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推出了量化宽松(QE)的货币政策，至今释放了大约12万亿美元，其中约4万亿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2013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形势好转美联储即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传闻，大量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流出，5月以来约三分之一投入到金砖四国债券市场的资金撤走，除人民币外，其余三国货币均大幅度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恐慌，不约而同的联想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8月24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国际社会要预防可能出现的新兴市场全面危机,“IMF在必要情况下将提供援助。”
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类似的危机已经发生过不只一次。甚至可以说此类危机已是一种常态。在这方面，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给我们做了详尽而宝贵的介绍。
《新自由主义简史》出版于2005年，是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前两年，那时几乎还无人敢于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权威。大卫•哈维在书中重点介绍了1997年东南亚和韩国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债务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所有这些危机以及其他介绍得相对简单的经济金融危机有着几个共同点：这些国家都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方案;美国提高利率导致资本大量流出;接受了IMF 的紧缩药方(同样是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从而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当前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一幕正是从前所有这些经济金融危机的重演，只不过是否也会造成巨大损失，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必然带来动荡，则是由历史证明了的、毫无疑问的定论。对此，《新自由主义简史》有具体的阐述。
但是大卫•哈维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描述历史。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从多个方面深刻剖析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指出了新自由主义化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增长放缓甚至破产、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反民主倾向， “新自由主义化唯一能宣称的全面成功在于缓和与控制了通货膨胀。”
大卫•哈维还敏锐地捕捉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质。他写道，“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这一过程深化了金融，后者从此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机器和日常生活。……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关心的根本议题。”前边提到的几个经济、金融危机的案例，无不反映了这一实质性内容。正是出于维护金融资本利益的需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烈要求开放国际收支帐户，而在一个开放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都将部分甚至全部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失去控制资金流动的经济手段，一旦出现任何问题便束手无策。
但是《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分析不够深入，如译者在后记中所写道的那样，“哈维并不是要在理论思辩的层面上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们展开论争，”《新自由主义简史》的写作目的是考察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兴起和意义。”甚至在书中，哈维几次重申，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不一致的。事实上，哈维的这一观点缺乏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恰恰是完整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实践的破产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破产。
关于新自由主义学说的理论实质，大卫•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学说激烈反对政府干预理论，……政府有关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决策注定错误，因为政府所能获得的信息无法与市场信号所包含的信息对称。”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核心内容的这一概括是准确的，例如，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便断言道：“据说，私人自由企业经济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听其自然，它会产生繁荣和萧条这种周期性的循环。……这些论点完全是错误的。……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预。”
对市场自发性的崇拜在经济学中起源于重商主义衰落之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的自发性足以保证实现最大的福利，就是所谓“看不见的手”。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写道，“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根据他的劳动价值论，价值是生产商品消耗的劳动，所以“最大价值”从而最大的福利也就是最充分的就业和商品数量的最大化。
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解与这一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当代主流经济学继承了“看不见的手”，但是内容全变了，因此也丧失了几乎全部合理性。在当代主流经济学看来，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最终能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同时所有市场主体都实现了效用最大化，既帕累托最优，这就是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而若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则必然同时实现了市场均衡，也就是存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这就是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这一理论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式辩护。借助帕累托最优的结论，市场拜物教完成了从充分竞争市场到一般均衡、再到所有当事人效用最大化的演变，市场就这样成了万能的神。也如同对神一样，对市场的崇拜在信徒中是无条件的，似乎市场能解决一切。对市场自发性的信仰是得救的前提;一般均衡是市场经济的天堂;而帕累托最优就是天堂里的幸福。三位一体，不可分割。
这种理论隐含着一个重大矛盾：一方面它认为每个市场活动参与者都追求自己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却始终认为市场由“供给需求”的关系调节，而不是由利润调节。事实上，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利润最大化从而生产是被排除在分析之外的。均衡分析时刻围绕着的是生产和分配完成之后，市场参与者在交换过程中达成均衡。显而易见，这种排除了生产过程的均衡与亚当•斯密的理论是根本不同的。
