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将文化渗透的重点目标转向了中国。他们利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故意渲染夸大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曲折，激化国内矛盾，分化民众对我们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它们利用高校的各种学生社团组织，传播西方价值观，在高校建立研究机构来传播西方的思想文化，还有计划地每年在我党政机关、经济、文教、宣传部门邀请一些“对国家决策有影响力或有潜在影响力的人士”访问或考察，企图“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
一、对外宣传成为主要的渗透渠道
美国著名的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认为:“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1](P5)这种形式的宣传大都采取潜移默化的形式，实质上就是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传播相关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宣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最终改变人的理想信念，从而彻底从精神上对人进行“洗脑”，以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为达此目的，美国一直在用文化渗透这只“看不见的手”伸向它要伸到的地方。
二战至今，美国的国际新闻机构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美国合并有关机构，成立了国际文化交流署。该署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持，其每年的经费均保持在一亿美元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美国文化渗透的持续性，同时也使美国新闻机构能够大规模网络大量国际化人才。
中央情报局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冷战设计者之一的乔治·坎南曾在一次名为“必要的谎言是美国战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演讲中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这个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2](P115～116)美国《国务新人》杂志的编辑桑德斯在其《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一书中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基本职能不仅是搜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实际上还是美国的隐形“宣传部”，目的是有计划地运用文化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的方式来传播美国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美国目标的实现，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美国把这种“文化包装”下的宣传和心理战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并且做得相当隐蔽。[1](P13)
美国历届政府和国会都很重视对外宣传。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提出要加紧“美国之音”的广播。他认为，电台广播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20世纪80年代，里根更加确切地提出美国将加倍努力促进国际民主势力的发展，为此就必须“加强美国之音”。他要求美国之音要发挥“破城槌”的作用，同时承诺他将像肯尼迪总统重视太空计划那样重视“美国之音”的发展。1993年6月15日，克林顿宣布“对外广播计划”，提出建立“自由亚洲电台”，就是要向所有中国人民提供所谓独立的、不受控制的新闻来源。1994年1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设立“自由亚洲电台”的议案。5月31日，克林顿在美国《洛杉矶报》上发表了文章，提出将把自由的消息告诉中国人民，将搞“自由亚洲电台”，增加“美国之音”对中国的广播，并创办每周一次的“美国之音”这个电视节目。1999年8月，克林顿亲自批准成立一个“国际公共新闻小组”，用来专门协调外交、情报安全等多个政府部门，控制所有的政府新闻在海外的传播。小布什同样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成立了美国国土安全文化局。2002年7月22日，布什在国家艺术画廊的演讲中介绍了刚刚成立的美国国土安全文化局的战略目的，其中之一就是利用文化产生的广泛影响和力量，向国内外的人们宣传美国是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该局总干事卡罗林·帕克·梅耶斯认为，国家安全正在不断变化，令人难以置信地与生活中的许多方面纠缠在一起。20世纪，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一直是国家最大的财富，并向全球扩展。21世纪，战争的得失成败将主要取决于人们的心灵和头脑———不论美国国内还是国外，取决于能否赢得人们的心灵和头脑。[3](P107～108)2007年1月，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向国会提交了新版《全球在线自由法案》。该法案首次寻求操控美国网络公司如何与外国政府打交道。这实际上就是企图通过互联网颠覆中国的阴谋。可以说，利用对外宣传这把“破城槌”，企图打开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门，以希有可能融化社会主义中国，从而建立一个以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世界，这是美国一贯的政策。
我国的一些媒体和人员常常不加辨别地采用“直译”的方式宣传美国的新闻，无形中成了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某些媒体就这样被人家(美国)当枪使了，可自己还沉浸在所谓的国际眼光中洋洋得意。
二、综合运用传媒技术成为渗透的重要手段
数字、网络、信息以及智能化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很多发达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迅速采用先进的传播技术，不断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以保持和提高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垄断地位。有资料表明，全世界的卫星电视节目中，一半以上来自美国。西方三大新闻社控制了国际新闻的70%以上。同时，根据不同传播环境和受众变化的实际情况，西方传播机构还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传播手段，形成了广播、电视、网络三位一体的渗透网。
