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王洪喆老师的一篇关于网络、革命与文学等相关问题的文章。王洪喆老师在本文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网络与革命以及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王老师首先从分水岭的角度切入，指出“水体”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如同河流一般由无数源头条条汇聚，最终流入一条大河。接着从河流与网络的角度深入，提出了一种有关传播、自然及理性关系的意识形态与“去中心化”的认识论。最后由革命的水域的角度进一步展开，通过战时“秘密网络”与“水上印刷厂”两个特殊的渠道强调网络的重要性。
本文曾发表于第13届上海双年展的双语出版物《流：水体——读本》（主编：菲利帕·拉莫斯，2021年7月），第13届上海双年展由安德烈斯·雅克、玛丽娜·奥特罗·韦尔齐耶、露西娅·彼得罗尤斯蒂、由宓、菲利帕·拉莫斯联合策划，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感谢王洪喆老师的授权！
《流：水体——读本》
分水岭、网络与革命的水域
· 王洪喆 ·
1.分水岭
我开始思考“水体”和社会网络之关系，启发来自水文学家朋友老末多年前的一篇游记：
“河流好像一棵树的主干和枝叶，只不过树从一根主干生出很多枝条来，与之相反，河流则由无数源头汇入条条溪流，再往前走，成为小河，最终汇入一条通向大海的大河。以大海作为终点，所有的河流都可以追本溯源，直划到分水岭去。好像秦岭作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界，一滴从天而降的水砸在岭上，偏北则终将流入黄河，偏南则终将流入长江。和中国的大河们不同，美国最大河流的分水岭是南北走向，它规定了最终的向东还是向西。太平洋和大西洋，这里是最近的距离。”[1]
这一段文字是水文学家于2012年在美国蒙大拿州冰川国家公园旅行时写下的。冰川国家公园位于落基山脉的腹地，跨越山脉的东西两侧，她在游记里所描述的美国最大河流的分水岭就在这里，叫作三水分界：向西的哥伦比亚河注入太平洋，向东的密西西比河经墨西哥湾流入大西洋，向北的河流经加拿大哈德孙湾进入北冰洋。因此，这里也被叫作美洲大陆分界线。大多数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气象学家和海洋学家认为这是北美的水文顶点。“有人会跑到那里做行为艺术，用矿泉水瓶盛满水，洒在峰顶，然后想着这些水最后会从三个地方入海。”[2]
大流域里可以细分出很多小流域。好像一棵树的主干和枝叶，只不过树是从一根主干生出很多枝条来，与之相反，河流则是由无数源头的分水岭汇入条条溪流，最终汇成大江大河。如果用不同标度去生成长江流域的主干和支流的图像，最后一张支流最密集的图像就像真实的身体的血液网络。因此，水网具有无标度网络的属性，生成网络的物理规则是内在一致的，我们也可以将水网看作流体显影重力的网络。
通过分水岭，水的规则与人的规则联系起来。在19世纪，大陆分界线是英美两国在俄勒冈州的争议土地划分土地所有权的界线。[3]“而在中国，一些省的主要河流的流域恰巧也是这个省的地域范围，分水岭几乎就是省界。湖南省几乎就是整个洞庭湖流域—湘江流域。江西省几乎就是整个鄱阳湖流域—赣江流域。”[4]
可见，分水岭系统标记并显影了土地的脉络，将大地网络化，从而形成人们认知土地、交通和疆域的基础物质性来源。于是，沿流域网络而发生的人和物的流动也成为人类最早想象流动社会的物质原型。
2.河流与网络
现代早期欧洲制图术的发展曾受益于河网绘制。自16世纪后半叶，地图绘制一直由阿姆斯特丹的地理学家所垄断，直到法国人沃邦（1633—1707）创立的地理工程师团体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开始绘制陆地上的水陆交通图。传播史学者阿芒·马特拉感知到，随着河流贸易的开始，欧洲交通史的基础将由“马术学”转向“河流地形学”。1699年，沃邦编制了河流航运备忘录，记录了190多条河流，为了把不同河流的航运连接起来，他还逐一实地考察了各条支流。在他看来，河流运输可以比陆地运输节省25倍的开支。借助依托于河流的粮食流动，在战争年代，不同省份之间可以相互帮助。这种省份借河流而相互依赖的思想由安托尼(1575—1621)在17世纪初提出，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1615）中首次出现了“政治经济学”一词。[5]
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
桥梁工程师质疑旧时代的行会劳动组织和生产方式，生成了“一种有关传播、自然及理性关系的意识形态”。[6]通过把人类分类，“恶”的自然创造了资源匮乏的条件，使得有的省的谷物充盈，有的则一无所有。于是工程师被赋予去纠正这种不平等现象的任务，要让所有商品流动起来。桥梁和运河工程师成了理性的仆人，他们通过让人们相互沟通而克服偏见。在18世纪，人们认为偏见来自于隔离，而理性通过把人们联合起来，克服了偏见。
