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屹立之缘

　　文前说明：

　　下面这篇《论中国共产党屹立之缘》写于22年前的1993年5月，是一篇被中途扼杀的应征文。1992年，湖北省党史学会为纪念100周年，拟出版一个纪念征文集。我写了这篇稿子送去，后来有人告诉我，三审均获通过，准备放在征文集第一篇。不料，送印前最后审稿时，因有人指出文章写了“反和平演变”，于是作为退稿处理。有两位“主任”约我面谈。我深感迷惑：明明帝国主义一直在对我们搞和平演变，为什么不能谈反和平演变呢?我说，如果湖北周边各省有人谈了“反和平演变”怎么办?如果北京的出版物谈了反和平演变怎么办?你们不被动吗?他们说，有这个可能，我们也没有话好说，稿子已送印，此稿只能退回。他们连退稿意见都没有给我写一份。我拿回来一直放着，眼睁睁看着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共势力时时刻刻在搞和平演变，而且他们很得手，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很多干部已经被演变过去了。22年来，我一直为国内唯心主义大行其道而叹惜。现在习近平等同志的反腐很成功，实际就是反和平演变的胜利。我的欣慰之情超过一般人。现在，我一字不易地发出此文，作为对刚刚逝去的邓力群同志的纪念。 我一直生活在最底层，我写文章的灵感和素材完全来自于公开传播的宣传物，我和理论界高人们没有任何交往，没有人给我提供任何信息，所以，我不知道有邓力群当年反和平演变的说法。如今他去世了，从报道中才了解这一情况，见解相同，纯是巧合。历史是不是证明，不让谈反和平演变是一种愚昧!?由于1993年时，社会矛盾的有些侧面暴露还不充分，本文对有的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如对1981年决议，如说我们干部对资本主义有免疫力，就很片面。我们的干部在毛泽东时代是有免疫力，因为有延安整风的成果罩着。1992年以前，我们的党委书记们犯贪污罪的比例还不大，1992年以后，他们犯罪比例大增，这里有个人主观因素，也有路线问题，政绩和腐败同时运行，当清官难度加大。后来我在别的文章里改正了认识。)

　　以下为正文

　　论中国共产党屹立之缘

　　——纪念伟大的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

　　(张之权)

　　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在内外反共势力合谋夹击下，一夜之间从执政党沦为“阶下囚”，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瓦解了。这使帝国主义国家中那些连做梦都不放过算计共产主义的政治家们欣喜若狂，他们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出现同样的厄运。然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仍巍然屹立，它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它的成就不仅造福于全中国人民，还“惠泽远扬”，促进了亚太大片地区的稳定与繁荣。现在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在不太远的将来就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值得令人思考的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党，从历史上说，苏共更早;从国家实力上说，苏联更强;从国际影响上说，苏共和苏联更大。但是，一兴一亡，答案何在?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卓越超群的无产阶级政党，又加上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这一特殊条件，这就是它巍然屹立的根本原因，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

　　一、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起就是一个卓越超群的无产阶级政党。

　　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分析我们党早期出现“左”、右倾错误的原因时，曾经说过党处于“幼年时期”“没有经验”和理论准备不足的话。【1】这些论断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党的实际情况的，前些年有些学者对此已多有阐发。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同志还说过：“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2】，“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3】。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如果忽略了这一个方面，不把它搞清楚，那么，许多事情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一兴一亡”现象就统统得不到合理的、科学的解释。道理是明摆着的：历史是最权威、最公正、最铁面无情的裁判，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具备很高的素质，那它在一系列极其严酷的斗争面前，在一切反动势力的联合摧残下，恐怕早就凋谢了。历史是不会对任何无能的政治势力特别垂爱而给它以善待的。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事物内部。党的卓越素质可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一个无与伦比的先进政党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反帝反封建是中国人民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客观形势决定，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勇敢、坚定、英明、正确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没有一个政党能担负此光荣任务。

