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在过去十多年中，在中国的大学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统治了中国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已变成非主流学派，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正不知不觉地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种现代蒙昧主义的毒害，在这方面，《经济研究》杂志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化上的功劳是第一位的。笔者在这里贴出2009年5-7月间对《经济研究》的审稿制度和编辑方针提出批评的评论文章，该文修改稿曾以“《jjyj》的审稿制度和编辑方针值得讨论》”为题辗转发表于2009年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第4辑中。
《经济研究》的审稿制度和编辑方针值得讨论
2009年5月
贾根良
近十几年，笔者一向把《经济研究》杂志看作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阵地而敬而远之，因为我感觉到我的文章不大可能被该杂志所发表。但最近两年，《经济研究》杂志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似乎越抬越高，例如，有的大学把博士毕业生是否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有论文作为录取新教师的基本条件，《经济研究》在诸多方面也一直被一些人看作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风向标。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笔者迫于《经济研究》这种地位的压力，近来也投稿《经济研究》，论文《“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经过匿名审稿被退稿。在这个过程中，笔者发现《经济研究》的审稿制度不仅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而且也证实了笔者的判断：《经济研究》缺乏多元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一派已经支配了《经济研究》，与作为新自由主义之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相悖的凯恩斯主义、老制度主义、熊彼特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众多研究范式与该杂志似乎越来越无缘，这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刻，这个问题尤其值得讨论。为了开展学术批评与自我批评，笔者发表自己“冲昏头脑”的《“新经济思想史”刍议》一文供经济学界批判，并将《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审稿意见和编辑部对笔者提出异议的答复一并发表，供经济学界“学习和模仿”。
一、《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审稿意见
知识面比较宽，对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也有些研究，然而研究尚未展开，就提出建立一个“新经济思想史”流派，以想此标榜自己未来的研究，似有点冲昏了头脑。连杨小凯那样的天才华人经济学家自己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提法，都遭到国际上经济学界的强烈抵触，以至大大影响其思想的接受和传播。的研究还没展开，就贸然提出一个这样新的“流派”，应该引杨小凯为戒，也实际上“犯学界之大忌”。根本达不到《经济研究》发表的水平，建议直接退稿。
二、《经济研究》的退稿决定
贾根良先生：您好!您向《经济研究》所投的《“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经匿名审稿人审稿后，现将审稿意见发给您(见附件)。我们决定退稿。如果您对审稿结果有异议的话，请发到本信箱。
三、笔者对匿名审稿人审稿意见的异议
编辑同志：收到匿名审稿通知后，原不打算回复，找个杂志发表就得了，因为我本来就对在贵刊上发表文章不抱有希望，说实话，我对《经济研究》的绝大多数文章也没有什么阅读兴趣。但是，由于《经济研究》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和对中国经济学发展所应负有的历史责任，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匿名审稿意见做出答复，希望《经济研究》能够抱持学术多元主义的编辑方针，而不是使《经济研究》只成为所谓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阵地。
我认为，匿名审稿者对论文提出的具体观点没有做出任何评论，而是对论文轻率地全盘否定，反映出审稿者具有严重的新古典所谓主流经济学排斥新思想的教条主义思维，同时也反映出匿名审稿者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现状的无知，因此简短提出如下异议。首先，《新经济思想史刍议》并没有提出一个新的流派，而是演化经济学范式在经济思想史领域中自然运用的结果。第二，本文并不是没有展开研究，而是基于国内外许多学者和本人多年研究，提出了经济思想史学科明显地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论文的创新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三，匿名审稿者明显地反映出崇洋迷外的心态和对中国经济学人创新能力的蔑视，这是一种学术殖民地的心态。这样的匿名审稿者根本不配做《经济研究》的审稿者，除非《经济研究》妄自菲薄，甘愿成为西方学术思想的附庸。
我希望编辑部能够找反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者重新审稿。或者我可否把匿名审稿意见、我给编辑部的答复和论文一起公开发表，以供学术界批判?希望得到答复。回信中的不周和冲撞之处，敬请原谅，并祝编安!
四、《经济研究》编辑部对笔者异议的答复
审稿人维持原意见，《新经济思想史刍议》一文已退稿!
