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 马克思主义在三大洲的使命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8期 ：〔埃及〕萨米尔?阿明;译 于海青

　　一、资本主义漫长的崛起

　　悠久的资本主义历史由三个不同的连续阶段构成：(1)漫长的准备期，即从前现代社会的通常组织形式朝贡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一时期持续了800年，从公元1000年一直到1800年;(2)19世纪短暂的成熟期，“西方”在这一时期确立了统治地位;(3)由“南方的觉醒”(这是我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的标题)引发了资本主义长期“衰落”，在这一过程中，南方人民及其国家重新获得了改造世界的主动权，这也是发生在20世纪的第一波浪潮。这场斗争是与反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密不可分，是超越资本主义从而向社会主义过渡之漫长道路的潜在动力。进入21世纪，开始出现了南方人民和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又一波浪潮。

　　在前现代世界，所有发达社会典型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并非“封建制度” 的欧洲所特有——说明了连续出现社会—技术革新浪潮的原因，而正是这些浪潮构筑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

　　最古老的一波革新浪潮源自中国。变革始于宋朝(11世纪)，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使中国在技术创造力以及集体劳动的社会生产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9世纪才被欧洲超越。“中国浪潮”之后是“中东浪潮”。这次浪潮发生在阿拉伯—波斯湾的哈里发帝国，其后经过十字军东征，出现在意大利的城邦。

　　最后一波浪潮是指古代朝贡制世界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过渡。这次浪潮发生在征服美洲大陆的冲突之后，始于欧洲的大西洋地区，300年来(1500-1800年)一直表现为重商主义。逐渐开始统治世界的资本主义，是最后这一波社会—技术革新浪潮的产物。首先在大西洋和中欧地区，之后在美国，以及后来在日本出现的欧洲的(“西方的”)历史资本主义形式，逐渐形成其自身特征，尤其表现为一种建立在剥夺基础上的积累模式：首先是对农民的剥夺，其后是对作为附庸融入全球体系的外围地区人民的剥夺。因此，这种历史形式与不断构筑、再生产和加深的中心——外围对立密不可分。

　　伴随着发明了新的“机器工厂”(同时造就了新的产业无产阶级)的英国工业革命以及引发现代政治兴起的法国革命，历史资本主义在18世纪末呈现其最终确立的形式。

　　成熟资本主义在短期内发展起来，19世纪是这一体系发展的最高点。资本积累形式取得支配地位，成为统治社会的基本规律。这种积累形式在一开始是建设性的(它使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惊人的连续性加速发展)，但它同时也具有破坏性。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摧毁了财富的两个基础，即人(商品异化的受害者)与自然。

　　在对历史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我尤其强调资本积累破坏性的第三层面内容，即对外围地区被统治人民的物质和文化剥夺。马克思对于这一地区的人民没有特别关注。这无疑是因为在马克思撰写著作的那个短时期内，欧洲看似几乎完全专注于内部积累的需要。马克思因而将这种剥夺归为一个暂时的“原始积累”阶段。与之相反，我将其描述为一个持续的阶段。

　　事实上，在其短暂的成熟期，资本主义履行了不可否认的进步职能。它在物质层面及其相应的新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层面创造了条件，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可能和必然。社会主义被视为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更是如此)，并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将生产力的发展与一种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联系起来。社会主义是另外一回事：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因此，工人阶级运动植根于被剥削人群，献身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从19世纪的欧洲以及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表述中可见一斑——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同样，这一挑战以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即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决非偶然。

　　二、垄断资本主义：长期衰落的开始

　　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漫长的衰落期。现在，资本积累的破坏性层面逐渐压倒了其进步性、建设性层面。19世纪末，随着新的社会生产垄断的确立(不再像重商主义时期那样只是在贸易和殖民地实行垄断)，资本主义实现了性质上的转型。这是对始于19世纪70年代即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资本主义第一次长期结构性危机的回应。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正如希法亭和霍布森的著名论断)表明，古典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本身，现在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对剥夺者进行必要而可能的剥夺的丧钟已经敲响。这一衰落表现在作为20世纪历史标志性事件的第一波战争和革命浪潮中。因此，列宁正确地将垄断资本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但列宁乐观地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资本主义的第一次长期危机也将是其最后的危机。历史后来证明，资本主义能够克服这场危机，其代价是两场世界大战;它甚至也能够适应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以及亚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给其带来的挫败。然而，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短暂复兴期之后(1945-1975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一体系再次出现长期结构性危机。资本通过性质上的新转型来应对这种复兴的挑战，其所采取的形式，我称之为“泛垄断资本主义”。

　　许多重要问题产生于对资本主义“长期衰落”的解释，关注的是曾为“长期衰落”之秩序的“革命”的性质。历史垄断资本主义的“长期衰落”等同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长期过渡”吗?在何种条件下会出现这种状况?

