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高度重视国际政治思潮的新变化，深入总结苏东剧变在人权与民主政治等问题上的教训，努力摆脱西方在人权与民主等领域的话语禁锢。要破解西方强加的“极权、专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炼和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验和理论价值，不断增强政治自信力和理论说服力。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思潮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如对不同制度、不同民主模式与关于人权的新看法等。密切关注国际政治思潮的这些新变化，并在我国对外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方面，特别是在对外新闻发言方面重视这些新变化，同时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在增强我国的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于不同制度的新思想
人民的斗争不是危机的原因，原因是体系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创造的不是新的可能性，而是混乱和战争，因为该体系会竭尽一切方式保全自己，包括使用纯粹的暴力。我们现在就正处于这个时期，在资本主义之秋和人民之春中间存在的那个混乱的时期。
美国杜克大学布鲁斯·W·詹特森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史蒂芬·韦伯教授在《美国的硬推销》一文中指出，过去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是五大理念:(1)和平比战争好;(2)霸权比均衡好;(3)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4)民主比专制好;(5)西方文化比其他所有文化好。但是，当今这五大理念不再像过去一样掷地有声、引领潮流，除和平比战争好外，世界其余四大理念正在发生变化。
事实上，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以来，国际政治思潮中关于不同制度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其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的批评不断增加，反思更加深刻。如:美国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严厉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斯蒂格利茨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检验，而只是“一直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教条”。克鲁格曼教授在这场危机爆发后对“里根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在批判里根的“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时指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信仰。”他说:“上世纪里根政府提出了‘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的口号，但现在‘只有政府才解决问题’。”萨缪尔森在这场危机中指责“那些完全指望市场力量的人”，并力主政府干预经济:既要在微观经济领域“对企业进行规范”，又要在宏观经济领域“稳定经济”。
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另立世界论坛主席、全球化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指出，当今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是一场文明的危机，资本主义文明将会终结。阿明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相对短的历史阶段，其特点是为超越资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即为走向一个更高层次的人类文明创造条件。他把这次危机比作资本主义的秋天，他说，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秋天，一方面是人民的春天，这不是什么巧合。人民的春天意味着人民有其他积极的可能性，我们看到各种抵抗运动和斗争，这都是完全正当的。人民的斗争不是危机的原因，原因是体系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之秋和人民之春中间的这段时间是非常危险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创造的不是新的可能性，而是混乱和战争，因为该体系会竭尽一切方式保全自己，包括使用纯粹的暴力。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当黑夜尚未结束，黎明还没来临，有一段晦暗的时间，在晦暗中，妖魔鬼怪都会出动。我们现在就正处于这个时期，在资本主义之秋和人民之春中间存在的那个混乱时期。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的、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在接受巴西记者采访时也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危机。此次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
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当下的资本主义形式已经无法适应我们的世界了”。他认为，仅仅对资本主义所滋生的那些放任行为加以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更深刻的分析，即为什么如今的资本主义体系不再适应现在的世界?
关于人权的新观点
“没有了祖国你就没有任何权利”，因为“无国籍意味着权利得不到保护，更糟糕的是，没有国籍就被剥夺了真正的权利”。“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权利比人权本身更重要。”
人权即人的权利，也就是“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针对西方大肆宣扬的“天赋人权”与“人权大于主权”的谎言，美国东北大学教授、原康涅狄格大学哲学系与人权研究所助理教授潘琳(Serena Parekh)博士，近年来通过研究阿伦特的人权思想，认为“没有了祖国你就没有任何权利”。她强调指出:“我们错误地认为，人权是天赋的，是不可剥夺的。”但是，“我们不是生而平等的。”如果人不属于任何共同体，“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就是零，即“失去民族权利就等于失去了人权”，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只是赤裸生命的时候，人权不可能获得保护。”“一旦某个人没有国籍，……这种情况中的人完全没有权利”，因为“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权利比人权本身更重要”。
阿伦特的观点是，无国籍是无权利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无国籍必然无任何权利。因为“无国籍意味着权利得不到保护，更糟糕的是，没有国籍就被剥夺了真正的权利。”因此，潘琳教授认为，阿伦特对人权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她揭示了共同体是人权的先决条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借保护人权干涉别国主权，将战火烧到哪里，哪里就会混乱取代秩序。究竟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潘琳教授指出:“在国际法之中，很早就建立了可以限制国家主权的条约，而这个原则是所有国际人权合约的基础。然而，1920 年国际联盟成立的时候，其章程对人权的国际保护不置一词。这一缺失反映了缺乏严肃性，以保护人权的理由而侵犯国家主权的观念因此形成。”她说:“人权为极权主义提供了群众基础，它也创造了活死人。在这种情况下，侵犯人权似乎成了现代生活的必要部分。”
