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逐渐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后来,随着世界局势的缓和,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如何抵御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一、“和平演变”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既定战略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西方敌对势力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遏制战略的过程中,主要是采取军事手段为主的“冷战政策”,其特点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着重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甚至实行武装侵略等。但是,美国在推行军事遏制、核威慑战略的同时,也开始酝酿、构思和实施“和平演变”战略。
其实,“和平演变”战略与“遏制战略”一样,都是为了反对和最终消灭无产阶级政权。同遏制政策相反,“和平演变”战略是企图通过各种形式的接触,来传播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以达到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目的。遏制政策的始作俑者,美国政治学家乔治·凯南提出:“遏制和解放只是一个铜钱的两面,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的两个部分。”[1](P41)他告诫美国统治集团对苏联不能心急,不要急于求成,要有长期作战的眼光,就是希望通过长期的遏制来促进苏联内部发生演变,首先从政权和政策上发生变化,最后导致所有制发生变化,从而复辟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凯南的这些思想具有了“和平演变”思想的初步内容。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断胜利,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彻底失败,即将失去在东亚的影响力。1949年8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以及他本人于同年7月致杜鲁门总统的信,提出要通过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来搞和平演变的战略。艾奇逊说:“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制度,我认为我们应该鼓励现在或将来能够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很明显,艾奇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革命斗争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称为外来的制度,是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的列宁强加给中国的。因此,这些反对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面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不断壮大,军事遏制逐渐失效的情况,美国更加关注用和平的办法来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杜勒斯把共产主义描绘成专制主义和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者。1953年1月,他在国会作证时首次提出“解放”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初步表达了“和平演变”的思想。他认为:“解放并不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2]“只有不断保持着解放的希望,只有利用一切的机会,我们才能够终止这个笼罩着全世界的可怖的威胁,这个威胁强迫我们去作如此可怕的牺牲,使我们对未来存有那么大的恐惧。”“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3]1957年1月,他在《为战争或和平》一书新版的序言中大肆侮蔑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者”。在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问题上,他提出要对中国进行“相当时期的考验”。虽然他也承认:“到现在为止,这个考验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政权有维护自己统治的能力”[4](P275),但还是以各种借口来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1958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所谓不承认中国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称:“美国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是永久的,它有朝一日总会消失的。它想通过不给北平外交上承认的作法,来加速这种消失的过程。”[4](P403)这样,从新中国成立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接触”和“遏制”的两手,企图扼杀共产主义政权。这个战略后来成为美国对付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战略。
真正把和平演变付诸实施的是从美国总统肯尼迪开始的。肯尼迪适应美国实力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变化,逐渐重视以缓和来促演变。他总结前任推行和平演变的经验教训,批评杜勒斯的“解放战略”只是停留在“空话和幻想”,在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中没有表现出“解放”东欧的能力,主张要制订具体的计划和措施,加紧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促使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和平演变。1959年10月17日,他在维斯康星州的演说中以波兰为例说:“如果真正能争取进一步解冻,苏美关系得到改善,那么波兰的这种有限的自由就大有继续维持或扩大的可能。”[5](P14)在肯尼迪任总统期间,美国加强了与第三世界的联系,企图在第三世界中用各种经济援助等手段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局势逐渐趋于缓和。由于第三世界的兴起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节节失利,加上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美国的霸权地位逐渐衰落,把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逐渐从以“遏制”为主转向以“和平演变”为主。尼克松当选总统以后,提出要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将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推行的灵活反应战略和逐步收缩战略改为现实威慑与谈判缓和战略,收缩海外兵力,改变美国大包大揽的局面,以谋求大国均势,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话与缓和政策,以缓和代替冷战,在缓和的气氛中推行和平演变。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主义。1972年5月,尼克松在基辛格的陪同下访问苏联,这是二战后美国总统首次访苏。双方签署了《苏美相互关系原则》等9个文件,这些文件确认了“和平共处”、“缓和”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同时,为了缓和东西方关系,尼克松还大力支持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以缓和求演变,企图打开东欧的大门。为了推行缓和、争夺、演变的政策,尼克松政府决定召开由北约、华约和欧洲其他国家参与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美国把“人员自由往来,思想自由交流”当作欧安会的核心,强调人权与合作,提出如果要西方承认战后欧洲边界现状,苏联必须在人道主义与合作,以及东西方人员交流上做出让步。同时,中美之间经过多次较量,尼克松1972年实现访华,中美经过21年的隔阂后重新开始了经济文化上的交流。