　　从1500年(大西洋地区的重商主义形式开始向成熟资本主义过渡)至1900年(资本积累的正效应单一逻辑开始遭遇挑战)，西方人(欧洲人、北美人，其后是日本人)一直主宰着游戏进程。他们独自塑造着历史资本主义新的世界结构。当然，被占领和被统治的外围地区人民和民族竭力反抗，但他们最终总是落败，被迫接受其从属地位。

　　与欧洲—大西洋世界的统治相携相随的，是其人口的爆炸：欧洲人在1500年时占全球人口的18%，到1900年时则占36%，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后裔移民至美洲和澳大利亚。如果没有这种大规模移民，建立在加速消失基础上的这种历史资本主义积累方式，是不可能出现的。这种资本积累方式不可能在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区再生产，因为后者再无“美洲大陆”可征服。由于不可能在世界体系内实现“赶超”，除了寻求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外围地区的人民别无选择。

　　三、历史发展的主动权移至外围地区的人民和民族手中

　　作为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也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最后一场革命。随着“外围地区人民的觉醒”，20世纪揭开了历史新篇章。其最初表现是1907年的伊朗革命、1910-1920年的墨西哥革命和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以及“半外围地区”的1905年俄国革命。外围地区人民和民族的觉醒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成为1908年青年土耳其运动章程的阿拉伯—穆斯林文艺复兴(Nahda)、1919年埃及革命以及1885年印度国大党的创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1914-1917年间，在对历史资本主义第一次长期性危机的回应中(1875-1950年)，外围地区人民开始了争取自身的解放，他们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动员起来(俄国、中国、越南、古巴)，或者在与社会改革的进步存在不同程度联系的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动员起来(印度、阿尔及利亚)。它们选择走从前被(旧的)“经典的”帝国主义统治所禁止的工业化道路，迫使后者进行“调整”以适应外围地区人民、民族和国家的第一波独立浪潮。从1917年到“万隆计划”(1955-1980年)失去效力及1991年苏维埃制度垮台，历史发展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我并不从所谓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的角度，来看待老迈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两次长期性危机，而是认为，它们是全球化的历史资本主义衰落及其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个阶段。我也并不认为，1914-1945年完全是为争夺“英国霸权” 继承者的“30年”战争。我认为，这一时期也是帝国主义中心地区对外围地区(东方与南方)第一次觉醒所发动的长期战争。

　　外围地区人民觉醒的第一波浪潮之所以消解有很多原因，包括其自身的内部局限与矛盾，以及帝国主义成功发现了统治世界体系的新方式(通过控制技术发明、获取资源、金融体系全球化、通讯和信息技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然而，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第二次长期性危机，恰恰发生在第一次危机爆发的100年后。资本对这场危机的回应，即强化的积聚(这导致了泛垄断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金融化，与此前毫无二致。但三位一体(美国、欧洲和日本)组合的新集体帝国主义的胜利时刻，即1990-2008年的第二个“美丽年代”，与相应的1890-1914年的第一个“美丽年代”相比，的确非常短暂。一个混乱无序、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出现了。外围地区民族觉醒的第二波浪潮已经开启，拒绝三位一体的集体帝国主义继续维持其统治地位，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只有靠诉诸武力才能控制全球。华盛顿政权优先考虑的，正是这一战略目标，而非西方流行的“反世界主义”思潮的幼稚幻想。这表明华盛顿政权完全清楚我们时代的斗争和决定性冲突中生死攸关的真正危险所在。

　　四、泛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吗？

　　列宁将垄断的帝国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则把帝国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的持续阶段”，因为全球化的历史资本主义已经建立起来，它从未停止再生产、加深中心——外围的两极分化。19世纪末构建垄断统治的第一波浪潮，当然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结构在性质上的转型。列宁据此推断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罗莎?卢森堡也认为，现在的替代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列宁的确是太乐观了，低估了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对革命的破坏性影响及其所造成的革命从西方(中心地区)向东方(外围地区)的转移。

