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论军队文艺

论军队文艺

张文木 

 原题：《军队文艺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刊发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季刊）2015年第3期

 摘  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一般的社会人群，它是为贯彻党的意志、实现人民利益承担党交给的武装任务的特殊人群。这就要求我们的军队文艺要有战斗力标准，检验我们军队文艺作品的优秀与否不能以“国际承认”与否，而要以能鼓励起战士的士气和作战精神为原则。军队文艺所担负的特殊的历史责任，要求我们军队文艺工作要最大可能地贴近战场实战。习近平主席要求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时代担当，军队文艺工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关键词：军队文艺；意识形态；战斗力；实战

中图分类号：E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02（2015）03-0000-00

 学习习近平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谈一点想法。我想谈军队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键是标准，没有标准，就不可定性，没有规距，就不能成方圆。

英雄是军队文艺歌颂的对象。但从不同标准说出的英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有一次到北大开会，我问现在北大四处拉校友，为何不提毛泽东？不要说战争理论，就是哲学、文学、诗词、书法，毛泽东的成就至今难有超越，堪称典范，北大给那么多的人塑像为什么不给毛泽东塑像。后细想，可能是视角不同，毛主席不符合西方人为东方制定的普世标准。西方为东方人制定的英雄标准是谁呢，是曼德拉、甘地——一些主张“非暴力不合作”的人，这些人符合西方“普世”标准。除此之外，在西方人看来一概不是他们心目中的东方英雄。不是“英雄”，如换上西方人的视角或西化的世界观，毛泽东的像在他们那里就立不起来了。说到这，我想起梅兰芳。梅兰芳被中国人当成艺术大家、英雄，不仅在于他的艺术成就，更在于他的民族气节。日本入侵中国，请梅兰芳演出，刀架到脖子上，死也不出演。为什么，因为平时给中国人怎么唱都行，但决不能在日本人入侵中国的时刻演旦角戏，因为这个角色不仅不能给我们的抗战鼓气，相反，我们的士兵看了这样的戏会泄气。梅兰芳所做的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强调的艺术与政治相统一。梅兰芳的民族气节极大地鼓励了前线将士，正是这一点而不仅仅是他的艺术造诣，我们才称梅兰芳为“人民艺术家”，毛泽东才称他为“梅先生”。这个标准是从中国人民的立场看待问题的，若从西方人纯市场经济的角度，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的视角，梅兰芳的像也树不起来了。那我们的军队文艺要取什么标准呢，当然是与中国人民立场相一致的标准，坚持抵制西方的普世标准。

再具体说到我们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一般的社会人群，它是为贯彻党的意志、实现人民利益承担党交给的武装任务的特殊人群。这就要求我们的军队文艺要有战斗力标准，检验我们军队文艺作品是否优秀不能以“国际承认”与否为标准，而要以能鼓励起战士的士气和作战精神为原则。我们说“为战士服务”，不是简单地只为战士的一般生活服务，而是要为战士在战场的冲锋陷阵服务。如果战士上战场之前看了你的文艺作品之后，更加奋勇向前，那你的作品就是优秀作品。比如《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的形象，鼓舞了我们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的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敢于和帝国主义斗争并取得胜利的精神，尽管没有什么高科技声像表现手段，但这个作品无疑就是优秀作品。再比如1951年魏巍同志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鼓舞了朝鲜战场的战士和数代中国人对人民解放军和祖国的热爱，这样的作品就也是优秀作品。如果看了你的作品后犹豫了、彷徨了，甚至当了逃兵，那你这个作品就是失败甚至是有害的作品。这种作品的艺术性越高，它的破坏性就越大。比如《色戒》这类的作品，传播的是无原则的跟谁干都一样活命和赚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这就不利于战士一往无前，为国家民族奋斗牺牲的精神，不利于军队战斗力的生成，这样的作品，不管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何丰富，也不管西方人将它捧得如何高，它对军队文艺就不是好作品，甚至还是有害的作品。