五、简要评论
笔者认为，《经济研究》的审稿制度存在如下缺陷：既然《经济研究》允许对审稿结果提出异议，特别是在对匿名审稿人的学术取向提出严重异议的时候，就应该换人对论文重新匿名审稿，否则，“审稿异议”制度则徒有其名，但《经济研究》连最起码的“走下形式”都没有，一句“审稿人维持原意见”就把打发掉了。
实际上，我知道，我这种类型的文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可能性很小，原因就在于该杂志的编辑方针。近十几年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借助于经济学的美国化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上大行其道，中国经济学界目前仍盛行着世界上“只有一个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思维，《经济研究》在推动这种潮流中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像我这样一篇直言不讳地反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文章怎能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但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世界上造成的灾难还少吗?在“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和国际金融危机中，难道我们看不到它隐约的身影吗?笔者从2003年以来就向国内经济学界介绍由法国学生发起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1]，但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最近几年，我感觉到在大学课堂上介绍这个在国外发生的事件越来越不合时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
然而，如果人们通过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进行研究，就会发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仍是以陈旧的世界观为其哲学基础的，它把使用数学作为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标志，这种教条主义的思维更是没有科学根据，它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没有弄懂新古典经济学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没有考虑到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类型情况下，大规模地推行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全盘新古典化”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按照李斯特-熊彼特主义的看法，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等诸多经济理论根本就不适合发展中国家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其它理论也有许多不适合中国国情之处。如果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等信念支配下，全国的经济学研究者都投入到对中国经济做连篇累牍的实证研究，也不可能发现目前的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反而，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崇拜却有利于美帝国主义战略家利用经济学包括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麻痹中国人民的意识，从而达到其控制中国经济并推行其霸权战略的目的。
当然，笔者并不否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仍具有合理的重要价值，正如我们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一书中写到的，虽然格瑞恩等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与现实无关的，提出了是否应当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疑问。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主流意见却认为，分析、理解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方法。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知识是可错的和不完备的，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包括新古典经济学)都不可能对现实问题提供完备的和最终的答案，但这些流派为认识经济现实提供了不同的窗口，从各个不同侧面提供了关于经济现象的知识，它们都是理解现实的可供选择的手段。所以，不应该简单地取消新古典经济学，而应该在经济学中鼓励形成一种多元主义的格局，使多元主义成为经济学家基础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实现各种范式、方法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按照多元主义的科学理论，假如新古典主义一派确实支配了《经济研究》杂志，由于它在中国经济学界的“风向标”地位，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平等竞争的多元主义学术环境就必然会受到破坏。
更为重要的是，多元主义的学术格局是中国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最起码的制度保证。余观日本经济史，自明治维新以降至战后的再次崛起，对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制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经济意识形态是李斯特(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熊彼特主义这三种经济学说的有机配合，这无疑有赖于日本当时多元主义的经济学格局：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在大学中讲授，但并没有处于支配地位;如果它处于支配地位，与之相对立的李斯特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熊彼特主义在日本根本就无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正确选择的基础，日本经济目前也将像拉美一样是依附型经济。因此，当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一个落后国家居于支配地位的时候，其经济只能处于依附地位，如过去三十年拉美、俄罗斯和东欧的经历所说明的。反之，落后国家要崛起，有悖于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就必须具有与之相抗衡的力量(在学术领域特别是在实际政策领域)，甚至要居于支配地位，正如笔者所倡导的“新经济思想史”研究说明的，英国、美国和德国在历史上作为落后国家崛起时有赖于英国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作为其支配性的经济政策意识形态。
我知道，写这篇文章很可能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反而会遭到经济学界许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但中国有句古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此，我还是建议《经济研究》认真考虑学术多元主义的编辑方针，给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等经济学范式和本土经济学的创新留有一席之地，在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发展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让一个人改变他的经济学信仰很难，因此，我倒是有个提议，最好《经济研究》一分为二，原班人马继续按照目前的编辑方针出版《经济研究》，是为《经济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版)，同时在目前的编辑部之外重组一个编辑部，出版《经济研究》(政治经济学版)，因为按照奥哈拉的《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辞典》，新古典经济学不属于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包括了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处于异端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熊彼特经济学、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等[2]，很难数学形式化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等学科的文章也就在政治经济学版中找到了出版的机会，这样，后者也能享受享受在经济学的“旗舰”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机会。但众所周知，这个提议比较难以实现，因此，不赞同和不愿意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进行研究的人要么转行，要么还是像西方经济学界的同类一样，接受自己处于“经济学智力低下社会”的命运吧!