　　20世纪最后30年发生的第二波资本集中化浪潮，构建了资本主义体系性质上的再一次转型，我已经将其描述为“垄断的泛化”。它们自此不仅占据着现代经济的制高点，而且成功地对整个生产体系施加直接的控制。中小企业(甚至处于垄断资本控制之外的大型企业)，诸如农场主，实际上被剥夺了，因为垄断资本把它们吸纳为由产业链上下游控制的生产环节承包商，使它们处于垄断资本的刚性控制之下。

　　在这一资本集中化的最高阶段，它与活生生的有机体即资产阶级的联系纽带被打破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由立足于当地家族构成的历史资产阶级，已经千篇一律地被不透露姓名的寡头——财阀统治所取代，它们控制着垄断资本，尽管这些寡头或财阀的资本所有权证书四处分散。过去几十年间发明的一系列金融交易，就是这种最高异化形式的证明：投机者现在能够兜售他们甚至并未拥有的东西，财产原则变得微不足道。

　　社会的生产性劳动的功能消失了。高度的异化已经将生产的功效归结于货币(“钱能生钱”)。异化现在达到了新的高度：时间凭借其自身就能“生产利润”(“时间就是金钱”)。对这一体系的再生产需要做出回应的新兴资产阶级，已降格为“工资的奴仆”(而且缺乏安全感)，尽管作为中产阶级的上层成员，他们拥有特权，但仍因“劳动”而获得丰厚的报酬。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不应该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了吗?应对这一挑战，除了垄断资本必须被国有化，没有其他的可能答案。这是工人和公民可能实现管理的社会化而不可避免地要迈出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沿着通向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前进。同时，这也是发展一种新的宏观经济，为中小企业的运作恢复真正空间的唯一方式。如果不这样做，抽象资本的统治逻辑只能造成民主和文明的衰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普遍的隔离”。

　　五、马克思主义在三大洲的历史使命

　　我对历史资本主义的解释，强调世界的两极分化(中心——外围地区的对立)是资本积累历史形式的产物。这一结论对历史上各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诸多观点提出了质疑。我们面临的“革命”或过渡不一定是这些观点所基于的主张。超越资本主义的战略也不是千篇一律的。

　　必须承认，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斗争试图挑战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本身，不如说是现存资本主义中持续的帝国主义层面。问题在于，斗争重心的转移是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提出质疑，至少是潜在的质疑。

　　马克思的思想将对现实分析的“科学”阐释与旨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和政治行动(最广泛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他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发现资本对社会劳动的剥削是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是这一斗争不可或缺的。如果抛弃了马克思这一基本的、清晰的贡献，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双重失败。对于剥削理论(价值规律)的任何抛弃，只会使对现实的分析浮于表象，这是一种屈从源自资本主义制度商品化需要的思维方式。同样，抛弃了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将使改造世界的战略和斗争失去有效性。于是，现实世界便在异化的框架内被构想，所谓“科学”的主张因而失去了现实基础的支撑。

　　然而，只是坚持马克思做出的这种清晰的分析还不够。这不仅因为“现实”本身是变化的，在由马克思开启的对现实世界批判的发展进程中，总会出现“新”事物需要我们考虑。众所周知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分析并未最终完成。在计划写作的《资本论》第6卷中(马克思未写成)，马克思打算分析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问题。现在这件事情不得不由他人来完成，这也是我胆敢提出“全球化的价值规律”公式的原因，该公式旨在使因中心——外围地区两极分化造成的不均衡发展问题在理论上归位，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历史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密不可分。在这个公式中，“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被纳入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剩余价值分配的整个过程。这种垄断超额利润是导致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挑战的根源：它说明了为什么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的社会主义斗争已经消退，它也突出强调了在外围地区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化体系的斗争中，其反帝国主义层面的冲突。

　　我不想回过头来讨论关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论述的文本解释。马克思无疑是一个伟人，他的思想具有批判的敏锐性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性，至少曾经直觉地意识到会遭遇我们在此面对的严峻问题。在对爱尔兰的殖民剥削问题上，马克思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与大国沙文主义为伍而造成灾难性影响的分析中，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因此，马克思对于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法国并不感到吃惊，这个国家在经济上不如英国发达，但在政治意识上更为先进。同恩格斯一样，他也希望德国的“落后性”能够使一种先行的独创方式发展起来——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融合在一起。

