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概念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 33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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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资本论》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块敲门砖，《保卫资本论》则有力促成了“倒着研究”向“正着研究”的工作转换。2017年，各种《资本论》研究潮起潮涌。其中最有价值的路径恐怕莫过于“双向的感召”和“原创的对接”。通过还原马克思的学术精神，从中亦可深切感受到理论研究向深处进军的强烈的时代力量。鉴于此种有利的形势，为纪念《资本论》发表150周年，特推出《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修订版)第五章全文，以飨读者，期待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大程度地集成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法元素。
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
——题引
楔子
(一)
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能力弄清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这种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2000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2000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持久性的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到“文字游戏”的地方，只要比较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某种现实的内容。(恩格斯：《反杜林论》)
(二)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时，常常碰见社会科学中的“辩证方法”，碰见社会问题范围(谈的也只是这个范围)内的“辩证思维”等等。由于头脑简单(如果只是简单那还好)，他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切社会学问题。他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看问题，就不能不确信这种看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根据理论符合……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这一点，而是根据别的什么……而且他们也不能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这种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明确地说过对理论的这种要求，并且以此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完全不能低估的功绩是他们把我们从哲学行话中解放出来，这种哲学行话曾盛极一时，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就显得是完全陈腐的东西了——那就会完全像海涅在歌德之后用高特舍特的语言写诗一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
(四)
经济史观并不意味着人类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全部地或主要地为经济动机所驱使……当我们这样认为时，我们要为马克思辩护一下，以免引起另一种误解。经济史观通常被称为唯物史观。马克思本人一直这样表述。这个短语很快就在一部分人中使用起来，但在另一些人中却没有被接受。(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五)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17、18和19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词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
(六)
马克思所否定的正是这种思想：经济生活规律无论对于过去或现在都是一样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经济生活是与生物学其他领域的发展史相类似的现象。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与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提并论。更深刻的分析表明，各种社会机体和各种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严格科学地表述了对经济生活的任何精确的研究所应抱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七)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
(八)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可能有一个巴尔特冒出来，并攻击在他那一圈人中间确实已经退化为套语的东西本身……(所以必须)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恩格斯：《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
(九)
从这些书信中读者清晰地看到的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的风貌。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主义的极其丰富的理论内容阐述得非常透彻，一目了然，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谈到他们学说的各个方面，同时对最新(就与先前的观点比较而言)、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加以强调和说明，有时又是共同讨论，互相切磋……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表明整个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抒发所探讨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汇合的中心点，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