　　首先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未能完成这一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进行的多次斗争包括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等运动都失败了，继之而起的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革命——辛亥革命也失败了。它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和妥协性造成的。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理论不先进。在殖民地已经瓜分完了、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联合镇压中国人民的时代，他们却使用资本主义早期的民权革命理论，不合时宜，苍白无力。第二，纲领反映的目标模糊。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部分被野心家、投机分子、汉族封建势力所利用，其“平均地权”部分不能实行，剩下的是“创立民国”一个空洞的躯壳，袁世凯之流都可以冒充“民国”而莫之何。第三，组织涣散。第四，脱离工农大众，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辛亥革命后，政权很快落到了帝国主义支持的新的封建主义头子袁世凯手里，孙中山等人始则对袁缺乏洞察力，及至袁面目暴露他们又无力回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孙中山作过一些努力，结果是屡战屡败。在“五四”运动的激荡下，孙中山于1919年10月重振旗鼓，组建了中国国民党，这个党与其他党相比由于孙中山的主持而保持了相对的先进性，但它仍然经不住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而陷于涣散。

　　除了孙中山领导的党以外，民元初期由于民气大开，国内一时间成立的政党、社团达二三百个。这些组织总的特点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没有一个能肩负反帝反封建的重任。比较进步一点的，也只能希冀在拉选票上与袁世凯作小小抗衡，其他大部分只是在反动政府中分一点残羹剩饭而已。至于“共和党”、“进步党”这类贷色，径直是袁世凯授意成立而受其控制的御用工具。无耻政客们冒充“民主”、“进步”，什么名字好听，就挂什么招牌，朝秦暮楚，变狐变鬼，招摇过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迅速成长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显示了作为“自为阶级”的伟大力量。1921年，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了。这是中国劳动人民斗争史上最伟大的事变，从此，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中是无与伦比、最先进的政党，其先进性表现为：1、阶级本质先进：无产阶级最大公无私，最有远见，富于组织纪律性，这些优点，共产党最集中体现出来了。2、理论先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3、纲领先进：“一大”明确宣布，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纲领，中国其他任何政党都是不能望其项背的。前些年有的党史工荒唐地认为我党纲领是“抄袭”的产物，这是自我贬损的无稽之谈。诚然，我党成立后有一个时期出现过“照搬”、“照抄”国际经验和苏联模式的错误，但“一大”纲领不能与之混为一谈。“一大”纲领的制订是我党最优秀本质的反映。因为，任何政党都必须承认的原理、原则就那么几条，否则就不是共产党。问题只在于决心和行动，不在于文字的异同。如果这个纲领不能反映我党的理想，或者我们党在白色恐怖下没有这个勇气，恐怕连“抄袭”都是做不到的。那些无耻政客将“民主”、“自由”互相抄袭得底朝天，为什么不来“抄袭”共产党的纲领呢?答案是很明白的。我党纲领是照妖镜，相形之下，共产党是扶摇九万里的鲲鹏，那些无耻政客仅仅是觅食藩篱的燕雀。4、具体任务明确，把握了时代脉搏：党在创立初期就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5、我党是代表工农的，也是代表全民族的，在中国深得人民拥护，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它的先进性、群众性，中国人民真诚拥戴它为自己的领导者。党成立后不久就领导了气势宏大的工农运动，同工农结成了血肉联系。6、党不怕白色恐怖，英勇无畏：党在酝酿筹建过程中，就受到反动势力的恐吓、迫害。北洋政府污蔑共产主义的宣传为“甚于盗匪之行为”，要予以迫害。“一大”召开期间，帝国主义密探和巡捕就曾骚扰会场，与会代表几遭不测。但第二天大会通过的纲领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宣布：“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显示了共产党的英雄气概。这一切都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国内无与伦比的先进政党，是任何别的力量都不能代替的。

