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马克思一生的革命家与理论家作为，贯彻始终的就是彻底不妥协的批判哲学、批判精神、批判建构、批判性的革命逆转。这不但但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制度与文化的批判上，集中在对旧有社会制度的以伪国家精神与普遍意志的所谓德意志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上，对旧权贵集团的神圣家族代言人的批判上，而且同时集中体现在以《贫困的哲学》对蒲鲁东主义，《哥达纲领批判》对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法兰西内战》对一切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甚至《波拿巴雾月18日政变》对新瓶装旧酒，法兰西帝国的王莽式伪君子小人物冒充大人物的无情揭露与批判之上。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生都同鲁迅一样，是躺着中枪，腹背受敌。但他们之所以成为顶天立地的英豪伟丈夫，成为真君子大丈夫，而非真小人伪君子，成为世界公认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就在于他们的批判性、革命性，同人民性、科学性始终处于彻底的和完美的结合之中。
他们都不是空洞的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在战略与战术，策略与政策的完美灵活之中，在始终如一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牢牢把握革命、斗争、发展、建设大方向，从而使革命转败为胜，转危为安，从失败与挫折中走向胜利。其中除斯大林外，他们都清一色的反对任何的偶像崇拜，都是天下一流的反权威主义，反教条主义，反潮流，而不是强权即真理，反随大溜而科学理性，反盲从与迷信，而唯真理从事。
马克思哲学区别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就在于革命的辩证法与调和的辩证法之间的根本区别。因此，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理性和批判哲学是建立在革故鼎新，从而是历史的解放和重新开始的历史展开。而黑格尔的“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批判理性，却是西方胜利、西方文化完成的所谓历史终结历史论。
改革哲学本应在这样的宏大叙事的革命哲学之下，成为共产党人在不断革命哲学旗帜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1989年后的世界现代史的大分流、大逆转、大黑暗出现了地缘政治上的先后两大空前的历史事变。苏东坡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至此以后，改革哲学彻底逐步堕落成改革教，变成由人民主权向权贵资本与封建甚至奴隶制主权转化的精神鸦片。
改革教没有理论。其哲学仅仅是美国杜威以降的实用主义，欧洲近代的虚无主义和充斥人类阶级社会的市侩哲学的三位一体的杂种怪胎。这个所谓哲学从本质上是反哲学、反人类、反社会的个人主义的基于感官享乐的人生感悟似的理念群。(当然人们可以参照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下卷，对起源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哲学实用主义，做西方认识论与真理论认知上的包含适当合理性的解读)。改革教也讲实事求是，但求得是强权、霸主、富豪大家之统治秩序下的丰裕和富足。因此，价值在尼采的哲学体系中，在最高层被贬黜，走向实用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不管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最高境界下的评估。这就是效率优先、市场配置、无条件发展，不惜代价维稳的没有哲学的哲学理念根基。
改革教因其理论基石、价值虚空(璇置)的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实用化及其市侩哲学的低级、庸俗和理论思想上的虚无与无聊，就只能在休克主义的震荡疗法的经济恐怖主义和文化虚无与历史虚无主义上大做文章。于是社会控诉、政治翻案、舆论钳制、理论洗脑、美学颠覆、教育堕落、文化糜烂，直到不得不借助于最后连他们的教主都不能接受的三俗之迷乱、低级与下做。
改革教没有主义，没有灵魂，没有良心。从而事实上也就没有思想。由此，人们才会看到大量地充斥社会的无处不在的矛盾、悖论、冲突、语言不详、模棱两可、朝令夕改、混沌乱序、左骗右哄。
小人物就是小人物。小人物冒充大人物，就是皇帝的新衣，拿破仑三世，既没有拿破仑叔父的雄才大略，也没有拿破仑皇帝的敢作敢为，却偏要以大人物的空前绝后招摇过市，就只能是徒生历史的滑稽剧和皇帝新衣的丑剧再现。
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等等都要求西方哲学彻底走出理性认识论的误区，走出理性认识论的虚无主义迷雾，学会东方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自然主义之“大公无私”大道天理(而海德格尔看得透彻和高度前瞻，中国却不幸，放弃了自己的绝世精宝，反倒学起了西方)。尼采的超人(The Ever Man)企及的是高度与高贵，而非明明为低下却硬要拔高与比附的小人不干与小人得志，特别是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反映论，同古今中外的真正伟大的先贤圣雄，才是人类文明的路标、灯塔和太阳。
