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货币是国家以其权威或指定的特殊商品为普遍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国家管控经济的必要方式。随着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后资本的国家化和全球化进程，现代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和中心，美国的货币美元也变成“世界货币”并发挥其对世界经济的霸权。美元霸权的条件是美国的资本雇佣劳动制的巩固，并具体化为适当的经济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并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和操纵体系；大资本财团重点投资高新技术研发，保持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保证在军事上对全世界的震慑与干预；建立以货币发行为中心的系统的金融机构和运行机制，以及精致的金融科技管理和运营。
关键词：货币；国家权威；资本的国家化和金融化；世界货币；美元霸权
货币犹如现代人类经济机体中的血液，它的流通使作为经济器官、细胞的那些企业和个人在不断地新陈代谢中演化。然而，货币又不像生命机体中血液那样“自然”地、均衡地流通、分布于每个部分、器官和细胞。货币是“人为”的，是人类中掌握政权的少数人为管理经济而以其权威认定某种商品或直接表示权威的数字符号，是其管控经济、统治社会的工具。掌控了货币流通也就掌控了经济的命脉，并依统治者的意志而支配货币血液在各部门、企业、个人中的分布，决定其贫富、生死。这在近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化中日益突出，国家政权的经济职能不断加强，以致可以完全不必依托金银为载体，直接将象征国家权威的图像印在特制的画纸上，标上数额，或以纯粹的数量在银行和金融机构中流转。由货币转化的资本不断增殖的欲求驱使它突破国界，主导着“经济全球化”，货币也因此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纽带。而在“经济全球化”中领先并居霸主地位的美国，也不断以其国家的暴力强制其他国家接受货币美元，以此榨取他国财富并控制其经济政治。
一、货币：国家以其权威或指定的特殊商品为普遍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1.货币商品论
传统的经济学关于货币有两种观点：一是货币商品说，二是货币名目论或货币国定论。二者各有理据，但也都有片面性。货币商品说认为：货币产生于“自然”的交换，最初的交换是物与物的交换，并不需要中介，只有当交换的品种、数量和范围扩大后，才需要有此物与彼物交换的中介物，也就是交换各方都认可的某一特殊“商品物”来调节交换的困难，进而又逐步确定以不易磨损的贵金属为货币。既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又作为流通手段。持“货币商品说”者据此认为货币起源于人们“自然”的交换过程，是交换过程中每一个利益主体的愿望的相互影响创造了货币。门格尔(CarlMenger)认为，货币“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它受立法的影响极少。它不是国家的发明，也不是立法行为的产物。国家的批准与货币概念完全无关系。一定商品因经济关系而自然成为货币，丝毫也不需要国家的力量。”[1]165门格尔关于货币“自然”起源的论说是对其前辈斯密(AdamSmith)和李嘉图(DavidRicardo)等人的“货币商品论”或“货币金银说”的补充。斯密的“货币商品论”渊源于重商主义者。作为依附于专制王权的工商业资本家的代表，重商主义者将财富归结于金银，而金银作为货币而流通，就成为所有商品的价值尺度，因而一国的金银货币量就是其财富量，为了富强国家，就要通过外贸和其他渠道(如掠夺殖民地、采矿、海盗等)不断增加本国的货币贮藏。斯密主张以资本家为主体的“自由竞争”，反对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干预，他认为，金银之所以能够作为货币，并不在于它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而是因为它是商品，是一种所有人都可接受并易于流通、贮藏的特殊商品，而且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由劳动创造的价值。金银作为货币是以其价值而存在并作用于商品流通中的。斯密指出：“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正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一样。此等货币或货物，使我们能够免除相当的劳动。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2]25，26而金银及铜等金属之所以作为货币，完全是由于其耐久、可分割性比其他商品更适宜流通，是被反复进行并不断扩大的交换过程自然选择的结果。为了避免人们在贵金属中混进价值低贱的金属和方便交易，才由国家在“通常用以购买货物的一定分量的特定金属上，加盖公印。”[2]21李嘉图坚持斯密的这种观点，在19世纪初的“金本位论战”中，他进一步指出，纸币不过是黄金的符号，应当可以随时兑换相应量的黄金。英国政府因一系列战争而引发金融危机，停止了纸币对黄金的兑换，导致物价上涨，纸币贬值。在英国议会对是否恢复纸币兑换黄金的“金本位”制的辩论中，李嘉图从经济学家角度坚持“金本位”，强调银行必须以黄金兑换纸币，“通货既不会被修截也不会损耗，而会具有同黄金本身一样不变的价值。”[3]