1977年吉米·卡特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上任伊始就提出要用人权外交代替尼克松的现实外交。“由于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能永远对其他地方自由的命运漠然置之。我们的道义感决定了我们明白无误地偏向于那些和我们一样坚持尊重个人人权的社会。”[1](P93)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卡特以“人权总统”自居,与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一道竭力强调“人权外交”,希冀回归美国外交中的所谓理想主义,扫除因霸权衰落而带来的悲观主义情绪,增强美国在全球意识形态中的地位。
里根任美国总统时期,企图重振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推翻亲苏政权。他在主张把苏联势力推回到苏联本土去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政策,这样,和平演变战略成为新遏制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1982年6月8日,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了一篇被说成是“代表美国对外政策总目标”的讲话,正式吹响了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政治攻势”的进军号。在讲话中,里根指责苏联是剥夺本国公民自由与尊严、违反历史潮流的集权主义国家,叫嚷自由民主事业在向前挺进的途中将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美国要举国致力于援助民主事业的发展;他进而提出在当前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导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美国要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传播,来影响苏联和东欧人民[1](P110)。与此同时,西方政要也看到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逐渐走向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时机已经来临,纷纷发表言论,支持里根的对外政策。
尼克松在《领导者》(1982)和《真正的和平》(1984)两书中,都提出“共产主义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是“可以加速这一变化”的;“光是苏联在思想之战中败北是不够的,西方必须发动一场攻势来打赢这场战争。”所以,里根在执政期间对中国的政策逐渐转向经济方面,通过发展中美正常关系加紧对中国的渗透,试图利用贷款和技术转让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不断下降,美苏关系出现了新的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但是,苏联的改革遇到了重重困难,美国总统乔治·布什1989年5月12日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发表演讲,正式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构想。他提出:“我们现在正接近于战后两种观念(即暴政与冲突和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历史性较量的尾声。我的政府刚刚完成的对美苏关系的回顾,概要地提出了一条解决这场较量的新道路。”“现在是超越遏制阶段,走向制定一项90年代的新政策的时候了。这项政策将考虑到全世界及苏联自身在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变化。”[6](P7-8)“总而言之,美国现在的目标远不仅仅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我们所谋求的是苏联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说到底,我们的目标是欢迎苏联回到世界秩序中来。”[6](P29-30)
这样,从布什开始,美国凭借自己的优势,明确地把和平演变战略作为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战略,用接触代替遏制,攻心为上,企图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把苏联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的目的。布什提出的超越遏制战略主要是针对苏联的,但是由于中国也是社会主义大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采取了改革开放政策,于是美国也把和平演变的矛头对准了中国。在关于新的一年有关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讨论时,布什就明确地说:“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紧迫理由并非经济亦非战略,而是道德。输出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到中国是正当的,假如我们希望影响中国,那孤立中国就是错误。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一直都不只是单纯表达美国的利益而已,它是一种美国理念价值的表达。这个道德充塞的美国政策要求我们积极活跃地参与世界事务。”[7](P322)这样,超越遏制战略的基本原则就是突出意识形态斗争,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思想、文化渗透,鼓吹西方价值观,推行政治多元化;利用经济援助手段诱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向西方经济体系转变,为“民主”改革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并且对“坚决改革”的国家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和贷款,对改革“走回头路”的国家予以经济制裁和惩罚。1989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走访波兰和匈牙利,积极推动波匈的“民主化”,赞扬波兰、匈牙利为东欧回到西方世界建立统一自由的欧洲做出了贡献,一再表示美国愿意做他们的伙伴,提供经济帮助。在1989年10月7日当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10月23日宣布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正式改为匈牙利共和国以后,美国于26日立即批准给匈牙利最惠国待遇。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波兰、匈牙利成为东欧地区“民主化”的榜样,成为美国和平演变战略首先的得手之地。在波兰、匈牙利的影响下,东欧国家发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急剧震动,美国和平演变战略首先在东欧得到实现。
