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俄罗斯)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尽管艾伦•杜勒斯提出上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也就是当今流行所说的“软实力”，但美国当局还是重视不够，而是相信自己的“硬拳头”，这就有了美国在海外发动与领导的迄今为止最大的两场侵略战争，即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损失惨重。但是，艾伦•杜勒斯等人“和平演变”的战略也开始逐步有所收获。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作为哥哥的约翰•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约翰•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12日，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杜勒斯在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的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此后，毛泽东多次讲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正是在国内外纷纭复杂的形势中，毛泽东逐渐把防止党和政权变质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推动着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的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但也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在国内实施的过程中，发生了“左”的偏向，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也深知，采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办法，极可能出现另外的一种结果。1966年8月1日-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首先运用什么力量来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呢?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并对此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33页]从一定意义上讲，明知大潮一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甚至可能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但毛泽东不惜身败名裂，也要决心一搏。就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文化大革命”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内乱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67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仍的黑暗面。”经过长期并艰难的思考，毛泽东认为自己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发动亿万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只有采用这种形式，才可能避免党和政权改变颜色这种十分危险前景的出现。
毛泽东始终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挂在心上。他原曾设想仅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形式、从青年一代中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断并致使工农业生产下降。1967年5月，他在接见一个国外代表团时指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笔者注)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1968年夏，各地武斗加剧，甚至酿成流血事件。其中，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组织派到全国各地的串连和联络站与各地高校驻北京的联络站则起到“煽风点火”之作用。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等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5个小时。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24页]极可能就是在此时，毛泽东完全放弃了自己在没有经过生产一线锻炼过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直接培养接班人的想法。
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687页)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运动展开，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有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安置因素，但笔者认为，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动因。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上山下乡知青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28%。而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就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总书记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7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必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与中国人口中最多的最底层农民的朝夕相处，对中国这一特有国情的亲身体悟，已经是这批知识青年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当然，我们也决不否认，其中有不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遭受了过多的人生磨难，甚至有的还长眠于祖国的穷乡僻壤。这其中，有毛泽东本人和我们党的工作上的失误，也有的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所为，有的甚至是党内腐败分子和社会上各种渣滓、罪犯的作孽。笔者接触过的当年上山下乡知青中，有不少现在仍对当年吃的苦存有怨气，甚至窝着一肚子火;但相当数量的同志对此无怨无悔，甚至常说：“这是我毕生最难忘、最值得记载的岁月。有上山下乡‘这杯酒’垫底，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对付。”毛泽东当年可能曾经这样设想过，把1600多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吃苦”，这些青年中的不少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及亲戚对自己可能会有不少抱怨甚至怨恨，但为了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质的伟业，他自己甘愿担待这样的“骂名”甚至“罪名”。这就是不计个人毁誉的敢于“反潮流”的毛泽东。
有人说，现在是信息时代了，知识分子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不需要与广大工人农民等生产劳动者相结合了。我们承认，一些专门人才通过自己的劳动，就可以有所发明创造。但是，毛泽东以上所要解决的重大的战略课题是：培养千百万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进而确保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将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这个历史时期就有多长。普通工农等生产劳动者在这个历史阶段都会占绝大多数。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三大差别”，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重犯过去的“急躁冒进”的错误，企图在几十年间就要把“三大差别”消灭的干干净净。因此，要培养党和国家永不变质所需要的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袖集团，就必须走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最基本群众相结合之路。舍此，别无它途。即使将来传统的工业农业生产不存在了，但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必需品的劳动却不会消失，只会不断被新的形式所更替。人民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基本规律仍将永远发挥作用。任何领袖人物都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样的领袖，才能是人民的领袖。
从一定意义上讲，杜勒斯兄弟和毛泽东都是大战略家。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理论，毛泽东创立了“反和平演变”理论。只不过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根本不同：一是为着世界上的极少数人，一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的理论，都仍在实践中和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是刚刚开始。
笔者个人认为，从他们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上其他任何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及相关著名专家学者，可以寻求他们哪一步迈的或早或晚，哪一步迈的或左或右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本质上说，其他人对此有价值的新的见解和新的实践，都只不过是对他们两个人的理论的坚持和发展而已，因而都只不过是在替他们“打工”而已。毛泽东与杜勒斯代表着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都站在了各自历史的最高处。当然，我们也决不排除并殷切地希望着，在永恒发展的历史的长河中，产生新的更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样的人物，也只能是在继承或扬弃他们的基础之上而产生。
从总体上说，历史无疑是人民书写的。但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从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角度看，自己的历史恰恰是自己书写，也只能由自己书写;历史上如何记载自己，想靠别人特别是人民“施舍”无济于事。这个世界最终是人民的，因为人民是世界发展的真正动力;另外，只有人民才世代相济，永生不息。所以，每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和相关的著名专家学者，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始终站在人民一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只有这样，才能书写好自己的历史，从而在人民的永生中使自己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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