马克思主义的始源概念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此乃历史生行动逻辑的过程。“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用三个口号来概括：政治、政策、艺术、科学、宗教的和其他的信仰或创造，全部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历史的进化是由经济的进化推动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关于社会进化和阶级的思想自然是他所写的一切东西的基础……全部著作中……最重要的来源：《共产党宣言》、《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为了求其解决，马克思付出了自己余生的大部分巨大能力。显然，以经济史观作为基础的宏大建筑物，在没有充分分析整个人类文明进化所依赖的经济部门的内在进化以前，不得不继续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中。因此，对他来说，经济史观依然是一个计划，而不是一种本身具有价值的成就。我们已处于一个正确理解马克思著作的十分重要的关头。一方面，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出他的一元论的‘社会科学’，这是源于功利主义的唯一无所不包的重要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以什么方式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把社会学的一切部门和经济学结合成为一个单一而均匀的整体的——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致使其现代信徒们头晕目眩，甚至比当年站得太近的恩格斯晕得还厉害。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正面目……这种构思是极其伟大的，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正是这个事实，并且仅仅是这个事实，使我们有权把马克思称为伟大的经济分析家。他不只是一个经济分析家……不只是一个分析家，那是无需再加以说明的。”(熊彼特，2001)[1]于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
(一)
对于中国人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两个流行用语摄入心帘的。马克思主义似乎使中国的伦理本位和行动本位重新统一起来，而产生面向现代化取向的新型实践概念——工作。“盖人生大道即在实践乎人心之理，非有他也。”即诸如自认是改良主义者的梁漱溟，后来则认为：“达尔文马克思先后启示于吾人者，有其共同之处，亦有其不同之处。其共同处则昭示宇宙间万物一贯发展演进之理，人类生命实由是以出现，且更将发展演进去也。其不同处：泯除人类与其他生物动物之鸿沟，使吾人得以观其通者，达尔文之功也;而深进一层，俾有以晓然人类所大不同于物类，亟宜识取人类生命之特征者，则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功也。”(梁漱溟，2005)[2]
所以我们要说，“难道唯物主义不正是以物质条件说明社会形式吗?”(列宁，2009)[3]于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曰：“如我今资藉于达尔文、马克思以来的学术，对人心与人生得有所窥见，有所说明者，盖亦由东方古学有以启发之。不有古东方人转其向外之心而向内以发挥其自觉性也，不有其所创造的三家之学传衍于后也，我又何从而会悟到此乎……慎独之‘独’，正指向宇宙生命之无对;慎独之‘慎’，正谓宇宙生命不容有懈。”(梁漱溟，2005)[4]其亦必指明了这个思想史实：“在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出现时，马克思可能感到很满意。但是他自己的进化论同这种进化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彼此都没有给予双方以支持。”(熊彼特，2001)[5]
统一主客观，即作为“事和物之存在的客观与主体之事”和“客体之物的主观”相统一的规定，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实质。其奠基了“事”(自然到社会、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成长之事)的科学。马克思实由主体的概念出发，而逼近于客体自然，又在断然抛弃以物为研究对象的西方文化的进路中重新统一了主体客体、自然社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规定是对于统一历史(事的科学)的不懈寻求，所重视者人的类生命以及实践的社会生活(规定)。现今，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综合的学派普遍持有“貌似历史，实则背离历史实践”主张，必然丢弃中国本土的工作概念。例如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是由内核与外围保护带所组成的系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主要论据涵括以下三方面：(1)“实践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带有哲学含义的范畴经济学化……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既是哲学范畴，也是经济学的范畴。”{这就误解了实践科学的存在者的规定，一味把历史发展的支架视为认识论上的理论范畴。——本书｝(2)“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只应当称为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生产关系，那么，这只会缩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由于现代经济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比如，生产力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等。”{这就混淆着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批判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且将它们不加区分地混同一起进行认识构造。其结果只会是：盯住具体科学，忘掉了针对抽象科学的建构与批判。——本书｝(3)“中国是一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而设置)的十分恰当的研究场所……斯大林说过，语言本身是不能有阶级性的……马克思当年就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所使用的术语在他的那个时代绝大部分是学界的共同语言。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新综合的必要。”(李建德，2000)[6]
无论话语多么豪壮，词句运用得如何妥当、多么贴切，但难以隐藏背离历史之工作实质性。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去历史”主张下，一切语言仿佛皆是逻辑造设，均是无实体之构造;于是，公式主义、认识预设重新盛行。由于锁定了历史的逻辑化、客观过程的现象化，工作思路和斗争的特征必然趋向“软骨化”。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发展的社会客观规定注定沦为纯粹经济制度上的一个解释学工作(认识锚定物)，作为要被换掉的工作范畴，甚至于要作为被认识改造的靶子。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他们只为历史工作，对历史负责。在继承者们看来，他们则是为马克思主义工作，对马克思主义负责。通过预设“各种马克思主义”，他们达到的只是各自的目的。学院派似乎满足在逻辑自恰的状况中，求得自圆其说即可，并不吁求改变世界的行动。投降主义派吁请全面的投降或委婉的折中，一味向“现代科学”靠拢，工作拒绝回到历史、回到现实批判。这些做法必然导致行动策略上的“科学主义倾向性”，内容或内涵上固然是千姿百态、形形色色。
但是，人的本质的特殊性要在社会表现中去寻找。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历史的主体性涵括。离开实践的人的活动和离开人的实践的对象，因而同样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是面向工作外部的实践，它从来不是任何自足自明的规定。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含义，列宁言简意赅地予以宣明：“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列宁，2009)[7]所说之唯物主义，乃是工规定，是主体对其工作外部的无条件服从;所说之历史观，乃是设定唯物主义工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规定。庸俗研究者却幼稚地认为：这是列宁指认一种一劳永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笑!