斯密和李嘉图的“货币商品论”及“金本位”的观点，一直被主张自由竞争的经济学家所坚持，虽然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也随经济形势变化而有所修正，但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即凯恩斯货币学说尚未成为主流时，都是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主导思想。
2.货币国定论
“货币国定论”是在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那里定型并逐步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政策理论基础的，但其明确的提出者，却是早于斯密的尼古拉斯·巴尔本(Nicholas Barr)。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巴尔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为明确地放弃了货币金属论，其理由是，货币价值是由法律规定的，对于这种价值来说，货币材料的价值是无关紧要的。”[4]在巴尔本看来，贵金属之所以被用来铸造货币，是因为国家以其权威制订了货币的“价值”，“货币是法律规定的价值，由货币的标记和大小可以知道货币价值的不同。”[5]因为被国家指定为币材，贵金属才有了价值，否则贵金属是没有价值的。他认为，铸造货币的材料并不一定使用贵金属，只要有了国家权力的印鉴，任何金属都可以成为货币。而法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则进一步认为，货币只是表示一切商品价值的符号，这个符号可以印在金属铸币上，也可以印在纸币上，二者并没有本质差别，纸币作为一种票据，能够无差别地代表金币或银币。德国的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在《货币国定理论》中，强调“货币价值单位的名目性”，坚决反对“货币金属论”，他认为，货币的本质就在其作为支付手段，不论金属币还是纸币都是一种票据。就此，他提出“支付共同体”的观点，在这个共同体内，任何经济主体都在提供劳务的同时接受他人的劳务，人人都有债权人和债务人双重身份，货币是国家规定的连接行为主体间债务关系的合理手段。[6]而瑞典人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在《利息与价格》和《经济学讲义》中论证了从利率变动而废除金本位。[7]
虽然“货币国定论”早已提出，但凯恩斯以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主流学派依然坚持“货币商品论”。凯恩斯凭借以系统深入的论证，不仅使“货币国定论”成为“主流”，更在其后近一个世纪时间内成为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支撑。凯恩斯是在“财政部金融与工业委员会工作”时，写作他的《货币论》的，因而不是从个体资本所有者在交换中如何保证自己利益的角度，而是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总体角度来探讨解决严重的经济萧条的理论和方案。他从“计算货币”开始论货币，“计算货币是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的货币，这种货币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始概念。”[8]7计算货币是和债务及价目单一起诞生的，“货币本身是交割后可清付债务契约和价目契约的东西，而且也是储存一般购买力的形式。”[8]7“计算货币是表征和名义，而货币则是相应于这种表征的实物。”[7]8而契约和定价必须有强制法律和风俗习惯来保证，国家就此而发挥作用。“国家首先是作为法律当局出现，强制支付符合契约所载的名义或表征的东西。但当它除了这种强制作用而外，还要求有权决定并宣布哪种东西符合于这一名义，在有权不时改变其宣布的内容时，也就是说，当它要求具有修订品类规定的权利时，便会起到双重作用。所有的现代国家都要求这种权利，而且至少从四千年以来，国家就有这种要求。只有当货币发展过程达到这一阶段后，克纳普的货币国定说(主张货币是国家特有产物的学说)才得到了充分体现。”[8]8当国家有权宣布什么东西可以作为符合现行计算货币的货币，而且不仅有权强制执行品类规定并有权拟订品类规定时，就是“国家货币或国定货币时代。现代一切文明国家的货币无可争辩地都是国定货币。”[8]8国定货币可以称为国家货币或正式货币，它表现为商品货币、不兑换纸币和管理货币三种形式。
在货币问题上，凯恩斯与斯密的区别，既是资本雇佣劳动制两个阶段特殊矛盾的体现，也是不同认识角度和方法论的结果。斯密处于统制经济阶段向自由竞争阶段的转化期，此时的资产阶级还未完全掌握政权，在资本所有者的观念中，如何摆脱王权专制从外部对自由经营的管控，还是根本利益之一。王权专制虽然认可重商主义者的货币财富论，但却严格管控金银货币的流通，严重地阻抑着资本所有者的经营，货币商品论是他们摆脱国家控制货币政策诉求的集中概括。为此，斯密认为国家政权作为经济的“守夜人”，它只承担“类似麻布呢绒检查官”那样给特定金属“加盖公印”的职能，而货币则是交换过程自然选择的结果。
