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析造成我国企业“关停并转”的根本因素
德鲁克说：“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亦即不同文化，所用的管理方式(或模式)也当不同。而我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人不仅忘了中国国情，还不顾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让我国广大企业与美国传统管理接轨，因而造成我国大批企业“关停并转”，并给我国造成了一些列的危害。
文化差异，当出于为政者人文关怀、行政方式与社会信仰有别：
(1)就人文关怀而言，我国公元前七世纪管子就说“以人为本，本理国固”，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废除了奴隶制，同时期又弄清人具有社会属性，因而我国更注重人文关怀。美国近些年才把“活工具”升格为“人力资源”，1876年还存在大批奴隶，至于人文关怀，美国至今还奉行“丛林法则”。
(2)就行政方式而言，我国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法治”社会，还产生了“仁政”思想，并产生出“德治”——主张通过“修身”“齐家”构建执政基础，以“情感第一，说理第二，利益第三，约法第四”作为驭人手段。西方至今仍只强调“法治”——主张通过“权力+契约”构建执政基础、以“胡萝卜+大棒”为驭人手段，并且排斥情感、说理。
(3)就社会信仰而言，我国信仰现实世界且把幸福寄望于“自创”上，因此仁人志士都推重建立一种能令“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的社会制度，又因此从孔子到孙中山皆向往“大同”，并以这一向往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美国社会向往“天堂”而对“大同”不以为然，然则其向往(姑且不说是否科学)与现实是脱节的，上帝引导人们“博爱”“公义”，而现实世界却施行“丛林法则”，社会制度只保护股东(即资产者)利益最大化。由上，自然会造成中西方文化乃至德性、人性的差别。由于这种区别，我志愿军能产生“铁少气多”的战斗力，而美军只能产生“铁多气少”的战斗力。
我国文化大师钱穆就生存环境分析了各国文化的差异，对此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阐述：“穷其根源，最先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又形成了三种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
至于胎出游牧或商业民族(最典型是欧美)，钱穆指出：“游牧、商业起于內不足，内不足则向外寻求，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征服欲’，……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的‘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笔者注：只能相对于农耕人类而言，荀子、马克思、梅奥等都认为，人类是“能群”的)，故此种文化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并认为不攻伐就没有生计”。那么为求战胜，这类民族“偏好在工具、竞技范围探究，故而对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兴趣与知识发达甚早”;为满足征伐欲，这类民族“接受一种近代所谓‘资本帝国主义’的姿态”。进而还产生了相互对立、欺诈、侵略之德性。
至于农耕民族(最典型是中国)，钱穆指出：“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后代坟墓安于斯。农业生活所依赖，曰天气，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惟待人类信任忍耐与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的，并认为只要绵延天日就会自然供给生计”。农耕民族“唯可增进的是，人们和平相处与互助，以便实现生活安定和增加共同应对自然之能力”。故而信守“自创”、“礼尚往来”，“偏好在‘安内’、‘凝成合一’方面用心，因而对人文科学与社会伦理的兴趣与知识发达甚早”。并产生对“人事”的清明与德性。
钱穆还指出，中国文化与德性具有伟大的同化力，因此在先秦时就能够完成“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的伟大工程，并能够调和一致、同文同种。而西方文化与德性却造成长期分治、不同文不同种。中国文化与德性的产生，农耕生活环境是外因，钱穆还指出了内因：“却另有其根本，便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人道应该由家族始”“‘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国人之所以不很看重民族界限与国家疆域，又不很看重另外一世界的上帝，可以说全由他们看重人道观念而来。人道观念的核心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因此中国文化里的家族观念，并不是把中国人的心胸狭窄了、闭塞了，乃是把中国人的心胸开放了、宽大了”，而且由于这种家观念的存在，还让“人与人的关系‘上下之间直通了，左右之间横通了”。那么是否因为如此，孔子特看重“齐家”?