实际上，在《经济研究》上能否发表文章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支配下，制衡这种经济学的力量太弱小了[3]，中国经济学界正逐渐地丧失掉了从中国国家利益角度进行思考的能力，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正不知不觉地受到新自由主义这种现代蒙昧主义的毒害。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把诺贝尔经济学奖从神龛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绝大部分是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最近十年它更多地授予了为掠夺成性的金融资本主义粉饰太平乃至提供服务的金融经济学者);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和达赖更是一种黑色的幽默，这使得我们也不得不怀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性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环迷倒了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学人，但实际上它不仅存在着《金融帝国》的赫德森所斥责的垃圾，成为新思想的绊脚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也麻痹了我们从国家利益角度对经济学进行思考的意识。有人对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而兴奋，认为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脱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大信号，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目前，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着一种思想的大解放：从新古典经济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符咒中解脱出来，从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可以若有若无的次要性的参考。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迫切需要改革，它需要直面现实和具有历史感的经济学。挪威经济学家赖纳特在2007年写到，目前的“经济学正走在一条曾经走过的道路上。19世纪中期是抽象的李嘉图经济学达到影响力最大的时期。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使它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此后，从1848年到1871年间，欧洲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导致了接连不断的革命。这个时期推动了更加适应于当时充满问题的社会现实的经济理论的形成。作为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反动，两个新的术语诞生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这两个术语都反衬出李嘉图经济学的致命弱点：它的世界主义本质;缺少对民族国家作用的关注;缺少对当时欧洲社会问题的关注。”[4]目前在中国大学中讲授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也存在着同样的严重缺陷，为了应对目前所面临的建国以来从未遇到的严峻挑战，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是给马克思主义、李斯特国家主义和熊彼特主义经济学更多支持的时候了，但后两者在目前中国大学的经济学院的课堂上却几乎没有人讲授。
附录：“新经济思想史”刍议
本文是论文初稿，完成于2008年10月，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6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卷2010年第3期特别推荐，全文转载。
摘要：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和近二十多年来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日益壮大提出了重写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要求。目前，国外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缺乏现代哲学视野，内容陈旧，遗漏了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具有现代价值的重要思想；缺乏经济学多元主义思维，基本上已经被改造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家谱学课程，并成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忽略了导致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或错误地对其进行评价；经济思想史内容的选择轻视实际问题导向，削弱了对解决现代经济发展问题的启发价值。针对这些重大缺陷，“新经济思想史”研究试图做出如下主要贡献：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由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所构成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恢复并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研究传统；重点研究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增添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研究内容；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提出马克思经济学也起源于德国经济学传统而非只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课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提供新视角和新的灵感来源。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 “新经济思想史” 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由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日益壮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和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从经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出发，对未来经济理论的创新和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一种深邃的历史视野就成了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迫切需要。但是，目前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严重地不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要求。基于最近二十多年来现代哲学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最新进展，以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为背景，本文试图为满足这种需要做出初步的尝试。论文首先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入手，通过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提出一种替代性的由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所构成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然后通过对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主要缺陷进行剖析，分别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传统的历史渊源、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以及“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题作为基本内容，扼要讨论笔者所谓“新经济思想史”的初步设想，最后则简要说明这种“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意义，以便抛砖引玉，推动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振兴与创新。
一、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新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
战后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异端经济学之分，而西方异端经济学内部又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来说，这种划分是否有其历史的起源?它的根据是什么?它对思想史研究又有何意义?这是笔者所谓“新经济思想史”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根据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我们可以注意到，从19世纪40年代一直到1898年老制度学派诞生为止，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体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边际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在这些学派中，只有边际学派作为目前新古典经济学的前身在战后成为主流学派，而其他学派则都是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对者，换言之，它们都是现代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这种所谓主流与异端的分裂是否还能继续向前追溯?挪威经济学家赖纳特的研究表明，我们还可以一直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重商主义经济学。[5]
但是，这种追溯或历史起源的根据是什么?我们可以使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或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这些概念作为研究的基础吗?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家们经常使用这两个概念对经济学流派进行划分，但目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异端经济学中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在其内部包括了众多的流派，因而，这些概念难以对同一阵营中众多流派加以概括;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范式”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概念一般适用于明确地定义一种经济学说，而对于长达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来说，这些概念就凸现出了其静态和非历史的性质，因为无论是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对于西方异端经济学来说，在从其遥远的先驱一直到现代范式的思想演变过程中，不仅存在着经济思想的渐进式流变，而且也发生过经济思想的革命。那么，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概念框架，才能比较科学地把握西方经济思想史演化的脉络呢?