　　列宁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强调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性质转型。他得出的必然结论是：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步阶段，它现在已经“腐朽”(用列宁的话来说)。换言之，资本主义已经“过时”、“衰老”了(用我的话来说)，向社会主义前进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既是必然也有实现的可能。在这个框架中，他构想并实践了一场始于外围地区(在“链条薄弱环节”的俄罗斯)的革命。其后，在欧洲发生革命的希望落空之后，他设想革命将转移到东方，在这里他见证了反帝国主义斗争与反资本主义斗争二者目标的融合已经成为可能。

　　然而，正是毛泽东对在这种条件下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而面临的这两个斗争目标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做出了精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或更为确切地说，是历史上的各种马克思主义)面对全新的挑战，而在19世纪最为清晰的政治意识中，这一挑战并不存在。产生挑战的原因在于：改造世界的历史主动权转移至外围地区的人民、民族和国家。

　　尽管有其确凿的阶级结构和对工人的剥削，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不仅”使中心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以高额利润的形式)获益，它也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础。这就是佩里?安德森所清晰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他将这种主义描述为“失败的产物”(抛弃了社会主义观)，并与这里的分析相关。这种马克思主义后来因为抛弃“改造世界”，拘囿于“学术”研究，缺乏政治影响而受到指责。社会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摇摆以及向所谓“共识”的美国意识形态和大西洋主义的靠拢，起到了为帝国主义世界统治服务的作用，这些便是其最终后果。

　　除非能够为占世界人口80%的外围地区人民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另一个世界”(这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意指一个通向社会主义之漫长道路的世界)显然不可能出现。因此，“改造世界”意味着改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分析世界现实以创造有效变革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必定要在三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承载起具有决定意义的使命。

　　这一使命与我们面临的斗争领域如何联系起来?为回答这个问题，我建议分析一下从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衰老的”)向泛垄断资本主义(因而更加衰老)的转型。这是对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仍未解决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次长期性危机进行回应的一种性质上的转型。从这一分析出发，我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1)作为对外围地区第一波觉醒的胜利而出现的工业化的回应，帝国主义体系转型为三位一体的集体帝国主义;(2)与此同时，新帝国主义以新的手段实现对世界体系的控制。这些手段主要包括对地球及其资源的军事控制、为垄断寡头的技术独占提供超级保护以及垄断寡头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控制。随着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寡头统治的兴起，当代资本主义也发生了阶级结构的转型。

　　“西方马克思主义”忽视了由泛垄断资本主义兴起所代表的决定性转型。新的西方激进左翼知识分子拒绝评估寡头积聚的决定性影响，现在寡头统治着整个生产体系，同样也统治着所有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生活。在将“社会主义”(更不必说“共产主义”)术语从其话语中根除之后，他们已经不再正视对剥夺者进行剥夺的必要性，而只是想象建立一种毫无实现可能的所谓具有“人道面孔”的“另类资本主义”。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造成了各种“后”话语(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偏好。例如，奈格里并无只言片语论及这一决定性转型。而在我看来，这种转型是我们时代的核心议题。

　　从字面意义上看，这些疯狂呓语中的所谓新话语，应该被视为一种与所有现实相脱离的虚幻想象。法语的“人民”(le peuple)或者更微妙的“大众阶级”(les classes populaires)，如同西班牙语的“人民”(el pueblo)或“大众阶级”(los clases populares)一样，都不是“每个人”的同义语。它指的是被统治和被剥削阶级，因此也强调他们(与资本关系)的多样性，从而可能构建起有效的具体战略并使这样的主体成为积极的变革动力。与之形成对照，英语中对应的“人民”(people)一词不具有这种含义，它是法语(les gens)和西班牙语(la gente)中“每个人”的同义语。新话语忽视了这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以及用法语和西班牙语阐释的)概念，而用一些语意模糊的词语，如奈格里的“大众”(multitude)取而代之。通过援引其生活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与我们完全无关的斯宾诺莎的话，将这个词(这一词语没有增加什么内容，反而去掉了很多内容)归结为一种所谓的分析权，这完全是哲学的谵语。