毛泽东不是神，但比神还要神(南街村的班长王洪斌说毛泽东思想胜过神)。这是历史的真实，现实的存在，未来的必然(而非或然)。
所谓现代性按美国逝去的被喻为当代苏格拉底式的芝加哥大学里的现代柏拉图学园圣哲，列奥·斯特劳斯的观点，是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经卢梭而到尼采实现的。但他对现代性保持的与其说赞颂，不如说是高度警惕与批判。从哲学真理的本源上，人们可以说他更欣赏古代性和古典性。汉娜·阿伦特的现代性西方轨迹，则主要是以马克思-尼采为轴心的。
从培根的“拷问自然”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同“人是万物尺度”，同“人是万物主宰”的矛盾到海德格尔们的技术社会、工具理性，一直走向奥威尔的《1984》的集权主义，最后走向利奥塔的《后现代现状》，其中以福柯、德里达等的后现代主义，西方的批判哲学，始终扮演着苏格拉底以降的西方牛氓的角色。
两相对照，改革教连波普尔，甚至哈耶克的学术批判水平和精神都没有，变成了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大男孩儿们的学术密谋、舆论欺骗和知识仿真骗子招牌后的财富与国家强盗。正是在这种婊子立牌坊的闹剧荒唐之下，人们再次回忆起老子的振聋发聩：“大道废 有仁义”。
海德格尔说，真理从词根上含有两部分：除弊和阳光照进来。中国古代先哲“诚意、正心、修身”，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更形成了“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不剔除污垢清洗心灵、思想，不清除心理上的龌龊、封闭和劣根性，不大公无私，不光明正大，不向往光明，在狭隘萎缩的小我、小家、小人的私有制、私有观念、个人名利，和家族得失的“损不足而补有余”，而不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理公道之下，永远不可能获得真知、真理、真学。
社会政治现实和国际安全文化格局迫使人们彻底省思，从三十几年的沉渣泛起，污浊泛滥，道德沦丧，金钱通吃，黑白两道，黄色娘子军代替红色娘子军，小三、二奶代替妾媵，逐步走向沉思，走向反省，走向心灵天窗重新开启。偌大一个神州大地，好端端一个锦绣中华，令人引人入胜的一个在平等、尊严、幸福的软、硬指标上，不但走向世界前列，而且令西方发达国家治国生存者，知识良心敬佩，羡慕不已的伟大新中国，短短的几十年后，似乎将长期持久性的锁定在雾霾下喘不上气的海市蜃楼迷雾米之中，将长期持久地在食品不安，饮水不保，江河污染，大的不洁的生存危机生态之中，将长期的持久性地生活在日益走向财富金字塔，文化教育金字塔，权贵社会地位金字塔的奴役沉重之下。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资源配置?又是一个怎样的高速增长的怪胎经济奇迹?又分明是哪个天国下的“善治”和优化组合?
粉碎改革教，彻底抛弃市场哲学，在马列毛主义的统合人类文明全部的哲人先贤的伟大学说与文化精华基础上，开拓前进，以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战略做为基石，形成令人期许的改革哲学，才能挽救当下，开启明天。
一、改革哲学的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的领域和方面很多，在关于社会主义改革这个历史阶段，首当其冲的是国体与政体两大哲学范畴。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只容许，也只能够在政体上做文章，决不允许动摇国体与国本。
国体者，国家中的阶级地位与结构的制度建构和政治准允，也就是各个阶级的统治地位、社会政治经济角色空间和作为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根本大纲或大法，阶级结构的基石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主权的共和国。这个国体要求无条件实现和保障：(一)人民当家作主。绝不仅仅是劳动权，即当下的就业权、休息权、生存权，即生活权，也就是现实的生活幸福权、自主权，而且包括管理权。这个完整的人民权力束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经典著作中，甚至包括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对这一方面的设想都太过理想化和简单化了。列宁，尽管不遗余力地防官僚反专制，力图铲除权贵党阀特权，但执政时间太短。(二)人民行为主体的直接化的国家管理，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直接从人民大众群体产生。而更加现实和普遍的政治制度保证和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就是在党政军政治作为同党的领导的同时实现，能够彻底地完成包括人民监督在内的，更高的是人民主权般的人民自觉和人民相当比例的直接领导。党政军都必须以动态开放有序和合理的结构，保证人民阶层的必要比例，包括男女和少数民族比例。(三)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所有领域和层面，通过制度，主要是分配和权力社会角色，亦包括社会文化舆论，保证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体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性质。