　　(二)一个集中了民族精华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全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它的党员基础，它的战斗力是广大工农群众，这是毫无问题的。但它的早期成员和后来它的领导骨干则大部分来自全国各个阶级、各个方面，吸收了全民族的精华。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但也符合国际共运的特点。在近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都不是来自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无产阶级没有理由拒绝社会其他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这一崇高事业的斗争行列。中国正是这样，所不同的是加入这一斗争的其他阶级成分大比其他国家为多，这就是国情问题。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危机十分深重。从鸦片战争以后，有几代人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压迫，更激起新的觉醒者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知识分子是最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失败后，1915年兴起新文化运动，又涌现了一批与辛亥革命参加者完全不同的觉醒者。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仍未超出民主主义范畴，但它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则更勇敢、更尖锐、更深刻。正是由于这一批人的出现，才使新文化运动成为解放人民思想的运动，为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他们本身也逐渐由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哀民生之多艰兮，长太息以掩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半殖民地中国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当他们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劳农专政才能打倒邪恶势力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时，他们就毅然抛弃旧思想、旧观念、旧道德而信奉马克思主义。他们头脑装进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无产阶级化，连着身子一起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成了无产阶级中最优秀的部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就是通过他们这种伟大桥梁作用实现的。他们身上既有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品格，又集中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大公无私，最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因而在对待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上，是最忠诚、最勇敢、最纯结、最刚毅和最正直的战士，象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瞿秋白、何叔衡、蔡和森、彭湃、陈延年、任弼时、夏明翰等等，何止千百!他们不怕敌人的绞架屠刀，也不畏任何艰难险阻，除了党的事业，别无所求。他们唯真理、正义之所求的精神，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的民族精华数量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旷古未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属仅见。遵义会议就是国际共运史上的崇高范例。这次会议上，许多同志做了自我批评，自觉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犯了错误的同志，哪怕是犯了很大错误的同志，后来都能认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仍然勤勤恳恳为党工作。没有全党干部这种高度自觉，遵义会议不可能成为“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遵义会议以后党的事业也不可能走向兴旺发达。

　　(三)一个自觉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党

　　我们党在创立时期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时间不长，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0年夏还不到两年。但一个事物总有它的另一个方面，往往还是更主要的方面。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者成长极快，素质极好，到1920年建党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坚持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从1919年7月开始的三次大论争可以得到证明。第一次论争所解决的是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实行“根本解决”的问题。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批判胡适改良主义观点时，就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为医治中国病根所开的第一刀，也是正确的奠基性的一刀。第二次论争所解决的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观点时，坚持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他们指出，如果说中国和欧美有所不同，“只有产业发达的先后不同和发达的程度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他们指出中国“不必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想的样式”去从事建设。第三次论争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之间进行的。无政府主义是被作为一种“共产主义”传入中国的。它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一切政府，也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最危险的敌人和最大障碍。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中既坚持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又击中了无政府主义“幻想”的要害。他们指出，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再过一万年也不能实行共产主义。他们说，无政府主义不要一切强权国家，只有资产阶级最欢迎。马克思主义者在论争中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划清了界限。

　　中国共产党是在战胜了这些错误思想之后建立起来的。概括来说，三次大论战达到了三个“明确”，表现了很高的素质，即：原则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方向明确，坚持走社会道路;界限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七十多年后，我们现今强调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仍未能超出三次大论争时的议题，足见我党初建时素质之高。所以我认为只强调我们党初期理论水平不高这一面是不全面的。现在重读七十多年前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献，不难觉到，他们深邃的思想，缜密的论证，尖锐的锋芒，征战的勇气，都会使我们现今的理论权威黯然失色。

　　(四)一个较少修正主义影响的党

　　同欧洲无产阶级相比，中国产业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年龄较轻，登了政治舞台的历史也较短。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受到的修正主义影响也较少。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影响到大多数工人政党时，中国无产阶级尚未登上国际活动大舞台。

　　1889年7月成立的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联合组织。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初期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内部逐渐分化，修正主义派别以考茨基为首占据了第二国际领导地位，使第二国际蜕化变质。这些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对资产阶级充满幻想，鼓吹阶级合作，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背叛无产阶级，撕下伪装，投入资产阶级怀抱，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团结各国左派，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十月革命成功，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自然陷于破产境地。这些过程，中国无产阶级都未参加，因此，没有修正主义影响，也没有这种历史包袱。