军队文艺所担负的特殊的历史责任，要求我们我们军队文艺工作的聚焦点最大可能的贴近战场实战。在战场上政治浪漫主义——比如当年的王明、李德等在湘江战役前后的瞎指挥——是以战士生命的牺牲为代价的。今天有些人将军队文艺创作与一般社会文艺的创作等同，提出什么军队文艺“多元”“开放”以及“职业化”的改革指向，以出“大师”“思想家”为目标，这些放在社会领域，其正确与否姑切不论；但放在军队文艺领域，放在党绝对领导下的战斗力标准的语境下，它危害就不言而喻了。军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托底部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铁的纪律是军队建设最起码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的所有理论都要聚焦战场，你可以这样那样说，但前提是要有利于战斗力的生成。你得让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勇向前，这是祖国命运的依托，仅靠“学术逻辑”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习近平主席要求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时代担当，我们军队文艺工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有人说我们军队文艺也需要“大师”，这没有错。这与英雄一样，是什么标准中的“大师”。我们说，军队文艺要聚焦战场，如果在你的笔下出了更多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这样的英雄，那你就是人民军队文艺当之无的大师。军队文艺工和一般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军队文艺工写出的作品聚焦的主要是战场，功能主要在于促进战斗力的生长，它赞美的是战士们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的精神。而不是让战士看了你的作品全成了“范跑跑”。“范跑跑” 在危险时说连他娘都不救，更不要说为人民了。要是我们军队教育出来的都是“范跑跑“，别说打仗，就是救灾的任务都完成不了。汶川地震，艺人砸的是钱，砸钱后就走人；我们军人砸的是命，砸了命还不能走。为什么，因为国家和那里的人民需要军队托底。如果我们的战士都失去了正确的宣传教育，放弃了担当意识，那人民的生命、国家的命运就会象苏联解体时那样因受不到保护而瞬间消失。汶川救灾后期，社会上的关注点已转移，可咱们的军队还在汶川默默无闻工作。这种精神是什么给予的？就是一大批《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样的文艺作品给予的。我们需要这样的文艺作品，而不需要花里胡哨，好看不中用的有害作品瓦解我们军队的斗志。在军队中纵容涣散人心的不负责的文艺宣传就是犯罪。历史教训并不遥远。当年大秦帝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战斗力标准，讲究经世致用。它将商鞅、韩非子、李斯这些人的思想和作品用于安邦治国，教化民众；而把那些不靠谱的、像坚持“戈尔巴乔夫”式新思维的那帮人全逐出秦国。齐国接纳了这些人，到齐国办的稷下学宫[1]“做课题”、带“研究生”，搞不靠谱的“百家争鸣”，秦国还送大量黄金——也算是那个时代的“课题费”——资助齐国的处士横议。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当秦国军队开到了齐国城下的时候，齐国文人竟集体静音，与苏联解体前的情形一样，诺大的齐国“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什么象样的抵抗。当年汉武帝反匈奴战争最紧张的时刻，有儒生狄山力劝汉武帝对匈奴施仁政，汉武帝让他去“贴近战场”，问他“我派你驻守一个郡，能够不让匈奴进入掳掠吗？”狄山说：“不能。”再问：“驻守一个县呢？”狄山又说：“不能。”武帝最后问：“驻守一个要塞城堡呢？”狄山自知理屈，硬着头皮说：“能。”于是武帝派他到去守边，结果此人走在半路上就被匈奴砍了脑袋[2]。如果我们文艺工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创作这种出不靠谱即满口“之乎者也”就是不贴近战场的作品，别的不说，至少作为军队文艺工作来说，就是不合格的；这样的文艺创作人员就不接地气，就失去了为师的资质。文艺工仅有艺术和学问指标是非常不够的，他们应当有为民族担当的意识和气节。比如鲁迅和周作人，都很有学问，但民族气节却有云泥之别——两个中间，我们当然要以鲁迅为导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但它不是一般国家而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安全支柱。领导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3]。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强调：“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政治。”[4]同样的道理，军队文艺的艺术水平也是在“革命政治前提下”的水平，学术“要服从革命政治”。这个原则是从古田会议上确立的，很有效。中医说：“效不改方”，军队文艺也是这样：古田会议上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政治高于军事的原则决不能有任何动摇。