经济思想史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曾经指出，“分析工作必然要以一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作先导，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这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称之为想象[6]。有意思的是，这种想象不仅必须在历史上先于任何领域中分析努力的出现，而且每当有人告诉我们，从某一角度观察事物，而这个角度的来源不能从这门科学原有水平的事实、方法与结果中找到时，那么，这种想象也许会重新进入每一门已经确立的科学发展历史之中。”[7]按照笔者的理解，熊彼特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世界观或哲学基础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决定性影响。现代哲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类在认识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一种是动态的、有机的和开放的世界观;另一种则是静态的、机械的和封闭的世界观。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构成了人类关于世界的影像或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之一薛定谔所谓的关于“世界的图式”，自形成之日起，它们就通过科学传统或文化传统而得到传承，从而形成了科学哲学家劳拉所说的“科学研究传统”。
如果我们按照现代世界观对西方经济思想史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至少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就形成了由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作为其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一种是从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到目前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综合所构成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而另一种则是从重农主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庸俗经济学”和杰文斯-瓦尔拉斯的边际革命等一直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眼中，前一种传统被看作是异端并遭到贬斥，而后一种传统则被视为正统并得到推崇;在其编撰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由于缺乏现代哲学作为“分析前的认知行为”，它基本上是按照后一种研究传统组织其编撰思路的。
但是，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对于处理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显示出无法克服的严重缺陷[8]，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陈旧的世界观。而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在其直觉意识上与现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宇宙观具有一致性，其理论工作具有朴素的现代世界观要素，其哲学基础先进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因此，这种经济学研究传统对未来经济学发展的价值要远大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所指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9]……“确切无疑的是，关于如何超越静态结构的课程——也许是唯一重要的课程——来源于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10]因此，为了重新定向经济学[11]和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本文提出一种由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所构成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见图1)。按照这种新思路，“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将重新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化过程并对各种经济思想进行重新评价。
图1：西方经济学说的演进：两大研究传统与三大理论体系（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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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缺陷与“新经济思想史”的创新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按照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世界观为基础来编撰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如果把图1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济学的家谱》(请见图2)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尤为明显：后者基本忽略了另一种经济学研究传统作为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主干之一对西方经济思想演化过程的影响，这不仅割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异端经济学中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先驱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而且由于缺乏经济学多元主义的科学思维，西方经济思想史基本上就被改造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家谱学课程，并成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家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一般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都要涉及到德国历史学派和老制度学派等当代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思想。但是，除了挪威经济学家赖纳特以外，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界从没有人对萨缪尔森的这种简单化处理提出过异议，这就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思维是占统治地位的。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对当代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思想评价很低，在我国，除了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评价外，这同样也不例外。
图2：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济学的家谱》
那么，“新经济思想史”的创新何在呢?前几年，我国哲学界曾经比较多地讨论过“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在这种讨论中，有学者曾指出，所谓“重写”就是“总体写作思路上的实质性变化”。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比较好地概括了“新经济思想史”的旨意所在：提高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先驱的评价并降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先驱的评价，这无疑是一种“总体写作思路上的实质性变化”。按照这种总体思路，我们现在就对“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框架做出简要的说明。
首先，所谓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是按照韦伯“理想类型”的方法或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模式进行划分的。因此，就经济思想史中的某种流派或著名经济学家来说，它不可能完全具备某种传统的全部特征，甚至他们当中的一些同时具有这两种传统的不同要素。例如，虽然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的理论体系主要是以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世界观为其哲学基础的，但他们也在其著作中容纳了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一些要素，尽管这些要素在其体系所占比例比较小，但正如理查德森在对亚当·斯密做出评论时指出的，“斯密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经济演化的两种理论”。[12]然而，在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亚当·斯密的经济演化思想却被严重地忽视了，这反映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即使是在处理其先驱人物上也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和严重的缺陷。
其次，对于重写西方经济思想史来说，不仅要恢复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作为西方经济思想史主干之一的地位，而且也要注重并不属于这种研究传统的某种流派或著名经济学家有关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经济演化思想。这是因为，尽管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具备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的某些要素，但就其先驱流派和人物来说并不是这样。例如，虽然19世纪的奥地利学派对边际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不仅反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一直就是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丢失掉其先驱者及其流派的某些多元主义思维，主要是由边际革命时受机械世界观的严重影响和战后数学形式主义革命对其范式的纯化所造成的。因此，笔者所提出的现代演化经济学综合虽然主要是以西方异端经济学为主，但也吸收了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并不属于这种研究传统的某些流派或著名经济学家有关经济演化的合理思想，正如图1中的某些虚线箭头所表示的。