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为了加强霸权地位,更加注重价值观输出,企图用美国的意识形态控制全球。2005年布什在总统就职演说时明确指出:“美国的政策是谋求并支持每一个国家及文化中民主运动和民主机制的发展,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结束暴政。”这是赤裸裸地宣称和平演变,干涉外国内政。
二、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是“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
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主要手段和内容就是千方百计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在对外关系中高举意识形态大旗,进行渗透和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是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如一的战略措施。
(一)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是美国外交的传统。“美国外交思想的最大特点,是现实利益考虑与意识形态考虑之间的矛盾交织。”[8]亨利·基辛格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历来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再没有其他社会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之四海准行的。在日常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9]美国的这种务实和对意识形态的注重,都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其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矛盾。
美国注重意识形态是与美国文化息息相关的。美国学者迈克尔·亨特认为,美国外交中之所以强调意识形态,是根源于美国的历史和文化,是由美国的种族等级观念、自由观和对革命的畏惧三种因素决定的。美国的建国历程历史地形成了白皮肤的美国人(尤其英国后裔)属于最精华种族的观念,后来这种自我中心的意识反映到国家关系中;而所谓的自由,就是美国维持自己强大的手段,美国的强大主要可以促进国内的自由,创造更便利的条件在国外传播自由;美国自身是革命的受益者,但是,美国也从革命中看到了一种巨大的毁灭力量,所以,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认为:“革命是神圣的事业,指导革命必须将混乱控制在最小程度,必须由受尊敬的公民来领导,树立起来的政治目标不能过高,愉快的结局只能是制订权力均衡的宪法,最主要的是保证公民权力和财产权”[10](P122),而其他民族的革命往往不过是一场自我毁灭。亨特认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构成了美国倚重意识形态外交重要的文化传统和国民心理。“美国人对他们认为适当的革命行为的特殊理解,以及他们心目中的进步的政治观念,加到一起,更加强化了种族优越感,更加证实了美国人有理由去评判他人、指导他人,并且缓解了对干预外国可能给国内带来有害影响的恐惧,反过来说,别人革命的挫折,证实了他们种族的低劣,因此,亟需美国给以教导。这些对革命的看法、尤其对布尔什维克这个幽灵的看法,如今已牢牢生根。”[10](P130)经过资产阶级的长期宣传,形成了这种对意识形态偏爱的社会文化,明显的表现就是美国一些普通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态度。1977年至1987年持续性的民意调查表明,75%以上的美国人敌视共产主义的政府形式(1977年、1980年、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和1987年的民意调查表明:1.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最坏的政府”的百分比分别是54%、59%、61%、57%、61%、59%和56%;2.认为“共产主义是坏的但不是最坏的政府”的百分比分别是24%、27%、26%、26%、26%、27%和29%;3.认为“共产主义政府适应某些国家”的百分比分别是20%、13%、12%、15%、15%、13%和14%;4.认为“共产主义政府是一种好的政府形式”的百分比分别是1%、1%、1%、2%、2%、1%和1%)[11]。这说明,在美国的社会心理中,由于政府长期诋毁共产主义,使其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这也是美国为什么对外倚重意识形态手段的社会文化原因。
美国把意识形态作为其外交的主要手段,也与美国的宗教基础有关。美国人信仰“天赋人权”,坚信美利坚人是上帝选中来拯救人类的。冷战以后,美国当权者以“民主”和“人权”为工具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之所以这样做而又较少受到国内民众的牵制,就是因为美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说到底,美国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本的国家”[12]。冷战结束后,美国一些思想家根据美国的经验,在国内鼓吹“文化多元化”,而在国际上就大肆宣扬“全球化”。“全球化”与以前的美国宣扬的“自由世界”一样,都是为美国的霸权地位服务的,其含义是美国在领导全球化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哪个国家不向美国和西方开放市场,不再购买美国商品,利用美国资金的同时接纳美国的信息、思想、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哪个国家就是保守、落伍,就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可以说,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美国不仅没有放弃意识形态,反而加强了某些“信条”。正像邓小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所预测:“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了。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13]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的目的和用心。
(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是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手段。意识形态给美国的外交披上了一层合法化的外衣。不遗余力地在国外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维护所谓的“人权”成为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冷战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这种敌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逐渐采取通过渗透来改变和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主的政策,即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接触来输入资本主义的“民主”与“自由”观念,并且不断地挥动“人权”的大棒,来干预别国内政,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西方的轨道。