如对我国电视不普及的地区仍保持短波为主的渗透。而对我国比较发达的地区，则以中波、调频台和网络传播协同进行。随着网络的普及，利用网络传播的力度逐渐加大。1989年到1997年间，“美国之音”对华广播从普通话、广东话两种语言逐步增加到5种，广播时间也由每天9小时增至14小时。1994年，“美国之音”开始在互联网上广播。1997年10月，“美国之音”中文网站开始利用电子邮件发送广播稿件。到1998年初，“美国之音”的上网语言广播节目已达23种。另据《纽约时报》披露，自2001年起，“美国之音”所属的美国国际广播局已开始资助建立一个以美国为基地的电脑网络，以“帮助”中国网民浏览美国网站。
三、文化经济逐步成为渗透的重要载体
冷战结束后，美国宣称要“继续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建立世界秩序”，“冷战后的外交政策要反映美国历史性的民主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4](P107)为实现这一目标，文化渗透仍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资料显示，冷战结束后，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既不是其高新技术产品，也不是军火，而是流行文化。文化产品每年的出口额为六百多亿美元，超过航空航天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全球化一度几乎变成以美国为标准的“单维度的进步秩序”，美国几乎成为唯一的参考坐标，与世界接轨也主要是以美国为取向。正如第一次海湾战争一样，全世界只能跟着CNN的镜头转。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西方文化经济抢占我文化市场、挤压我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对国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995—2001年，我国共进口美国大片134部，而美国几乎没有进口一部中国影片在其主流影院放映，我国每年进口音像制品的版税高达10亿人民币，而出口额还不到1亿人民币。多年来我国的图书音像制品的进出口比例为10∶1。可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文化领域，我国的文化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文化竞争优势，文化产品进出口存在严重的逆差，文化产品出口的比例确实还很低。几年前，在山东某大学的一次大学生电影节上，“美国大片系列”受到广大大学生的热烈追捧。有的学生认为美国电影的视觉冲击力强，制作精美，特别是美国电影中所谓的“美国精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如《拯救大兵瑞恩》，这么多人出生入死，目的只是救一个人，以安慰一个伤心的母亲。有的学生认为影片表现的是国家关心个人，使个人更加英勇为国家战斗。当问及美国电影是否存在“文化渗透”的负面作用时，有些学生，认为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辐射，传播它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很“正常”。有的大学生认为美国文化经济的背后肯定存在意识形态渗透，但大多是附在经济利益上的，是无意识的渗透。这一结果不得不让人感到西方文化渗透之深、之隐蔽。而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一度在我国内掀起阵阵波澜，主张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的全盘西化思想一度在社会上甚至在党内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
四、非政府组织渗透作用更趋明显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NGO)的兴起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一些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以各种名义发挥“西方价值观的传播渠道”作用，对我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一定危害。
非政府组织的渗透活动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几年前在独联体一些国家相继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中，非政府组织都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事实上，从委内瑞拉的反查韦斯运动到缅甸的“袈裟革命”，以至非洲许多国家政局的动荡，处处能看到西方支持下的NGO频繁活动的影子。东欧剧变后，美国中情局人员道格拉斯·J·麦凯琴写的《波兰危机背后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书中，详细描写了美国人如何运用非政府组织(主要是波兰的“团结工会”)进行文化渗透，暗中支持反对派，参与选举等非传统手段，先把波兰搞垮进而使整个东欧和苏联分化瓦解的过程。据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曾乐观地认为，赤色中国的变质为时不远。
从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渗透活动来看，其主要手段有:
1.潜移默化地培养民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培养和煽动大众“民权意识”
西方非政府组织有针对性地组织内容不同的培训班、研讨会，培训非暴力政治斗争特别是选举策略和技巧，广泛联络反政府力量。他们特别注重对拥有很高政治热情的年轻人进行“民主塑造”，通过资助其到西方学习、进修等方式，培养西方情结，使之成为亲西方的新时代政治精英。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在俄长期选拔和资助“有能力的年轻人”参与反政府的“青年人权运动”。
2.利用维权和腐败等问题对政府进行攻击甚至妖魔化、丑化政府形象，并极力支持反对派
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出资在莫斯科大学开设与政府腐败作斗争的课程，资助历史纪念馆展出反对专制和集权统治的宣传材料，强化民众对现政府的不满。西方非政府组织还积极吸收当地政府官员和学者参加培训，美国的“民主改革基金会”为白俄罗斯地方官员举办了系列讲座，该基金会还计划开设“社会教育”学校，以培养年轻人的民主意识。
3.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益”为名，培植民众利益代言人
