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实践中,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成熟而有效的意识形态掌控及外攻措施。它们在保证其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基础上,意识形态外攻达到甚至超出了预期的目的。
一、通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加强对知识文化界的思想政治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外施加文化影响和从事文化渗透。近年来,越来越重视以各种基金会、研究机构等名义举办名目繁多的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各种“国际访问学者计划”、“培训中心”、“文化和学术交流中心”等成为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的主要载体。从历史上看,美国往往有目的、有计划地把文化权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加以使用,并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去实现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1]向意识形态对立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频繁地发出邀请,以期通过所谓的学术交流达到影响知识分子思想进而影响其社会舆论的政治目的。归纳其途径有以下几种:
(一)利用“研究中心”及各种基金组织,以国际交流合作等方式召开各种学术研讨会、国际会议以及其他文化交流活动的机会,展示西方的思想文化,同时也直接支持对象国家反对派的反政府活动。
目前,西方国家有几百个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如美国的斯拉夫促进协会、世界资源研究所、政治现代化协会、美国知识协会理事会、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经济发展委员会、兰德公司、和平研究所、东西方研究中心、保护人权协会、国际科学研究和交流理事会等,基金会如美国亚洲基金会、美洲研究基金、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高等院校研究所如哈佛大学俄罗斯东欧中心、耶鲁大学国际和地区研究中心等。其中一大部分学术中心和团体的主要赞助者是美国国会、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海军学院等政府部门,少部分为个人出资建立。
美国亚洲基金会、美洲研究基金等机构经常针对各国优秀大学生等精英群体举办各种各样的多边论坛、研讨会等活动。福特基金会在中国曾资助过“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中国非政府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国际研讨会(2006年)等国际学术会议。而哈佛-燕京学社(实际上是基金会)的受资助者则多是学术界的带头人,其资助项目包括访问学人、博士奖学金、博士培训以及资助书刊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从1954年开始,在中国以外的东亚地区已资助过700多位,在中国大陆也有几百位了。”[2]目前该学社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共有50所合作院校。在中国的合作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等。
在原苏东地区的政变过程中,通过这种国际交流项目建立起的青年反对派组织网络发挥了经验分享、国际声援等重要作用。在“颜色革命”中,这种支持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西方国家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和讲座,提高当地反政府青年组织和青年对抗政府的实战技巧。如索罗斯基金会、美国民主基金会、国际共和党研究所等。在原苏东各国甚至中亚、拉美、东南亚都设有办事处或分支机构,经常性地选派工作人员或来自美国的所谓选举、司法、人权专家定期与美国外交使团联合或单独地为青年组织举办讲座。索罗斯的基金会为格鲁吉亚反对派的“克马拉”培训人员,有时反政府青年组织代表还到国外参加培训性质的讲习班。2003年,美国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办讲习班,格鲁吉亚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应邀前往接受有关进行塞尔维亚式“温和革命”的培训。几个月后,萨氏便在格鲁吉亚成功发动“玫瑰革命”,随之登上了总统宝座,而“索罗斯基金会”驻格分支机构就是卡什维利2003年发动“玫瑰革命”的“小金库”;政府中1/5的部长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从总统到街头交警,每月的工资都有一部分是索罗斯提供的“补贴”。2004年秋,美派遣1000余人分赴乌克兰14个州,为“橙色革命”及时培养、输送了大批骨干。[3]而在乌克兰政权变更前的两年时间里,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民间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超过6500万美元的政治资金,以培养当地的青年活动积极分子,支持独立媒体,资助选举监督和组织民意调查等。
从1990年到2004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设立了25个分支,共投入8200万美元,资助反对派组织。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就是”索罗斯基金会“下属”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董事会的成员。“索罗斯基金会”在俄罗斯有专项计划——大规模地向俄地方媒体渗透,企图以此影响当地精英,试图煽动地方分裂主义倾向。同时,基金会还向一些大学提供研究资金。如莫斯科一些大学的课程表上,就增加了不少传授西方价值观的课程。在乌兹别克斯坦,“索罗斯基金会”投入了2200多万美元,用于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据报道,2006年6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悄然进入中国,出现在中国一家民间组织的资金捐赠者名单上,捐资金额约为200万元人民币。[4]
(二)直接资助对象国研究团体或个人承担旨在宣传西方自由、民主、人权观念的科研课题,以扩大西方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力,增强渗透力。
