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变局时期，西方学界还有反思能力的教授们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反躬自问：为什么在苏东波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预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个样子?深入追问就是：所谓的社会科学研究到底有什么作用，上百年的学术精英前赴后继、上百年的积累和进步，真的对于人类社会的理解就那么浅薄?不能够一丝一毫地有益于预见未来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这么一问之后，问题就来了，到底社会科学还有没有“科学性”可言?
一、毛泽东错误思想的预见性
如果硬要找一个例外的话，那就是被他的同僚们定义为“晚年错误思想”的毛泽东，有且只有这么一个人，曾经事先准确地预料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复辟取向和复辟势力。还曾经于1963-1964年领着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复辟话题，讨论的结果最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公开发表了“九评苏共公开信”。在这九篇文章中间，中共不仅表达了与苏共的不同政见，反驳苏共的“全民国家全民党”错误认识，还剖析了苏共官僚阶层业已成为背弃人民利益、仅仅只是挂着“共产党”羊头的异己势力，预言在公有制不变的情况下，苏共与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对立加深的趋势，最终将会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复辟。在共产党党内，与毛主席的不同政见大把大把，刘少奇在1960年代就认为国内没有反修任务，言下之意苏联变修问题仅仅只是一个特例而不是普遍性的结构走向，中共不存在变修问题;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以当初反修文章起草小组的领导者和亲历者身份称“当初双方都说了很多空话”，这种自我批评的高风亮节看起来很值得称道，但言犹在耳，苏东就轰然崩塌，“空话”瞬间就印证成为历史现实。
在这九篇文章中间，还对发达国家共产党(主要是针对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思想，给予毫不留情的解剖，声言他们最后将走向与既存的资本主义结构完全同流合污的道路，完全背弃劳动人民利益和立场。二十世纪后半期发达国家左翼党团的根本性蜕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代表多数人利益发言的声音，都已经很难在既有的政治结构中间占据一席之地。美国提出的所谓“反恐”政治表述的普遍化，为所有国家和政治领袖们抄袭沿用，这不仅体现出统治者对各种异议和反抗力量不兼容程度的加深，同时，被统治者在重压之下的反抗空间和形式选择更为狭窄，被统治者的反抗也不得不被动实现“向非制度化反抗”的转型，一句话，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调整了自己的发言方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话方式由体制内转向体制外。汪晖教授提出“去政治化的政治”概念，看到了“代表性断裂”的事实，这是着眼于现存政治结构业已不能够兼容各种异议的声音和别种利益代表性的现实，这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当初的预言。当然，有可能仅仅是一种政治结构过时了，不能够体现真正的代表性，更有可能的是：结构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导致强势一方采取压迫和攻势战略，使得弱势一方的博弈者出局——不能够在既存的政治结构中间体现出其代表性，就只能选择体制外的反抗样式了，这也可能提示出：结构分析比制度分析能够更好地提炼政治现实的变化。
弱势一方的出局和强势一方的更强势化，意味着双方博弈力量的进退，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流行，对于利润语言的绝对肯定，本身就足以改写双方的力量对比——这其实也是意识形态语言的畸轻畸重变化。当然，还有就是政治认识中间绝对强调选举民主政体，否定和漠视生产领域转化为公共领域并体现出政治化和平等特点(这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提升其政治经济地位的关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领域是私人领域)——即所谓的人民民主制度的现实依托，并通过获得绝对优势话语权，把生产领域的公共化取向定名为“专制”“人治”而予以彻底否定，正是在这个所谓的“人治”“专制”的生产领域，普通劳动者才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解放和抬头。丧失了生产领域的公共化，很多共产党意识形态机构，业已无法进行自我辩护了，不仅不能够肯定自己建政和历史的人民性，也无法面对现实去争取底层民众的自发拥戴，往往在还拥有执政地位的条件下就陷入“地下党”状态——丧失了大部分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把自身置于西方强势民主语言的无遮蔽攻击之下。
总而言之，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二十世纪后半期重大历史演变中间唯一一个有预见性的思想，在苏东波之前的二十年，就准确地预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走向，堪称一个“学术上”和“思想上”的奇迹。在整个的社会科学还有多少科学性的疑惑当中，还给人们一点点信心：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能预见未来，真正认识我们身处的人类社会，再进一步就给人们一点点信念：我们也许还能够认识社会同时增加那么一点点掌控自己命运的信心。没有对未来的预见，人们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够像动物那样随遇而安，或者锻炼出强大的体魄在生存竞争中间领先一切竞争者，把整个的人生目标降低到争取生存机会获取最大生存资源的狭隘眼界之中，为此就只能非自愿地支持对一切同类和异类应用各种有规制的丛林法则，这就使得我们不仅身处牢笼之中而且永不指望脱出牢笼之外。人们如果想要从根本上走出这个困境，将有待于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处的社会，一句话，认识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是人类解放事业所绝对必须的。
正是因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预见性，已经由预见性所检验出来的科学性，导致中国的“非毛化事业”陷入穷途末路，长期走不出人身攻击和私生活造谣的境地。由于造谣资源的缺乏，辛子陵不得不牺牲脸面，以写小说的方式来造谣，以文学的方式来进行历史政治表达，而茅于轼则竭力传播谣言并别出新章，权势人物则站在辛子陵和茅于轼的背后，竭力保护他们的“造谣权”，没有谣言就没有一切，不保护谣言就搞不了“非毛化”。就这样，最具有牺牲脸面精神的辛子陵和茅于轼等人站在前台造谣，而相对比较要脸面的权势人物站在幕后，这种以谣言从事政治的套路，在亲历过文革的国民中间都很熟悉：这难道不是文革纲领性文件之一《五一六通知》中间所说的“党阀”和“学阀”相结合吗?
