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对于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错误倾向必须加以警惕，那就是把阶级斗争妖魔化。其表现是，视阶级斗争为洪水猛兽，自己不提阶级斗争，也不许别人提阶级斗争，一旦别人提出就大加挞伐，甚至别人一提阶级斗争他们就认为是 “以阶级斗争为纲”或是企图干扰党的基本路线等等。这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在于，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的存在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十八大新党章在描述现阶段的情况时指出：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HT〗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错误倾向的产生，既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我国的影响有关，也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大背景有关。它不单纯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关系我们党与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紧迫和现实的问题。妖魔化阶级斗争就是要否定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从而抹杀当下我国社会阶级斗争的存在，解除我们的思想武装，造成意识形态混乱，使我们党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面前不战而败。必须破除把阶级斗争妖魔化的倾向，要从历史与现实、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等方面来考察阶级斗争问题，才能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
一、中华民族求解放、争独立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人类历史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长达百余年的侵略和压迫，据统计，近代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约有343个(侯中军：《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标准与数目》，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5444167.html，2007年3月6日。)。
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和民族进行掠夺、殖民、奴役和压榨，是在世界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暴力征服和奴役。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对他国的侵略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扩张的一种阶级斗争方式，因而被侵略国家人民反抗这种暴力征服和奴役的斗争，不仅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同时也兼具国际阶级斗争的性质，这种阶级斗争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一起汇合成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言：“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历史，就是广大中国人民(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不屈斗争的历史;而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战争，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与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及其走卒之间进行的阶级斗争。没有这种阶级斗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壮大，就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总之，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国内阶级斗争的背后必定有着国际阶级斗争的较量。
从参与阶级斗争的主体来看，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开篇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区分了敌我，即：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科学分析，才使我们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从而战胜日本侵略者，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取得胜利。总之，无论是从斗争的阶级性质还是从参与斗争的阶级主体来看，中华民族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都是一场宏大的阶级斗争，谁否认这一点谁就是在玩弄历史虚无主义的把戏。
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大背景
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他们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力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2页。)。和苏联一样，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面临着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双重进攻。从国内来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企图推翻新生政权;从国际上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不仅拒不承认新中国，而且还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包围，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这些都是事关新中国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所幸的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不仅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改造本身就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并且迫使美国带领下的“联合国军”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有了初步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站稳脚跟的新中国开始进行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与失误，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短短二十多年的奋斗，全国各族人民将贫穷落后、文盲众多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的工业和科技体系、成人文盲率急剧降低、能够制造“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的国家，人均寿命位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阶级斗争中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使中国赢得了众多亚非拉国家的拥护，在它们的支持下中国得以重返联合国，压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打压的空间。迫于形势，美国也不得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些在艰苦斗争中取得的成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参见梅宏：《如何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19/c85037-20530313.html，2013年2月19日。) 曾备受凌辱的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才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国在推翻了“三座大山”、经历“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之后，才能以高昂的斗志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论是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还是民族复兴哪样能离开阶级斗争的大背景?否认阶级斗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只能把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归之于“神的恩赐”或帝国主义的所谓慈悲。可惜，这样的神话从来没有实现过。也就是说，没有在国内国际阶级斗争中的胜利，新中国也难以立足，更没有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三、阶级斗争仍然是时代发展的主线之一
