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4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新华社 图。下图：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AFP 资料
4月22日，亚非领导人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表示各国应该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近日，在“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上，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王晓明发表了主题演讲——“早期中国现代思潮中的‘第三世界’历史轨迹”，呈现现代早期(大致从1880-1940年代)的中国思想里积累的大量有关第三世界的想法。他发现，孙中山、梁启超、章士钊等差异巨大的老一辈思想家和革命者都曾有此共识：中国应当在思想、动力、对象、政治路线、行动模式等方面，走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属于自己的道路。
时至今日，“第三世界”这一概念需要重新界定吗?中国今天重提“第三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拥有哪些“第三世界”的思想遗产可供再挖掘?
澎湃新闻现场采访了王晓明教授，并整理编辑了他的演讲发言，以飨读者。发言稿未经讲者审定。
澎湃新闻：和60年前召开万隆会议时相比，当前世界格局和中国自身的外交环境都已发生了变化。尤其在“大国崛起”的语境下，中国的社会民众今天对“第三世界”这一提法已略感陌生，同时又会隐约觉得那是一种需要摆脱的身份;而知识分子重提“第三世界”则与民族主义的、区别于西方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理念纠缠在一起。“第三世界”这一概念现在还成立吗?需要重新定义吗?
王晓明：“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最早被提出来的时候，本身是很清晰的。即美国和苏联分别代表两种对世界的理解和控制——美国代表我们今天称为“自由主义”的那一套理念，苏联代表列宁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两者之外，叫做“第三世界”。
那么今天，苏联是没有了。但那个核心问题依然存在，只是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所谓重新定义，也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下重新去理解那个基本问题。这个基本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就是如何在所谓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外，寻找到新的理念和道路。因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同一块土地上长出来的，都是在欧美那样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社会土壤中长出来的。而产生这些主义的经验，在全世界人类的经验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其他地方的经验、历史道路和对未来的想象，需要有另外的知识和实践来加以呈现，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三世界”。我是这样理解的。
澎湃新闻：所以在您看来，今天再次强调“第三世界”这一概念，目的是为了“分”(你我不同)还是为了“合”(平等共存)?
王晓明：“合”的意思是，各个地方的不同经验汇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而不是我们放弃自己的经验，变得和他人一样。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分”还是“合”，而在于我们如何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
在今天，这是很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城市化。无论是按照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纽约或芝加哥的模式上发展起来的城市，都是人类通向进步的必经之路。但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不用说整个中国，就50%或70%的中国按照那样的模式进行城市化的话，绝对是个灾难。如果我们依然用“城市”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来想象新的城市生活?还有，农业问题。美国代表了发展农业的一种思路，就是大规模的、机械化的，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也会赞成的。但我们今天的情况很明显，光说一条：美国式的大农业降低了人类食物的质量。美国的鸡、鱼、玉米之类的食物，只要能有选择，人是不会想吃的，因为营养价值差。那么中国的农业如何设想未来?
诸如此类，城市的、农业的、生活方式的议题，都是“第三世界”需要探索的具体问题。
澎湃新闻：我想起之前采访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他注意到中国崛起之后，有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持有民族主义意味的观点，认为需要走一条非西方的、中国独特的道路，要发展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和概念，不能用西方的概念。他在理解中国想受到平等尊重的同时，对这种“特殊论”有点担心。他说：假如我说我要发展一套美国特有的社会理论，因为我们比别人都更强;假如德国人说他们要创造一套德国特色的社会理论，日本人也说要有一套日本特色的社会理论……得到的反响都不会很正面的。假如每个国家都用自己的一套独特理论说话，不同国家之间怎么对话呢，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他认为，想要让世界免于毁灭，就要往一个融合的、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您对此怎么看?
王晓明：会议上我们也讨论到了“中国特色”这个概念。我认为，中国现在还是有其独特性的，只是其中坏的东西居多。我不清楚那位学者的具体语境，但我想各个地方的人，因为历史、语言、气候、水土都不同，自然会生成不同的经验和想法。如果这些丰富的不同都灭掉的话，对人类会是个灾难。
当然，要有一些人类共同认可的基本原则。但我觉得现在基本的人类共识是有的，而多元的丰富性在消减。比如我们现在不会再有人认为压迫是好的、剥削是好的，没有人会反对平等、反对民主、反对自由、反对解放，这些都是多少年积累下来的，这方面的观念差异已经很小了。目前更大的问题是，某种强势的资本主义逻辑把自己打扮成普世性的价值，席卷全球。当这种资本主义的逻辑推动的力量，在某些地方受到阻碍——它的确会受到阻碍，因为会影响当地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当地的统治阶级的确会强调诸如“亚洲价值”之类。可一旦双方利益协调好了，统治阶级可以在强力结构中分一杯羹了，当地老百姓是很难再发出声音的。
澎湃新闻：中国人对“现代”这一概念有没有自己的理解?