(二)
对马克思主义的明显不正确的一种态度是表面抬高，实则离开历史实践，搞自足认识活动和绝对真理主义。马克思主义被视为这样的进路：哲学规范(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规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是现成的，语言体例是既定的，语言本身则是工作自足的;作为工作规范，其垂范一切认识论。但普遍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意义的哲学使命和科学使命的工作方法，转而拒绝历史使命的工作方法，将历史使命简单视为一种工作自明。而如果离开历史奢谈“哲学大革命”，离开阶级奢谈“科学大革命”，同样，离开实践奢谈“知识大革命”，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再会是行动。马克思主义者不再是工、行动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沦落为底定的科学知识，尘埃落定，仅供智能之士，玩口舌之用。关于如何采取正确对待的工作态度，《哥达纲领批判》结尾处，马克思确实写下一句话：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作为地道的唯物主义工，马克思反对“纯哲学(预设)”。因此，“人们要问实践哲学是否特别是一种历史理论，回答必须说这确实是真的，但是，人们不能把政治、经济——而且甚至政治科学和艺术、经济学和政策的专门化的方面——从历史中分割开来。”(葛兰西，1990)[8]阿尔都塞进而也认为：“只是从列宁开始，费尔巴哈提纲第11条里预言般的语句才终于获得了实质内容和意义。(迄今为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许诺了一种新的哲学吗?我不这样认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哲学：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一门科学：一门完全与众不同的科学，但仍然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给哲学贡献的新东西，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这种新的哲学实践可以改造哲学，另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有助于改造世界。只是有助于而已，因为创造历史的不是理论家、科学家或哲学家，也不是‘人们’，而是‘群众’，即在同一场阶级斗争中被联合起来的各阶级。”(阿尔都塞，2011)[9]
另一种不正确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工身份下意识地贬低，使之下降为仅充当学科规范。一时间“马克思主义(知性)科学”“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等工作口号竞相登场，为了与资产阶级实证主义、解释学媲美争光，或者以争夺学术话语权名义努力打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技术规范，实际的做法则是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等量齐观、相提并论。这明显地是加入到对手游戏规则中去的做法，显然利用了这一观点：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
人们进行知识考古，是为了找寻心中愿望，各自从马克思文本中提取所需。然而，科学名义毕竟拯救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灵魂。由于失掉批判的内置规定性，再多的依赖各种特殊哲学使命和科学使命建构起来的工作证据，都不是可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内涵被无情淹没了。
其实，根据马克思的工作指示，马克思主义真义乃是在于行动——改变世界，并不在于宣布什么一劳永逸的决定。《资本论》文本的一个突出的特质是表达行动内涵。而年轻的马克思已经晓谕天下：“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烧乳鸽掉进来就得了。而现在哲学已经世俗化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10]完成《资本论》写作后，马克思谕告我们：“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化……一样不可避免……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1]
(三)
坚持面向工作外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工的实践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意味着，这仅是一项工作条件：不自足，不停步，永远是实践路向，坚持实践(逻辑)批判。这种行动到方法到认识的唯物主义工作路线似乎天成。而恩格斯却警告说：
(我们的巴尔特)使我大失所望。我原以为不会有那么多浅薄和轻率的东西……在巴尔特看来，整个哲学史只不过是已经坍塌的种种体系的“废墟”。同他的这个所谓批评家相比，老黑格尔显得多么高大!巴尔特以为，他在这里或那里搜寻到黑格尔(像其它任何一个建立体系的人一样)在创造自己体系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点牵强附会的东西，就是对黑格尔的批判……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制造一种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说，是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塞给了马克思，相反的，却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
恩格斯揶揄“我们的巴尔特”：
读黑格尔的著作……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
这些巴尔特们无病呻吟且同义反复。面对他们，恩格斯由衷感叹说：
“咳，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遇到这类批评时，马克思总是这样感叹的。[12]
列宁(2009)指认：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第一是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是依据辩证方法的。”[13]这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知识理论构筑和一劳永逸的科学方案。“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1995)[14]归结到底，这是终结纯科学语境的行动语境。
唯物主义的全体概念
唯物主义是对物的存在肯定，也是对工艺学——制造活动(事)的肯定，包含着对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发展因素同样肯定的规定。所以，我们把它归结到实践科学层面，认定为自然科学崛起的认识事件，是在这个基础上对于“社会”的进一步探索。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工作命名：它的来历和发展。从内容-形式(“不变”+“变”研究体系)和道-德(“变”+“不变”研究体系)的相互兼容看，即由物的科学进到事的科学。可是，“现在有人读了《资本论》，竟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还有比这更可笑的怪事吗!唯物主义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带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问道。”即是说，“在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来，《资本论》自然同样是不相称的著作。他看不出什么是社会这种先验的议论毫无用处，不懂得这种方法并不是研究问题和说明问题，不过是把英国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或俄国民主主义者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作社会概念罢了。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历史哲学理论就像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促进人们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现实的(而不是那些‘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作了科学的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责备马克思，说他从头开始，而不从尾开始;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个别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着重指出，“种变说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15]