最后，在这种新的体系结构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综合因为同属于一种研究传统，因此，它们具有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的前景(目前在图1中用虚线的双向箭头来表示，将来有可能用实线的双向箭头来表示)，这不仅可以从他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共同反对和目前日益扩大的交流中所观察到，而且从哲学基础上来说他们还具有共同的起源：批判实在论作为演化经济学现代综合的哲学基础，其主要的理论先驱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卡尔·马克思。对于演化经济学的现代综合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大视野和深刻的结构分析是其必须认真研读并加以大量吸收的，否则其现代综合是难以实现的。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新经济思想史”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许多人把西方经济学等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错误认识，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经济思想史的灵感来源，本文下面就将专门讨论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传统的历史渊源问题。然后，我们再分别讨论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以及“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题，这些内容都是针对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所存在的重大缺陷而展开的，是“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总体思路实质性变化的具体体现。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传统的历史渊源
按照“新经济思想史”的总体思路，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都属于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而德国历史学派则是源源流长的德国经济学传统的产物。德国经济学传统诞生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结束之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三百年里，一直是德国的主流经济学。赖纳特指出，在德国经济学传统自17世纪上半叶被创建以来，在此后的300年内，对整体性的强调就成了德国经济学和德国哲学共同的标志，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传统相比，德国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始终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13];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也指出，“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14]，因此，图1标明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都共同起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这种历史渊源。此外，按照笔者的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都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而出自德国历史学派的熊彼特则是演化经济学的主要创始者，这就提出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传统之间是否存在着密切的历史渊源问题。
首先，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革命是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知道，按照列宁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列宁的这种表述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上，往往忽视德国古典哲学的决定性作用。正如我们前面强调的，哲学对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是决定性的，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经济学说的大分水岭总是由作为哲学家的经济学家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灵魂。由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静态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之上的，所以，如果马克思不是首先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那么他就不可能实现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因此，他也就不可能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合理的和有价值的要素纳入到以辩证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从而实现经济学范式的革命。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它是否还起源于德国经济学传统?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是如此重大，因此，我们不能贸然妄下断语，但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它们两者之间惊人的类似性：马克思认为，人是历史的人;资本不创造价值;技术创新是竞争最重要的方式，也是报酬递增和社会演化的关键;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生产而非交易;对收入分配问题和系统协同效应的强调;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阶段和形态;历史特定性问题;对个人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和各组成要素之间不可孤立的相互联系的信念以及社会是有机体的隐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都无法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发现其起源，但我们却可以在德国历史学派中找到其类似的论述。[15]
事实上，一些证据已经说明，德国经济学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来源。例如，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进而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成上，据前苏联学者考证,马克思大概是在1843年末和1844年初有关李斯特著作的摘录中第一次使用生产力概念的;而按照张雪魁的研究，马克思所使用的“生产力”概念来自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不仅直接继承了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 而且他还把生产力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把握也深受李斯特的影响;直到晚年,马克思仍在关注和研究李斯特经济学,并对李斯特经济学有了更为客观的新认识。[16]
又如，据赖纳特的研究，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奠基人罗雪尔的思想，罗雪尔曾好几次引用了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832)和尤尔(Ure,A，1835)的著作，尽管巴贝奇和尤尔曾专门写过与大规模工业经济学有关的论文，但首次把这些创见纳入到一种整体主义经济理论之中的却是罗雪尔，他因此而成为深入理解技术变迁与大量生产的首位经济学家。[17]罗雪尔的著作有26个版本，在当时的德国影响非常大，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引用了巴贝奇和尤尔的著作。因此，一种合理的推测是：罗雪尔的著作极可能对马克思形成和发展有关技术创新和报酬递增的思想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赖纳特指出，李斯特、马克思和熊彼特作为对德语之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在经济发展动态视角上的观点极其相似，如果把他们的理论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传统(这个传统为当今世界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进行比较，这一点尤其明显。特别是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日文版前言中说明了他是如何探寻“经济体系能量的源泉的，这个源泉自身将打破任何可能达到的均衡……我当初并不清楚……这些思想和目的正是马克思的学说中所蕴含的”。[18]实际上，熊彼特的技术竞争理论是在马克思技术创新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拓展和发展。因此，赖纳特直截了当地断定，马克思和熊彼特的理论都根植于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之中。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就有了两个来源，这个结论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
退一步说，即使读者不赞同我们上述结论，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德国经济学传统之间惊人的类似性也是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价值的。我们可以研究这种类似性是如何产生的，它又是如何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之间是如何分化的，从而在有关社会经济重大问题上如何产生了分歧，这种研究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而且还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多元的视角。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者都高度关注欠发达理论、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民族产业、收入分配、劳工待遇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而德国历史学派强调国民经济学并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非常类似的问题，因此，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如何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并可以提供那些经验和教训，对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仍是非常具有借鉴价值的。