当然，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要重视人权、保障人权，更要重视主权，不能对内说主权高于人权，而对外宣传又讲人权高于主权。因为，为了在现代世界中捍卫人的尊严，并因此捍卫人权，人们需要一个有意义的共同领域和共享的现实。塞瑞娜指出，阿伦特终其一生都在尝试这个重建，并因此通过公共世界本体论意义的重建为人权提供基础，重建的方式既不以自我利益为基础，但也不与之相分离。只要人权的概念可以重新界定为人类身份的一种权利，它们就可能覆次获得意义，由于它们依赖于所从属的某一人类共同体，而从不依赖某些天生的人类尊严。实际上，除了来自同胞的保护之外，人类尊严不仅不存在，而且是我们在全部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最后的、并且可能是最狂妄自大的神话。
为什么不能借人权干涉主权?这是因为，我们以往所理解的“人权”实际上是公民权，而不是人权。至于无国籍者，一旦他们失去自己的政府而需要寻求其权利的时候，独立于政府的人权也就消失了。“正因为人权是公民的权利，因此不能认为他们是不可剥夺的”。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拥有一个真正普遍的人权观念，它不可能依赖于普遍的人类团结。辛格(Beth J.Singer)也指出:人权通过共同体规范的建立而实现，故而，权利并非先天的或者先于共同体的成员资格。这是因为，为了权利的有效性，即使权利存在，也必须使之在共同体中制度化，因此说权利先于社会是定义的错误。罗蒂进一步指出:分析人权的起点是，人权的主要问题不是界定人权是什么，而是把谁看成人。当人权经常被侵犯的时候，侵犯者并没有把他们侵犯的牺牲者看成人。
关于不同民主政治的新论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新形式。支持改革的精英分子将会同普通民众一起，最终探索出一种新的民主政治体制，而且悠久的中国文化能够支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并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巩固做出贡献。“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也不简单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
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兴趣日浓，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新形式。如在美国学者拉里·戴尔蒙德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一书中，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认可及对其发展前景的乐观。他们认为，支持改革的精英分子将会同普通民众一起，最终探索出一种新的民主政治体制，而且悠久的中国文化能够支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并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巩固作出贡献。
英国诺丁汉大学郑永年教授强调，历史是开放的，民主政治更是一个开放体。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同样，发展民主政治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中国要积极努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发展中国民主。即中国民主要走自己的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的价值取向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理论。他强调“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也不简单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
中国农村村民直接选举也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他们指出：“在鲜为人知的选举试点村中，中国的民主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这个世界上那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有近 100 万个村落。在这些村子里，参加竞选的候选人进行着美国的候选人梦寐以求的选举方式:免费竞选。在它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将乡村作为它进行初级阶段的差额选举的学校。这种处于雏形期而且非常纯朴的选举与美国那种需要金钱资助、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农村村民的直接选举制赋予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以政治权利，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也被作为少数民族政策的典范，可供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参考。美国学者纪思道指出，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非常有效的。中国意识到必须把少数民族当成大家庭的一员。中国有明确的少数民族政策和计划，政府努力把少数民族提高到显著地位，这不仅有自身的价值，也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
葡萄牙社会学家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指出:“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不合格，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在他看来，目前的危机让全世界“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
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其人权、民主被西方奉为有史以来最优越的制度，但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更引起西方民众对不同制度、人权与民主的深刻反思。西方政治思潮的新变化对我国增强话语权、提升软实力具有诸多启示。我们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人权自信与民主政治自信。国际历史经验表明，每个国家的制度、人权与民主政治都应符合自身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权与民主政治建设应当因地制宜，外部强加和全盘照搬显然都是得不偿失。我们要高度重视国际政治思潮的新变化，深入总结苏东剧变在人权与民主政治等问题上的教训，努力摆脱西方在人权与民主等领域的话语禁锢。要破解西方强加的“极权、专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炼和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验和理论价值，不断增强政治自信力和理论说服力。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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