　　十月革命后，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支持列宁的一派都分裂出来成立共产党。在列宁领导下，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有三十个共产党参加的第三国际。为了防止有些社会民主党改头换面钻入第三国际，列宁起草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4】，对于加入第三国际的工人政党作了严格规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纲领中毅然宣布：“加入第三国际”，从此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是我党认真实践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无反顾的行动，与欧洲一些有“包袱”的党是有区别的。

　　这也与国情有关。中国是受许多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主义相勾结，残酷压迫中国人民，使中国无产阶级苦难极为深重，他们丝毫得不到民主权利，无议会可利用，他们对反动统治者不抱任何幻想。同时，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骗双管齐下的手法体会很深，不会再轻易上当，除了斗争，别无选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修正主义影响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斗争也证明了这一点。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残酷屠杀政策。此时共产党人有三种前途可供选择，一种是逃跑主义，即卷起红旗，各自逃命，长期隐蔽，等待时机。一种是修正主义，即改换党名，(放弃“共产党”称号)，淡化自己，修改纲领，以“不适合中国国情”为借口，“修正”马克思主义学说，向反动派摇尾乞怜。我们党以其特有的气质，毫不犹豫地采取了第三种途径，即“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高举红旗又继续战斗”的途径。党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政策，随后全国各地到处出现了红色暴动。抗战期间，我们党实现了同国民党的联合，也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民族武装斗争。抗战结束后，面对美蒋反动派的“和平”阴谋，我党保持高度警惕，迎击了反动派挑起的内战并战而胜之，直至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我们的国家政权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用几十年艰苦战斗流血牺牲换来的，不似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战线推进的产物，对苏联有很大依赖性。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修正主义影响、素质很高的无产阶级政党。七十多年来这一素质一直在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的论点——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卓越超群的无产阶级政党——完全可以成立。同时也就不难理解，在这样的党内，各项条件具备之后，必然会产生自己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同志对党忠诚，勤奋、博学、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他参加了建党、建军及各项重大斗争的全部过程，因此我们党的理论体系集中形成“毛泽东思想”乃是历史的必然。

　　二、中国共产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

　　关于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内容，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系统、全面、详尽的阐述，本文就不在此多作论述了。下面的文章主要是就毛泽东思想“怎样武装”全党战胜帝国主义的进攻这一问题展开的。

　　(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是我党实现独立自主的过程。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点之一，它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因此，我党实现独立自主的过程必须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去考察。

　　这里说的“独立自主”是就我党同第三国际和苏联的关系而言的。上文已经交代，我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有“以全党的名义正式确认”第三国际各项规定的“义务”【5】。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帮助很大，实施过正确领导。但下述几个条件使共产国际不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实现完全正确的领导：1、中国是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社会情况复杂的大国，对中国的问题，共产国际不可能有详细的了解;2、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异常激烈，情况往往瞬息万变，共产国际来不及了解;3、第三国际的实际领导者——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普遍滋长主观主义、自以为是作风，对兄弟党发号施令惯了，对中国实际情况也不愿深入了解。他们有“不可能了解”、“来不及了解”和“不愿深入了解”的“三不”短处，却偏要发指示，下命令，要求中国同志绝对服从，这就限制了我们党的独立自主精神，助长了党内的盲从意识和教条主义。

　　突破这个格局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所谓“突破”，是指：第一，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第二，不把苏联经验神圣化，不搞“苏联设计，中国施工”那一套，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自己的革命理论。这个过程主要是经过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同志们的努力完成的，大体上花了10——12年时间。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突破在1925年末，他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该文的主要贡献是开始把民族资产阶级分成两部分，认为其左翼是可以争取的同盟者。这个思想在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上有了中国特色，但这个意见未被重视。

　　第二次突破是“十年内战”前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当时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见是按照苏俄经验先打大城市以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同志仅是地区政权和军队负责人，其意见与苏联经验明显相左，被认为是“右倾”而多次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其正确主张不能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然而从实际工作上看，这一思想对党和军队是起了“武装”作用的，我们党和红军在这期间有如下重大收获：其一，毛泽东的意见在党和红军的基层反复被证明是克敌制胜的法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也影响了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开始重视毛泽东的意见。其二，通过古田会议，解决了党和红军在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和工人不占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建党建军，使党和军队历经艰难险阻而常盛不衰。在这方面，苏共不如中共，这也是我党当今巍然屹立的一个原因。这就说明，只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武装”一分便有一分的力量 !