这种一般均衡的理论前驱实际上是萨伊，他提出过著名的萨伊法则：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对此马克思讽刺道，“让•巴•萨伊由于知道商品是产品，就断然否定危机。”马克思指出，“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由于商品交换是以货币流通作为中介，商品的买与卖并不同时发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供给会自动带来需求。
此外，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是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两者的统一。商品生产并分配之后，从价值量上讲供给与需求是一回事，但是价值量的相等显然不等于使用价值也必然满足市场参与者的不同需求。但是从萨伊以来的均衡分析的实质，都忽视了这一重要事实。在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实质上就是证明在任何要素或产品的初始禀赋条件下(也就是在就是产品不论以何种方式分配结束后)，需求方提供的各种产品数量与供给方提供的各种产品数量完全一致而已。这其实是不言自明的：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产品来交换别人的产品，因此每一个人都既是卖方也是买方，所以总的用来卖的产品数量与用来买的产品数量必然是一致的。这丝毫说明不了每种产品的数量都是恰好能满足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的。主流经济学想当然的认为在商品价格的调整下，任何数量的商品最终都会供求平衡。事实早已经证明，这是不现实的。
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少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人物也表达过对萨伊法则的否定态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大萧条之后，直接与萨伊法则论战。书中这样写道，“古典学派把故事中的经济当作现实世界，把由前者中所得到的结论应用于后者。古典学派错误的原因可能即在于此。”对于一门科学来说，恐怕很难有更为刻薄的批评了。凯恩斯继续写道，“该学说所得到的结论和没有经济学知识的普通人所预期的结论具有很大不同之处给它带来智慧上的威信。它的教言在实践上的严酷和难以接受反而使它具有优越性。它的可以被作为宏大而符合逻辑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使它具有学术上的瑰丽。它能把社会上的许多不公正之处和明显的残酷事实解释为在进步中不可避免的后果，以及把改变这些事态的企图解释为弊大于利的事情使它受到统治者的赞赏。它为资本家们的自由行动提供理论的根据，使它能得到统治者背后的主要社会力量的支持。”
“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和约翰•伊特韦尔在《现代经济学导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中秉承一般均衡理论的“新古典综合派”论战，其中具体指出，“靠错了再试的现实过程形成价格模式时，在最后模式建立以前，一些货物必定按某一价格或其他价格卖掉。对于需要和爱好不同的人们来说，收入的真实购买力受他们必须支付的价格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于是想象中的均衡位置(如果最后价格一旦形成，它就会建立起来)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市场均衡是无法实现的。而谈到私人自由企业的作用，即使首先提出企业家创新理论的熊彼特，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也指出，企业家创新“这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正在丧失，即使经济过程本身——企业家精神是主要推动力——继续不减缓地进行下去，在今后，其重要性必定还会加速丧失。这是因为，一方面做不属于熟悉的日常事务的事情现在比过去容易得多，……另一方面，在已经习惯于经济变革和不但不抵抗变革而且作为当然之事接受变革的环境中，人格和意志力量的重要性降低了。……经济进步日趋于与个人无关和自动化。”
除了把生产排除在外，均衡分析还存在着另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在效用最大化的幌子下，把分配问题也排除在外。在这个理论中，不论分配是如何进行的，总能实现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对此，谷歌首席经济学家瓦里安在他的名著《Microeconomic Analysis》中直言不讳地写道，“注意帕累托效率的概念作为规范性概念是相当弱的;一个分配如果是只有一个当事人得到了经济中所有商品而其他当事人一无所获，也是帕累托有效的，这里假定获得所有商品的当事人没有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最优与效用最大化实际上没有太大意义，只不过是用来表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能够实现均衡，而且不论分配方式、分配结构如何，这个均衡都对所有人都最有利。从这一立场出发必然导致对收入差距的辩护。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这样写道，“货币收入的差异抵消了在职业和行当的其他特征方面的差异。”在承认了收入不均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先天赋予的能力和财产”之后，弗里德曼赤裸裸地宣称，“仅就它本身而论，它不能被当作为一个道德的原则，而它必须被当作为是一种手段或一种原则的后果，例如自由的必然结果。”
所以，任何一种分配方法都得到承认，只要不与市场机制发生冲突。通过市场交换，收入微薄的贫困户和一掷千金的阔绰老板的效用都最大化了，整个社会都最优了，——而且，任何企图改变分配格局的尝试都不会是帕累托最优的，也就是说，让阔绰老板让出一点来给贫困户是不正当的。这是多么正义的结论啊!
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也逐步显露并严重起来了。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2年12月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2010年中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 0.61，而且报告非常坦率地承认和指出，“初次分配导致的收入不均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现阶段中国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市场竞争部门的收入差距。……市场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基尼系数最高，而市场经济最落后的西部地区基尼系数最低。”贫富差距拉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在微观经济学的市场迷信基础上，宏观经济学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市场有足够的能力维持自我平衡。事实证明，这种自由主义的教条一旦转化为实际的政策，就会导致灾难发生。南美的经验特别突出的证明了这一点，阿根廷、智利等国都曾经深受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苦，尤为可怕的是苦难还远不只是经济方面。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是反民主的。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指出，“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专家和精英的统治。政府强烈偏向行政命令和司法裁决，而不是民主和议会的决策。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于把央行等核心机构与民主压力隔离开。由于新自由主义理论聚焦于法治与对合宪性的严格阐释，因此冲突和对立就必须通过法院调解。任何问题的解决或补救方案都要由个体通过法律系统来寻求。”最鲜明的事例，就是新自由主义者与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的紧密合作。一向不屑掩饰立场的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2002年版前言中写道，“政治自由，尽管为人们所企求，却不是经济和公民自由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在某种情况下，政治自由会促进经济和公民自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却会约束经济和公民自由。”
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自由”的幌子下，强行推进市场化，制造出了无数灾难，而它的所作所为却仅仅是维护金融资本和一小撮人的利益。对市场的过度崇拜，无疑是在意识形态上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对此，人们需要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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