在冷战期间,推行西方式的或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是美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一样,是独裁和专政的代名词,是必然要被美国式民主所取代的。正如尼克松所说:“我们与苏联的竞争是军事,经济和政治性的,但是美苏之争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苏联想要传播共产主义和毁灭自由,而美国则想要阻止共产主义和传播自由。”[5](P47)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美国一些重要的资本主义战略家纷纷谋划美国如何在世界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的方案。如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人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但是其总的意图都是一致的,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1982年6月,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称:“我现在要叙述的长期计划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美国要“举国(包括政府和私人)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的事业。”[14]这明显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提到了对外政策的日程。在八十年代末,东欧剧变使美国看到了和平演变的效果。于是,“1999,不战而胜”、“大失败”、“历史的终结”等观点,大肆为美国的和平演变寻找理论根据,对资本主义制度大唱赞歌。美国政府也变本加厉地推进其意识形态的渗透政策,企图在九十年代结束两种制度的斗争。在1990年1月31日国情咨文中,布什更加明确地说:“40多年来,美国和它的盟国一直在遏制共产主义,以确保民主继续存在。今天,由于共产主义开始崩溃,我们的目标必须是确保民主向前发展,在缔造和平与自由的最大希望——一个伟大的并且不断扩大的自由国家联邦——方面走在前面。”[15]
以维护人权为借口,推行西方的意识形态,这是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另一个重要手段。美国政府明确地推行人权外交始于卡特总统上台前后。1975年美国国务院成立“人权事务司”,把人权问题视为“时代最迫切的问题”。1977年卡特上台后,把人权因素定位为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对象国是苏联及其东欧盟国。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后,美国人权外交的矛头指向中国,中美人权斗争从此开始。卡特在1983年回忆说,1974年他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我国要在胆识、同情心、正直感以及献身基本人权和自由方面给国际社会树立榜样。”[6](P115)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努力把意识形态的压力转化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措施,以此来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发展。美国利用苏联的经济困难,不断地以经济援助为手段,迫使苏联在国内人权政策方面进行改革,同时还把人权与军控谈判相联系,使苏联在对待政治犯和犹太人离境方面作出重大让步。这样,美国通过对苏联不断的干预,迫使苏联在转向资本主义的轨道方面,取得了一步步的胜利。1989年4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永恒的力量:美国新时代的对外政策》的讲话中说:“现在,克里姆林宫出现的一种新的现实精神证明了我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但美国并没有罢休。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指出的:“像苏联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它更自由化一些,也很难逃脱来自美国的指责。无疑,使俄罗斯人和其他苏联人建立起一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长期奋斗目标。”[16]
苏联解体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手段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支持所谓的“民主”事业。1995年美国国务院列举了其在全球促进民主和自由的努力:在曾接受“支持东欧民主计划”(SupportforEastEuropeanDemocracy)援助的15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已成为北约成员国,8个国家已加入欧盟,另有3个国家正在申请加入欧盟;美国支持的民主项目为“橙色革命”和反映乌克兰人民意志的选举作出了贡献;“达尔富尔举证”(DarfurDocumentation)项目揭露了践踏人权的状况,引起全世界对正在发生的暴力和种族灭绝行径的关注;美国政府资助的非官方报刊媒体与20家独立媒体中心组成的信息网络,为吉尔吉斯斯坦争取宽松的政治环境做出了贡献[17]。
三、苏东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中国
在东欧和苏联和平演变的得手,使美国更加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威力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好处。苏联解体后,美国继续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以人权为借口,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在1992年日内瓦人权会议上,美国副总统奎尔宣称:“我们值得庆幸的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崩溃、冷战的结束和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故,,美国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革命。”[18]1993年1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在退职前夕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并将“民主”作为新秩序的重要内容。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利用冷战结束这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努力为这个新世界建立一种新秩序,各国政府要对内实行民主、宽容和经济自由的政策,对外则承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不可避免的争端,不威胁或使用武力。”“冷战以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职责就是运用自己的道德与物质资源,以促进民主与和平。我们有责任、也有机会进行领导。没有其他国家能担当这一职责。”[19]这样,美国认为,在冷战以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对于亚洲,“美国继续是民主和人权的灯塔。因此美国要在这个安全领域尽到自己的职责;经济的进步是亚洲政治稳定和促进民主的重要因素,美国要通过亚洲与环太平洋组织来保持积极地介入促进自由和扩展市场。”[20]为了继续推行和平演变,1989年6月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以“人权”为借口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1991年,美国认为,与中国保持磋商和接触,中国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接触必须持久。所以,开始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中国。