中国军队文艺与意识形态要贯彻党的意志。党带领全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在今天又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因而，在今天党的意志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大标准，剩下都是细枝末叶。

有人认为中国缺少并需要塑造象美国巴顿那样的“英雄”形象。我以为这不需要。中西方英雄形象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巴顿，麦克阿瑟，这两个人很像，往好处说是有个性，往坏处说是好表现，热衷于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与风头主义是对孪生子，其优点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但缺点也是最大限度地加化了个人主义对全局的破坏性。比如，巴顿在战役上是把好手，但他打败德国法西斯后又要扩大战争，执着坚持利用纳粹残余再回打苏联。这从战略上看就具极大的破坏性，且不说当时世界和平对美国多么重要，就说巴顿的反苏观点若转为行动，那美国就可能在与苏联冲突中失去已经确立的战后霸主地位。正因此，在规劝无效后，美国将巴顿召回，不久巴顿死于车祸。再看麦克阿瑟，这个人的优点还是战役性的。此人善于剑走偏锋，性格上也比较爱出风头。1942年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收到麦克阿瑟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一些建议后，在日记中写道：“他对我们这些年来的研究的想法令人诧异。他的谴责可能只对军校一年级学生有好处。”2月23日，他给麦克阿瑟的通电发出后，在日记中写道：“爱出风头可能毁掉他（麦克阿瑟）”。[5]。1950年9月，仁川登陆使麦氏一举成名，但麦氏的战役性的优点也由此将在大战刚结束后还未缓过神来的美国又推向新的战火。就在杜鲁门犹豫之际，麦氏的轻率结论又将他领导下的美国引向灾难。1950年10月15日，杜鲁门飞往威克岛了解战场情况，麦克阿瑟以赵括式的轻率告诉总统，他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他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他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6]。

麦氏完全不知道，就在他们谈话的前几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已进入朝鲜。麦克阿瑟的轻率导致美国在朝鲜战场大丢其丑。罗斯福曾经当面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说：“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出色的将军，但是我觉得你将是我们最蹩脚的政治家。”[7]麦克阿瑟晚年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援引了罗斯福的这个评价来评价自己。事后看来，这种不顾国家命运只爱惜个人“羽毛”的所谓“英雄”，对于我们中国的发展是有害的，对我们的军队文艺来说既不值得欣赏、更不值得鼓励。

我们中国的英雄是集体主义语境中的英雄。任何个人都是集体的产物。个人的优点只能放在全局中发挥。脱离党的意志和党的领导的所谓“英雄”，在我们的语境中是不受到鼓励的。集体主义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力量所在。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军队是有奋斗目标的人民军队，“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在今天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危害显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仅此要有自己的理论自信，对我们军队文艺工来说，也要有艺术理念自信，自信我们已经走出了自己道路。集体主义是我们中国军队能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及其后的战争中打败一切强大敌人的关键，我们要是把集体主义丢了，那就是缘木求鱼，舍本求末。的确，我们要改革，但是有些原则性的是不能改的，我把这些原则叫“古田原则”。1929年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后，我们一路打胜仗，古田会议之前，一路打败仗。抗战中，日本人单兵作战和战役作战也的也很勇敢，军事装备技术化程度比我们高，怎么他们就败了，我们怎么就胜了？这完全可以从“古田原则”中找到答案[8]。  

有人说军人是一种职业，不应有理想主义要求。这话如在市场至上的西方或许可以这么说，但在中国则不能这么讲。因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蒋介石大屠杀逼迫下从南昌起义中诞生的党的武装力量，它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与解放工农大众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它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于1949年建立新中国。从新中国建立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仍处在西方的的包围和剿杀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将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说成“一种职业”，这就会使我们的军队与党的事业相分离，成为没有政治方向的亡命雇佣军，其结果可想而知。前阵子，社会上有年青演员以“演员就是一种职业”为理由身披日本海军军旗秀模特步，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抵制；如果我们的军队文艺工以同样的理由做同样的事情，那就会导致我们的战士产生“给谁干不是干”的误导性认识，试问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所以在这些原则上我们不能让步。

