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929 呼和浩特王府饭店《毛泽东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一）

写在南开大学艾跃进教授的视频文字版之前

毛泽东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

                                 -------主讲：艾跃进  2013年9月29日呼和浩特王府饭店

第一集

    一：文革的背景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

    首先感谢范站长的介绍，也感谢各位的掌声。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毛泽东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跟一开始的那个题目（按：原定题目为《文革中的毛泽东》）换个角度。这个呢是我为毛泽东辩护、还其清白的一个重头戏。因为呀，反共分子呀攻击毛泽东的基本上是两大点：一个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一个是文革“十年浩劫”。那么文化大革命呢？是中国现代历史一件无法回避的大事，是毛泽东声称自己一生所干的第二件大事。也是他一生中受到攻击最多的事，是其晚年被攻击为其所犯的最大“错误”，是被彻底否定了的。它的发生不是一件偶发的孤立事件，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完整的社会运动的全过程中去研究，通过各种历史现象，去找到引发这场革命的必然性和根本的原因，并且努力地去挖掘这段历史所反映出来的基本规律。

以革命的手段推动文化的变革，从而克服旧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就是阻碍作用，使之逐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是广义的文化革命。这种革命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比如文艺复兴。那么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革命，一般都不彻底，因为它所发生的经济基础多半是从落后的私有制到相对进步的私有制，而当社会经济基础出现了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这个变革，那么对文化变革的要求就达到了它的质的飞跃，产生了真正的革命。人类所有文化几乎全都是建立在，几乎啊！全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那么公有制做为社会制度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不过只有百年的历史，而公有制文化只在中国存在了十分短暂的时间，短暂到什么程度呢？只有十年，这就是文革中的十年。虽然只有十年，却已经显示出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在文革结束将近40年的今天，面对党内外、国内外的“乱象”，我们又想起了文革，这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因为它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这个意义我们在当时看不出来，在文革结束后我们也看不出来，今天当你想到文革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意义就在客观摆在我们面前了，要不你想不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策略告诉我们：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它一定是有三个环节的：第一，进行武装革命以夺取政权。其实这个环节，哪个阶级上台都得进行。第二，进行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唯独无产阶级要将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第三，进行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包括上层建筑领域在内的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全过程啊，应该说少了任何一个环节它都得停止，它都不完全，而这第三个环节，只在中国出现了十年。

1949年新中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第一个环节。1956年当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公有制在中国大地上初步建立起来了，这是第二个环节。但是此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包括整个文化系统在内的上层建筑除了国体、政体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之外，其他领域基本上还是民主革命时期甚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那种传统文化，我指的是“私有制”和“私有制”观念下的那种人们固有的东西，它表现出来的就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事。第一，在文艺舞台上，几乎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讲台上都是专家、权威在唱独角戏。医生、大夫只为城市“老爷”们服务。因此在文化状态上，基本上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基础。第二，我们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用的是“赎买”政策，被改造对象并没有从肉体上被消灭，他们广布于全社会之中，其私有制基础的传统文化及其表现即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精神信仰对工人阶级队伍产生着各种不良的影响。第三，受国外帝国主义文化宣传的影响，新的资产阶级意识还在不断产生。第四，以资产阶级法权为依托，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大量的、自发的产生。第五，党员干部当中民主革命的同路人、旧军队的起义人员、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其思想意识、文化基础随着天下的取得，他们要“坐天下”了，其实他们是在重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王朝周期率。因此，做为政治思想上集中表现的修正主义的思潮，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有着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上述背景下，进行文化革命的，并且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完成的第三个环节，这个环节至关重要。首先，缺少这个环节，革命的进程就会前功尽弃，还不仅仅是不再继续、中断的问题，是前功尽弃。比如说苏联就这样，苏联就缺少这个环节，它后来变修甚至解体。其次，毛泽东说：“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不多。”也只有完成了这第三个环节，才能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最终的解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任何一个事物都不能全盘地肯定或者全盘地否定，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却将文革彻底否定了，可见文革之错是何其之大，可以说是罪莫大焉。因此文革至今仍然是理论禁区，也正因为如此，所有“拥毛、挺毛”者，所有试图客观分析评价文革的人士都可能被扣上“文革余孽”的帽子。无独有偶，文革也受到国内外所有反共、反华、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反对。它使得毛泽东因此被中外反动派们恶毒地攻击为“恶魔”，并与希特勒、斯大林一起并列为20世纪三大“恶魔”之一。因此，对文革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做出客观的评价，是研究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国际共运史的人所不能回避的。也是当今中国的政治家们在设计中国未来之路走向何处时所绕不过的一道坎。研究中国、研究中共、研究毛泽东，就必然要研究文革，应该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要不你就基本肯定它，要不你就彻底否定它。站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立场，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那我今天要谈的这些东西，我不做评价，我也不下结论，我只从客观，我拿第一手的资料来说话。这些资料的选择，其实也代表我的立场、我的观点。