四、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研究
“新经济思想史”对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它忽略了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或对其进行了错误的评价，从而成为其严重缺陷之一。正如赖纳特指出的，“由于经济思想史现在已经被简化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家谱学，所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无法学到’当今工业化国家以往政策的历史纪录。由于没有一个诸如“经济政策史”的学术子学科，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强国现在似乎都对它们自己的过去形成了错误的看法，忘记了国家在带领它们走上脱离贫困之路上所发挥的作用”，[19]张夏准也指出，“富裕国家在过去并不是在他们现在所推荐的、并常常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不幸的是，这种事实目前鲜为人知，因为资本主义的‘官方历史学家们’已经非常成功地改写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20]按照“新经济思想史”的看法，与缺乏“经济政策史”子学科一样，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有意识地遗漏、低估或错误地评价曾经导致他们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我们下面就分别以19世纪的美国学派和重商主义经济学对此加以说明。
首先，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清除”掉了在19世纪曾经存在过的美国学派。在美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中，以强调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立国、政府重要作用、高工资战略和教育以及技术创新重要性为特征的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对美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除了蒋自强和张旭昆等人的《经济思想通史》提到“美国学派”并一笔带过外，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通过查阅中英文版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教科书共计三十二种，非常遗憾地发现，再没有其它著作提到这个学派，这些教科书只是零散地提到美国学派的一些人物，如提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有四本;提到丹尼尔·雷蒙德的仅三本;提到凯里的最多，高达十四本，但其中对凯里经济思想的介绍大都是阐述他的“阶级调和论”，而对凯里有关技术创新甚至贸易保护的经济思想却只字未提;约翰·雷等其他重要经济学家几乎完全被遗忘了;更不用说目前的教科书能对美国学派在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发展所起重要作用进行分析了。因此，我们认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曾占据重要地位的美国学派基本上已经被遗忘。[21]由此所产生的恶果是，“(美国)这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实施了百余年贸易保护主义的‘头子’确实令人震惊，因为它后来一直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的化身”。[22]
其次，目前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都对重商主义经济学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麻痹了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起源及其原因进行探索的意识。在经济思想史中，曾经存在两种对重商主义针锋相对的评价：一种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认为重商主义把金银或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这种看法被目前的教科书所采纳，尽管有一些教科书指出了晚期重商主义是重工主义，但给人总的印象仍然是，重商主义是用来描述坏经济学的贬义词;另一种评价则对重商主义经济学持肯定态度，其代表人物是19世纪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和德国“新历史学派”的领袖古斯塔夫·施穆勒。李斯特指出，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宗旨是要建立自己的工业、自己的海运事业和对外贸易;正如经济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指出的，“在欧洲工业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中，每一个国家都经历过特殊的、发奋图强的阶段……(这些)互相竞争的民族国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混在一起，统称为重商主义，[23]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施穆勒认为，重商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建设的学说。经济史确凿的史实也说明，英国从1485年亨利七世即位到1830年工业革命完成时，一直都在实施重商主义政策。因此，重商主义是英国崛起及其工业革命诞生的重要原因，而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错误评价无疑掩盖了英国脱贫致富的真正原因，纠正这种错误就成为“新经济思想史”责无旁贷的任务。
按照“新经济思想史”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重商主义经济学(15世纪下半叶-18世纪下半叶)、美国学派(从179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到19世纪末美国老制度学派诞生前)和德国历史学派(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构成了发达国家在历史上脱贫致富的主要经济学说;而长达三百年之久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则包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焦万尼·博塔罗和安东尼奥·舍拉等“意大利国家经济学派”(李斯特语)、英国重商主义、法国柯尔贝尔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派、德国官房学派等丰富的内容。详细的“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将说明，英国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实际上构成了支配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时期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日本的崛起虽然没有产生可以明确定义的学派，但德国历史学派对日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偏爱德国模式的学派——德意志学派——对日本社会的建设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人接受了支配德国历史学派的独立自主的观点”。[24]
那么，为什么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系统地忽视了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并对这些学派评价很低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来说，研究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为什么意义重大呢?首先，由于西方经济学目前的研究对象是发达经济，因此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经济思想史家并不关心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是如何脱贫致富的问题;其次，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他们甚至认为这些经济学流派不能称作是经济学;最后，正如李斯特和张夏准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这些曾经也是贫困的国家一旦跻身富国之列，它们就踢掉了“通向富裕之路的梯子”[25]，因此，我们不能排除一些西方经济思想史家有意识地从其教科书中淡化、排除甚至丑化这些经济思想的可能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特别是经济思想史家来说，什么样的经济学说对于他们的国家才是有帮助的，这个问题是研究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推荐了与他们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截然相反的“华盛顿共识”，由此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将使人们不得不寻求替代性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和深入地研究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就尤为迫切。笔者研究的结论是，对目前的中国来说，这些经济思想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强国富民的经济学说。
五、“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题
经济思想史家们一般认为，经济学说史是指那些成系统的可以称之为理论的经济学说的历史，而经济思想史还包括那些无法系统化的经济思想的历史。笔者赞同这种区分，但却怀疑这种区分主要是为了在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能够容纳重商主义经济学之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在教科书的编撰还是学术研究上，目前的经济思想史界存在着一种偏重于成系统的经济学说史的倾向，重点放在了以特定的假定为基础的抽象的经济理论上，轻视那些以历史经验、现实观察和实际政策为基础的抽象程度较低的、有时可能不被视作经济理论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忽视那些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却不成系统的、甚至还有待于我们加以总结的经济思想。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忽视了实际问题导向的必要性，因此削弱了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解决当代经济发展问题所应发挥的启发价值。特别是当落后国家在对发达国家进行追赶的过程中遇到非常棘手的重大问题，并试图从发达国家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的解决办法中寻求借鉴时，往往特别需要的却是这种以历史经验、现实观察和实际政策为基础的经济思想。因此，经济思想史的范围应该有意识地被扩大，“新经济思想史”试图增添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其重要研究内容。