军队文艺工不是普通的演员，而是有特定政治使命担当的战士。没有理想的演员也许会变成身披万国旗的小丑，但演员一旦穿上军装，他们就必须是战士。战士是要有理想的，要是仅作为一种职业就不需要理想，它就是个赚钱的饭碗，给钱就行了。如果我们变成这样，我们就失败了，在战场上官兵就散了，就不会有黄继光了。黄继光用身体堵住了枪眼，他要是没有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精神信仰，仅靠市场利益，他为什么要用身体堵抢眼？现在有人用世俗化的方式肢解我们军人的核心价值观，说什么黄继光也不是说的那样，雷锋也戴过表，谈过恋爱，邱少云不一定能经受住高温火烧等，这有意思吗？当黄继光堵枪眼那一刹那，他就定格了，他就是英雄。这就叫盖棺定论。我们在宣传上就是要塑造、歌颂这些英雄，我们的战士需要的就是这些英雄。当英雄成为公众取笑或嘲弄、恶搞而笑星和“超女”成为公众狂热追捧的对象时，这个国家被人宰割的危险也就将悄然而至。没有英雄的国家是要散架的。美国现在都包围过来了，如果我们战士还以“职业”的心态打仗，那就保卫不了我们的国家了。

没有理想，军队就不会有士气和集体主义精神。1950年10月27日，就在中国出兵入朝参战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约民主人士周世钊和王季范谈他对中国参战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结果的考虑。毛泽东告诉周世钊“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关于战争的结局，”毛泽东分析说：

 美帝的军队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源又足。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9]

 结果不出毛泽东所料，美国最终“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不仅如此，新中国建立至今，在太平洋西岸美国与中国的所有较量全都输了，凭什么，凭集体主义语境中的理想。事实上，今天西方国家并不是怕我们的装备，怕的是中国军人的理想。邓小平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0]，邓小平还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对我们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仍然不能丢掉，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现在军队里要讲信念，在人民中间，在青年中间，也要讲信念。”[11]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失去了信念，难道我们军队也要在什么“职业化”“多元化”的误导中失去信念吗？曾有中国军人考察美国西点军校时，那里的教官告诉他：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12]。这话换着说就是，美国人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装备，只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带着我们前进，未来也是如此。有人说现在中国人想不起英雄，那是西方舆论把我们大脑给洗白了，满脑子只有西方，没有中国。如果我们今天的知识人也能到部队、下基层，参加抗洪、汶川救灾等重大活动，我们的文艺工要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寻找英雄，我们就会发现中国“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现实。没有英雄的国家是悲哀的，同样，有了英雄而不懂珍惜和歌颂英雄的国家也是悲哀的。

目前文艺创作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有些文艺创作缺乏生活经验，脱离生活实际。这是今天文艺作品中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比如现在泛滥的抗战剧，多是美女抗战，荒郊野外和深山老林的游击队多是美女领导，这不符合实际。一次有位经历抗战的老同志跟我讲，现在抗战剧里共产党游击队吃白馒头，动辄要求请客，这根本不符合实际。那个时候日本人搞“三光政策”，游击队找到点粮食极不容易，哪还有请客吃饭的事呢？还有的临死前还要问爱不爱，这反映的是当下年轻作家的小资情调而不是从生死斗争中走出来的老兵经验。爱情在那个时候是放在第二位的，生死存亡是第一位的。真正的实践是战场，我们没有机会上战场，但是生活教训多少还是有的。光正面说是不够的，看一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就知道什么是祖国和为什么要保卫祖国了。1937年日本在南京时，举个奥地利的旗都能暂时得到保护，就是中华民国的旗不行，在当时南京的或从当时南京死人堆里逃出来的人，才会知道国家为什么要强大。当年犹太人以为有钱就安全，不太在意国家，所以被希特勒整个地送到奥斯威辛去了。从那里出来的人组建了国家，这就是以色列。恐怖主义把美国打得鸡飞狗跳，为什么打不倒以色列？以色列国家小，但爱国心强。