对于中华文化，即便在1948年，钱穆先生还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堪为举世农耕文化、和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惟一标准，幸得捍御游牧文化之侵凌而发展不辍”“将来文化之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和平为目的”“人类进步终将以真诚的、和平的农耕文化是赖”。
那么中国有如此文化，为什么近代落后了?笔者认为，不能只归因于文化，而更应归因于西方工业化早于我国2个世纪，归因于一家一户小生产落后于规模化大生产，归因于农业生产力敌不过工业生产力。即便如此，在已进入“英雄退位，团队进位”时代，我们还可以自信地说，中国文化先进性还在西方之上——因为它能使“国家凝成合一”，同样也能使“企业凝成合一”，其更符合当今社会需要。世界文明史已可以说明，哪个国家对民众更人性化，并在引领社会化大生产、大流通、大合作中做出积极作为，哪个国家就能够迅猛发展。对此不说中国与苏联前期，只说德国16世纪以降的多次崛起与日本二战后曾超过美国时期，莫不是对民众更人性化，并在引领社会化大生产、大流通、大合作中做出了积极作为。如今鲜被人宣扬的华西村、韩村河、南街村等也可谓缩影。
就中国观念与西方观念对比(包括以文化人方式)：
(1)前者视“民为贵”，注重“德治”，推崇“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后者视“物为贵”，注重“法治”，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
(2)前者认为环境与教育可改造人，故而重视“修身”、“齐家”与“隆礼重法”，其不仅能“抑恶”，还能使人们“有耻且格”。而后者认为人的思想与灵魂是上帝给的，不受环境或外人影响，故而只强调权力与契约、并否定教育，它只能“抑恶”而不能引导“扬善”，充其量只能守住道德底线，而难以达到道德制高点。
(3)前者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既讲经济人生又讲文化人生，只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约之以法，一般都“能群”，并因此能产生集体主义。后者认为，人只有自然属性，只强调“胡萝卜加大棒”而不重视人文关怀与否定思想教育，因此使人们更难“能群”，又因此只能助长个人主义与人们对“衣、食、住、行、性”的贪欲。
(4)前者以“扶弱济倾”为美德，视“自创”比“掳掠”体面、舒心。后者认为“丛林法则”天经地义，视“掳掠”比“自创”体面、舒心。仅这些观念就足以决定中国能将人群凝成合一，因此也能使人与企业凝成合一;能够全面发展人，因此也能使企业全面发展。而西方观念则会加剧人群对立，因此也会加剧人与企业的对立，令人们唯利是图，因而当企业“利”度不足时便难以聚结人、进而难以发展。对于西方文化还可以通过其“科学管理模式”中的观念见微知著。
西方设计科学管理模式时，由于认为人的本质是“经济人”——只看到人性恶而看不到人性善，只看到人的自然性而没看到人还有社会性，只看到人是敌对的而没看到人是“能群”的，只看到人有生理需要而忽视人还有精神需要，因此便认为，唯有实施“胡萝卜加大棒”才会令员工勤奋工作;由于“资本者”将小生产整合成大生产、把技术转化为商品、把农业社会推向工业社会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又断定“资本创造财富”“物力决定生产力”，又因此把“人”置于次要位置;又由于“精英”也能起很特殊的作用，因此又把广大员工置于更次要位置，以致当作“活工具”进行奴役。尽管这种管理模式推出了计件工资，然而却没有跳出“零和博弈”框框。如此不可能使企业主张变为员工们的自觉行为，也难以依靠广大员工发展企业。管理决策与方式一般源于两种思想：一种以“资”为依归，视人性为“经济人”，以“利益+契约”对治，主张依靠资本再生资本扩大企业再生产，这近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一种以“人”为依归，视人性为“复杂人”，以“情理利法”对治，主张依靠全面发展人扩大企业再生产，这近于马克思主义、也近于儒家思想。而科学管理模式即出于前一种思想，如今稍有管理常识者皆知，前一种思想是落后的，且已被韦尔奇、宗庆后等开明企业家唾弃。虽然如此，但由于“圈地运动”、“贩运黑奴”、刻意保持的失业率造成了“工厂挑选工人”情况，因而也能使企业赚到剩余价值，加之还有“坚船利炮”带来的廉价原料、市场和贸易垄断，乃至昧良心贩卖鸦片，结果还能产生不薄利润。然而当“舰炮”掳掠不了他国，或出现“工人挑选工厂”而剥削不了员工时，企业发展则难免会陷入困境。
