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安子杰的研究显示,美国更喜欢通过学术机构、企业和政治精英来影响受援国的决策。在美国基金大量的海外援助项目中,对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非政府组织的援助分别占44.01%、25.38%、16.62%。
在日前举行的某全国性研讨会上,关于美国以基金援助形式向中国学术界渗透价值观的讨论,引起与会学者热议。一位参会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已经很多,情况确实很严重。
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安子杰的研究显示,美国更喜欢通过学术机构、企业和政治精英来影响受援国的决策。在美国基金大量的海外援助项目中,对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非政府组织的援助分别占44.01%、25.38%、16.62%。
谁拿了美国的援助基金?拿基金的人在做什么?美国推行的海外基金援助项目有何意图?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为读者揭开援助基金背后的真实状况。
基金援助配合美国全球战略
20世纪初,美国的一些资本家成立了一大批基金会,致力于美国国内公益事业。二战后,美国不少基金会向海外扩展。这种扩展往往与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相配合,且均有长期为美国意识形态战略服务的明确目标,已形成结构完善、互补性较强的基金体系,并以非常纯熟的技术手段坚持不懈地努力输出其文化和意识形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教授胡文涛介绍称,作为非政府渠道,基金会承担了很多美国政府不便出面的任务。在冷战时期,基金会是“文化冷战”的主要参与者,自觉配合美国政府在世界上大量进行文化资本输出。冷战后,基金会成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文化外交领域,美国基金会具有其他国家基金会不可比拟的影响力。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看到美国基金会在推动双边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以“免费餐”的形式发挥了“及时雨”作用的同时,也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警惕基金会所肩负的基督教宗教使命和美国国家使命。这些使命对合作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渗透力不可低估。
以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为例,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刘国柱的研究,其对外援助领域主要集中在促进受援国的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以及制度建设和教育、文化及宣传建设。在教育、文化和宣传建设方面,刘国柱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支持独立报纸、杂志和其他传媒。二是在学校中开设具有民主导向的课程。三是促进倾向民主的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联合等。
“这种鲜明的倾向性使该基金会的援助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如其工作目标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国家。”刘国柱说。有美国学者谈到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成立观念时,曾明确表示,就是公开做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去做的事情。
北京某著名高校一位教授告诉记者,美国基金会对与中国政府作对的机构或个人比较感兴趣。基金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针对我国高级知识分子,培养知美派、亲美派。学术界部分学者及民间智库接受美国基金会的援助较多。
多位受访者向记者介绍说,确实有不少中国学者接受美国基金的赞助。而高校的一些教师在接受援助后,上课时非常明显的倾向性对学生影响很大,这种情况令学界担心。
“高校中那些标榜自由主义的人往往和美国基金会打得火热。他们呼喊着自由主义、宪政、‘普世价值’观等。这些被称为‘带路党’的人,支持的就是美国的那一套。”沿海某著名高校的一位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拿了钱就得替人喊,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美国基金会的资金去向往往较为隐蔽。刘国柱告诉记者,前几年因研究所需,他到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图书馆查找关于基金去向的资料,但被告知这属于机密,不公开。该基金会亚洲部相关负责人向他解释说,要保护那些受援助的人。
针对中国互联网受众的资金投入也能反映出美国的基金意图。据悉,一些中国网民所用的“翻墙”软件就是由美国基金会投资研发的。美国基金战略也常以慈善形象出现,如国内某著名艾滋病防治组织。另外,一些妇女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也往往受助较多。
对于美国通过基金援助这种“隐形战略”输出价值观的行为,武警指挥学院原副政委王忠兴认为,美国基金会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是毫无疑问的,其对中国学术界的渗透,值得高度警惕。
假“援助”之名推行软霸权
对于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行为,刘国柱表示,“这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
“但美国认为自己是在普及民主,而非干涉别国内政。然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都应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不可能脱离本土历史文化传统。”刘国柱告诉记者,美国的基金战略实质上就是软强权、软干预的文化霸权、意识形态霸权。