改革开放使中国驶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但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离开我们的发展历程。虽然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暗流仍在一刻不停地涌动，不时搅动我国安定发展的大局。从国际上看，经过多年“冷战”，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与苏联戈尔巴乔夫之流的里应外合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是帝国主义终结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一大胜利。虽然福山洋洋得意地宣称“历史的终结”，但西方并没有就此止步，它们不会放弃继续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甚至不惜采取武力颠覆中国政府的战略。
冷战结束后，声称要向世界播种民主自由的美国却是对外发动战争最频繁的国家。民主自由既然是“普世价值”为何还需要用战争、用暴力的手段来散布呢?这只能说明帝国主义的“民主、自由”是与子弹和刺刀为伍的，是阶级压迫的借口和阶级斗争的手段。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冲突到目前不断升级的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还有持续不断的中东战事，这些都是以美国及其盟友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为维持他们的世界霸主地位而进行的阶级斗争。
2008年爆发并不断深化的全球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在西方热销，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不断发生工潮、学潮、示威游行甚至骚乱，各国媒体不得不讨论“阶级斗争又回来了”(Andrew Anthony, “Class war is back again--and British politicians are running scared”, 30 November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4/nov/30/class-war-is-back-again.)。2011年，美国爆发了一场美国人民反抗金融寡头统治的阶级斗争——“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不到两个月就被警察强制清场，但它的意义是深远的，无数人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受到教育：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因此，阶级斗争其实并不是“又回来了”，而是一直都没有离我们远去，只是在危机时刻以更加鲜明的形式在世界展开。
“八九风波”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酿造的大祸，但谁又能说它不是国际国内敌对势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在国内开展的激烈阶级斗争的外在表现呢?好在党中央果断处置，赢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但西方并不会就此收手，他们在向我国施放烟幕弹的同时抓紧布置外围战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感觉到诸如“意识形态的终结”“告别工人阶级”等西方理论在我国学术界渐渐耳熟能详，宣扬学术研究要远离意识形态、“去阶级化”(自然也就“去阶级斗争”了)的学者为数不少。从军事上讲，美国在我国周围十几个国家设立军事基地，不时与我们的某些邻国开展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不断配合有关邻国与我国发生摩擦，不断鼓励国内分裂势力滋生事端、制造动乱。当然，美国针对我国的直接对抗也不少，如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4年中美黄海对峙事件、1999年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五八事件”，2001年美国逼近我国领空制造“4·1”撞机事件，以及近年来中美舰机在南海发生多次对峙事件等等。美国这些行径所埋藏的祸心与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日军没有多少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今日之中国不同于旧中国，也不同于伊拉克或南联盟，不是随便找个借口就能侵略的。于是，通过各种途径遏制、削弱乃至搞乱中国，成为当下帝国主义的要务。他们一旦成功，中国必将失去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被列强欺凌的历史也将重演。
我们的敌人是欢迎某些人妖魔化阶级斗争、同时希望我们放弃阶级斗争观点的。苏联解体前曾发生过阶级斗争是否还有效的激烈争论，当时西方使用种种或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支持西化派，最终诱导苏共抛弃阶级斗争理论，为顺利瓦解苏联打下了基础。在美国看来，阶级斗争理论是共产党的牙齿，拔掉这颗牙齿，共产党就变成了绵羊。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警惕妖魔化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吗?
四、只有正确对待阶级斗争问题，才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阶级斗争这一概念是对社会(包括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客观存在的不同阶级利益进行博弈、冲突和斗争的抽象概括，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此就不一一赘述。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国防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使我们可以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些人给“阶级斗争”这个词赋予了极其负面的想象。一提到阶级斗争，他们就马上联想到批斗、游街和整人。他们进而提出，重提“阶级斗争”必然会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这个逻辑并不成立，就好像一提到菜刀，人们想到的是做饭，而坏人才会想到杀人。进一步说，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就好比承认菜刀的存在，而不能为了避免坏人由此联想到犯罪，而将天下的菜刀都收藏起来。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我们党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果断地停止使用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了，并且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但我们党一直强调，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是长期存在的，这表明，提阶级斗争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是两回事，混淆这一点，不是故意就是糊涂。
有人担心，重提阶级斗争必将危害国内的维稳大局。其实，维稳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与危害社会稳定、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危害祖国统一的敌对分子的斗争。所以说，当前提阶级斗争为的是从理论层面，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提高全党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理解，使我们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正确对待、理解和把握阶级矛盾，从而找到解决不同形式阶级矛盾的方法和途径。
有人认为，重提阶级斗争是在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是违宪的。殊不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已经明确指出：“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可见，我们党已经明确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并未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关于所谓的违宪问题，我国宪法序言指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http://www.gov.cn/test/2005-06/14/content_6310_2.htm。)因此，否认阶级斗争才是破坏党的正确路线，才是在解构和架空宪法。
有人以为，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是试图开展阶级斗争。这完全是一种幼稚的思维，因为其逻辑是阶级斗争是人为制造的。但人们为什么要“制造”阶级斗争呢?如何才能消灭这种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欲望呢?按照这种逻辑不仅不能解释阶级斗争为什么会存在，也解决不了消灭阶级斗争的问题，只会让自己糊涂，使敌人窃喜。我们提出不可忽视阶级斗争是为了科学地对待阶级斗争，而非“开展阶级斗争”，这完全是两码事。国际国内形势客观上要求我们科学地认识阶级斗争，这里所涉及的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问题，涉及的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处理阶级矛盾的问题。