而随着1628年威廉·哈维对血液循环系统的发现，河流与血液系统、有机体与机械、社会有机体与人体有机体的理性运转达成了认识论隐喻上的统一。启蒙思想家魁奈（1694—1774）通过引证中国的交通技术来宣扬重农主义的放任思想，在其对中国的回忆录中，他表达了对天国在河流、湖泊和运河布置方面的敬仰，他说这让整个帝国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市场。[7]可见，现代网络思想在欧洲的起源关涉着流通、分工、理性与有机体的统一。
在当时，尚未出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去中心化”思想，学者们倡导的反而是高度中心化的网络。对于沃邦来说，巴黎是王国真正的中心，是法国人共同的母亲和法兰西的缩影。德国交通史学家理查德·冯·考夫曼写道，“对于法国交通的考察为沃邦指明了国家自然航运路线和运河连接的重要性，这种布置为德国后来发展起来的铁路星型网络提供了最好的蓝图，因此形成了从国家中心向外辐射的内地航运网络及铁路网络。”[8]可见，在启蒙工程师的想象中，星型网络的中心节点是唯一的分水岭——即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最高峰。
而所谓“去中化”议题的提出，恰恰始于星型网络交通建设以及对这种星型网络的反抗，其起源于19世纪，但仍然远早于巴兰在美苏冷战时期提出的分布式网络计划。蒲鲁东（1809—1865）在1855年的文章《铁路开发中的改革》里，直接抨击了星型铁路模型。他认为，“棋盘式分布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网络体现着联合和平等的特征，但在其上又添加了君主制的中心化铁路网络，这些铁路网络倾向于把各个省植于首都的附属地位……”。[9]在蒲鲁东方案中，社会必须从公社开始，由低到高地进行组织，有趣的是，他的想法其实更接近分水岭和河网系统的自然形成过程——由无数支流构成社会，进而构成中心化的主干。而后世的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分布式网络不见得会汇聚成主干网，应该是一个类似于乡间无规律道路的分布式结构。[10]
蒲鲁东（1809-1865）
无论如何，由蒲鲁东开始，无政府主义传统下所开创的去中心化认识论，在后世绵延不绝，多有变体，包括俄国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1842—1921）、苏格兰生物学家和区域规划学家格迪斯（1854—1932），以及后来启发美国地方主义的刘易斯·芒福德（1895—1990）。芒福德设想的建立在电力技术之上的田园工业和民主方案[11]无疑都继承自这些早期网络思想。
但这些“去中心化”思考的要旨万变不离其宗，一直针对的是启蒙时期以来的星型交通网络的建设。我们会发现欧美早期的网络思想和实践的谱系，始终受制或依附于某种地理物质性想象。在这种地理物质性想象中，“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始终是一对不可调和的二元矛盾，进而表征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争夺。这种二元关切，实际上极为内在于欧洲自身的历史，内在于巴黎近代运河和铁路网络所启发的技术政治论争——于是，我们甚至应该将近代网络思想理解成一种受制于物质网络和意识形态的“地方知识”。
如何监制和去中心化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历史资源，超越了欧洲地方历史及其物质性想像，同样诞生了近代网络思想的另类传统呢？
3.革命的水域
过去十年里，我一直在考察20世纪的中国自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建国这个连续时间段中的传播与媒介技术议题。2017年以来，笔者带领学生发起了一个非正式的研究网络“北京媒介小组”，试验以媒介为中心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在2019年和2020年，“北京媒介小组”产出了由张欢和赵坤撰写的两篇相关硕士毕业论文，在此略作探讨，或可作为“另类网络传统”的可能探索：
I.秘密邮务网络[12]
直到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共解放区依然被铁路、公路、重要城市切割为无数破碎的块状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的信息和物资联系，需要横向通过这些日据干线——铁路、 公路、城市。因此，中共开辟了秘密交通线，采用秘密交通或武装交通的方式穿过敌人的封锁，其要点包括:
第一，秘密。此一条自大革命失败以来，一直是我方在实力远小于敌方时保存自身的方法，也是交通工作的基点。