在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思想上，卡尔·波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1944)[26]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卡尔·波兰尼的这本著作分析了欧美国家从18世纪市场受到严重管制的社会经济状态如何转变为19世纪“没有控制的”市场经济，然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如何再转变为对市场经济进行限制和实施国家干预的过程，并把后一种转变命名为“大转变”。卡尔·波兰尼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十足的乌托邦，它自身具有一种毁灭人类并把人类的环境变为一片荒野的倾向，因此，社会必然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从自我调节市场体系诞生之日起，社会保护就必然成为其伴随物。但是，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这种长期的“双重运动”并非一直能够保持钟摆式的平衡，有时甚至能够酿成重大的社会灾难。例如，作为对19世纪末自由放任运动的反应，反向性社会保护运动的不同强度产生了福利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以及东亚发展型国家四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其中法西斯主义给人类社会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卡尔·波兰尼的这本名著虽然在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名不见经传”，但他的上述理论不仅为我们理解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经济学说提供了一把锋利的解剖刀，而且对于认识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提供了深邃的洞察力。
“经济政策思想史”是对经济政策制订者制订其经济政策的原因、目的、意识形态和所接受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赖纳特所提倡的“经济政策史”和我们这里所说的“经济政策思想史”都属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交叉研究的领域，而且是互补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美国的“进步时代”(1900-1917)。美国在“进步时代”采取了市场监管、最低工资、保护中下阶层利益等许多立法和社会改革，目的是为了纠正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破坏性社会影响，对这些政策产生影响的经济思想不仅来自深受德国历史学派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B·克拉克和理查德·伊利[27]，而且还有新闻记者赫伯特·克罗利在《美国生活的希望》中提出的“新国家主义”;虽然社会性质不同，但因为我国现在面临着与美国那个时代非常类似的问题，因此人们为了寻求借鉴，目前对美国“进步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二个例子是日本经济政策史与思想史。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日本的崛起并没有产生一个可以明确定义的经济学流派，但如果研究日本经济政策史，人们就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产生的无形影响是很大的，而这种影响可能不是通过经济学家们所产生的。例如，日本在战后初期曾经就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爆发过激烈的争论，日本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主张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道路，但却遭到了并不是经济学家的通商产业省的官僚和顾问们的坚决反对，而后者的胜利对日本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否则这个国家现在就不会保有第二技术大国的地位。
最后，作为“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题，笔者在这里简要地说明如何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问题。著名经济思想史家布劳格以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为基础区分了“理性重建”和“历史重建”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按照哲学解释学的看法，过去思想家的所有文本都需要被重建，因为它们并不是用一种声音来说话，其含义也从来不是不含混的，甚至这些文本自身也没有真正了解他自己的思想。因此，重建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是如何重建。布劳格认为，一种是按照现代思想来重建，突出的表现就是把经济思想史简化成经济分析史，并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通常是数学模型——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这种方法被称作是“理性重建”;另一种方法则是“历史重建”，这是布劳格从当代哲学家罗蒂有关哲学史编撰的讨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其含义就是按照过去的思想家实际上是如何思考的来表述其思想。在布劳格看来，“理性重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已故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和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虽然“历史重建”的方法困难重重，但它却是着眼于这个学科题材独特性质的惟一的正确方法。[28]
笔者赞同布劳格的观点，在对已故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或某种经济思想的兴衰进行“历史重建”时，不仅要考察当时社会、政治、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潮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当时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情境特定的解释学方法。但是，对“新经济思想史”来说，“历史重建”的方法是不够的。按照中国哲学史家傅伟勋先生的“创造的解释学”，我们不仅要“历史性重建”原实际上说了什么、他真正的意谓是什么以及他可能还要说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问：假定这些今天还活着，他们愿意根据新的情况来修正或扬弃已有的说法吗?怎样进行修正或扬弃?因为原已不在人世，因此，只有创造型的解释学家才能千方百计为其作答。[29]作为创造型的解释学家，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了解决当代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增添新的视角和新思路?我们现在应该说什么?通过这种“创造的解释学”，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继承传统但又不拘泥于具体理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而成为创新型的思想家或经济学家。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之所以成为开创新思路和新方法的独创型经济学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同时也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创造型解释学家。因此，以“创造的解释学”为核心进一步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六、结语
“新经济思想史”的设想是笔者基于对经济学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而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和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等一系列事件都标志着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陷入了不可克服的危机。在西方经济学界，重新确定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已经成为西方异端经济学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为基础，推动经济学范式的创新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但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长期统治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新的经济学范式创新在西方经济学界受到的阻力仍然很大，因而难以得到较大的发展。按照进化生物学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和竞争激烈的地区，因此，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新最有可能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还没有锁定并处于其外围的地区通过“间断平衡”的方式而得到更彻底的发展。按照这种理论，中国的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旧范式的发展上落后于西方并不是灾难，而是机遇。如果中国经济学界以解决中国 实际问题为核心，坚定地拒绝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体系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化”，奉行独立自主的经济学发展方针，就能够在未来引领经济学创新的国际新潮流。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之下，“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将做出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
