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

　　——“集中力量办坏事”论

　　向东

　　《“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以来就是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大权独揽，毫无民主可言。这样做的后果十分严重。”“如果能够在党内做到分权制衡，那么一位领袖人物还能那么容易地去‘集中力量办坏事’吗?”

　　这是毛主席逝世后，党内高层诽谤共产党领袖的最恶毒的一位领导人物。其诬蔑、攻击的烈度达到了顶点，这是中伤开国领袖的最无耻谎言，是对党的缔造者最无稽指控，是人民民主专政对象的叫嚣。这种突破道德底线和违背事实、悖逆人情伦常和违反党纪国法的丑恶现象，发生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高层，是党的耻辱，国之不幸，是每个有政治觉悟的党员和正直的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共产党集中力量干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只有集中力量才能办成大事，毛泽东是搞统一战线的专家，集中力量的大师。在他领导下，集中力量把百年战乱、列强铁蹄蹂躏下积贫积弱的国家，短时期内改造成独立自主消灭阶级剥削的强国，这是一件史无前例、举世公认的大事。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团结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爱国民主党派的力量，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祸国殃民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改变了长期受列强侵略的局面;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亿万人民建立新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革命成功后，为防止蜕变而探索出一条自我革命的路线，亲自领导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由此，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不至于最终改旗易帜奠定了基础。如此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是毛泽东同志运用自己的智慧，花费了毕身精力，集中了全国人民的力量，才终于办到了。

　　为了说明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除了毛主席自己说“我的一生做了两件事”以外，不妨依老百姓的眼光，看看党和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集中力量做了哪些世人瞩目的具体大事：

　　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消灭了利用土地进行剥削的制度;

　　三年调整时期，领导四亿五千万衣衫褴褛的人民，进行了一场力量极端悬殊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一穷二白的穷国，打败了、世界最强大、从无败绩、头号帝国主义组织的十六国联军，树立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劳动人民从此当家作主;

　　进行了大张旗鼓公私合营为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此后十几年初步建立了中国工业体系;

　　根治了淮河，消灭了黄泛;

　　建成了大大小小八万多个水库，保证了农业生产至今六十余年持续发展;

　　建成几十座大中型水电站并投产，建成小型水电站5万多个，小水电发电量占总量的三分之一;

　　建造了成昆铁路和红旗渠等一大批世界级建筑奇迹;

　　成功试验并掌握了两弹一星;

　　制成第一艘核潜艇;

　　创造了人工胰岛素和激光照排等世界最先进科技;

　　国防科技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建立起了包括电子、船舶、兵器、航空、航天和核能等门类齐全、综合配套的科研实验生产体系;

　　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研制成功;

　　建成我国第一条电气化宝成铁路;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基本消灭了黄赌毒、反动会道门、黑社会、血吸虫病等多钟传染病;

　　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8%，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稳居世界领先地位;

　　钢产量从“洋钉”开始，达到世界第四位，从“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原煤跃居第三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

　　文革使百万党政干部保住了晚节;

　　......

　　以上举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万分之一的几个例子和数据，仅仅是为了证明“集中力量办坏事”、“崩溃”和“浩劫”言论的无比荒谬，而证明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集中力量，是为建设新中国办大事、办好事。

　　当毛主席停止了呼吸、不无遗憾地离开人世的时候，他知道，身后等待他的是“谤满天下”。那些无穷无尽的诽谤，不仅来自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国内外敌对势力，而且来自党内谋求发财致富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和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用心歹毒的“三大人祸”

　　“集中力量办坏事”，就是来自党内高层对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的最无耻诽谤，也是对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最缺乏道义和逻辑的恶意诅咒。

　　《“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给斯大林定的是“排除异己、滥杀无辜”罪，文中说：“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中，先后有14人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军人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多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对这一段话，暂时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这完全是赫鲁晓夫的口吻，其中充满了疑点和矛盾。留给俄罗斯人民去弄清楚吧!应该相信那里的劳动人民，一定会给斯大林一个公道的说法。而决不是任由受过斯大林打击的人和被推翻又重新上台的剥削阶级说了算。也绝不允许无耻小人顺拆屁当真理。

　　《“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依照对斯大林诽谤的方式，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把斯大林“滥杀无辜”演化到毛泽东身上。他说：“同样的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三大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却有三大人祸：1957年反右，打了三百多万右派;1958-1960年高举三面红旗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饿死四千多万人;1966-1976年文革整了1亿多人，其中死了两千多万人。”