(一)
马克思主义在哪里呢?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带有迷惘的眼光这样来问。可我们要说，马克思主义自然不是什么束之高阁的圣物，而是行动，在行动规定当中，在工作规定当中，在每一位勇作唯物主义工的规定当中。
它的始源的规定即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乃是由工作外部驱动的工规定。坚持唯物主义，就是坚持对象和研究对象的工作统一性;既坚持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看问题，又积极投身和主动进入到对象中去。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就在于坚持唯物主义全体概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作内涵上，前者旨在去除本体论的规定——这个去除工作直接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进行的，去掉笼罩自然存在的神秘色彩;还原自然本体为各种物质要素和工艺(生长)活动。后者进而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破除本体论，扫除所谓“社会存在论”氤氲神秘，还原社会本体为各种社会存在规定和社会生长活动。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就在于使自己成为唯物主义工，不抽象对待自然本体和社会本体，而坚持它们统一性的规定和实践性的工作主张。进一步，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也即在于根本揭明存在者机制，在于把唯物主义视为工作批判即发展的原则和规定，从而归根结底不承认什么逻辑推理上的“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
资产阶级试图给唯物主义罩上神秘物的虚幻外衣。无产阶级从批判的角度揭开这个神秘外衣。恩格斯概要了该研究的前史，其建立在对于具有辩证否定和实践功能的外部规定[16]的唯物主义确证和工作发掘基础上。
18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其本质上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只是从内容方面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并且重新提出下面这个命题：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理智中也不存在。只有现代的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才又从形式方面研究了这个前提。尽管我们在这里遇到无数的任意虚构和凭空臆造，尽管这种哲学的结果——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的形式，可是不容否认，这个哲学在许多场合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的类似之处以及反过来的情形并且证明同一些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界限和表述完全抛弃了。[17]
《马克思1868年3月6日致库格曼》有一段语言犀利的话说明这种工作规定：
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中的那种异常困窘的语调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往常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出版过一本新《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罗雪尔等人才来评论我的书的。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至于说到李嘉图，那么使杜林先生感到不自在的，正是在我的论述中没有凯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弱点。因此，他恶意地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我身上。但是，我不在乎这些。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18]
(二)
存在者是关于事的全体的规定的说明。劳动二重性是关于“全体概念”之工作发现。在此基础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实现了的科学”(关于规律的发掘和认识)。事的二重性(决非物本身固有的属性)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弘扬的科学的新地基。“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属于人类天才的最伟大成就，或许只有它可以和有可能接近弄清物质结构本质的原子核结构的秘密相媲美。马克思对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的研究，为阐明商品生产，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经济过程和现象的二重性，提供了一把钥匙。”[19]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同时探明了两大类型存在者，它们处在有机工作联系的状态中，从而，主客观逻辑一下子被打通。生产力的发生被探明，生产关系的发生亦被同时探明。无论物质存在，还是社会存在，其性质被归结到主体的事——劳动的实践层次，对于规律的工作发掘一下子被推至辩证的高度，隐秘在背后的条件规定被寻求到了。这也标识出辩证法的真正意旨：对存在者实质规定的工作发掘。当然涵括“科学发现”这层意思，是对“唯物主义哲学”本身进行不懈批判的结果，意味着工作结晶是“哲学唯物主义”。[20]
“唯物主义哲学”(哲学认识论)乃是市民阶级的工作观念，以及相应在认识论上的诉求。按照创始人(根据掌握的历史资料知识)的见解，这个阶级的成长最初埋没于由各种自然依赖关系构筑而成的共同体中：“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21]所以，这种哲学不是自古就有。说到底是理解这一点：“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22]
把上述分析总括起来，促成我们必须要说：可见，即使作为哲学观，唯物主义也不是凭空而来的。
(1)是在欧洲近代史上因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形成的反封建、反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
(2)它以经验和初步形成的自然科学成果为依据，批判并否定了上帝主义和自然神论，确立了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点，以这个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为佐证，集中探讨了作为物质世界特殊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关系;
(3)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论证了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国家等市民社会的基本范畴，进而规定了商品经济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作为其内在机制的民主政治的原则，论证了与政治、经济相统一的文化个人主义。正是这个从基本观点到自然观、社会观的哲学体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