我谈接下来第一个问题：文革的背景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但是此时它还是个革命党。那么此后呢？党内滋生的腐败，虽然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严厉地整肃了刘青山、张子善，但党内仍然存在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的土壤。1956年党的“八大”，中共高层在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一种观点是一线领导提出的认为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其本质呢是再次变相提出了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即恢复私有制。另一种观点是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提出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会长期存在，因而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必须坚持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背景下，毛泽东开始了“整风”运动，并让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帮助我们党“整风”，其目的仍然是要保持执政的共产党的革命本色。但是，一些右派分子趁机跳了出来，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又领导我党开展了反右斗争，意在通过说理和批判斗争的方式在给斗争对象留有出路的前提下解决思想意识、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使右派分子和人民群众都受到教育。而在这个过程中，党内一些官僚将给领导人个人提意见的同志和大批爱党爱国的人士下指标、按比例地打成了右派，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甚至采用专政手段，比如开除党籍呐、开除公职啊、下放农村呀、劳改、劳教等方法，伤害了一大批好同志。其恶果不仅在于伤害了一大批好人，也因此形成了绝对服从的奴隶主义的官场的风气。官场上出现了大批的驯服工具，并开始形成了党内的官僚主义体系。那么这一点呢，当时担任中央反右领导小组负责人的一线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到后来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中，一线同志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大搞“形左实右”的“浮夸风”、“共产风”，造成了饿死人的严重后果。在此过程中一线领导不顾毛泽东的反对，甚至封锁了毛泽东给全国从省级到小队长六级干部的信（那封信我反复提到，几乎我的每一个视频都会提到，我在这里简单就说一句，毛泽东在信里说：“一亩地增长上三五百斤就不错了，你们非说一亩地能产万斤粮食，我不信，说瞎话有什么好处，说瞎话一害党、二害群众、三害自己。”我上述说的这两句话就是毛泽东那封信的两个最基本的。）那么这封信被封锁，更为恶劣的是，在饿死人的严重后果出现后，一线同志不思悔改，再将责任推到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头上之后，又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从极左又跳到极右，对内大搞“三自一包”，对外大搞“三和一少”。所谓“三自一包”就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单干，即主张分田单干。在农村取消公有制经济，这实质上是用共产风的极左手法抵制毛泽东关于公有制的正确主张，等到出了问题之后，以此为借口，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以便再回到私有制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所谓“三和一少”就是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人民支持要少。毛泽东坚决反对了这一对内倒退、对外投降的错误做法，认为党内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于是重提阶级斗争，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的运动，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一线领导却用“四清四不清”予以混淆。关于‘四清”，1971年周恩来在接见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时曾经追溯说：“毛主席在1963年制定了‘前十条’来指导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刘少奇用另一个‘十条’来对抗，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关于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他用‘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来代替毛主席的指示，由于这样的方案打击的范围不得不大大地扩大，在农村干部中小私立确实存在，例如把集体财产中的一点点作为私用，如果这样的话就使他们都成为坏人，那么几乎所有农村干部除极少数例外，都得被打倒，所以问题不在于‘四清’和‘四不清’，而在于你走哪条路。”从周恩来的上述谈话中可以知道，刘少奇是主张矛头向下的，这是他的一贯做法。而毛泽东是例来主张将矛头指向官僚集团的，这也是毛刘二人的一个重大区别，是他们产生路线分歧的重要原因。