2001年,福特国际奖学金项目在全球近22个发展中国家实施,总投资为3.75亿美元,在中国主要面向那些属于或代表缺乏深造机会的人群,例如:贫困人群、少数民族、妇女及残疾人。目前共有231名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申请人入选。如资助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刑事诉讼配套措施和保障机制”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的“加快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步伐的实验研究”、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现代化与中国妇女地位变迁研究”、上海社科院的“中国离婚研究”(1950-2000年)、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中国西部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调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听证制度研究”等,这些研究项目多数属于边缘课题或敏感课题,可见其鲜明的目的性。
在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美国通过建立大学、设立奖学金等途径,扩大与独联体国家的人文交流,在青年人中培养西方的价值观;在独联体国家积极活动的国家民主研究所(美国民主党资助)、国际共和研究所(美国共和党资助)、自由之家、索罗斯基金会、欧亚基金会、国际新闻网等机构密切合作,帮助独联体国家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从事各种反政府、反总统、反对亲总统政治派别的活动。美国甚至出资帮助建立独立的新闻媒体和出版印刷机构,传播领导人及其家族腐败的各种丑闻。1993-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参加赴美国交流计划的有2700人。[5]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渗透中,这些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机构不可避免地都带有西方色彩。
(三)通过学者互访和讲学以及高等教育跨国交流等形式,如交换留学生、互派访问学者、基金学者等,从事各种研究,以求为政治上的多党制、多元化、自由化和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方面施加影响。
教育交流尤其是交换留学生计划,是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核心部分。美国国务院甚至认为:“交换留学生的计划，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工具之一。”[6]冷战期间,美国最重要的规模最大的对外交流计划是富布赖特计划。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由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提出的《富布赖特法案》,其中心内容是“可将在国外出售战时剩余物资所得到的非美元货币用于教育目的”,并允许“奖学金的重点应放在青年身上、重要用于人文学科方面”;同意美国教育基金会提出的“外国留学生在美国机构学习时,应加深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为目的的建议,同时指出,这种学习应从属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总目的”。[6]冷战后期,富布赖特计划逐渐对亚洲国家倾斜,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纷纷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赴美国学习。50多年来,有255000人参加了该计划,其中96400来自美国,其他国家158600人。[7]2000和2001年度,美国政府对富布赖特项目的拨款均为1.12亿美元,2003年度拨款1.229亿美元,并专门拨款用于对越南的富布赖特学术交流项目,另有拨款资助对俄罗斯交流项目(埃德蒙·马斯基奖学金)等,旨在通过更为广阔的学术交流项目影响和改造这些共产主义实体。除此之外,美国新闻署的国际访问者项目每年使5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从业者赴美国与同行业人员之间进行交流。其真正的目的,是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文化渗透。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还拨款资助西藏流亡分子前往美国作“访问学者”或“读书”,学成后送回印度和尼泊尔“开展工作”。
美国还开展“和平志愿者项目”等对外援助活动。美国把本国教师、传教士、医生派遣到海外从事志愿工作,向海外赠送图书、杂志、画册、录像带或幻灯片等。这些志愿活动既含有西方文明中的”慈善”成分,也带有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一个现实的结果是,通过这类文化援助,美国的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被传播到海外。从某种意义上讲,富布赖特学术交流项目、新的和平志愿者项目等是美国“促使非民主化国家”发展变化的重要手段。
学术交流活动也是美国施加意识形态影响的重要手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各种学术中心和团体与苏联的各级官员、媒体负责人和学术界重要人物往来频繁,提供去西方访问、讲学的经费。这些学术中心和团体还积极到苏联境内活动,以讨论、讲学之名传播西方观点。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高校交流途径出国的青年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越来越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受到美国邀请,并获得资助去美国进修、参观访问和学习,美国的目的也是使其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西方式熏陶,潜移默化地培养来访者的美式价值观。一些西方社会理论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经济自由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由于这些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对人类政治经济发展中的某些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因而在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在全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通过培植、扶持和豢养对象国“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达到意识形态外攻和颠覆对象国政权的目的