　　这三组吓人数字，对中国人民而言，早已见怪不怪，听到耳朵生茧。无论《“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多高的身份，这些从肛门出来的数据，经过他的嘴巴，也不可能会增加多少含金量。中国人民知道，《十诫》培养出来的走狗，给人栽赃罪名，能像魔术师那样无中生有地捏造出来，十倍八倍地扩大数字又算得了什么!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1957年反右斗争，毛主席公开指出，右派分子全国约有四千人，后根据上报材料，增加为八千人(仅此一条，已被后来批毛者指责为“主观随意性”)。具体负责领导运动的领导人，把打击面扩大100倍到55万多人。因此造成恶劣的影响，迫使党中央后来做出了甄别和多次纠正。五十多年过去，早已平反摘帽的右派，又被《“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从数字上夸大6倍，成300多万人。中国真是一个奇妙的国度，历史数字也会像蘑菇一样生长。不知道扩大这些数字的人，出于什么动机这样做?

　　“1958-1960年高举三面红旗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是个典型的愚人节故事新闻。从党史查到：1959年全国中共党员1350万。估计包括党小组长在内的干部，也最多300万，党内够得上副科级以上干部是不是够100万，党外人士确实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够得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称号的高级别干部不可能超过十万。把共产党够格的干部一个不漏全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只够三百万的三十分之一。可见夸张到了什么程度。

　　请问高级智囊，你不是才子吗，怎么犯个幼儿园级的错误?问题还不止是犯个幼儿错误。从他“高举三面红旗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语法结构，给年轻人的印象是：“高举三面红旗”的目的，是为了“打三百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句偷梁换柱的话，是他咬着牙齿说出来的，可以看出他内心多么地狠毒。如此阴险毒辣的文人才子，多么可怕!简直是党内蠹虫，国之奸贼。是谁把这种道德渣滓、人品垃圾弄到共产党内?

　　接着是饿死人的问题。1960年少数地区饿死人是客观事实。譬如最严重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因为当地干部浮夸和强征，加上第二年的干旱，个别领导扣押调济和返销粮，造成人为饿死十多万人的情况。这与省委书记吴芝蒲有直接关系，他也因此受到极刑处罚。类似情况全国有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发生，但绝不是普遍存在。饿死三千多万是墓碑杨继绳和右派分子茅于轼等人的夸张。到了党内《“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嘴里，变成了“饿死四千多万人”。这也是个《天方夜谭》里的故事。当时全国人口六亿多，除以四千万，约等于15个人里面要饿死一个，这已经很离奇了。有的省如江西、福建、湖南、湖北、东三省等地，还有全部省会城市以及大部分中小城市，没有饿死人的消息，更没有记录。这样分母充其量只有两三亿，在河南、安徽、四川等有限的灾区，饿死四千万人是个什么概念?会是什么情景?写文章的高级领导想过没有?难道你真的相信那个四川省委鸟人，一拍脑袋说“四川省就算饿死一千万吧”的统计数字吗?

　　关于“文革整了1亿多人，其中死了两千多万人。”的说法，也是涂在共产党身上的脏污，一评中已作讨论。

　　以上所谓“三大人祸”之论，本来是想以此作为证据，可以“集中力量”攻倒共产党。可惜是谎言，成了伪证。结果适得其反，变成了诽谤者的诽谤罪证。

　　人民心中的好事  敌人心中的坏事

　　劳动与资本(金钱)的斗争，已经几千年，资本的代理人虽属少数，他们却集中了大量财富，以对付只有劳动力的多数穷人。历史上多少次穷人阶级活不下去时，便集中了自己的血肉之躯，冲垮了剥削敛财阶级的堤防，获得了自由平等的权利。新统治阶级未能吸取倒台者的教训，新贵们迅速蜕变腐败，开始重蹈覆辙，集中力量把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吐出来的财货，吞进自己的肚子里;并且把自己革掉的不平等，又马上强加给了曾经帮助革命的最底层劳动群众;让因起义而推动的历史进程又停滞下来，已经有所改善的社会状况，又退回到原来愚昧落后的位置。

　　人类社会从未停止过起义和革命。穷尽一切起义和革命，只有毛泽东领导共产党的革命，才堪称不谋私利的、正义的、最彻底的革命。他集中了“一盘散沙”似的几亿人的力量，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种革命，才是真正改天换地划时代的革命。这种革命，对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而言，确确实实是毛泽东“集中力量办坏事”;对于被赶出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言，确确实实是毛泽东“集中力量办坏事”; 对于投机革命的功臣们而言，他们在文革面前露了原形，在改革面前坐实了走资派的名头，他们感觉文革是灾难、是浩劫，显了他们的“芦花”，确确实实是毛泽东“集中力量办坏事”;更有甚者，毛泽东划下的道道，成了一切剥削阶级、一切人类寄生虫、一切社会渣滓们，难以逾越的鸿沟，对他们，毛泽东确确实实是带着共产党、带着劳动人民“集中力量办坏事”......所以，他们深切地痛恨毛泽东，痛恨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其政权。他们深深地懂得：必须重新集中剥削阶级的一切力量，进行拼死的反扑;同时，想方设法瓦解、分散、冲垮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已经集中起来的力量，使他们回到一盘散沙，才能消灭人民民主专政。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感到安全!