　　第三次突破是遵义会议的召开，这是全党完成的。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了全党范围对毛泽东同志正确意见的肯定。但这一次突破更主要是表现在组织上的独立自主，理论上独立自主还未达到最后完成。其最后完成是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

　　1935年12月党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订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的可能性”，“即使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当斗争是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 ，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6】基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我党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形成，出现了我党同资产阶级打交道 的时期。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两篇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进一步阐释了瓦窑堡会议后党的路线的依据。他说：“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他还具体地说到，在一定条件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地位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当着帝国主义向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侵略时，中国国内各阶级能够暂时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国内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毛泽东同志说：“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种理论是我党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从这个时期起，我党便完全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制订政策，指导工作。党的工作一经纳入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党的理论上的独立自主就完全实现了。至于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最后形成也就为期不远了。因为，理论上的独立自主高于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而哲学理论更是居于指导一切的地位，到了哲学理论具有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的时候，任何外部势力都不能奈我何，这是我党之所以屹立的根本原因。

　　还应指出，我党有长期同资产阶级打交道的经验，尤其瓦窑堡会议后我党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累了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大资产阶级打交道的经验，我党始终处于正义一方。至今我们还有香港、台湾问题，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对资本主义有很强的“免疫力”，这是苏联共产党所不及的。

　　(二)“武装”全党的关键是延安整风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党的干部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1942年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广大干部认识了遵义会议以前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解决了党内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广泛树立。延安整风使党的干部素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它教育、培养、影响我党几代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经过延安整风，不少干部能够独挡一面开创工作新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趋于成熟的关键。苏联共产党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列宁逝世过早，留下的党内矛盾，斯大林以强制手段从政治上、组织上消除异己，而未能从思想上、理论上提高广大干部的素质，苏共党内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等良好作风始终未成气候。历史惩罚了他们。我们党经历过延安整风，在挫折面前面貌大为不同。1978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一呼百应，顺理成章，成效立见，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迎来了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

　　(三)毛泽东同志领导解决了反“和平演变”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是多方面的，本文中心是讨论中、苏两党兴亡的原因，我们就只论述反“和平演变”问题，不涉及其他。

　　1、毛泽东同志最全面地解决了对帝国主义的态度问题

　　美帝国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堡垒，是国际资产阶级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者、主谋者和急先锋。在全球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它的资本主义制度发育最完全，使它拥有“经济发达”、“政治民主”两块招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几乎独步全球，到处扶植反动势力，干涉别国内政，打击民族解放运动，处心积虑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暂时相对落后。所谓“历史原因”，是说历史条件决定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胜得了也容易很快被扑灭)，反而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即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这样的国家暂时经济落后并非社会主义的耻辱，在解放了生产力之后应该是可以迅速赶上去的，苏联和中国都有高速度的发展足以证明这一点。这样的国家在胜利后从事经济建设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有本身经济基础薄弱的限制，另一方面还有帝国主义包围、封锁、禁运的存在，后者在二战后对中、苏等国造成困难、延缓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帝国主义则乘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落后”的煽动宣传，搅乱人心，动摇各国人民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这方面美帝国主义是干得最得手的一个。

　　怎样对待美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从斗争中总结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法原则，武装了全党，解决了根本态度问题。

　　“战略上藐视敌人”，认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反映了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1946年当美蒋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时，毛泽东同志就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斩钉截铁地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

　　战略上“藐视敌人”不是吹牛，它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具体体现。因为，从“长远观点”上看，一切反动的东西，正在走向死亡的东西，不管它眼下多么“强大”，不可一世，都是虚假的，终究是可以战胜的。革命者应该在这个观点指导下建立起战斗思想，不这样就要犯历史性错误。因为任何革命斗争，起初总是弱小的，它所面对的总是“强大”的敌人，不敢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建立必胜信念，等于取消革命。

