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他多次联系国家政权的安危、社会应有的健康向上的主旋律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等重大问题，深刻论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这对于我们自觉坚守意识形态的阵地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输理
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都以自己的思想体系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而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标榜成全民的、超阶级的，否认社会意识的阶级性。这是因为他们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制度，他们只有通过这样的遮羞布，来掩盖其阶级的实质。无产阶级政党则与此相反，公开申明自己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申明它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根本利益是同历史发展的要求相一致的，能够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因而，无产阶级不需要隐瞒自己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相反，只有旗帜鲜明地亮明和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才能说服和吸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使之转化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自觉，始终坚持体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意识形态，维护中国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
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总是采用“夺权先夺人，夺人先夺心”的策略，从意识形态方面入手，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丑化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蛊惑人心，煽动群众，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结成“政治反对派”，进行旨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而国际敌对势力加紧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也主要是搞“攻心战”，大力强化意识形态渗透，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模式，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导致社会动荡，政局失控，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我们知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思想体系。但它的历史还很短，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程度及其拥有充分的传播工具相比，与这种旧意识形态具有的某种传统优势相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需要一个继续加强和完善的过程。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因而，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意识形态的阵地，资本主义思想就一定会去占领。这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
苏联解体为我们提供了以意识形态为突破口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正是适应了西方敌对势力以“攻心为上”的战略需要。赫鲁晓夫借口时代的变化，在反对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修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已变为“全民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已发展成为“全体人民的党”。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受苏共二十大影响的一代人开始步入苏联领导层，发挥了“二十大的产儿”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在回答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竟然公开地说,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不止一次地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否定社会主义历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方面，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了。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变成改制，鼓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更加自觉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种演变，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以辛辣讽刺的手法，认为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一直以一种历史脱衣舞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否定(或者是脱掉)他们过去的理论外衣。”正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套主张和做法，使苏共在二十八大召开时就已经陷入了四分五裂、危机四伏的境地。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鼓吹民主化、公开性时，还不时打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他的遮羞布，那么到了二十八大就不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要求人们摆脱对它的“教条主义的解释”，提出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主张，并宣布抛弃“意识形态垄断主义”。戈尔巴乔夫等不但在舆论上、政治上把苏共推上了绝路，而且还违背苏联人民的意志，把解散苏联的错误做法强加给苏联人民，最终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殷鉴不远”，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鉴戒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缺乏阵地意识、斗争意识不行，含糊摇摆也不行，陷入“本领恐慌”更不行。如果意识形态工作这一手不抓、不硬、不强，如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抓而不紧、抓而不实、抓而不常，最后必然会出大问题，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我们要有一种“任它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
要清醒认识各种错误思潮的严重危害
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改制、普世价值和儒化中国等等，虽然他们主张各异，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他们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动摇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摧毁近代中国所苦苦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陷国家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这里，着重以多年来泛起和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为例，来帮助我们认识错误思潮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对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年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
应该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也表现在涉及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等领域的作品中，影响面大，有很大的欺骗性和渗透性。它利用改革之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
历史虚无主义对消解社会主旋律的负面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轻蔑黄土文明、颂扬海洋文明(蓝色文明)，把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而且对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也恣意抹煞。在一些人的笔下，我们的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安于现状、逃避现实，如此等等;而把中国优秀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说成是走向没落的“黄色文明”，要现代化只有乞灵于西方的“蓝色文明”。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鼓吹者丧失了起码的民族良知，他们不但渲染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而且公开走上称颂帝国主义侵略，称颂殖民统治的道路上去。有人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应当“大恨其晚”。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斗争，“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有的论者说：“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此人特别声明：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我们今天就是日本。”这一切，他们都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加以推销。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所谓新的历史观，黑白可以颠倒，是非可以不分，忠佞可以不辨，那么，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的旗帜，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又有哪一样不可以摧之毁之呢?!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 是我们在旧史学中能够常常看到的维护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的唯心史观，公正地说，历史虚无主义比旧史学还不如，因为他们不是研究历史，而是为一定的政治诉求而玩弄历史，典型地表现了他们的反历史、反科学的性质。他们的这些言论，不仅涉及史学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这主要是：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无限放大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 。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就会从根本上搞乱人们思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的。
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和国家在进步发展中都重视自己的历史，善待自己的历史，善于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智慧，资政育人。中国是一个史学很发达的国家，有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当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号召干部学习党史、国史时说：要“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我们要从这一认识高度，保持对历史的清醒，明辨是非，敢于抵制和批判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的各种错误思潮。
要自觉坚守意识形态的阵地
这些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是一种有组织行为、有舆论阵地、有明确的政治诉求的行动，甚至有他们并不隐瞒的国际背景。对于这种情况，中央虽然多次提出，但没有引起各级领导干部的足够重视，甚至听任泛滥，应对无力。这也造成某些人有恃无恐，我行我素，达到无所顾忌的地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我们的工作方面来说，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对错误社会思潮的危害性，并没有在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中形成共识。有的关注的是个人政绩的显示，仕途的通畅和提升;有的是对各种错误思潮采取包容、宽厚、和谐相处的态度，老道于世故，尽量表现自己的开明形象，不肯也不敢得罪人。在干部政策上，对政治素质的要求多满足于和中央保持一致的空洞内容，而很少涉及能否坚持党的原则，能否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领导干部的作用。一些领导干部不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因，一是有的人本身已经相当“西化”了，并不认为这是问题;二是有的人缺乏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失去了应有的政治嗅觉，麻木不仁。这些情况，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不解决，用人标准不严格，意识形态工作是搞不好的。
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从根本上扭转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软弱被动局面。首先，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看家本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是奠定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对真理的信仰、科学的信仰。共同的理想信念是党内团结的基础，是党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力量源泉。毛泽东十分强调党内要有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才会有团结的基础。他说，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着复杂多变的世情和国情来说尤为重要。事实证明，理论的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只有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把握历史的主动，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明辨是非，坚定党的立场;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中，有力地抵制各种诱惑，防腐拒变，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其次，在各种错误思潮面前，要旗帜鲜明地敢于表明我们的态度，敢于“亮剑”。多年来在意识形态的工作中，往往表现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软弱状态。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捆住了我们自己的手脚，使我们在是非面前偃旗息鼓;一些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已经打上门来了，我们却怕“炒热”，自动“退避三舍”，而不敢“礼尚往来”。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加以改正的。事实表明，只要我们敢于坚持真理，又善于表达真理，真理就一定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心。
再者，要严明党的纪律，党首先要管好党。党的纪律，是包括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党的纪律的统一体。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文化大革命”遗留下的严重派性、纪律松弛以及领导班子软、懒、散等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陈云指明当时正在蔓延的腐败现象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他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他强调，如果不用党的纪律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就会像毛主席所说的“亡党亡国亡头”。毋庸讳言，在一个时期内，在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已经同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有的党员无视党的政治纪律，随意发表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错误言论，甚至任意践踏宪法规定的红线;有的党员热衷于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力图用私有化来误导我们改革的方向，要求按照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所谓“普世价值”来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企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党员毫无顾忌地歪曲党的历史、否定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成就，特别是不遗余力地攻击、污蔑和抹黑党的领袖;有的人甚至通过在境外海外发表大量不顾事实、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和书籍，再采取“出口转内销”的办法影响群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违纪行为，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瓦解党的战斗力，消解广大群众对党的信任。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制止，严明党的纪律，而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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