　　《“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是“集中力量”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宣言书

　　八国联军，为什么要联合八国?集中力量侵略中国;蒋介石为什么联合数十万各路军阀?集中力量围剿区区井冈山;为什么要组成同盟国、协约国等等?集中力量打世界大战;为什么组成十六国联军?集中力量对付不到两千万人口的朝鲜和更大的目标;为什么有多国部队?集中力量欺负不听话的小国;为什么设计各种资本主义金融制度?集中资本力量剥削劳动......这才是集中力量办坏事!集中资本干坏事!

　　现在，世界上两大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那是因为资本积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快速和高效，贪婪之心却继续无限膨胀。物质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和精神享受的天壤之别，使社会分裂和阶级对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世界已无一处安静之地。

　　中国在西化派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集团一度紧密合作之后，首先在经济方面融入世界资本体系，一方面接受帝国主义的宰割，另一方面，也想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夺得一席之地。然而，美帝国主义是决不允许有人与他分享霸权主义蛋糕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制虽已资本主义化，政治上却继续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体制，使他们更加不放心。新世纪开局以来，国际资本主义在美帝国主义操控下，加紧了对中国的渗透、围困和宰割，通过第五纵队和党内外西化派，接连不断发起颜色革命颠覆活动，使中国经常处于不安定状态。2006年西山会议，实际是西化派智囊触角的具体谋划;签署《零八宪章》的人，是先锋队的冲锋陷阵;党内真正西化派N代头人，十八大前夕走向前台，露出庐山真面目，企图强行按照民主宪政的模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就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出笼，实际是废止《四项基本原则》、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宣言书，......这一切说明，西化派集中了内外夹攻的火力，准备一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去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而言，这些人才是“集中力量办坏事”，他们要彻底打破工人农民的最后一点寄托和穷人的可怜念想。

　　“集中力量”  进行阶级斗争

　　一切剥削阶级利用人的自私自利之心，依靠名利地位的诱惑，把人“集中”到名利场，用丛林法则驱使人们争权夺利，造成人与人之间残忍的屠戮杀伐，把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以便更有效地奴役、驱使、剥削大多数人。几千年过去，花样翻新，往复循环，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集中财力物力的本领，已经达到精美绝伦的境界，剥削劳动和掠夺别国的手段，也趋于登峰造极的地步。

　　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为了维护属于自己的权利，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对残酷剥削进行反抗，起义和革命从未停止。中国共产党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创造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最大限度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使中华民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集中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集中力量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针锋相对、义无反顾。

　　两个对立的阶级，都是“集中力量”生死相搏，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实现本阶级的理想。剥削阶级集中自己的力量对付穷人，却不允许无产阶级集中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抗，他们痛恨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完成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历史任务。而无产阶级寻求解放的努力永远不会停止，阶级斗争因此不可避免。所以，当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打痛了剥削阶级的时候，他们就跳出来恶毒地咒骂：你们“大权独揽，毫无民主可言。这样做的后果十分严重。”你们“集中力量办坏事”!等等。

　　阶级立场不同，爱憎分明，是自然法则。

　　如果为了肮脏龌龊的目的，编造谎言，“集中”谎言，用谎言的力量来打击对手，属于卑鄙下流。“集中”谎言的“力量”，对付除了劳动力，其余一无所有的人群，更是人格卑鄙、品德恶劣的表现。

　　《“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文革”，完全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看待文革。他的语言并不粗俗，却很恶毒;文辞虽然隐晦，却唇枪舌剑;信誓旦旦，却谎言连篇。他的目的，无非是污毁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以便接下来兜售他西方主子的“民主宪政”烂货。

　　他集中了平生所学，歪解党的政策。用尽最狠毒的表达方式，在党和人民之间制造矛盾，瓦解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培育起来的鱼水之情。《“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矛头所向，直指共产党的命门，气势汹汹，志在必得。

　　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无产阶级世界观看待他的恶意攻击，那些令人发指的诋毁，反成了对人民政权的热情赞扬;丧尽天良的诽谤，无异于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无上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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