国体是通过政体的而实践权力分配、再分配的，并在实际运作体制中，完成国体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结构稳定有序化的。
社会主义的政体的根本原则应当是同共产党的原则相一致的。这就是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有两大权力指向，其一是对人民内部矛盾和一切人民同事急案事物，逐步地实行彻底的全面的真正的民主决策和准自决化的管理。其二是对一切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进攻，实行最坚决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其中既包括反击侵略，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即保证人民与国家免于外部侵略、颠覆和干涉，又包括对内的内部敌人的复辟、修正势力和作为进行清除和镇压。
政体安照人类历时史演进，包括原始军事民主和政治民主部落与部落联盟制，原生态国家禅让与选贤制，个人或朝廷独裁与君主制，少数精英专权贵族制，多数与全体人民共和民主制。西方步入理论上的最后一种，实际上的影子倒数第二种，表象的第一、二种。
社会主义的政体，从革命起源和现实政治逻辑，就已经彻底清除了个人君主制的可能。这不但是共产党与人民武装的革命逻辑之必然，而且是共产革命政治家起源的现实要求。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都是处于弱势下的星星之火。这时候，只能通过集体领导和人民大众团结，才能形成无坚不摧的革命洪流。
从井冈山革命摇篮到延安边区革命圣地，毛泽东治下的朱毛红军和第一代领袖集团的动态集体领导，主要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建构了包括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的双元政体结构，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文明理性和实际功效。周恩来说，毛主席领导三大战役的统帅部是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指挥全世界最大的战争运动。其实，毛泽东的从二七年秋收起义起，或从三五年遵义会议起，整个领导，始终是在弱势，甚至地地道道的最小指挥部的最有效的动态指挥体系下，完成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建国后，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也包括政协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包括文化大革命中重大的大民主尝试，甚至包括文革期间的工农兵上大学，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军管与支左的军人参与参政，57指示的社会组织集团改造，人民公社的农村基层建政，成就和贡献是伟大的。政体的积极、向上是主流，建构的政治价值是值得专门研究和充分肯定的，但始终没有形成毛泽东设想的那样“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探索的整个过程变成了不是出现左倾，就是过右的干扰，从而未能形成制度化而有序的政体模式。
政体与政治体制而非国体，应该成为改革哲学中的政治哲学的基点。但改革教始终，就是从彻底否定，一路走向通过经济权力的迂回包抄和文化权利的解构，而变成彻底摧毁国体的政治反动的全面集结和改旗易帜的巧妙地与神不知鬼不觉温水煮青蛙似的夺权、变政和改制。
国体与国本的动摇，集中体现在：(1)工农联盟已经成为社会弱势群体，从文化资源、财经资源到话语体系，他们成为社会的无足轻重的雇佣劳动群体;(2)
党政军、国家、社会团体，甚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群众，人民大众成为比例微不足道的小群、小众和可怜的花瓶;(3)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省市县地方政权，人民大会的直接身份代表已经被彻底逐出伊甸园;(4)文化和教育领域，工农后代和贫民后代，不但难以再现昔日的“跳龙门”，而且包括绝大多数的工农出身的学术精英、专家权贵的相当多数，已经从感情到理智，彻底背叛大众，走向权贵意识，变成人民的老爷，仅仅剩下了中国传统几千年的对其生身父母的不得不搞地“孝”和对家族的面子上的照顾。
毛泽东时代既不是终身制，也不是家长制，更非老人政治。中国改革从马科思·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中，从其庞大的学术体系中，单单抽出一些被他们演绎过的东西，在中国大地上，里应外合，彻底解构了社会主义政体，动摇了国企，打断了毛泽东时代几十年的卓有成效的艰辛曲折的政体探索，几乎葬送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全部遗产。