(归根结底)唯物主义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哲学观念，以它为基础构建的哲学体系贯彻于资本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之中，或者说，资本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体现和实现了唯物主义观念。[23]
(三)
资本主义生产代表了唯物主义哲学观念首次的历史实现。[24]从此以后，唯物主义作为了实践的温床、科学认识的地基，摇身变为各种“学科对象”。这一历史运动以市民阶级分解为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的结果过程面目问世。这样，出现了日常的阶级斗争。因为有了日常的阶级工作内容，以致“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25]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对象和实践两个方面不断成长为合类性社会力量，日益反映到社会结构上的阶级集团的对立与利益整合中来，促使创始人对历史进行总体研究和考量，提升历史研究到崭新高度。
马克思主义作为首次整体构筑在唯物主义外部(规定)之上的工作整体，是一门实践的总体发展科学的先导。“总之，即使可以把马克思的学说在分解状态上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学科，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不同的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就主要内容来说可以把马克思的学说分为以上三个学科的话，那么在总体上，它就是这三个学科的内在统一。由于历史哲学和批判经济学都属于历史科学，因此三学科的统一也就是理想与科学的统一。这种统一性，把马克思的学说统一为一个整体性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个理论整体，我们把它在学科上界定为社会发展学说。”[26]而为了彻底击溃资产阶级对于历史阶级关系的企图保持的工作沉默，马克思最终申明：
庸俗经济学家当作出发点的那些表现形式：地租来自土地，利润(利息)来自资本，工资来自劳动。但是，现在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这种表面上的运动是一目了然的。其次，作为以往一切经济学的支柱的亚·斯密的谬论：商品的价格由上述三者收入，即仅仅由可变资本(工资)和剩余价值{地租、利润(利息)｝构成的说法已经被驳倒。整个运动就是通过这种表现形式进行的。最后，既然这三种形式{工资、地租、利润(利息)｝是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三个阶级的收入来源，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这种运动和全部脏东西的分解会获得解决。[27]
因此针对“半截的”唯物主义革命，恩格斯指出：
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不仅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之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圣物，而且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
这是恩格斯对教条的和非批判的唯物主义哲学从唯物主义信仰层面的彻底工作清算，以致必须继续地讲：
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28]
总体上说，以马克思名字为工作命名的全称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最后结束了存在的理性自足状态。这意味着，全体概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全体概念内含的实存的规定交织成为工作外部与工之间的能动工作关系——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以至于谁也不能否认这种本真的行动逻辑，那些仍陷身于资产阶级观念中的人们便对之感到苦不堪言。《共产党宣言》公布的那个著名行动表达隐指了这种状况：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29]
唯物主义的工作统一
自然科学成就了唯物主义，一句话，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促成唯物主义工作统一，这就是“究天人之际”。没有比恩格斯的话更能清楚地概括唯物主义的工作性质了：“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30]看来，恩格斯比中国人更了解“天人合一”(本质上体现二重性总体思维结构)的实践内涵。在这个基础上，列宁发挥说：“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设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31]
(一)
人类的启航是站在物质文明规划的基石之上。工艺学的发展成就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得人们具有自觉认识批判的可能。而由于有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科学发现，这才有了真正意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规定。单纯的唯物主义概念并未根除抽象的终极追问，本身存有本体论的工作幽灵。所以列宁说：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就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也就是说，善于客观地说明这个斗争是一定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要提出“斗争口号”，就必须十分详细地研究这一斗争的每种形式，考察它由一种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时的每一步骤，以便善于随时判定局势，不忽略斗争的总性质和总目的——完全地和彻底地消灭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32]
其实质在于拒绝强加给唯物主义的种种曲解，指出曲解者的工作目的：企图证明这个理论(马克思主义)“没有根据”。“硬说它荒谬到不愿考虑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其实完全相反，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33]从生产力全面转向生产关系的研究，这才有了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凸显了存在者的发展规定。但指认“马克思主义者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这完全是撒谎和捏造!”其实，“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总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陈腐最庸俗的责难，这种责难是所有那些丝毫不能从实质上反驳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人早已用过了的。”[34]
(二)
辩证法的工作命题在于发掘“存在者”，由此产生了现代语义的科学，多学科的专门化研究能够为统一研究对象规定所协整。相应地，科学的命题即在于工作烛照这个存在者。