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兴起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参加者多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政治民主化”、实行“多党制”,为反对苏联政权进行着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准备。[8]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持不同政见者”一夜之间从“反社会主义分子”变成了“改革”的先驱。到1987年中期,“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开始公开出版。在1988年5月底6月初,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苏联并公开接见了“持不同政见者”,使其备受鼓舞,随后里根在莫斯科大学的讲话更是“鼓舞了全苏的改革者”,[9]更加坚定了“持不同政见者“公开反苏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成为苏联改革失控的重要因素。如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1989年6月9日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一条建议就是“宪法第九条作废”,即取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在后期的改革中,“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戈尔巴乔夫,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民族关系等方面都与其不谋而合,如实行人权、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推进国家民主化,以及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展开合作的思想等。[10]“持不同政见者”的作用与影响力在苏联后期及其整个解体过程中得到证明。
在所谓的台湾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上,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遏制、阻挠,甚至是颠覆。尤其是西藏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开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务。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在藏族人中召募特工人员,在台湾训练,回到西藏后制造恐怖和麻烦。1979年9月,十四世达赖喇嘛自出逃印度后首次获准访问美国。从此,达赖喇嘛把美国作为主要活动场所,传教、演讲、会见政府官员,游说“西藏独立”,期望在美国的帮助下恢复逝去的“喇嘛王国”。[11]美国政府多次以西藏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1987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修正案》。同年12月15日和16日,此案经增修后,再次交参众两院正式讨论并分别通过,附在《1988-1989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后面,22日由里根总统签署。随后,其他西方国家议会也纷纷效仿,通过干涉中国西藏事务、指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支持达赖喇嘛的议案。[12]此后,西方国家相继创办藏语广播频率,集中力量对西藏自治区进行广播宣传,其中尤以“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电台”最为猖獗。
1989年10月,西方国家把当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分裂中国的政治流亡者达赖喇嘛,肯定并支持他分裂祖国的行动。1998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一批冷战时期的档案,其中中情局“西藏计划”的一份备忘录称:“支持在尼泊尔的2100名西藏游击队50万美元;给达赖喇嘛的津贴8万美元。”该文件接着罗列了其他费用,最后说:“合计173.5万美元。”后来的一份文件表明,此类年度开支持续到1968年为止,此后又采用了其他更灵活的方式支持达赖集团。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开始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对达赖集团进行经济支持。根据NED自身公布的数据,2002年-2006年,NED向达赖集团提供了135.77万美元的专项资金援助,其中2006年,向达赖集团“西藏妇女协会”、“九·十·三运动”等组织提供了8.5万美元资金。2008年2月27日(即拉萨骚乱发生前半个月),达赖集团的“九·十·三运动”还向NED紧急申请资金,以作为“活动家们应对危险时期的资金”。此外,近年来美国国会批准每年向在印度的“西藏流亡者”提供约200万美元经费,国会还敦促政府再提供200万美元以支持这些人的所谓“民主活动”。[13]
从香港、马尼拉到汉城的半月形地带,约有30个广播电台针对中国大陆宣讲宗教节目。这些媒体宣扬“美国富强因为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超越国家、民族界限”,全世界都要接受上帝的福音;歪曲中国宗教状况;攻击中国政府“迫害宗教”;鼓动信徒对抗国家政策法令。在拉萨“3·14”事件发生前,“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藏语广播的时间增加到每天8小时,“美国之音”则增加到4小时。从3月18日起,这两个频道每天又增加了两个小时的广播时间,并捏造了3月14日“八角街到处都是示威者的尸体”的新闻,利用暗语传达境外的指示、通报境内的相关动态,不断地把达赖喇嘛的煽动性言论传递到藏区。“西藏问题”具有明显的“反共反华”冷战烙印,也进一步印证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渗透活动就是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本质。[14]
除宗教问题外,美国还大力扶持所谓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即在1989年大力倡导并推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刘宾雁、魏京生、方励之、王丹、胡平、严家其、刘晓波等人被其捧为“民主斗士”、人权运动的”领袖”和”政治精英”,美国给他们提供资金援助,并掩护其逃往国外。1989年10月,美国肯尼迪纪念基金会还公然宣布授予方励之“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在东欧剧变中,波兰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和教会势力的支持下,多次组织罢工,并争取到合法地位,在大选中击败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从而成功颠覆了共产党政权。