当下，中国政体改革的关键，高度集中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上。改革的主旨，应当指向行政体制改革上。改革的根本突破应当放在：(1)官员及其家族的财产公布、财产监督和清查方面;(2)人民信访和人民主权基层实践上;(3)党政基层组织民族选举而非任命制度上，并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完成党内直接民主选举制度和民主决策制度的建立;(4)高教人民教师，马列主义教育家治校政治制度上;(5)文化思想战线上马列毛主义的教育、研究而非莫名其妙的创新，人民大众主导而非被洗脑的资本和黑市配置文化资源的文化领导权改革上。
砸碎铁交椅变成了而今的权贵资本的金交椅。砸铁饭碗变成了新三座大山下的数千万下岗失业。这种完全不对称的两极化改革，对中共和社会主义的杀伤力是巨大的，甚至会有致命的危害。再不认真总结，怕机会不再。
政治运作机制是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较政体更加弹性、全面和灵活的东西。
政治机制或体制的改革，实际上远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加可怕和剧烈。
特别是与特色论，把那些简单化的毫无哲学根底、根基、理论建构、思想支撑、历史论证、社会系统、文化价值的一般性的讲话、原则、建议，奉为改革的真经与圭臬，实质上是在重复当年赫鲁晓夫式的工业党、农业党改革，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三个谬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些东西早已被毛泽东主义定义为社会帝国主义和当代修正主义。正是这种在地位上，相当于苏联的《理想国》(柏拉图到尼采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思想影响)哲学上的贫困，才埋下了苏联最终垮台的种子与根子。
毛泽东的毕生政治实践，既非极左，也非极右。用林彪元帅的话说，“始终是八九不离十”。大体说来，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在八大后第一线的首脑，刘邓，开始表现为盲动主义的头脑发热的极左(当然建国初期少奇有右的偏向，而其主持土改时又有左的东西)，这包括刘倡导的大食堂，光美的“扎根串连，村村点火，户冒烟”，邓的亩产万斤等等，后来则表现为极右。包括三自一包直到市场经济和不问姓资姓社。
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和国，如果把五风、共产风、大跃进中的极左和文革中的走资派的故意搅局和制造混乱，长期通过尘封历史，伪造文献，不公布真相，让毛主席背黑锅，尤其是制造禁区，不许批评，不做反思，压制人民呼声，扭转社会深层理论探索，强制主导社会深层理论探索，营造假神，供奉伪圣，虚构假经，则最后的历史结局必定是灾难性的。
人民不是傻瓜，朝野都有智者。
任何理性的人，都可以看出，唱红打黑在中国的旋风似的社会风暴，是社会情绪和政治走向的自然必然结果。是中国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必然反映。
举凡评价毛泽东，必须有资格，有资质，有资能：学不如毛，不能评;识不如毛，无法评;慧不如毛，无理评;能不如毛，只能老实评;功不如毛，最好在自家评，否则一开口就会丢人现眼的，而且同人民大众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人民大众是用自己的身心，用全部的集体无意识的历史大智慧，来衷心敬颂和发自内心地赞美他们自己的领袖和导师的。全世界的真正的名家学者是在人类史上鲜少的巨人中的巨人的高山仰止试镜下，把握毛泽东的。
从反毛，去毛，走向理性科学评毛、颂毛，这是世界现实，是中国与时代的政治晴雨表。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说忘记革命过去，就意味着政治和良心背叛。如果仅仅打着他的旗号，坐拥他打下的基业与江山，却干着反人民，摧毁社会主义，以任大家族，超级富豪彻底复辟，则是彻底的忘记和真正的背叛。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上当。共和国不会在集体无意识中消失。
背叛的下场是可耻与暗淡的。前有赫鲁晓夫，后有戈尔巴乔夫政治傻瓜和精神小丑和叶利钦一个十足地道的酒鬼。
做男儿，要做顶天立地的伟丈夫。莫做欺世盗名的草莽英雄项羽。
对历史人物的拥戴和宣传，永远是社会政治的最大的晴雨表。搞不懂这一点，根本就不配做政治家，更不要说大政治家了。权力再大，不及自然魅力和路线正确使然的得民心、顺民意、畅民情。与人民为敌就是做死而不可能是大政。而人民的眼睛又是雪亮的。从政治、社会到经济上剥夺他们，幻想通过几个骗人的口号，动听的词句，一边大搞私有化，彻底的国退民进，一边用兜底工程安抚民众，怕只能是如意算盘。
把最大的经济好处，政治权利，文化与社会地位给谁，给那个阶级与阶层，就是最大的政治函数。政策和方略，制度和体制，氛围和时尚纵容和培育贪官、富豪、望族、大姓，制造精英、权贵，彰显富贵强权，则只能是历史少数阶级统制的循环，而不可能是毛泽东的大破历史周期率。不发动群众，强行搞383的顶层设计，政治前景是可以预计的。其不会比强制维稳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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