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国内颇为时兴，不仅有人把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正统嫡传”，社会民主党也被描绘成“从胜利走向胜利”。那么，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历史吧。
我们应该首先回顾一下一战之前的社会民主党们。一战之前，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蓬勃发展，但是这个时候的社会民主党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官僚倾向的发展(米歇尔斯的《寡头铁律》就是对这一状况的描述)，以及一战来临的时候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集体下水，等等。当然，国内某些人赞扬的社会民主党并不是这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是1917年以来的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和列宁与第三国际分道扬镳之后的社会民主党。
一战结束了，但是欧洲并没有因此而平静下来。国内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的赞扬主要是说“具有民主传统的西欧工人”如何如何不革命。但是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并非如此。一次大战结束之后，欧洲的工人阶级首先掀起的不是别的，正是革命。无论是在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还是意大利北部，工人都采取了革命行动。这具体表现为工人委员会(或者工兵代表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以及占领工厂等行动。德国工人还发动了若干次起义。大家都知道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的理论就是从上述行动中来的。不仅西欧如此，东欧亦然。匈牙利的苏维埃被国际干涉镇压之后，在被认定为“民族主义”的波兰，克拉科夫工人在1923年也发动了起义(见多伊彻的回忆)。罗马尼亚的贵族们则在革命的威胁下多少搞了些土改(参见L. S.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的相关部分)。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在Year One of Russian Revolution中详细记载了这个革命浪潮。总之，当时欧洲各国的工人们都在自发地或自觉地进行革命。这一点是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这样的人都要承认的(参见John Rees: In Defence of October)，维也纳的“中产阶级”也觉得决战已经来临。
在德国，革命是由普鲁士德国的军官和士兵们组成的“自由军团”(Freikorp)——动用他们后来还在卡普政变中短暂被其推翻的，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诺斯克——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总统艾伯特指挥下的国防军压制的。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则通过软性手段压制了奥地利的运动。不过，社会民主党维持资本主义秩序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右翼的赞许。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奥地利，右翼从一战结束的那一刻一开始就在磨刀霍霍，准备恢复他们的昔日荣光。尽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的确做了一些事情，比如举办一些福利事业和公共事业，和社会民主党伙伴们举办了三次工人奥运会(最后一次是在“人民阵线”时期和第三国际的组织合作举办的)，但是奥地利的右翼，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准军事组织“家园卫兵”(Heimwehr)都保持完好，并且不受阻碍地自由行动，例如1931年该组织就发动了一次未遂政变，并在日常活动中大肆鼓吹包括反犹主义在内的主张。“红色维也纳”和“黑色维也纳”的共存究竟不能持久，1934年奥地利右翼发动了政变，奥托·鲍威尔的所谓“防御性暴力”理论也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消极抵抗中证明了自己的作用。同样，面对德国右翼的磨刀霍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继续在议会中投票;面对希特勒，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在希特勒上台前夕写了一篇认为纳粹正在衰落的文章，威尔斯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议会演说。除此之外，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希特勒和其它法西斯终于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灰飞烟灭。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各国也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这一次他们终于进入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权力的最核心，他们和各个保守主义政党(西欧除英法之外主要是战前的天主教政党)一起通过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搞“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改良主义。这个政策在战后的确兴盛了大约20年的时间，这个“黄金时代”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粉丝们至今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个黄金时代的样板和典范是瑞典。但是即使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也是依靠资本家的投资维持经济增长，然后通过“合作”获得一点物质上的好处。西欧其余国家的“合作”程度就更低了，尤其是英国(英国也成了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先声)。不用说，和二战前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保持原封不动。
和社会民主党及其粉丝们的愿望相反，这个“黄金时代”并没有永恒存续下去(其中的具体机制哈贝马斯、奥康纳、奥菲等诸位学者已经有了透彻分析，此处不赘)。大家都知道，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社会运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很明显，工人们并没有如某些人宣称的那样，觉得福利国家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在这一波社会运动的潮流中，一直以来在欧洲各个社会民主党里也比较“右”，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英国工党，也出现了左倾化和激进化的状况(参见Stephen Haseler: The Tragedy of Labor)。英国的工会运动也再度被激活(相应地，英国共产党等力量当时也在壮大)，激进化的工会与包括英国工党在内的各个社会民主党也发生了激烈冲突。
工运达到新高潮的同时，权力结构基本保持完好的资本主义也在这个“黄金时代”走出了二战后的废墟和萧条，恢复了元气(参见Howard and King: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数十年的积累下也逐渐完成。各个右翼政党也终于完成了向“群众”(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转变，并且以英国保守党为先导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于是以1973年的智利政变为标志，右翼的进攻开始了。世界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各个社会民主党也沿着他们前辈们的路线继续转向，第一个采取紧缩等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是英国工党的威尔逊和卡拉汉，其它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们则在1980-1990年代分别紧跟，逐步拆毁自己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
当然，就在其“黄金时代”，社会民主党内部构成和社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工厂工人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下降，而“白领”的比例在上升(见Gerassimos 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于是，社会民主党就像他们过去追随凯恩斯主义的步伐那样，“与时俱进”地追随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无论是瑞典、奥地利还是英国，各个社会民主党尊重自由主义或者此时已经新自由主义化了的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并在自由主义的“紧缩”苦药外面包上一层薄薄的糖衣——亦即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共同的底线”的后果，就是《不安全的时代》。
回顾完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国内的大人先生们为什么要称赞他们似乎也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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