　　西方激进左翼时髦的新政治思想，也忽视了泛垄断统治的帝国主义特征，用空洞的“帝国”一词取而代之(奈格里)。这种盲目的西方中心主义，忽略了对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进行反思。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我们就不能理解社会再生产机制以及由这些机制带来的挑战。

　　与之相反，毛泽东围绕这些术语提出了一个兼具深刻革命性和“现实性”(科学的、清晰的)的观点，认为应该对这些术语中的挑战进行分析，从而可能推断出沿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道路不断发展的有效战略。为此，他对现实社会的三个层面，即人民、民族和国家进行了区别和联系。

　　“人民(大众阶级)要革命”。这表明，完全有可能构建一个将形形色色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集合在一起的霸权联盟，以反对那个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统治在体系上得以再生产的阶级联盟，后者的实施通过买办霸权集团以及为其服务的国家来进行。

　　在谈论民族问题时，涉及这样一个事实：帝国主义统治否定了外围地区由社会发展铸就的“民族”(你也可以用其他词语来概括)尊严。这种统治因“西化”以及廉价垃圾产品的传播而系统地破坏了外围地区各民族的独创性。因此，人民的解放与其归属的民族的解放密不可分。也正因为如此，毛主义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取代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简短口号。

　　“民族要解放”。这被认为是对人民斗争的补充而非冲突。这里所说的解放因而不是重建过去——这是文化主义的恋旧情结促成的一种幻觉——而是创造未来。它立足于对民族的历史遗产进行激进的改造，而非人为地输入一种虚假的“现代性”。经受了改造考验并承继下来的文化，系专指政治文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没有不加区别地使用“文化”(包括“宗教的”以及无数其他的文化形式)一词，这个词本身毫无意义，因为真实的文化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在历史上一成不变的。

　　在论及国家时，即使是属于人民的和民族的权力，但也必须承认国家相对于阶级霸权联盟的自治权，而霸权联盟则是国家统治具有合法性的基础。只要国家存在，亦即至少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都不能忽视国家的这种相对自治。只有在此之后(而非此前)，我们才能设想出现一个“无国家的社会”。这不仅是因为必须保护人民和民族的发展进步，以免遭受仍然统治着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持续侵略，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因为，“长期过渡所必需的逐步推进”需要“发展生产力”。换言之，过渡是要做帝国主义一直阻止外围国家发生的事情，是为了消除与历史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密不可分的世界两极化的烙印。过渡的纲要并非是通过模仿中心资本主义来实现“赶超”，附带说一下，这种“赶超”不可能实现，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也不能为人民所接受。它采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工业化”概念，其基础是大众阶级真正地参与纲要的实施过程，而且在推进的每一阶段人民都能直接受益。我们因而必须摒弃那种居主流地位的推论，即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能够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必要”的条件之前，要求人们无限期地等待下去。沿着构建社会主义的方向，过渡的推进从一开始就必须发展生产力。在“发展”与“社会主义”的这些矛盾性要求的相互冲突中，国家的权力显然处于轴心地位。

　　“国家要独立。”我们必须从双重目标上审视这个问题，既是相对于大众阶级的独立(自治的极端形式)，更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压迫下争得独立。这些“资产阶级”(泛而言之，是国家中居高临下的统治阶级，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欲望)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面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如果客观环境允许他们能增加自治权，他们会选择“捍卫民族利益”;但在客观环境不允许时，他们会选择“买办性”地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需要。这一“新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即使建立在大众联盟的基础之上，但因为至少部分地受到“资产阶级”倾向的鼓舞，其立场仍然模糊难辨。

　　在现实中把这三个层面即人民、民族和国家正确地结合起来是沿着过渡的漫长道路成功推进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强化人民的进步、民族的解放以及国家权力的成就三者之间的互补性。但是，如果人民的力量与国家代理人之间的矛盾任其发展，任何进步终将遭受厄运。

　　在这三个层面的结合上，只要有一个未衔接好，我们就会陷入绝境。把抽象概念的“人民”作为唯一关注的实体，把抽象“运动”的争议视为不必夺取政权就能改造世界的能力，这些完全是天真幼稚的想法。不惜任何代价地把民族解放的思想与其霸权联盟的社会内容割裂，将导致无可挽回地眷恋过去时光(如政治的伊斯兰、印度教、佛教)的文化幻觉，而且这种幻觉事实上也于事无补。由此产生的权力概念被认为能够代表人民“成就伟业”，但事实上，权力的实施并没有人民的参与。这导致政权转向威权主义和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的硬化。苏维埃制度的偏移，从“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向“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演变，是最为惨痛的例证。