西方著名学者奥奴弗和皮内德认为,美国基金会在教育方面的活动,可能已成为传播帝国主义的新形式,其目的是维护或加强国际体系的权力或特权,本质上是维护造就不平等与不公平的社会经济体系。
有学者认为,美国对异己意识形态国家持有天然的厌恶感、排斥感,从未对这些国家进行过理性思考。“最起码,美国主流社会没有对该问题进行过系统研究和思考。”刘国柱如是说。
还有观点认为,这种“隐形战略”通过文化移植,干涉他国内政,其实质是后殖民主义,也称新殖民主义。
“美国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如一些中东国家的格局。但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如何建立一个适合当地的政权。美国在这个领域也从来没有成功过。所以,中东局势至今仍动荡不安。” 刘国柱认为,这说明美国自认为最好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世界上所有国家。
某军事院校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不直接出面,通过基金援助扶持受援国的敌对势力、非政府组织、网络势力等,如支持中国的法轮功、“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使其收益最大化。
对此,王忠兴认为,这明确反映了美国对“恐怖分子”的双重标准——对威胁其本土利益的恐怖分子毫不手软,对中国境内的恐怖分子却提供庇护。“美国宣称自己维持国际公平,其实一切行为都是利己主义。美国的基金援助也是如此。”王忠兴说。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霍淑红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由于基金会是美国文化和思想的集中代表,它们对外援助活动的扩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知识和思想的创造和传播。一些在中国部分行业有影响的人,接受美国基金会资助成长起来后,往往会美化美国,而忽略其负面的东西。名人效应容易误导普通民众,使他们不能全面客观地了解美国,这种影响令人担忧。
在中国的前途将日渐衰退
“敌对势力对中国的企图从来没有放弃过。这值得我们警觉。”上述军事院校学者表示,现代战争不再只是军事战,舆论战、心理战都是敌对势力的战争手段。我们必须重视这些问题,有所因应。
刘国柱认为,中国时下已成为美国基金会关注的重点,但也是难点。在中国进行基金援助之类的“隐蔽战略”越来越难,但他们开始选择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意图曲线实施战略目的。“比如通过东南亚与中国关系较为亲近的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到中国代替他们实施战略,这种手段更为隐蔽。”
“美国的策略不一定是要搞垮中国,但是一定是要搞得中国自顾不暇。”上述沿海某著名高校学者说,比如美国知道支持“疆独”势力等对中国实际意义不大,但这种“吐痰战略”,就是让你恶心。
那么,如何应对美国的基金“隐形战略”?这位沿海某著名高校学者认为,从国家战略上讲,一要建立国外基金援助审查制度;二要深刻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三要为我国优秀人才提供为国家服务的平台,让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上述某军事院校学者则表示,可在采取正面交锋的同时,通过我国外交机构、留学生群体等,展示中国和平道路,作为应对敌对势力的一种途径。
美国某基金会驻华代表处的一位中国雇员认为,过去国内资助学术研究的资金源有限,有时不得不喝“洋奶”。从项目招标到审核过程,都渗透着美国的价值观。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申请项目的学者会迎合基金会的价值观,如此才能拿到基金会的钱。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基金在中国将越来越没有市场。
学者认为,虽然未来美国对中国的基金战略还会继续,但成效将会日渐衰退。中国人民能够明辨是非,美国的很多用心都将充分暴露。此外,改革开放的受益群体正在日渐扩大,境外势力以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矛盾攻击中国国家体制等隐形战略在中国会越来越没有群众基础。
链接: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部分资助情况
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为支持委内瑞拉国内反对力量提供的经费:
1999年拨款25.78万美元,居拉美国家榜首;
2000年升至87.74万美元;
2001年拨款达到100万美元。
2007年,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相关援助经费支出:
资助中国境外反对派组织的经费为611.0486万美元;
资助朝鲜境外反对派组织的经费为151.878万美元;
资助古巴境外反对派组织的经费为111.6172万美元。
2007年,受资助数额较大的中国境外反对派组织分别为:
中国人权组织:43万美元;
劳改研究基金会:28万美元;
中国21世纪基金会维吾尔美国协会:24万美元;
世界维吾尔大会:13.6万美元。
——摘编自刘国柱《全国民主基金会与美国民主援助》,《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美国慈善基金会服务于美国政府
二战结束后,一些二战期间在政府机构工作过并有管理经验的人成为美国慈善基金会董事会的领导人和主要成员。福特基金会首任会长保罗·霍夫曼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迪安·腊斯克曾对美国政府承诺,为美国在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服务,让国际慈善事业成为显示美国政策优越性的工具。
美国基金会和政府经常交叉。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积极参与战后美国的欧洲重建计划;福特基金会参与美国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控制权的斗争,将其海外项目集中在中东和东南亚,直接或间接推进美国国家利益。
20世纪90年代,慈善基金会在苏联、东欧地区活动的动机就是让共产主义彻底崩溃。
——摘编自霍淑红《20世纪以来美国慈善基金会对外援助的特征与动因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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