激烈反对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莫过于企图西化、分化、私有化中国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了。君不见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上，“公知、大V”们纷纷提出资产阶级宪政方案，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把西方社会美化为没有阶级分化的“和谐社会”，但却营造虚假舆论抹黑自己的国家和执政党，主要手法如下：以“揭露史实”的方式抹黑丑化党的历史，妖魔化共产党的领导;利用“文革”“大饥荒”等问题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而疯狂栽赃我们的党和领袖;编造虚假信息煽动群众与党和政府对立，全面丑化和诋毁中国人民;离间民族、城乡关系;利用突发事件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怀疑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政治信誉;为汉奸地主卖国贼正名、诋毁革命先烈等等(宋丽丹：《维护移动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红旗文稿》2015年第6期。)。大批网络水军彼此呼应，除了热捧“公知”们的高谈阔论外，还把社会上出现的极个别负面现象扩大为整个社会问题，把官员、城管、医生、教师和国企职工等体制内群体作为重点攻击对象(原因很简单，他们代表着社会主义体制，妖魔化这些群体就等于妖魔化了体制)。这些行径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并把问题巧妙地导向政治体制“改革”上来：中国社会需要彻底变革，但这只能靠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舆论压力面前一些党组织和地方政府显得不太坚定、果断，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挑战。积极开展“阶级斗争”的难道不正是这些反对“阶级斗争”的人吗?他们从事的不正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搞垮共产党领导的阶级斗争吗?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这才是对称性斗争，不能自己放下阶级斗争的武器而被敌人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说：“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参见刘世军：《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文汇报》2014年6月30日。)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本身就包含阶级斗争的内容，这里主要指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内容，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内容哪一项不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得出的经验总结?必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而不是放松，因为阶级斗争的存在是常态，因而必须从战略上予以重视，而不是弃之不管，否则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最后迫使我们不得不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时期，如：战争或社会动荡。
五、如何在新形势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列宁提醒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仅仅看成是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如果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页。)。所以，那些千方百计妖魔化阶级斗争的人，其真正目的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仅仅强调阶级斗争不能放松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立足于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我国宪法指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首先，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法制实施民主与专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市场经济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延伸，市场各主体之间要求以法律关系明确权责关系。社会主义法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化、法律化。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与之相抵触的东西都是无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护和遵守宪法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从事不违反法律的行为才是合法合理的。苏联解体的教训之一就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苏联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这就像一座大厦的顶梁柱一样，把顶梁柱抽掉了，国家这座大厦也就倒塌了”(李慎明等：《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页。)。就当代中国而言，坚持宪法、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是避免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古今中外无数阶级对抗都表明一个真理：社会两极分化即阶级分化是社会矛盾不断、阶级冲突不断的根源。即便使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暂时制止了阶级冲突，也不过是使阶级冲突在下一次以更深的程度和在更广的范围发生。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西方学者也认为，两极分化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社会动荡，因而也倡导通过二次分配等手段降低贫富差距，但效果极其有限。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最新的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西方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并且会变得更加严重。他在2014年西方最畅销的经济学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如果最上层的10%占有年产出的90%(与财富分配一样，最上层的1%占有50%)，革命就可能发生。说到资本所有权，这样高的集中度早已成为政治严重紧张的源泉，用全民公投通常难以调和。”(新华国际：《19世纪的“拼爹资本主义”在21世纪重现?》，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02/c_126701660.htm，2013年2月19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劳动人民在艰难谋生之余，强烈抗议不平等的阶级秩序，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在西方社会屡见不鲜。倘若这些抗议活动发生在中国，造成的危害将更甚于西方，因为我们尚无法对西方的阶级斗争实施影响，而西方则可能利用中国的抗议活动搞乱中国。当下我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而我们要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但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要更多地惠及劳动者，就不能重复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从根本上改变在生产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代性”悖论。
人民民主专政强调的是对敌人的专政、对人民的民主。最重要的民主是什么?是经济民主。在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虽然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被资产阶级所垄断，没有“经济民主”的“政治民主”对人民而言不过是空头支票而已，竞争性政治的赢家只能是在大资产阶级内部产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为维护人民的经济民主进而保障人民政治民主的实现，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企业，在微观上，可以给普通劳动者提供在私有经济部门不可能享有的福利，在实践中兑现人民的经济民主权利;在宏观上，可以壮大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基础，壮大我们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保障人民的政治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避免大规模阶级斗争在我国重演，从根本上断绝“以阶级斗争为纲”局面出现的可能性。
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也是辩证的，害怕、逃避斗争不仅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有可能将矛盾激化，扩大斗争的范围和程度，当前只有认识和把握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破除把阶级斗争妖魔化的错误倾向和认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李慎明等：《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 李慎明主编：《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程恩富主编：《金融风暴启思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
[5]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6] [美]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杨文策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
[7]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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