　　由于外围地区的人民、民族和国家不甘心接受帝国主义体系，“南方”成为一个持续起义和反抗的“风暴地区”。从1917年开始，历史主要由外围地区的这些反抗以及那里人民、民族和国家独立行动的自主性(指独立于现存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倾向)构成。这些行动的自主性尽管有限并存在矛盾，但正是它们对当代世界进行了最具决定意义的改造，而不仅仅只是生产力的进步以及随着这一改造在世界体系心脏地带出现的相对容易的社会调整。

　　南方国家的第二波独立自主浪潮已经开启。“新兴”国家及其人民正在奋勇斗争，以打破三位一体的集体帝国主义永久统治世界的图谋。事实也表明，华盛顿及其指挥下北约的军事干预已经失败。世界金融体系正在崩溃，取而代之的区域性体系自治正在建立。寡头的技术垄断受到抵制。

　　今天，恢复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作为继外国殖民统治之后的内部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南美安第斯山区的一些国家正在强化自己在政治层面的存在感。

　　群众组织和激进左翼政党在斗争中已经击败了一些自由主义的规划(在拉美)，或者正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些自主发展的行动在根本上首先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从而有可能承担起沿着漫长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使命。

　　反帝和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两种可能出现的未来前景存在何种相互联系?正在被构建的“另一个世界”总是模糊难辨：它内在地含有最好和最坏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有“可能”出现(可供我们遵循的先于历史的历史规律并不存在)。外围地区人民、民族和国家的第一波独立自主浪潮出现在20世纪，一直延续到1980年。如果不对其中三个层面相互关系的互补性和矛盾性进行思考，那么，只对其构成要素进行的任何分析都毫无意义。外围地区的第二波独立自主浪潮已然开启。它会更富有成效吗?它会比前一波浪潮走得更远吗?

　　六、结束资本主义的危机？

　　掌控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垄断寡头们正在试图使这一体系回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状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需要一种并不对其最高权力构成挑战的“共识”来说服人民。为了获得成功，他们准备围绕生态问题(尤其是关于气候问题)做一些口头上的让步，“绿洗”其统治，甚至暗示他们将进行社会改革(“向贫困开战”)和政治改革(“善治”)。

　　玩弄说服人民的把戏需要编造新的“共识”，即使这种“共识”清晰地把自己说得比以前更好，也终将失败。糟糕的是，它将延长上述那些致命的错觉。实际的情况是，对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危机所提出的挑战的回应，首先需要改造权力关系以使工人受益，同时也需要改造国际关系以使外围地区的人民受益。联合国已经组织召开了一连串全球会议，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必然要求。对于发生在1914-1950年间老迈资本主义的第一波长期性危机的回应，主要是通过外围地区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权力统治的斗争以及通过内部社会关系不同程度地惠及大众阶级来实现的。这样就为战后三个体系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即当时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以万隆会议为标志的民族主义政权和民众政权，以及北方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这种妥协因外围地区人民的独立运动而变得尤其必要。

　　2008年，资本主义第二波长期性危机进入一个新阶段。激烈的国际暴力冲突已经开始出现且引人注目：建立在反帝立场上的这些冲突会对泛垄断资本的统治构成挑战吗?它们与统治阶级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紧缩政策的受害者的社会斗争存在何种联系?换言之，人民会采取一种摆脱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战略，而非各大国所采用的那种帮助资本主义体系摆脱危机的战略吗?

　　为政权服务的思想家们殚精竭虑，徒劳地热议着所谓的“后危机世界”。中情局只能想象这一体系仅以一种方式复归，将“新兴市场”经济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更大参与归结为不利于欧洲而非美国。它不会承认，只有通过激烈的国际的和社会的冲突，才有可能“克服”这场日益深化的危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可能会更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进步)，也可能会更糟(出现世界隔离)。

　　社会斗争的政治激进化是战胜社会内部碎片化及其专有的防卫策略(“保障社会福利”)的条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认同向社会主义漫长过渡所必需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赋予“运动”形成真正行动的权力。