辩证法是元概念意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将之锻造为建设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由于旨在克服片面科学的局限性，确证科学的总体存在性，——只有统一的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辩证法作为“科学”就只能作为锐利思想武器之规定。其克服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之处，就在于将存在看作自为生成的生长对象，从而最终落脚为批判和能动实践。这导致《商品》的工作逻辑即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批判。对商品存在的批判的第一个工作成果是唯物主义工作外部和辩证法规定的结合，即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自觉行动的唯物主义，即认定唯物主义是进到对象中的辩证认识论(研究对象)，是包含发展规定的实践和认识，是有关于行动的一种客观实在。对此，列宁的回答十分地明确和干净利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做辩证唯物主义。”[35]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辩证认识论)的说法，并非列宁为反击资产阶级哲学所采用的权宜之计的想法。实际的蕴涵是：第一，反对既成事实，主张运用辩证的历史的方法来把握唯物主义存在规定。这种工作性质使得“辩证的唯物主义”的说法极具广泛性、工作涵容性。卢卡奇谈到他对这个用语的看法时，巧妙而意味深长。他讲到：“据我所知，马克思本人从未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说法，当然，他经常说到辩证方法;而恩格斯经常使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提法，始终是指学说的总体，而绝不是这种学说在作为特殊领域的历史‘领域’中的特殊‘应用’。马克思在历史中发现了每个存在的普遍的运动原则，对他来说，‘应用’这种表达与他自己的基本原理是相矛盾的。他所说的历史过程一般指宇宙的全部不可逆过程……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这个历史过程既无开端也无中介。”[36]
第二，作为哲学的实现，其认识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自然科学中。例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可以看成关于自然科学成果的一个工作总汇。而之所以存有总体自然科学这么一个科学上的存在，按1844年手稿的看法，是因为：
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一句话)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三)
由于错置存在者规定，海德格尔荒谬地认为：“存在不能由存在者得到解释。实在只有在存在之领会中才是可能的。”而所谓“存在之领会属于我们称之为此在的那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进而，“唯当存在之领会这样的东西存在，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才是可能的。”[37]用此在来界说主体和客体，既回避了黑格尔的矛盾学说，又兼顾康德的主体学说;通过这种处理，实际上，时间性规定主要由主体的此在去发掘和说明。与之不同，唯物主义对象把自己的实践元素称为“客体”和“主体”。其免除了该种指责：“如果我们主张马克思的所谓‘唯物史观’对黑格尔主义具有实质上的独立性，如果我们把它列为另外一种进化论，这样作是由于两种考虑。第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发展，是与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关系不相牵涉的……从这种批评开始，是一个完全正确和极其实证的方法，但同黑格尔的思辨毫无关系。第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在性质上是一种工作假说。它同任何哲学或信条都是可以相容的，因而不应当把它同任何一种特殊的哲学连在一起——不论是黑格尔主义或者唯物主义，对它都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够的。”[38]
由于坚持矛盾方面的构造，对象就分别从主体和客体方面代表了“实践活动”和“实践模式”。从这个条件出发，对象将自身的实在规定摹写为“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它们彼此工作贯通。矛盾构造进一步生出际间运动关系。据此，它们于商品生产域内确立两个能动的因素：具体劳动形成和抽象劳动形成。作为实践的规定，它们同样彼此贯通。这就为存在者(规定)的整体出笼奠立了基础。
统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科学构造出大写的科学规定，形成为关于实践科学和批判科学的大写规划。[39]从这一意义上说，辩证法是有关于唯物主义规定的自觉发掘(过程)，见证全部科学发现过程，乃至确证科学本身。从此种特殊意蕴工作要求出发，《商品》的完成可以说即与之有关：“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当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去除这种形式……”[40]循此思路，《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价值形式》可以说即是唯物主义全体概念的成型化：通过去除神秘，从客观进到客观发展，一直进到社会客观发展，从唯物主义一直进到历史唯物主义，彻底解放了辩证法。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一文，列宁举出“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其“唯物主义的”限定词在于指示马克思主义客观批判思想。
辩证唯物主义是立足在发展上的规定，从而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的基础上对存在者的审视;不过，要点仍然集中在对发展规定本身进行探究，而把“社会”视作这一探究活动的自然对应。故而，《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仅完成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的批判分析，尽管它同样涉及历史。最终完成与“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相关的批判分析乃是《价值形式》，其后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宏构历史唯物主义于人类生产生活场域，这是壮观的通史图景。恩格斯的看法则是，这些工作步骤最早完成在自然科学革命领域，尔后成就在“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规定中。
事实上，直到18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41]
(四)
哲学的使命始终在于有效地提出任务。因此，为了进行主观批判，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同时看成是“哲学”。他甚至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这显然与列宁在他所处历史上的革命任务紧密相关：“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18世纪末叶，在同一切中世纪废物，同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展开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然而，“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42]列宁的工作语境蕴涵实践化的批判结构和路径：
(1)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43]
列宁据此才声称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并且，这里已经有了工作转换性：唯物主义(客观批判)→辩证唯物主义(系统化的批判规定)→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客观批判)，目的是寻求和反映变化的秩序性。[44]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更没有别的意义。列宁抱怨：