西方“资本者”在整合大生产、把技术转化成商品、把农业社会推向工业化社会中扮演了引领者与组织者角色。其居功至伟，值得称颂。然而基于西方价值观念设计的科学管理模式又令“资本者”扮演了剥削员工、侵犯人权、损人利己等不光彩角色，因此得不到社会的应有尊重，又因此在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中成为孤家寡人，如果其国会中没有人捍卫“股东利益最大化”，恐怕其早不能生存。虽说这种管理模式产生于西方宣扬“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年代，然而却把“物权”凌驾于“人权”之上，并还像我国封建社会一样强调“等级制”“官本位”。虽说我国封建社会也强调“等级制”“官本位”，但却不乏有统治者视“民为贵”，讲“德治”——即对上要求“修身”“齐家”，对下讲“隆礼重法”“化性起伪”“扶弱济倾”。此外西方还有不及我国封建社会的观念，如人“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为政之道，要在得人”、“得人心者得天下”、“治国先治吏”、“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爱民者民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等。因此科学管理模式只能够造成劳资对立、干群对立，又因此企业难以依靠广大劳动者而只能依靠“资产+骨干”。最终因为日本出现温情管理产生了较高的生产力，并造成美国一大批企业关停并转，西方才彻底醒悟科学管理模式并不科学。
科学管理模式于20士气初在美国产生，不久就传到我国。最早被我国新旧军阀效法，并用于治军，于是中国“爱兵如子”的将领越来越少了，而打骂士兵比西方军队还严重。之后又被我国官僚乃至民族企业接受，于是中国鲜有像徽商、晋商一样的“资本者”，还出现了比高玉宝还惨的“包身工”。如今我国某台资代工厂也是照搬“科学管理模式”，然而却受到已与时俱进的美国苹果公司的指责——这说明科学管理模式已为西方企业所不齿。
然则科学管理模式如今却受我国自由主义经济学人推崇，还被我国广泛用于“精英治厂”、“盘活国有资产”、甚至“改制”，并致使我国企业如今也重物轻人，同时把“领导者”升格为“管理者”，把“主人翁”降格为“市场人”，以一长专制取代了集体领导，以股东会取代了职代会等。因为职工中有懒汉，他们又提出以“经济人”对待所有员工。随后这些企业也同西方传统企业一样，人企之间由“同志”关系变成了交易关系，干群之间由“兄弟”关系变成了猫鼠关系，因此使员工失去了敬业精神。更有甚者，我国很多企业还把工人队伍交给了“包工头”或劳务派遣机构，有的还与“包工头”或劳务派遣共同挤压“人口红利”，从而使数亿“农民工”“流动人才”因为得不到人文关怀也唯利是图，又因此使企业难以打造出核心竞争力，并难以成为“升级版”企业与创造出自主品牌。
海尔的经验说明，只有先盘活人才能盘活资产，只有重人轻物——宁砸冰箱不舍人，才能打造“升级版”企业与创造出自主品牌。然而我国自由主义经济学人不仅不接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也不屑于“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啖腹，腹饱而自毙”的中华古训，还违背“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是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尺度”。如今这些人只对西方所谓的“理性”以为然，还不耻把“主人翁”变成了“市场人”、把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都推给社会作为他们的功绩而自吹自擂，甚至还狂言，改革开放成果是他们引导的结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结果。在他们影响下，我国员工素质与工作热情已在日、韩、香港等国家地区之下。他们势必会令我国大批企业在吃尽“人口红利”或走不通“关系”时，为之谬误付出代价。
中国发展史是一部靠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而没有丝毫“掳掠”历史。民力强、民气旺，则中国兴;民力弱、民气消，则中国衰。因此我国圣贤都知“民为邦本”“民为贵”的内涵。我国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是出于“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之观念。娃哈哈、正泰，乃至GE、IBM如今的辉煌也是成于以人为本。我国“王道”文化更是因为信守“自创”、并本着“民为邦本”“民为贵”观念与以“德治”积累和发展的。对于西方，不能因为其工业化与办企业在先，就认为其一切都先进。其经济理论值得称道，但人文伦理、治世哲学不能恭维。其硬管理有特长，但软管理几乎空白。其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就是“损百姓以奉其身”，我国企业若一味照搬，最终会“腹饱而自毙”。