三、注重利用突发事件、特殊时机、特殊人物或对象国问题等进行意识形态外攻
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形态外攻中,一方面继续利用传统手段,一方面还特别注重利用对象国发生突发事件、特殊时机以及国内危机四伏、弊端暴露的时刻实施攻击渗透。近年来,美国大肆利用“法轮功”非法组织、“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党内腐败”等事件,利用台湾大选、中国加入WTO、“八九政治风波十周年”等时机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丑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并把“妖魔化的中国”形象渗透给西方国家的民众,把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渗透给中国人民,从而希望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政治目的。
如在对2003年3月中国“非典之战”的报道中,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美联社等几乎完全忽略中国在控制疫情过程中的努力,而大肆攻击中国。《华尔街日报》刊登社论认为中国的“非典之战”不透明,并建议其他国家应取消通往中国的航班。《纽约时报》社论称,“专制政府通常被认为是饥荒的主要肇因之一”,而非典型性肺炎的蔓延正显示了“极权对于健康也是威胁”。加拿大一家全国性大报甚至评论说,“中国输掉了世界”,[15]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充分暴露出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在描画中国形象时依旧残留的冷战思维。
在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的关键时刻,意识形态西方化的所在国媒体也充分体现了“美国意识”,其“攻效”极其显著。在东欧剧变初期,美国媒体大肆攻击匈牙利的卡达尔、东德的昂纳克、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等共产党领导人,煽动动乱。当这些国家进入选举的关键时刻,美国媒体又开足马力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造势,为其”合法”上台鸣锣开道。在南、格、乌、吉等国的“革命”中,美国媒体口径一致,异口同声地指责这些国家的当权派“选举舞弊”、“违反民主”,为反对派翻盘制造“法理依据”和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16]2005年2月,就在吉尔吉斯议会选举进行前,《MSN》刊载了一幅修建中的阿卡耶夫总统“豪宅”照片,激起了民众对阿卡耶夫政府的强烈不满。此后,该报还不断刊登所谓“民调”,继续火上浇油,反对派领导人还成卡车地把此报在全国范围内免费分发。“革命”开始后,该报的日印刷量居然达到了20万份,而吉尔吉斯斯坦人口还不到500万。
在对象国进行大选的关键时刻,西方媒体总要自告奋勇地在当地进行所谓的“民意调查”,直接干预选举,并组织指挥“革命”。这种“民调”带有明显倾向性,往往能起到先声夺人甚至一锤定音的作用。在2000年南斯拉夫大选之前,西方媒体抢先公布“民意调查”结果:科什图尼察将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等于先来一个下马威:假如计票结果和这些民意调查不一样,那就一定有问题!2004年10月,在乌克兰总统大选过程,第五频道频频报道说政府在选举中舞弊,并组织所谓“独立民调”;选举结果尚未揭晓,该台便抢先宣布反对派已经获胜。当国家广电委员会决定撤销该台播出执照时,第五频道立即报道了这一信息,迅即引发了绝食抗议,成为“革命的导火索”。这些反对派媒体不仅动员民众上街,还及时报道游行的时间和地点,为反对派在各地的分支提供行动信息。当格鲁吉亚“玫瑰革命”进入最后时刻,受西方资助的“鲁斯塔维-20”电视台对谢瓦尔德纳泽政府遭受围攻的场景进行现场直播,并操纵事态发展。1988年6月,拉脱维亚非政府组织“赫尔辛基-86”为纪念1941年被逐的拉脱维亚人,计划举行5000人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拉脱维亚自身媒体很不发达,但设在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对此积极进行报道。其中“美国之音”在10天前就反复广播示威活动举行的确切时间和地点。
意识形态“外攻”之借助媒体,如果占领了一国的舆论宣传阵地,在颠覆政权中则可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而如果对象国的执政党让出舆论阵地,舆论一旦失控,则意味着政治惨败已经开始。在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过程中,美国不惜斥巨资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创办报纸、电台、电视台,让其近距离反复宣传鼓动民众反对政府,组织发动“街头政治”,通过直接输出意识形态,达到了“革命”的目的。
考察过去10余年来,国际性英语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正面报道不断减少;大量充斥媒体版面和屏幕的是对中国充满歪曲甚至敌视的宣传。从“银河号”事件到所谓的“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及零部件”的报道,美国媒体一方面企图把中国描绘成地区局势稳定的破坏者,以此达到在美国内外抹黑中国形象并且挑拨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目的;另一方面横加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断挑动对中国的敌视情绪。[17]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1994年“银河号”事件、1995年吴宏达事件、1996年上海孤儿院案件、亚特兰大奥运会NBC播音员攻击中国体育代表团事件、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李文和案、“法轮功”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及一直被炒作的台湾问题和中国“威胁论”,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偏见。[18]种种事实表明,在今天的美国媒体等西方媒体中,中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复杂的、动荡的、不稳定的和带有强烈扩张意识的大国,是一个时刻都要提防和遏制的假想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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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外攻措施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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