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治国理念与政道思维传统——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王绍光
玛雅
玛雅：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很难的事。有些人不考虑这种艰巨性和复杂性，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
王绍光：很多人批评中国的体制，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说的体制只有一样，就是政治体制，即政体。政体他们归结到哪儿呢?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多党竞争式选举。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个，就是推翻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多党竞争选举的体制。
这是一种典型的西式思维方式，我称之为“政体思维”。政体思维在西方有传统，觉得政体是最重要的，英文叫formofgovernment(政府的形式)。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大量问题都和政体相关，比如民主能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能不能实现公平，能不能让人幸福。
你可以把这叫作“政体决定论”，中国那些动辄讲体制的人其实就是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不一而足。政体好，其他什么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什么都好不了。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此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都可以解决;中国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多大成就，长远来讲都是靠不住的，迟早必须转换轨道。
玛雅：有人说，印度凭借所谓的“体制演进比较优势”——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发展后劲会更足，将会赶超中国。我觉得这是一叶障目。
王绍光：政体思维和政体决定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似是而非。我在《民主四讲》一书中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政体与经济增长、社会平等、人的幸福感都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没有传说中那种神乎其神的决定性作用。
经常有人说，如果有了自由竞争的选举制度，国家就会变得多好多好。他们只讲这种体制带来比较好的结果的例子，比如西欧、北美。他们忘了，这些国家也正是当年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它们今日的富裕很可能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关。但是被西方政体思维方式忽悠，同样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也是大量的。不管是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社会公平的影响，还是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大量的统计，跨时段、跨国家的研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相关。
玛雅：西方是政体思维方式，中国是什么思维方式?
王绍光：如同我在《理想政治秩序》一书中分析的，中国传统分析政治的方式，从来不讲政体。它不是政体思维，而是政道思维。与西方哲人不同，中国历代的先哲考虑最多的不是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而是政道，英文叫theDaoofgovernance，就是治理的“道”，或政治体制运作的目标与途径。
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后者的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我们把西式政体的视角换为中式政道的视角，那么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评判当代中国的政治，还是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玛雅：中国人形成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政道思维方式，是因为忽视了西方政体的存在及其优长?
王绍光：中国人并非不了解政体思维。中国在1912年就有过这种实验。当时一开放，从政体的角度看，非常像西方。多党制——几百个党，有宪法，有议会，有总统，有选举，也有言论自由。但是1912年-1916年那段时间，中国到底怎么样?尤其后来造成的结果，军阀混战、一盘散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就有政体思维在作祟。梁启超在1916年写道，中国这些年什么都试过，多党、议会、联邦，但都不奏效，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起作用。
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仅仅强调政体的形式是绝对不行的。其实按照真正的政体理论，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是标准的民主制。它们都是混合政体，有大量的非民主因素，这样才能解决实际问题。中国要是用非常简单的政体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把国家带到沟里去了。
玛雅：对于民主的理解，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有何不同?
王绍光：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由竞争性选举产生。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人民的需求。从这个意义说，中国的体制对人民的需求具有回应性，就是政道思维所理解的民主。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竞争性选举重要，还是政府政策具有回应性重要?当然两者都重要。但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切实需求。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讲的“民主”从来都是政道层面上的，因此才会有“民主作风”“这个人比较民主”“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民主”之类的说法。如果从政体思维方式来理解，这些话makenosense(没有道理)，因为跟多党制、竞选没关系。但是从政道的角度来理解，这些makealotofsense(很有道理)。因为只要能让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在施政中得到体现，就是政道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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