我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是指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来说的……经他们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大概就成了这样一种学说，它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私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怎样经历着辩证的发展，怎样变为自己的否定，然后又怎样社会化。他们郑重其事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纳入这一“公式”，不谈它的社会学方法的一切特点，不谈阶级斗争学说，不谈研究的直接目的——揭露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以帮助无产阶级来推翻这些形式。毫不奇怪，得出的必然是一种这样暗淡和狭隘的东西，以致我们的激进派也要为贫乏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惋惜。当然呵!如果在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横行时代，可以完整地、确切地和充分地叙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彻底说出来，那么，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就不成其为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了……把一些根本不懂阶级斗争，不懂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必然对抗，不懂这种对抗的发展，不懂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的人算作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一些直接提出资产阶级方案的人，也算作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他们有时也说过“货币经济”及其“必然性”等等一类字眼就行，而承认这些字眼是马克思主义者专用的字眼，是需要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样的机智的。[45]
(五)
由主观批判声援的这一客观辩证法，与资产阶级知识论迥异。达尔文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马克思申辩：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而且，如果抽掉这个物质基础，那么社会史本身也就失去了标准。严格地说，它们是与一切的唯识论完全不同的构筑工作，并且根本对立。乃是由于：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行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向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任务……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它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46][47]
这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文内所发之议论。由生长揭示存在和由历史揭示社会的逻辑的同一化，体现出“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表明：“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同时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48]“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49]
(说到底)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它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这是现代唯物主义的使命所在。对人与人的实践关系的批判性研究就使得：必须将社会系统的发生、发展作为整体工作现象，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待社会系统和物质系统的统一。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50]
它们必须被视为协同互动的结构，这才有“有机体”和“建筑物”的譬喻。可见，“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51]在这里，由于从运动的角度把握构造，坚持把构造落实为运动的构造，就根本解决了结构中介规定的悬置问题。这样，从社会的建筑物到社会的有机体，一个具有确定性内容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法律形态和文化形态规定)从研究对象层面竖立起来了，并最终突破了机械决定论思维模式，统一了物质生产和经济，统一了经济和社会。对人类的认识而言，其迈出了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因为统一了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行动。
本章附识：体用本不二而亦有分，心物本不二而亦有分，此是哲学追本穷源到尽头处……本体是万物之本不在万物外，譬如大洋水是众沤之体不在众沤外(熊十力语)。马克思主义盖由客体批判发起主体批判也。但从历史广延与完整态意义而论，马克思主义实乃主体与客体研究之综合也。又之，犹如主体批判体系内，客体即主体身份之社会表征，由此主体行为、物质行为以及艺术行为一体化了，在客体批判体系内，主体即阶级之特征规定，由此阶级、行动、科学一体也!两者需要兼顾。中国人云：六经皆史、六艺皆史，实乃主义之真、行动之骨之谓也!中国人谓“究天人之际”，行“天人合一”之道。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其道至远;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德至健。其说的是本体流转不已。《易》曰：生生谓之易，可谓道为体、德为用之指示，而后有变化无穷、翕张开阖。身份与劳动、财产与劳动，一元二性，一体二用，皆二重性规定也。由此激发了生产方式的规定，若商品生产方式从“财产劳动(生成规定性)”看，就是具体劳动指向抽象劳动意义之谓也。此乃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对象工作逻辑，开显了马克思主义工作的真境界。
【本章判语·阑干词】红楼叠梦，紫气东来，义理不绝如烟。花香隔岸，家国行动，犹听浪淘沙。一唯二辩三历史，华台索书刊。郑笺柳拂，华夏博物，关内史地;经济几缕，计学劳动，中庸良言。仕途主体，莫问人家。众手志，共天才;瀚海出，奇阑干。气理心物，丛菊两开，无限江山。经文训诂，考据一脉，具表贺新郎。通古博今，亦族亦民重去。忠恕之间，滑向凡尘多修平。异域先声，市民特质，词章绝取承沿。
载《保卫资本论》2017修订版P100-122
《保卫资本论》第五章原名：马克思主义概念
[1]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98-102页。
[2]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6、26页。
[3]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200页。
[4]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29-130页。
[5]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107页。
[6] 李建德：《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第61-79页。
[7]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63页。
[8] 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第124页。
[9]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第14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页。
[1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0-1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09-714页。