王晓明：至少在现代早期，西方式的现代还没有成为中国人对现代理解的主要内容。中国人当时对现代的理解，简单来说就是：原来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将来的日子怎么过。
而在当时的中国，对此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的。在那个时候，即使是强烈主张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的人，也很清楚地知道：那不是我们的终点，而只是我们暂时要走的一条路。这条路的终点不是西方化，不是资本主义化，不是现代化，而是要结束这个现代，走到另外的他们认为好的方向中去。
可惜的是，一百年来我们始终在问这个问题，“中国要往哪里去”，而围绕的讨论，在今天越来越弱了。对很多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根本不存在了。他们认为我们就是要现代化，甚至要在现代化、西方化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要比美国人更像美国人。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您在讲座中提到，您认为中国受到的殖民越来越深?
王晓明：我觉得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这样。这在我自己所做的研究中可以对比发现：中国人想法最多、最丰富的时候，是1890-1940年代。和那个时候相比，现在中国人的想法之多样性，少了太多太多了。我举个例子：土地可不可以私有?土地私有是不是一件正当的事情?1900年前后关于这个问题，有非常多的讨论。当时认为土地是可以私有化的、可以当成一种资本来使用的观点，和认为土地不可以被私有化、不属于人类的看法，至少一半对一半。
澎湃新闻：那么您认为殖民加深的原因是?
王晓明：最早是因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联合冲击，把本地的语言、文化、技艺都摧毁掉，把原有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这些改变中，应该说有一些是有进步意义的，像医疗卫生之类。但更大的副作用是把本地的传统文化摧毁了。中国是本身的传统文化比较厉害，一下子摧毁不了，在现代之初依然在起作用，所以当时人的想法就各种各样。那个时候的人，我觉得他们同时有好几个脑子：现代西方知识的脑子，中国传统文化的脑子，还有佛学的脑子。而我们现在呢?头脑很简单的，就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了解一点，但也超不过那个时候的人;我们对中国传统的了解比他们少了很多;今人有当时那些人的佛学头脑的更是少之又少。而当你自己的东西少了，外来的东西就能特别容易地进入。现在整个知识生产系统也是一边倒。我们的大学体制就是西方式的体制，我们的学科分类也是一样。然后再加上内部的一些原因，加深了弊病。
像我这一代人，1980年代的时候都是头脑简单的自由主义者，都觉得现代化是必由之路。而现代化是什么?就是美国化。
澎湃新闻：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怀疑的呢?
王晓明：1980年代末之后。发现这个想法有问题。
在“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上，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王晓明发表了主题演讲——“早期中国现代思潮中的‘第三世界’历史轨迹”。亚际书院 图
[会议演讲：早期中国现代思潮中的“第三世界”历史轨迹]
今天我们讨论“第三世界”。如果把“第三世界”简单概括为“发展中的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和所谓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不同的历史和生活经验。因此在革命的时候，我们不能主要按照那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中形成的理论来展开自己的革命，而必须开辟自己的革命道路。而这个道路不只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也是文化的和知识的。
我在研究中发现，在现代早期——也就是大概从1880年、1890年开始，到1940年结束——的中国思想里面，积累了大量有关第三世界的想法。虽然当时没有用这个词，但是这样的思考和实践是非常丰富的。
我想介绍当时关于第三世界思考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如何理解世界革命，第二个是在这样对世界革命的理解的基础上，如何来创造新的中国和新的世界。
如何理解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
大概在1900年前后，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共识：中国需要来一场革命。但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它和世界革命是什么关系，特别是与西方展开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是什么关系?