第二，站点流动性。因根据地的游击战、运动战属性，站点和机关都以番号代替名称，地址和交通线路不与物理地点相对应，而是采用秘密的流动接头站，即不受制或依附于可见的物质网络而建立通讯。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群众关系。交通局用群众路线建立联络站。交通线上的站点有交通站和联络站之分。交通站干部脱离生产，专门从事交通工作。而联络站则是利用群众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不脱离生产的站点。利用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秘密联络站担负了提供情报、为秘密交通员提供过路与住宿的条件。联络站最重要的依凭是在根据地发展党的交通员，之后，交通员可利用当地亲友关系，一来可靠，二来有社会关系的掩护，可保持秘密。
同时，建立在群众通讯和运输上的交通网络发展迅猛。根据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到1945年，乡邮线的总长度已达6.5万余里，是区干线的6倍。而这些路线大多是由群众自发自愿运转起来的。正如董必武在1948年的华北交通会议的总结报告上说道：“群众的运输力量，比我们大好几倍，群众的大车，尤其是小车和毛驴，到处都可以走，不怕我们汽车竞争。群众运输，只能利用农闲时间，应当抓紧农闲时间，大量组织群众运输。组织合作社来发动群众运输，就能够把群众的运输力量充分发挥出来。”
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遗迹
战斗在华中敌后：
新四军印刷厂革命斗争史料选
II.敌后“水上印刷厂”[13]
江南地区是中国水网最发达的区域，这里水系纵横，村村傍水而居，隔水相望。抗日战争时期，在错综复杂的水系河道中，敌伪据点林立其中，经常开展对各个村落的扫荡活动。因此，在水上建立革命边区的印刷场所便成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最优解。水上印刷厂便于行动，可以应付敌情，迅速转移，还可以边行动边生产。
但是在水上建立印刷厂的困难也显而易见，能否找到合适负载的航船是水上印刷厂建设的阻碍。在最初筹建的时间段，只有排字工作能在航船上进行。字架安装在航船之上，拼好排字版后，工作人员立即端着字版涉水上岸，到暂时存放印刷机的农民家中进行印刷工作。后来通过对印刷机的轻型化技术改造，印刷机械也被转移至船上。水上的印刷厂穿梭于各个敌伪据点之间，为避免日伪军的突然袭击，每隔两三天便进行一次转移，在“苏州—常州—太湖”地区的水网中穿梭，或可被视为英尼斯所谓的“时空修复”。[14]
很显然，由“秘密交通站”和“水上印刷厂”构筑的革命通讯系统是将信息网络和自然网络结合，以及技术网络和革命网络结合起来的另类传统。在这些非欧洲中心的经验里，重要的并不是地理网络的拓扑结构是否去中心化，而在于革命干群关系的有机性，以及这一流动性系统的集体意识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这是一种革命实用主义原则下的网络化实践，它在20世纪的某些历史时刻曾经打破过阻碍网络创新的意识形态两难。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江南社成立，统一编辑出版《大众报》三日刊与《江南》半月刊。为躲避日军扫荡，江南社将印刷机器和设备安装在一条十余吨大木船上。在这条大船的带领下，有十一、二条船前后衔接，在密如蛛网的水乡地区隐蔽流动印刷。在这些船上，包括编辑、出版、发行、总务四个部门和一个图书馆在内，共有100余人，被称为“敌后水上印刷厂”“文化舰队”。
在这种网络系统当中，干群关系被看作网络关系的隐喻。而干线和毛细末梢之间有机性的衰退，将导致系统的整体性分裂。这当然不仅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的社会“网络化断裂”——“整个社会是技术性联网的，但却处于社会性断裂状态”——而是我们所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故障，广泛存在于跨越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的阶级、城乡、种族、性别和代际断裂中。
最后，让我们回到革命的水域。在距离北京100公里，革命游击队曾出没其中的华北水网白洋淀地区，中国政府宣称要在此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网络化新城市——雄安新区。然而，在这片群众与革命军曾经鱼水难分、紧密合作的红色水域，新城的规划却宣称将采用全自动化无人技术，将所谓低端劳动力尽可能地从新城中排除出去。可以预见，在这个雄心勃勃的网络化城市预案中，诸多潜能与矛盾并存着。
雄安新区地理位置
雄安新区布局规划
我们今天是否还能够赋予网络化社会一种新的有机性想象，以超越“中心vs去中心”这一历史性的二元困境呢？也许源自不同传统的实践仍然还在生成新的知识，这值得我们持续地观察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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