[13]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009，第20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42-743页。
[15]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63-166页。
[16] 马克思主义者从认识上将自身从客观外部世界划开，是为了更好地遵从这个世界、改造和改变这个世界。认识主体从来不是什么独立的工作元素，它事实上从来都和实践主体规定一体。主体的概念连结着内外的世界。而卢卡奇意义的主体实践模式则意味着社会存在的本根(规定)：普遍联系着的事物乃是作为了行动的实体和不断发展着的活动规定。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4-36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78-579页。
[19] 谢尔盖耶维奇：《卡尔·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方法论作用》，雎国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第4页。
[20] 这是彼此对应的称呼。马克思主义史上，列宁用后一术语指示马克思运用的认识论，指称马克思主义者据以开展批判工作的“科学世界观”。可以察知，“‘解释世界’的传统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以科学与哲学尚未完全分化为前提的哲学，也就是把哲学当作凌驾于全部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与此相反，‘改变世界’的哲学则是以科学与哲学的高度分化为前提的哲学，也就是摆脱了把哲学视为‘科学的科学’。”(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33页)但是，“尽管可以从物象之道渐渐趋从于物质之学，但这仍不算达到对马克思哲学的原本穷究，因为后者内含着一个‘物之观’的转向，马克思哲学并不以将世界还原化约为‘物之质’为旨，它以隐喻的形式将人类的物质生产化作了物，并以这样的一个物来理解把握现实生活世界。这一走向不是化约的知识论，而是一种实践立场。这种动词名词化的新路向，开发了理解世界——历史的新范畴，是别一番西方特色的抽‘象’。”(李红章：《物的本土溯源与外来翻译》，《江汉论坛》2014年第7期)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2页。
[2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序，第12页。
[23] 刘永佶：《劳动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第152-153页。
[24] 成果集结在《资本论》商品章中。这一首章结构系由资本生产历史追溯而成。这一解析解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构造和发生奥秘。启示我们：第一，辩证法乃是起步和酿成于“商品”中的规定;第二，《资本论》文本结构是开放的，所要完成的是有关于社会存在本身的大写剖解，在指向性上与历史发展同步;第三，商品辩证法是实践化的批判规定，是活的工作逻辑，旨在削除自足，坚持精神现象学批判进路，坚持在生长运动现象中把握认识，把握存在的整体发展;第四，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化的形成历程，它从历史中发掘社会规定，统一历史存在和社会存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统一化研究对象和理论范畴用语，例如从历史形成起来的社会生产方面统一生产方式与劳动一般，从社会再生产方面统一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与价值(形式)，使理论分析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成熟的研究-叙述范例，这些工作内容为恩格斯、列宁后来概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了可靠而翔实的根据。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362页。
[26] 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第40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269页。
[28]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第33-34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1页。
[30]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第22页。
[31]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335页。
[32]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213-214页。
[33]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页。
[34]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8页。
[35]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0，第1-7页。
[36]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318-319页。
[37]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第231-239页。
[38]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96-97页。
[39]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这种统一，毛泽东有一段精辟入里的话：“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上层建筑……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131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8页。
[41]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第37-39页。
[4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0页。
[43]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15-116、145页。
[44] 在这个工作序列中，如果不恰当地将批判的始源规定——唯物主义归结为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本体论”，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势必降格为“逻辑学”，历史唯物主义势必降格为“认识论”。结果，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对象就会被认定是逻辑层面的认识统一，以至于使辩证法堕落为一般总体概念。
[45]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212-213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389-392页。
[47] 引文内加注下标的“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在表述上，后来被恩格斯在《终结》中直接改为了“逻辑和辩证法”。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8-309、365页。
[49]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第34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371、392-393页。
[51]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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