　　为使其具体规划具有可行性，运动的赋权需要一个宏观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框架。如何创造这些条件?这就涉及国家权力这个核心问题了。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一个真正大众的、民主的、面貌一新的国家，能够实施有效的政策吗?左翼的直接否定回应，导致要求绕开国家采取行动来实现一种最低限度的全球共识，以作为普遍政治变革的基础。这一回应及其推论被证明是不成功的。除了实现民族层面上的进步，并且或许可以通过区域层面上的适当行动来进一步强化之外，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最终重构，在此之前，必须先“拆散世界体系”(“脱钩”)。无论是对于已经沿着这一方向开始行动的亚洲和拉美等南方国家，还是对于北方国家——在那里，即使激进左翼也未曾正视拆除欧洲机构和欧元的需要，这一原则同样有效。

　　七、工人和人民不可或缺的国际主义

　　20世纪南方觉醒所取得的进步的局限性及其导致的矛盾加剧，是第一波解放浪潮丧失动力的原因。这种情况因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对南方保持持久的敌对状态而大大强化，这种敌意甚至上升到公开发动战争的地步，而且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战争得到了北方人民的支持或者至少为其所接受。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带来的利益显然是北方民众拒绝国际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少数共产党人采取另一种态度，有时坚决支持国际主义，但却未能以其为中心构建起有效的替代联盟。社会党向“反共”阵营的一致倒戈，是促成帝国主义阵营中资本主义大国成功的主要因素。然而，在20世纪第一波斗争浪潮消退后的那些日子里，这些党并没有得到“回报”，垄断资本主义摆脱了与他们的联盟。社会党没有通过自身的激进化来汲取教训，相反，它们选择了屈服，不知不觉地陷入我们所熟悉的“社会自由主义”立场。这也不妨视为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在北方的社会再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例证。因此，当第二次屈服出现的时候，与其说是一场悲剧，不如说是一场闹剧。

　　国际主义的失败，要为过去一个世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由威权主义向专制主义国家的漂移承担部分责任。在俄罗斯和中国革命中，创造性的民主表达方式的迸发，使人们很容易对关于这些国家还不“成熟”，从而不能实现民主的谎言作出判断。在已经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这是继承外围资本主义的一个后果——帝国主义国家因人民的支持可以更加便利地采取敌对行动，从而使对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追求难上加难。

　　因此，21世纪外围地区的人民、民族和国家觉醒的第二波浪潮，起始条件并不有利，事实上甚至可以说更加困难。作为美国意识形态特征的所谓“共识”(意指屈从于泛垄断资本主义权力的需要);采取那些摧毁了民主的反制度潜力之有效性的“总统制”政治制度;不加区别地颂扬虚假的、任人操纵的个人主义及其必然伴随的不平等(被视为优点);北约附属国家集结在华盛顿政府实施的战略一边;所有这些都在欧盟地区被迅速推进，在这种条件下，欧盟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全球化的组成集团。

　　在这种形势下，这类军事计划的失败成为三大洲人民、民族和国家第二波解放斗争成功的绝对优先和初始的前提条件。只要这一条件尚未实现，三大洲解放运动的任何进步都将是脆弱的。显然，我们时代面临的条件与20世纪迥然相异，但并不能因此排除20世纪症状重现的可能。

　　然而，这种悲剧性的场景并非21世纪前景走向的唯一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心脏地带，资本对工人的进攻已经在进行中。这也许表明，当资本因其对外围地区人民的胜利而得到进一步强化时，它随后也能对这一体系中心地区工人阶级的地位形成正面攻击。这种形势将造成斗争的激进化。欧洲政治文化的遗产尚未遗失，它应该会促进国际主义意识的复活以满足政治文化全球化的需要。但是，沿着这一方向的演变会遭遇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的阻碍。

　　这不仅是垄断资本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而且是保障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在不惜代价寻求保护现存“民主”选举模式(实际上并不民主)的那些民众因素的间接支持下，中产阶级的主体影响极有可能摧毁大众阶级激进化的潜在力量。正因为如此，三大洲的南方国家可能如同20世纪那样继续引领进步运动。但是，一旦南方的进步运动产生积极影响，并极大限制了帝国主义垄断超额利润榨取的范围，北方人民应该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些屈服于泛帝国主义垄断需求的战略的失败。届时，激进左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应进入阵地，将人民和工人的团结作为推动伟大解放运动的基础。

　　意识形态和文化斗争对这一复兴具有决定意义，我已将此总结为构建工人和人民的第五国际的战略目标。

　　(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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