克林顿政府完全继承了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1994年,克林顿政府明确地将推进民主同维护安全和经济利益并列为国家安全战略三大目标之一。“这个新时代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用准备好进行战斗的军事力量,可靠地维护我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促进国外民主的发展。”[21]克林顿政府外交战略的特点可概括为“民主的扩展战略”,其要点主要有:(1)加强市场民主的共同体;(2)在可能的地方培育并巩固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3)反击对民主国家的侵略,支持敌视民主的国家内的自由主义化;(4)帮助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在人道主义存在严重问题的地区扎根[22]。这样,在冷战结束后,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成为美国维护霸权地位的既定战略。
苏联的解体还促使美国对中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中国政权可能随之动摇,甚至有可能垮台。因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与美国标榜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大相径庭,中国是其主要的意识形态对手,意识形态因素重新成为美国认识中国的形象的基本问题,特别是成为国会看待中国问题的依据。”[7](P320)1993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上宣称,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以“谋求促进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度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办法是鼓励那个伟大的、非常重要的国家内那些力求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势力。”[23]在美国看来,市场化是跟民主与自由不可分割的。鼓励中国走市场化的改革,就必然会出现支持西方式民主的力量。所以,与中国保持接触,借以影响中国便成为克林顿政府的一个重要政策。1998年,克林顿在访华前夕,在美国全国地理学会就二十一世纪的美中关系发表讲话时明确强调:“最重要的是选择孤立中国而不是同它接触的做法会使世界变得不安全,会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这会损害而不是加强我们为稳定亚洲局势所作的努力;这将削弱而不是促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上的合作;这将妨碍而不是帮助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这将关闭而不是打开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这将促使中国人向内看并采取与我们利益和价值观相背道而驰的行动。”“我们与中国交往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是,这给我们提供一个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敦促中国领导人改变方向的重要手段。”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越引导中国走进世界,世界越给中国带去自由。”[24]在解释为什么到中国访问时,他进一步说:“我们同中国接触也是传播我们理想的最好方式。我们让中国越多地融入世界,世界就能越多地把自由带到中国。”[25]所以,在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多次通过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提案,其中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企图保持一个影响中国的渠道,向中国输入西方的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
美国向中国输入意识形态,除了借口加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外,另一个最重要的借口就是人权。围绕人权问题,中美进行了多次交锋。主要在三条线上展开:一是最惠国待遇,二是联合国人权会议,三是人权对话。2000年,在中国入世在即、最惠国待遇将失去意义的情况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的法案,从此中美在最惠国问题上的斗争结束。但是,为了继续在人权问题上发挥影响,美国国会在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同时,成立了中国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中美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展开人权交锋始于1990年。美国或亲自出马或指派“代理人”,多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提出所谓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但没有一次成功。从1995年开始,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反华提案的得票数越来越少,多次未能进入表决程序,美国国务院转而发表《国别人权报告》,把中国的人权作为攻击的重点。从1997年起,中国每年也发表《美国的人权记录》,揭露美国侵犯人权的事实,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气焰。这有力地推动了中美人权问题的高层对话:一是中美首脑会晤时的人权对话,每次都会谈及人权问题;二是正式的人权磋商,从1990年12月到2002年12月,中美举行了13轮,交换各自对人权看法。
2005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宣布:21世纪是自由的世纪,“促进民主与自由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美国要“重申在全世界推动民主、捍卫自由并维护人权的承诺”[26]。美国国务卿赖斯也明确强调“没有不同形式的民主”,以反对社会主义民主[27],“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美国都将与有关社会内部以和平手段为民主进程奋斗的人士进行合作并提供援助”[26],赤裸裸地干预他国内政。可以说,在新世纪,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的背景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外国敌对势力会越来越多地依赖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渗透,企图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进程。所以,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止和平演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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