是用我国优秀文化将我国丰富人口资源打造成为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我国工业化经验不比西方丰富，然而却有丰富的“带队伍”经验——古代有“吴起带兵法”、近代有“曾国藩带兵法”、当代有基于“支部建在连上”带兵法，这都堪为全球典范。然而我们企业如今只重视资产与精英，而把工人队伍交给了“包工头”或劳务派遣机构，因此使我们的员工素质大不如从前——数千万之众的与新中国一起打拼且素质不在青岛冰箱厂职工之下的产业大军成了下岗人群，数亿之众的打了一辈子工的“农民工”鲜有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进而只能制作“大路货”，只能为西方“一元店”提供商品，只能与印度或拉美员工比生产率。难道我国九年义务制教育只能产生出苦力?难道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还产生不出团队精神?难道我们可以“唤醒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经验不能再供企业借鉴?难道我们可把“奴隶变成将军”的开发人才能力不能移植到企业?难道我们除了通过“带队伍”而令丰富人力资源产生高生产力还有其他比较优势?难道我们也只能与西方一样靠资本再生资本而扩大再生产?难道我们不能像韩村河、南街村一样靠全面发展人来壮大企业?难道我们能安于以8亿件服装换一架飞机?难道我国劳动力还卖不出比俄罗斯石油更理想的价钱?难道我们不再需要“勒紧裤腰带”的人民只能背井离乡成为弱势群体为温饱而劳碌?难道当下我国企业竞争力与员工素质能够促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值得我们深思，并需要清除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否则我国公有制企业也会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性质，并当新中国形成的“人口红利”消耗殆尽时又会有大批企业“关停并转”。
时下我国难以打造“升级版”企业的最根本因素，不是什么工业化经验不足——这方面我国已具有60余年正反经验，也不是什么体制障碍——这方面我国早完成了“管理革命”要务，而是有人照搬“普世路线”令我国企业动摇了“民为邦本”“民为贵”信条，且管理以资产为中心、以“经济人”对员工，“官本位”“等级制”在企业又抬头。这些人从美国拿来的“普世路线”如同当年“二十八个半”从苏联拿来的“国际路线”一样，都给我国造成了极大危害，都不可饶恕。“二十八个半”使我国牺牲不下十万优秀儿女，使我们党与红军失去了根据地，使革命群众生灵涂炭;而这些人则使我国不下百万家企业关停并转、不下四千万熟练产业工人成为“包袱”，还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困难户”，并令我国广大劳动者如今鲜有能够乐业与安居。这些人拿来的“普世路线”绝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要找的路，“世纪老人”要给中国找一条前无古人且更能解放人民群众生产力的崭新道路，而这条路不仅不崭新(早为管理学家所不齿)，还造成我国民众以更低的热情投入工作，并使我国企业生产关系与人性化管理出现逆转。如今我国事业单位也上了这条路，因而我国的教育界、卫生界也变了味，领导者放松了“修身”“齐家”与“化性起伪”工作，教职员、医务人员的团结、服务意识也大打折扣，而且不乏有人一切向钱看。恕笔者直言，自由主义经济学人给我们指的路，是一条可以亡党亡国的路，不仅会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会使中华优秀文化在我国社会渐渐失传。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今普世皆知，企业以人为本，并因此把“活工具”升为“人力资源”，把“市场人”变为“伙伴人”，甚至将管理中心由资产转移到“人”身上，是顺世界潮流而动;把企业强行由以人为本扭转成以物为本，并因此把“主人翁”变为“市场人”、甚至当做“活工具”，把管理中心由“人”转移到资产上，是逆世界潮流而动。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新中国企业进行改造，就会出现后一种情况，会逆世界潮流而动，会倒行逆施。
一个正确观念可创造无限收益，同样，一个错误观念也可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张瑞敏坚持“只有盘活人，才能盘活资产”观念，令身陷绝境的青岛冰箱厂又蓬勃兴起;韦尔奇坚持“以物为本只能守着利润下线，以人为本则能冲上利润上线”观念，令业已萎缩的GE再现辉煌。而按照自由主义学观念对我国企业进行改造，不仅令我国千千万万家靠“勒紧裤腰带”建的企业“关停并转”，还令我国千千万万家按照他们观念建的企业也难以可持续，并使“苏南模式”如今只留下华西村，让我国距离世纪老人“先富带后富”的英明设计越来越远。
时下流传一个公式，即“成功=40%思想观念+40%人际关系+20%专业能力”(这公式适用于个人，也当适用于企业)。而中国五千年文化与中国化马列主义已留下数不胜数的正确思想观念且可以融洽人际关系。它已被中国共产党领悟与采用，因此在革命与建设时期能创造无数个人间奇迹。也被娃哈哈、正泰等企业领悟与采用，因此能够白手起家、由小到大、由弱至强、与跨国企业竞争中占据了主动权。我国最富有正确思想观念，这是他国不可比拟的，其能否变为成功因子?还有待国人们领悟与信守。它不仅能促使中华民族再现辉煌，也能资助我国企业步入辉煌;不仅能令我国企业作出更具科学性的管理决策，也能令我国企业构建出更具人性化、可全面发展人的先进管理模式。而这种先进管理模式，我们党曾为我国企业成功构建出，它是继“鞍钢宪法”后在《工业七十条》中出现的。我国企业运用这套管理模式期间，全国年均工业产值以17.9%增大。而美国此一时期仍采用“科学管理模式”，因此其全国年均工业产值只以3.2增大;日本此一期间构建出“温情管理模式”，因此使其全国工业产值年均以8.8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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