二、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努力方向——毛泽东思想就是站在官场多数愿望的对立面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文革期间这个说法被以极高频次到处引用。这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精辟地指出：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真正地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放在第一位，永远承诺不以自身的优势地位去谋求个人利益的优先实现，在大多数国民还处于穷困情况下，永远不以权力地位的优势谋求自身的先富先贵地位。这个努力方向，同时也与马克思所反复强调的改造主观世界相互贯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努力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还与马克思所强调的：要在实现了与私有制的决裂之后继续实现与私有观念的决裂。而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代表了那种：要求共产党人更为彻底和全面地改造主观世界的努力方向。
而毛泽东从革命到建设年代都十分强调路线斗争，他临终之前还说有斗争才有进步，所谓路线斗争，无非是说绝大多数共产党当权派都不能自觉自愿地做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符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低要求，必须依靠外力的驱赶或者挤压之后，才能够逼迫多数干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满足最低要求。共产党高层许多不同政见，都以恢复常规管理要求来表述自己的看法，毋庸讳言，恢复了常规管理模式之后，大多数干部的权力和利益就会从毛氏管理法基础上得到大幅度提升，因此，第一步的“变修”思想总是把常规管理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常规管理作为典范(所谓引进先进管理经验)，或者把封建主义的常规经验作为标准来应用(所谓优秀传统文化)，这不过是官场“右翼激进主义”的第一步要求而已。
正是因为毛泽东所强调和重视的路线斗争，准确针对了官场中间普遍性的“不愿意改造主观世界”的现实，因此，长期脱离党内大多数人的意愿。因此，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晚年思想，长期是站在党内多数的对立面的。1929年红四军党代会上，陈毅跳起来说“留朱不留毛、刘毛不留朱”，裹挟了一部分选票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了。1967年2月陈毅在怀仁堂会议中间严厉抨击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实践。这两件事不是偶然的，在1929年反对毛泽东的官场多数，到了1967年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官场多数，内在的原因是一样的：毛泽东不愿意按照陈毅所建议的“当四面美人八方讨好”，始终站在当权派大多数的对立面位置上，从1929年到1967年毛泽东是从不改悔的——他始终要组织各种批评力量敦促当权派实现“非自愿”的主观世界改造;为此，古田会议决议之后，1930年毛泽东就在红军连队里发动“整风”，所谓整风就是强行赋予被管理者以发言权，到了1966年毛泽东全力支持群众力量组织起来批判官场的权力异化，因此，毛泽东就在官场中间长期面临着“贵族造反”的压力，而陈毅这样的人就长期有着党内多数的支持，去一再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解放前)或者错误思想(建国后)。
无论如何，毛泽东思想无论是正确时期还是错误时期，都代表了真正共产党人的要求：深刻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由于这个要求的严苛程度大大高于官场多数愿意接受的最上限，因此，无论是解放前还是建国后，毛泽东思想始终在党内是面临着“贵族造反”的反抗能量的。所不同的是：解放前的党内反对意见多数被强敌从外部打垮，而解放后毛泽东不得不寻求群众的组织和力量来进行内部纠偏，敦促那些怀有强烈贵族造反情绪的官员们接受非自愿的主观世界改造目标。
顺便说一下，蒋介石委员长乃是在共产党内部推销毛泽东思想和毛氏管理法的大功臣，根据目前看到的文献，蒋委员长至少三次从外部强烈地干预共产党内部的不同政见表达，提升了毛泽东的话语权。第一次是1929年毛泽东离任前委书记之后，红军出击闽中和东江，结果力量损失了三分之一，党内不同政见的话语权极大地下降了，然后才有了古田会议决议;第二次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的长征途中，巨大的军事失败，也部分地恢复了毛泽东的发言权;第三次是1939年何应钦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阎锡山策划了“十二月事变”，毛泽东趁机在党内推广群众路线、干部下乡、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解放前的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被判定为“正确”，原因无非是外部强敌所施加的生存威胁是切实存在的，为此，党内多数官员不得不偶尔检点自己的言行思想，使之部分地吻合改造主观世界的要求，这是一种“非自愿的同路人”也能够找到“自愿改造”理由的时期;而建国后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被判别为“错误”，无非是来自外部强敌的威胁业已彻底解除了，改造主观世界的强度又大于多数官员自愿接受的上限，毛泽东就这样逐步脱离并远离了官场多数，成为“云游四海的孤僧”。
随后的延安整风，实际上是毛泽东借着外部压力的东风，在内部推销毛氏管理法，毛本人则称之为群众路线。从汉语字面看，群众路线始终是精英路线的对立面，而建国后党内不同政见始终以恢复常规管理模式为面目出现，这只是精英路线复辟的第一步。不过从群众路线向精英路线的任何程度的回归，都将增加当权派的权力和利益，这才是真正体现党内高层集体智慧或者集体要求的执政方向。如果要说毛泽东有什么特殊的话，显然，毛泽东始终站在这个多数官员愿望的对立面上，这是他独立于历史并特行于官场的标志，我今天还能够记起毛泽东，仅仅是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识相人：即便有成千上万的人与他作对他依然奋然前行，用文言文的表达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以此而论，毛泽东思想不是任何形式的集体智慧结晶，恰恰相反，毛泽东思想的内核特别是其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内容，始终是大多数试图反对和消解的内容。这一点，毛泽东事先就预料到了：各路人马试图利用他的一些讲法“企图永远高举黑旗”。不过，三十多年过去了，利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去支持黑旗的成就，始终有限，不管官学机构里头的学官怎样挖空心思去挑挑拣拣、删删改改，始终找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支持他们高举黑旗。我们不得不佩服毛主席那种坚定的偏向性：他的思想真的是只适用于人民而不适用于贵族复辟，为此，需要永远地纪念他并学习他的思想。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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