扶助中小企业发展，设立“中小企业贷款项目”，培养“中产阶级”，打造社会改革的中坚力量。通过地方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并敦促地方政府改革各种体制，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条件。1995年—2004年，美“欧亚基金会”向三百多家中小企业发放贷款近1200万美元，鼓励他们研究当地政治、经济政策并向政府提出改革建议。
4.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从政治治理薄弱而社会需求强烈的环节(维权、扶贫、教育和医疗和环保等)入手，“收买”中下层民众的人心
索罗斯基金会在独联体重点搞改善公共医疗条件、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等“公益性活动”，并资助建立公共图书馆、为各地学校提供上网设备、资助举办各种实地考察和研讨会、帮助高危人群预防艾滋病等。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在哈萨克斯坦资助“国际人权与法制署”，为民众提供法律援助，并为法学专业大学生提供人权立法和从事人权工作的相关培训，通过感情联络、灌输“民主价值观”。
5.渗透的重点对象瞄准了社会精英阶层和青少年群体
一是资助青年组织。2000年，“欧亚基金会”开始在独联体国家实施“支持和发展青年独立组织计划”。美通过向非政府组织“公民论坛”提供资金，开展“以教育推动民主”的计划，向青少年灌输民主思想。此外，还在大学生中成立信息俱乐部，举办各种针对青年人的讲座及座谈。二是组织青年人出国留学。颜色革命前，美国的“教育和语言研究合作委员会”在独联体国家非常活跃，如组织一些社团领袖赴美学习、参观，还增加了独联体国家各大高校赴美留学生的接收名额。该委员会副主席米勒讲，该委员会还对独联体国家青年人的心态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向其宣传美非政府组织实施的计划，以扩大与独联体有关青年人的合作。三是扶持青年组织扩大对外交流。“欧亚基金会”曾成立于一个名为“林地”的联合组织，该组织纠合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12个社会团体。1999年3月，“欧亚基金会”向“公民论坛”拨付美元，用于该组织加强与乌克兰青年社团的合作。
五、宗教常是文化渗透的开路先锋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西方宗教组织制定了周密的渗透“路线图”，加大了对我宗教渗透的力度。他们认为:目前的形势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非常有利。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正处在一个“缺乏方向感、焦灼和迷茫的时刻”，传统早已消解或混乱，迫切需要一个精神层面的“新路线图”。
这个“新路线图”有三个特征:一是渗透的对象十分广泛，包含学者、艺术家、学生、企业家、小商贩、官员、农民、出租车司机和无职业者等。二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从中国政权相对薄弱的农村做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认为在中国农村发展家庭教会，具有“成为暴乱核心的潜力”，因为相当多的中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并未接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天主教徒“普遍存在反现代的心态”，这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家庭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三是优先发展地下“家庭教会”。他们认为，虽然家庭教会的规模比较小，但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强，家庭成员在思想上、信仰上容易交流、沟通，容易接受基督教教义，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传教，便于隐蔽，不易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家庭宗教”将引导中国“基督教化”的发展方向。虽然中国的这些“神甫大叔”或“神甫姑姑”，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神甫”———他们或许永远也不会是，但他们将“成为中国实现基督教化转变中的英雄。”
境外宗教组织渗透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传教的范围和规模日益扩大，已从沿海地区扩大到内地，特别是韩国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教活动扩展很快。二是信徒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信徒群众中，男性成员比例逐年增长，青壮年人数增多，高级知识分子、在校学生以及教师、医生等社会职业人数均呈增长趋势，全家信徒的情况比较普遍，信徒结构趋向年轻化、知识化、职业化和家庭化。三是渗透活动呈现组织化和有预谋性。境外宗教组织私设非法活动点，集渗透活动基地、各地宗教信徒联络点、神职人员接待站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四是渗透途径多样化。由于非法传教在我国是不允许的，其活动常常遭到抵制或打击，境外非法宗教组织便提出了“先生存后发展”的策略，主动同中国宗教团体建立友好关系，谋求在我境内的合法身份和发展空间。五是有的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政治渗透活动，企图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我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六是有的传教活动打着“文化使者”招牌，企图控制我宗教团体，干涉我宗教事务，在我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发展教徒，借助于传教，寻找对我渗透的新突破。七是一些洋邪教打着宗教旗号，从事邪教活动。如美国的“耶和华的见证人”和“摩门教”、韩国的“统一教”、法国的“太阳圣殿教”等。
〔参考文献〕
[1]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2]夏鸣远.浅谈高校如何积极应对西方文化渗透[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7，32(3).
[3]张玉国.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M].深圳: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4]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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