　　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藐视敌人”是吹牛皮。日本帝国主义曾说过“一个月”灭亡全中国，蒋介石说过“6个月”消灭共产党，结果，他们自己失败了。不是他们“藐视”的气概不够，而是这个原理不适用于行将就木的反动派，只适用于进步力量。

　　“战术上重视敌人”反映了谨慎从事、善于斗争、善于夺取胜利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是真老虎、铁老虎、吃人的老虎。我们应该从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仗要一个一个地打，只有积小胜为大胜，才能促进事物的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战而胜之，取得最后胜利。

　　毛泽东同志不但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而且领导全党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1)毛泽东同志从抗战时起就一再教育全党要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区别开来，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工作人员区别开来，使全党认识到，在美国最反动的只是极少数，从而正确划清了界限，揭示了“纸老虎”的虚弱本质。

　　(2)在人民解放战争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打败了美、蒋反动派，证明反动派确实是纸老虎，反动腐朽的力量是可以战胜的。

　　(3)1949年批判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向中国人民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精神侵略和文化侵略的罪行，使一大批热爱祖国、但对美国有幻想的知识分子擦亮了眼睛，站到了人民共和国的行列。

　　(4)在朝鲜战场，我们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在国内，广大知识分子消除了崇美、亲美、恐美情绪，树立了民族自信心。这批知识分子许多是留美归国人员，几十年来，他们成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建设者，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5)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社会主义必胜信念。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挑战。世界上只有帝国主义害怕社会主义的分(怕社会主义战而胜之，取而代之，为它送终)，哪有社会主义害怕帝国主义的道理。现在我们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已经找到了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要我们团结在党的周围，谨慎从事，群策群力，长期奋斗，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终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

　　2、反“和平演变”警钟武装了全党

　　毛泽东同志是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最英勇无畏的战士，他对苏联党内出现反列宁主义倾向和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策略保持了高度警觉性。还在1956年他就告诫全党：“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他们认为“可以不学十月革命”，“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几十年的发展，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1956年以后他还领导全党同苏联赫鲁晓夫一伙进行了公开论战。现在看来我们在论战中也有一些局限性，但毛泽东同志确实预示过苏联共产党的不良结局，这对我们是有益的。两年前当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时，我们党没有感到突然而惊

　　慌失措，追根溯源，与毛泽东同志大声疾呼有密切关系。

　　再者，回顾历史，我党在30年代中期实现独立自主至今已50多年了。从60年代初，中、苏论战之后，中、苏两党已不共荣辱至今也有30多年了，所以苏共失败未能动摇我们的根基。

　　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也极为关心。针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图谋，他多次强调要培养好我们的接班人，使无产阶级事业后继有人。这些都是我们的精神武器。现在党中央是尊重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的，在新形势下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

　　总之，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党，这个党有毛泽东思想武装，在国际风云惊心动魄大动荡中，我们站稳了脚跟。我们应该百倍珍视这些条件。1991年苏联瓦解后，日本有一个叫长谷川庆太郎的学者预言：“中国总有一天会放弃毛泽东思想，那时候中国就分裂了。”不论这位先生动机如何 ，应该肯定的是他把放弃毛泽东思想同中国分裂联系起来，这确实是非常有见地且击中要害的。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更应该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世代相传，让中国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1993年5月9日终稿)

　　尾注：原文是有格子的稿纸，全为手写。每页300字，共39页。现在为纪念邓力群同志，全文输入电脑，用了5天，今天刚做完。今天看到网上报道，中央7常委全部出席向邓力群同志遗体告别，我心真宽慰呀!这也再次证明了我在文中说的，我们党真是一个“免疫力”超强的党，前些年敌人演变了我们不少人，我们的党中央又要把他们打回去。现在的文稿中有一些“【】”，这里原来都有出处标注，现在全免了。(2015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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