我们现在文艺创作有严重的脱离实际倾向，脱离实际上是要亡国的。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文艺改革就是取消阶级论、宣扬人性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结果苏联瞬间解体。宋朝也是这样，文人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诗的政治相对论意味很浓，若译为政治诗就是：说你是宋朝人你就是宋朝人，说你不是宋朝人就不是宋朝人，为什么是宋朝人，是你把自己当成宋朝人。你若不把自己当宋朝人，你也就不是宋朝人。正是这样的政治相对主义才导致“靖康之耻”。当时的知识分子脚底有滑轮，风险来了都是“范跑跑”，这样才有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小王朝。有句话叫“人定胜天”，南宋刘过解释为“人定兮胜天”[13]。只有失败的南宋人才能有如此深刻的解释。心散了，人就没有担当，“范跑跑”现象就是这么来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改编经典。现在一种改编经典的趋势，由于改编者没有经过阶级压迫和剥削，没有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经历，经典经过他们改编后的，人性多元了，阶级感情虚化了，这就无形中去除了经典灵魂。现在改编过的“红色经典”与原著比，长于艺术表现形式，短于穷苦人的阶级感情。事实上，经典无法复制，更无法改编，正如古希腊艺术不能复制和改编一样。马克思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是可能的。”[14]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经典，就是这样的“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可能出现的，因此是永远不可复制的“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改编经典，犹如成人与儿童比“天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装萌”，是非常可笑的。马克思责问说：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它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著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的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15]

 今天改编“红色经典”造成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经典经过这些人的改编，其中的红色被偷换为粉红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去红”的结果不仅是让我们的后代不知不觉地忘记或误记我们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斗的历史，诱使我们的后代背叛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这都是最要命的。拿破仑说：“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现在的社会制度。”[16]如果联系目前社会上一些教科书中虚无主义内容、否定和虚化甚至丑化中国革命英雄的内容，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些“墨水正在摧毁现在的社会制度”的文艺暗流于以高度警惕。

最后说一下“娱乐”与正面宣传问题。娱乐性艺术确实是人们接受知识的重要方式，但是人类真正对于知识的需求动力，来自是生活现实的需要。劳动创造美，劳动创造了文艺。延安文艺时期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作品能够保留至今，并不是因为它们娱乐他形式，而是它反抗压迫的内容，这叫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当时人民面对问题是阶级压迫，不反映人民这种需要的作品——比如三十年代充斥上海的大量缠绵婉约作品——是不能留传下来的。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也不能仅是甚至不能主要是娱乐形式。鉴于资产阶级文化占据强势地位，列宁曾主张直接用“灌输”方式。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批判在社会主义理论传播途径上崇拜“自发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倾向时说：

 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他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地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觉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17]

 为此，列宁同意卡•考茨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18]的观点，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19]。今天我们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历史比较还很年轻，没有多少经验，更没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在意识形态宣传中还不能放弃看似生硬但在实践上却是非常有效的正面宣传甚至“灌输”的方式。娱乐是人类接受教育中最具“自发”性的方式，但我们可以自问我们今天学习的知识有多少是娱乐而不是一层层考试即“灌输”得来的，尽管我们不喜欢考试这种“灌输”方式，甚至到处嘲讽这种方式的生硬性，但它确实很有效：它使我们以比“娱乐”的自发方式快得多的速度掌握了那么多的文理知识，难道我们不能用同样的不好看但实用的方式攻下意识形态主阵地吗？当然可以。因此，要辩证地看待“灌输”式宣传与娱乐式宣传问题，不能单纯的把娱乐当成文艺宣传的主要方式，更不能娱乐至上。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及其伟大成就，还是要靠效果显现周期较长的正面教育，娱乐只是正面教育的配合形式。放弃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后果，苏联已有前车之鉴，我们后来者不可不察。

意识形态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它在我们部队更是塑造军人灵魂的工作。对于这个阵地，我们不占领，我们的对手就会占领，这方面万万不能疏忽大意，我们军队文艺工要积极出击、坚决打赢当前夺取意识形态阵地的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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