孙中山在1905年发表了一套说法，影响深远。首先，他说世界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因此革命道路也是不一样的。第二，他说中国革命和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革命不一样，在那些地方革命重点是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地方，革命主要的对手是帝国主义，是反帝国主义、反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第三，中国革命不能跟着欧美式的革命走，要开辟自己的道路。第四，正因为中国革命走自己的道路，所以中国革命可以同时完成两个任务，一个是反对帝国主义，二是控制资本主义，把在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变得非常明显的资本主义问题一起克服掉。
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他说中国革命是一场农民的革命，主体是农民，而革命主要对象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他在论述里提出一条革命路线：在亚洲这样的农业国家里，以“农民革命”进入世界革命。我们后来看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地方的革命方案，都不同程度按照他这一路线在走。
1921年，老资格的革命思想家梁启超再次讨论中国革命。他把中国革命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他说中国革命和欧美最不相同的地方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怎么充分发展，中国就已经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祸害的最后集中地了。他这么分析是基于对全球状况的认识，他说全世界两大阶级，一个叫“国际资产阶级”，一个叫“国际劳工阶级”。他由此估计，在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这么一天，全世界的资本家都把它最后的力量、最后的争夺集中到中国来，到时会在中国展开一场决战。如果在那个决战当中，中国的人民、中国的劳工阶级战胜了全世界到中国来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话，他说这也就是全世界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后时刻。身为一个中国人，我站在今天回过头去看差不多100年以前梁启超的这个预言，真是感慨万分。
了解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刚才举的这三个人，孙中山、刘师培、梁启超，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恰恰这三个人讨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却表现出很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相信：中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和发达地区的革命是相互联系的，可以相互支援的。但是他们更强调，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不同，这两类革命主要内容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因此他们都认为，中国革命以及其他地区的类似革命，都应该在各个方面，在思想、动力、对象、政治路线、行动模式等方面，开创自己的道路。
如何创造新的中国和新的世界
再说第二方面。1924年孙中山说的很清楚，中国革命主要目的不是推翻专制的满清政府，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中国。这个也是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共识，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将来应该创造什么样的中国”的讨论，有很多很多的方案。
其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位，是章士钊。在1920年代中期，他所提出的方案叫做“农国”。
这是一种关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整体构想，提倡未来中国以“农”的精神立国。什么是“农”的精神？核心是两条。第一，你家里有多少米，你就煮多少饭，不要把别人家的米抢来放到你的锅里，变成你自己的饭。第二，煮饭的目的是大家有饭够吃，而不是为了赚钱。最重要的是全家老小都有饭吃，有的人可以吃得多一点，有的可以吃的少一点，但是差距不能太大。
章士钊认为“农”和“工”是相对的。“工国”是相反的，人民生活、国家经济不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土地资源，不是为了自己国家人民服务，而是要到全球市场上去获利。他指的其实就是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认为那样的社会一定会搞成国内资产集中，贫富悬殊，劳工阶级、资产阶级水火不容。他认为“农”的精神和“工”的精神最关键的区别，就是你是不是要抢别人家的米。所以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未来的构想，是一种站在第三世界或者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来看待整个世界的视角。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一系列更为具体的方案就开始被提出来了。有晏阳初他们搞的农村运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费孝通提出来的乡村工业的构想，还有潘光旦1940年提出来的乡土教育。这些不光是写在纸上的方案，而是实实在在的、非常具体的大规模展开的社会运动。而这些实践，一直到今天还是会有一些东西留存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那个时期，当大多数中国的革命者在想象未来中国的时候，中国和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他们构想未来中国的时候，不但构想未来中国怎么样，也会构想未来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关系怎么样、如何打交道。那个时候中国还是很弱的国家，但当时就有了一系列的警示，说中国将来强大了、富强了以后，绝对不能变成西方资本主义霸权那样的国家。
伸向远方的第三世界思想
但是第三世界的思想要继续展开、继续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原因非常多。
第一个原因，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人类的知识生产形成了向西方一面倒的结构。在这样一个结构里，中国的思想家面临很大的知识生产的困难。一方面，他们用西方的主流经验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的现实。另外一方面，理解中国现实的过程当中，越来越丧失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政治的资源。在这个情况下，很多很好的想法、很丰富的思想不容易长大，大多停留在非常粗糙的、甚至是初步的阶段上。
第二个原因，也是更大的困难，是当时严酷现实的压迫。因为面对的黑暗很强大，不断地失败，就会迫切想要彻底解决问题，想要比较快速地解决问题，就会有这样的冲动。因此政治功利主义很强。这样的逻辑很强劲，尤其在现实环境的刺激下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当这些理论积累了相当的思想乃至政治、军事实力以后。苏联就是很明显的例子。那么当时的中国的革命者，想要抗拒这些诱惑，继续自己发展实践，就非常困难。
所以今天回过头来讲，中国关于第三世界的思想，在那个时候曾有那么丰富的创造和累积，但是后面走的路非常不顺。但是终于想起来了，总还是一件好事情。想起来了，开始讨论了，只要有人继续走，断掉的路总还是能够伸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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