到文革前，在文艺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于舞台；在教育界，师道尊严、读书做官论的声音一片喧嚣。那个时候学校和教师就分为等级。在经济领域，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刮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之风、极力推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买办思想和“三自一包”的资产阶级私有化思想。在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封建贵族没落思想泛滥，牛鬼蛇神、求神拜佛、八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思想充斥社会。在党政机关也出现了失控现象，卫生部被毛泽东斥之为“城市老爷部”，中宣部、北京市委被一线领导所控制，连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在北京《人民日报》想发一篇文章发不出去，最后被迫秘密到上海去发表。1964年2月29号，毛泽东在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城会晤之后，回到中南海他的驻地。他的护士长叫吴旭君，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同吴旭君谈起了和金日城会晤的事，他说：“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放心。”吴旭君呢，看毛主席呀，这个忧心忡忡的样子说：“你呀，你不要总担心，这样对你身体不好！”毛泽东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们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也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这个人没有私人，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上述这一切，使得毛泽东认为党和政府中的相当一部分权力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的政权有被颠覆的危险，而这个危险就来自党内，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1964年说的，其实从1956年到1966年，毛泽东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进行了多次的运动，其核心就是要完善巩固社会主义的制度，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以便建立起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在文化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效果有限。原因在于，一线领导同志忽左忽右，并在运动中压制了人民群众，因此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就不可避免。这也是始于1921年中共成立以来的革命事业的继续，是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三个环节。也就是说主席本来想通过56年到66年这十年间的渐进式的革命，渐进式的文化运动去完成第三个环节，但是受到抵制，因此历史走到1966年的时候，要完成第三个环节，在客观上只能采取文革这种形式。注意！任何一个历史运动绝不是某个领导人个人意志的作品，它一定是一种客观发展的结果。任何个人他也不可能发动，他也不可能阻挡。这是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到66年10年渐进式不解决问题，到这儿需要有个质变。片面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往往仅看到专政工具本身的形式部分，比如军队啦、警察啦、监狱啦，而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专政的本质在于大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这是它的本质。我们提到专政，或者专政工具，马上就想到军队、警察、监狱、法庭，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它不仅包括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它的本质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那么如果大多数人变成了被专政对象，那说明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名存实亡了，已经修正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少数人对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专政，因此需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当媒体宣传工具、文艺舞台、法律、教育、管理甚至连医疗都被少数专家、教授、律师、学术权威等所谓精英把持、垄断、专政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形式就只能是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以便重新恢复无产阶级专政所赋予的人民的民主权利，恢复人民群众的主人公的地位。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恢复党和人民在战争年代的那种血肉关系，这是我此刻的突发奇想！不光是，是吧！恢复人民本身，我们共产党从井冈山千百把人能够成为500万人民解放军，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民群众，靠的是党和人民的血与肉的这种关系。执政了，执政了十几年之后，搞官僚了，脱离人民群众了，其实文革从另一个意义上是在恢复党和人民的这种血肉联系，要看到这个！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以下三个人的话很有代表性，我要举的第三个人刚才范景刚同志已经说了，说是俞正声同志。那么我就不提他了，我提前两个人。第一个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在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防修反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做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也就是78年底，三中全会前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对文革还是基本上肯定的。当然随着后来，是吧，这个发展，有变化。到了80年的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的时候说：“搞文革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由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他还得承认这条！）就说在做出了这个《决议》之前，他还是这个看法，我们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能不能坚持这个正确的看法这就另一回事了。那么在文革结束后的新世纪，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回答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时说：“看现在的情况，毛主席是对的！”而王光美在各种场合她都说：“毛主席刘少奇俩人不是个人恩怨，是路线分歧。”如果没有个人恩怨，仅就路线分歧的话，那么我们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你坚持了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你就会知道，毛泽东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没有错的。刘少奇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也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提倡剥削有功，肯定是错误的，连问都不要问。其实1966年12月26号这天，毛泽东，很少给自己过生日的毛泽东在这一天73岁，小范围内吃了顿饭，在饭桌上，有个谈话，他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了。”实际上毛泽东在66年12月底的这个时候，他是在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总结。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的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到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已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让相信他们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倡无条件的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你从这就能看出主席搞文革的一个意图。其实主席这个思想是一贯的。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提出：“从今往后我们要立一个规矩，如果党中央的决定不正确，我们也可以不执行！”这是他的立场。因此毛泽东生前多次问下边，如果将来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都是跟这个相关的。毛主席的观点很明确：“听正确的，而不能光听上级的。如果上级正确那当然应该听，如果上级不正确你也听，那叫奴隶主义（我认为毛主席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毛泽东接着指出：“抓革命才能促生产。（很多人误解认为毛泽东只搞革命不搞生产，错了！）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力的方向道路问题，抓革命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有人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自己也就要成为走资派。”毛泽东认为：“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的旧纪律要搞掉，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进行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连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注意听这段啊！），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你们认真听，在毛泽东眼里需要抓进去的，只上述危害社会的杀人、放火、放毒、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其他的大部不抓、一个不杀。这是毛当年的政策。“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这是真实的啊！那很多人认为在文革中乱抓人，没那回事，证据！我们拿事实说话！“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们辩论，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人不杀！”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给反对派判过死刑，这就是毛的胸怀！毛多次提出：“公安不准对准党内！”毛泽东又说：“看起来党内两条道路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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