如今我们不仅有先人留下的受用不尽的治国理政经验，还有比任何历史时期更丰富、更堪为“邦本”的劳动群众——品行上仍不失为举世最勤劳、最善良，思想上受过世界最先进文化熏陶，知识上受过九年义务制与“扩招”教育，计划生育又减少了儿女拖累，他们比西方人群更能做到“公心第一，私心第二”。他们本可以比德日美企业员工更优秀，进而不仅能使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使我国能分享到全球市场中更有营养的“蛋糕”，还可以利用开放条件走出国门、进入亚非拉、进入西伯利亚，乃至进入德日美工厂，成为它们正稀缺的“知识型工”或“产业大军”。能促使我国企业迅猛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权的不是资本，也不是其它资源，而只能是用我国优秀文化将我国丰富人口资源打造成为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我国工业化经验不比西方丰富，然而却有丰富的“带队伍”经验——古代有“吴起带兵法”、近代有“曾国藩带兵法”、当代有基于“支部建在连上”带兵法，这都堪为全球典范。然而我们企业如今只重视资产与精英，而把工人队伍交给了“包工头”或劳务派遣机构，因此使我们的员工素质大不如从前——数千万之众的与新中国一起打拼且素质不在青岛冰箱厂职工之下的产业大军成了下岗人群，数亿之众的打了一辈子工的“农民工”鲜有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进而只能制作“大路货”，只能为西方“一元店”提供商品，只能与印度或拉美员工比生产率。难道我国九年义务制教育只能产生出苦力?难道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还产生不出团队精神?难道我们可以“唤醒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经验不能再供企业借鉴?难道我们可把“奴隶变成将军”的开发人才能力不能移植到企业?难道我们除了通过“带队伍”而令丰富人力资源产生高生产力还有其他比较优势?难道我们也只能与西方一样靠资本再生资本而扩大再生产?难道我们不能像韩村河、南街村一样靠全面发展人来壮大企业?难道我们能安于以8亿件服装换一架飞机?难道我国劳动力还卖不出比俄罗斯石油更理想的价钱?难道我们不再需要“勒紧裤腰带”的人民只能背井离乡成为弱势群体为温饱而劳碌?难道当下我国企业竞争力与员工素质能够促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值得我们深思，并需要清除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否则我国公有制企业也会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性质，并当新中国形成的“人口红利”消耗殆尽时又会有大批企业“关停并转”。
时下我国难以打造“升级版”企业的最根本因素，不是什么工业化经验不足——这方面我国已有60余年正反经验可以汲取，也不是什么体制障碍——这方面我国早完成了“管理革命”要务，而是有人照搬“普世路线”令我国企业动摇了“民为贵”观念，管理转向以资产为中心，以“经济人”对员工，并使“科层制”“官本位”“等级制”在企业又抬头。这些人从美国拿来的“普世路线”如同当年“二十八个半”从苏联拿来的“国际路线”一样，都给我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都不可以饶恕。“二十八个半”使我国牺牲了不下十万优秀儿女，使我们党与红军失去了根据地，使革命群众生灵涂炭;而这些人则使我国不下百万家企业“关停并转”，不下四千万熟练产业工人成为“包袱”，并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困难户”，还令我国广大劳动者如今鲜有能够乐业与安居。
一个正确观念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不仅能使濒临危境的青岛冰箱厂勃然兴起——这得益于张瑞敏信守“只有盘活人才能盘活资产”，还能使百年GE再创辉煌——这得益于韦尔奇信守“以物为本只能守住下线利润，而以人为本则能冲向上线利润”。同样，一个错误观念的危害也是不可估量的，如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造成我国一大批企业关停并转，还使“苏南模式”风光不再。
时今流传一套公式，即“成功=40%思想观念+40%人际关系+20%专业能力”(这公式适用于个人，也当适用于企业)。而中国五千年文化与中国化马列主义已留下数不胜数的正确思想观念且能融洽人际关系。它已被中国共产党领悟，因此能在革命与建设时期创造无数人间奇迹。也被娃哈哈、正泰领悟，因此能够白手起家、由小到大、由大至强、与跨国企业竞争中占据了主动权。我国富有的正确思想观念是他国不可比拟的，其能否成为成功因子?还有待国人们领悟与信守。它不仅能促使中华民族再现辉煌，也可以资助我国企业步入辉煌;不仅能令我国企业作出更具科学性的正确管理决策，也能令我国企业形成更具人性化、可全面发展人的先进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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