首先，对于重新定向经济学来说，“新经济思想史”不仅在瓦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统治地位上具有解放思想的功能性作用，而且对于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经济学范式创新来说，它也是活的灵感来源。正如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沙克尔指出的：“创新性的理论家需要无情的自信。他必须推翻成百上千人的认识，他的第一本能就是进行抵制和反攻。但是，理论的重建必然不可避免地使用许多旧的材料。对于以前理论的虔诚不仅是可敬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不借鉴传统的发明将举步维艰”。[30]因此，对于重新定向经济学及其范式创新来说，它必然要涉及到与经济思想史的对话，涉及到与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可以为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为其创新的成败提供历史上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而且，它还可以发现目前的创新中没有得到重视或被完全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从而为创新提供指导并提供新思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前面提到的创造型解释学家都是以思想史的研究作为其理论创造的活水源头的，“新经济思想史”也应当具有这种作用。
其次，对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来说，“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承担两项任务。一是以中国问题意识为核心，对目前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对他们在发展过程如何成功地解决类似于我国目前和未来所面临挑战的相关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结合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我国国情和目前所处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对历史上的这些经济思想目前在多大程度上仍是有效的进行研究;研究这些经济思想是否需要扬弃或者根据新的条件加以修正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经济思想史学科可以为解决中国重大经济问题提供重要的支援意识。二是通过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异端经济学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共同的基础，为建立本土经济学传统提供思想和哲学基础。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已经探讨了马克思和怀德海等人的思维模式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所具有的惊人相似性;而在哲学基础上，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中从怀德海和皮尔斯经由马克思恩格斯再往前追溯的思维模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31]，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在思维模式上与中国哲学传统也具有惊人的类似性，中国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重要思想来源。
最后，“新经济思想史”对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和繁荣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笔者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问题，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框架和总体思路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由于受到整体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中国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蕴藏着大量相关的经济思想，运用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框架不仅会产生更多的新发现，而且还有可能按照中国思维模式的范畴体系比较系统地整理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相对于我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来说，我国在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设上要落后许多，主要表现为经济史学科已经形成了影响经济史学科发展的理论：经济史理论 (经济史论、经济史观)和经济史学理论(主要是经济史研究方法论)，而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类似的学科理论建设上目前基本上仍然是空白，当然这与世界范围内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不发达不无关系。“新经济思想史”不仅需要通过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进一步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理论的发展，而且还需要系统地发展史论结合的“经济思想史理论”(包括经济思想史论和经济思想史观)，发挥经济思想史研究推动经济理论进步的基础性作用。
【注释】：
[1]可以参看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 还可参看贾根良等著：《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如果缺乏与之相竞争的制衡力量，必然会走向教条主义，学术多元主义只有在相互竞争的各学术流派之间具有势均力敌的力量对比时才能得到最全面的保障。
[4]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Ⅳ页。
[5] 埃里克·赖纳特、阿诺·曼·达斯特：《另一种教规：文艺复兴经济学史——论以非物质和生产为基础的教规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中的作用》，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6] 这句话的英文原文为“[T]his preanalytic cognitive act will be called Vision”，因为“cognitive”在经济学中翻译为“认知”，而“Vision”具有世界观、通见、先验的信念和意识形态的含义，因此，如果把该句意译为“这种分析前的认知行为称之为世界观”就比较好理解了。
[7]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4页。
[8] 贾根良、徐尚等著：《“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 Georgescu-Roegen, 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2-3.
[10] 转引自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11] “重新定向经济学”是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一本著作的书名，见Tony Lawson,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 Press, 2003.
[12]见G. B. Richardson,Adam Smith On Competition and Increasing Returns, in S. Skinner, A. S. Wilson,T.(eds.) Essays on Adam Smi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351.
[13] 埃立克·赖纳特：《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德国经济学：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4] Geoffery 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Routedge, 2001, P56.
[15] 贾根良、黄阳华：《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6] 参看张雪魁：《李斯特生产力理论：唯物史观研究中被遮蔽的视界》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李斯特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兼与张一兵先生商榷》，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
[17] 埃立克·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8] 转引自埃立克·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9] 赖纳特：“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载杰弗里·M·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版。
[20] 张夏准：“踢掉梯子：新自由主义怎样改写了经济政策史”，载杰弗里·M·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版。
[21] 贾根良、束克东：《19世纪的美国学派：经济思想史所遗忘的学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年第5期。
[22] 沃尔夫、张夏准等：《自由贸易抑或贸易保护：基于张夏准和赖纳特新书的争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5期。
[23] 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就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和43页。
[24] 埃里克·赖纳特、阿诺·曼·达斯特：《另一种教规：文艺复兴经济学史——论以非物质和生产为基础的教规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中的作用》，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5]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6]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
[27] 约翰·B·克拉克在德国留学时，是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罗雪尔和克尼斯的学生;而理查德·伊利则是克尼斯的学生。
[28] Mark Blaug, 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15, N.1, 2001, pp150-152.
[29] 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1-52页。
[30] 转引自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定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页。
[31] 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南开学报，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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