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民主上的历史首创性，很快就扭曲了民主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将西方创造的民主制度变为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普遍模式。
▲现实的政治实践，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将带有先验性的西方政治精神与原则标准化地注入具体的国家与社会，改造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
▲西方的民主模式成为各国现代政治建设与运行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基本尺度。西方社会将这种局面视为理所当然，然而，现代政治文明却因此而危机不断。
现代政治形态，源于西方，中国在经历了实验和探索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综合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国现代政治。面对现代中国政治，世人常常产生这样的困惑：中国现代政治，到底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是应该按照西方的逻辑走，还是按照中国的逻辑走?我们的答案是：应该从中国出发把握中国政治。我们首先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政治文明：从人类文明出发，还是从西方文明出发?
民主在不同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所蕴含的普遍性，不是西方民主形式的普遍性
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史，人们常常用由“民主”与“独裁”组成的一双眼睛来观察和透视，并由此来简单判定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东方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差别。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的分析和判断来看，源于西方的民主化已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流。面对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今天，千百万以前曾在独裁专制统治者下受苦受难的人生活在自由之中。此外，由于历史上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和平地带也得到了大大地扩展，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地降低。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对于这种政治变迁的未来命运，亨廷顿给出了十分自信的回答：“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在正在兴起的经济发展的浪潮的推动下，每一波浪潮都比前一波进得更多，退得更少。套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但是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导人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的确会前进。”
在此，亨廷顿以非直接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民主最终一定战胜独裁，西方文明的民主一定会成为世界普遍的政治形式。然而，民主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亨廷顿坚定的信念一半是对的，另一半则是错的。民主最终一定能够战胜独裁，但战胜独裁的民主，并不都是“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从实践上看，西方国家二战后所致力的民主输出实践，许多时候传播的是西方的民主理念与制度，种下的却是分裂、冲突与战争的种子，无数百姓不得不承受民主所带来的民不聊生的代价;从理论上看，民主虽然最先出现在西方，但其本质却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必然，西方只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第一种表现形式，但绝不是唯一的形式。民主在不同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所蕴含的普遍性，不是西方民主形式的普遍性，而是民主所体现的人类自我解放的普遍性。
民主是从人类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的
有一个事实是谁都否定不了的，即民主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志，自然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本体现。至于为什么是这样，答案和理论多种多样，相对而言，马克思的回答更为深刻和科学，因为它是从人类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的。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就在于人拥有意识，而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人所拥有的动物性欲望上升为追求自由的生命意志，这种生命意志决定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即人不断摆脱自然与他人(社会)所带来的束缚的过程。在人尚未有充分的能力摆脱其中任何束缚的时候，人为了生存，都依附于一定的共同体。人的这种存在塑造了人类的古代历史。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个体独立生存能力的不断增强，人就逐渐摆脱了对特定共同体的依赖，获得了独立自主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这是人的类本质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开辟了现代历史，形成了现代社会，建构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随着个体独立所带来的私人生活的抽象，国家也从社会中抽象出来，与社会形成二元结构关系。现代政治制度就是二元存在的国家与社会相互适应的产物。
西方思想家往往都是从个体独立及其所决定的市民社会来解释现代民主的由来与必然性的，但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更加彻底，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因为肯定个体独立与现代社会是现代民主的基础，而将民主的内在必然性确立其上。马克思认为，人类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借助这第三种力量来解决自身的矛盾与冲突，因而，从根本上讲不希望作为人类的作品的国家异化为奴役人类的力量。这决定了人类在创立国家的时候，就天然地要解决人对国家的驾驭与控制，从而使国家真正掌握在其创立者，即人民手中。由此，马克思认为，国家制度是人的自由产物，这才是国家制度的本来面目。既然如此，体现和保障人的自由的民主制度，就是作为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存在的。这样，在马克思理论中，“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存在于各国的国家制度，本质上都不过是民主制度在具体国家的具体体现。即使是君主制，其本质也不过是民主制度缺失而产生的一种变种。基于此，马克思的结论是：“一切国家形式在民主制中都有自己的真理，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有几分不同于民主制，就有几分不是真理，这是一目了然的。”
现代政治文明被彻底模式化为西方政治文明，其他国家与社会自然也就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与发言权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政治文明的出现是人类自我解放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换言之，只要人的自我解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将作为一切国家制度真理的民主制呈现为现实的制度形态。因而，现代民主制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出现，并不是西方文明创立了民主制度，而是西方社会相对超前的变化与发展，使民主制度首先在西方社会被呈现出来。
然而，西方在民主上的历史首创性，很快就扭曲了民主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因为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普遍地要利用这种历史首创性，将西方创造的民主制度变为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普遍模式，其具体手段是将西方民主制度内含的价值和原则抽象为人类的普遍理性，使之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政治的精神与原则。在这种抽象中，不仅人从具体的人变成了抽象的人，而且使所有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与文化都从具体的存在变为抽象的存在。于是，现实的政治实践，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将带有先验性的西方政治精神与原则标准化地注入具体的国家与社会，改造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些西方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将西方的民主视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于是，基于人类本质属性而发展出来的现代政治文明被彻底模式化为西方的政治文明，在这其中，其他国家与社会自然也就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与发言权，只能等待缘起西方的民主浪潮的洗礼。亨廷顿的“第三波”概念就包含着这层意思。
现代政治文明不应寄托于源于西方的民主发展第四波、第五波，而应寄托于各种非西方模式的民主实践
民主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这绝对不等于民主在现代文明中的发展是一种模式化的发展。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国家依然是现代文明建构与发展的基本单位，而国家及其所对应的社会是具体的，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有自己的发展方位与议程。然而，这很简单的道理并没有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中得到充分的尊重与遵守，不仅代表西方文明的西方社会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具体的实践中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失去自我，依附在西方的模式之下。于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不仅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直接表达，而且成为各国现代政治建设与运行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基本尺度。西方社会将这种局面视为理所当然，并为此骄傲自豪。然而，现代政治文明却因此而危机不断，因为，民主的模式化似乎加速了民主的推广，但实际上往往成为直接摧毁国家或社会内在结构或转型进程的力量。
现代政治文明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不应该寄托于源于西方的民主发展的第四波、第五波，而应该寄托于各种非西方模式的民主实践。民主生成方式、组织方式以及运行方式的多样性，是现代政治文明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根本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建构实践及其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值得世人关注和研究。
(为复旦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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