3.国家政权管控商品经济的手段
货币的产生是商品交换的需要与选择的结果，但斯密完全排斥国家政权在其中的作用，则与历史不符。最初的商品交换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并不是斯密所说的个人之间，而是不同氏族或氏族共同体之间的交换，负责交换事务的都是氏族或氏族共同体的首领，而非单个氏族成员。这里就有“政权”的因素在其中。能够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某些商品，如牛、羊、贝、粮食等，都需要首领的认可。到部族和部族联盟时期，商品交换还主要在部族之间由首领及其任用的人进行，但范围已经扩大，而且部族内的统治氏族成员也有交换行为，但没有人身权和财产所有权的奴隶和农奴是与商品交换无关的，农奴交纳给领主的也是剩余产品而非货币形式的货币。如欧洲出土的在部族和部族联盟时期的“金币”或“银币”，大多是用于部族间的赔偿、馈赠或下级领主向上级领主交纳贡赋，只有少部分用于部族间交换。此时承担交换媒介的还主要是“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虽然贵金属已列入其中，甚至出现了所谓“称量货币”，但只能算是一种“准货币”。货币形成于初级集权官僚制的建立，在中国大约是春秋末期的“五霸”和战国时期的“七雄”，确立于秦统一以后。部族联盟转变为民族，国家作为民族的主宰，对经济的管控是其基本职能，“国民”的相对平等权利和经济的发展，税收由产品变为货币，从而使商品交换不断扩大，铸币和管控货币就成了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战国时刀币、布币，以至“秦半两”“汉五铢”，都是国家政权铸造的货币。在欧洲则是十二、十三世纪以来几个大部族联盟转变为民族国家，建立了初级的集权官僚制，其货币政策既是对本国民众的税收和商品交换的管控，更是发展对外贸易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经济学史上的重商主义，侧重点在对外贸易上，由外贸而论国内交换、生产。在外贸中，金银实际上是“一般等价物”或“称量货币”，各国铸币都要按其质、量来计算，这也是重商主义“金银财富论”的特点。一国的货币只流通于本国，其铸造和发行都由国王掌控。凯恩斯为了论证其“货币国定论”，将远未出现国家的历史上的“一般等价物”都说成是“国定”的，未免过分，但在“一般等价物”充作交换媒介的时期，氏族、部族、部族联盟政权起着重要作用，也是被史料证明了的。货币普遍而细致入微地贯彻于人们的经济活动，是在资本雇佣劳动制确立以后，也就是从斯密论证“货币商品论”并反对国家管控时起，货币随商品交换的迅速扩展和世界各国家民族的形成，而成为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现代世界的货币有其国别，在流通、生产、分配、支付、储藏以及国际经济交往中，随时随处都流动着货币之血。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以流通过程为存在的基础，又受国家政权的管控。不论是否为商品，货币必须有价值并以其价值作为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以金银等特殊商品充当的货币有其价值，似乎比较好理解，但为什么选择金银作为货币，却离不开国家的作用。在农业文明时代，金银的使用价值是很小的，而且很难开采冶炼，为什么当时的国家政权要认定它们为财富进而铸造(或以票据形式)为货币?除了其稀少和易分割等属性外，就在于国家政权易于掌控。两千多年前的晁错对汉文帝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9]而帝王用这些东西使其宝贵，并有货币的效能。而当帝王以其权势将金银作为货币时，它们的使用价值除装饰显富贵外，就在于可作为货币，能够比较耐久而准确地体现国家权威。而采炼和运输金银、铸造货币所付出劳动力的价值，也远不是配第(William Petty)所说的等于其作为财产或货币的价值，[10]这里已加进了国家权威的因素。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中国流通了两千多年的铜钱，这可以说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铸币，即使“秦半两”，其份量也比半两为轻，后来更出现铸有“当”多少的铜币，而其之所以能被市场认可，就在于其文字上体现的国家权威。秦汉两朝及历代专制统治者铸造铜(铁)币的目的，首先不是便利民间商品流通，而是收税，官府收钱为税，百姓只得卖粮换钱纳税，官府铸钱换粮及其他各物，百姓也就将钱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了。铸币由此通行。而纸币本身的价值微乎其微，却可以按票面标出的价值流通，就在发行纸币的国家权威已被流通中的人们所认可。国家权威以一种信用方式作用于市场，纸币的价值就等于国家权威的信用。纸币由可兑换铸币的凭证，如中国宋朝川、陕地区的“交子”，最初相当于存钱的单据，因川地无铜只得铸铁钱引发携带不便，致使商人们为“存”“兑”方便而形成。但收存铁钱的商人却可自发交子而获利，使交子信用大失。后官府直接操办，更多印发，直到其不能兑钱而无人接受，只得作罢。后来元朝发行的纸币及欧洲近代各国的纸币，都承诺可以兑钱或金、银，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信用货币”，即国家权威的信用体现于纸币上。“金本位”纸币是其典型。但任何国家都只以少于所发纸币面额的金或银为储备，甚至为了特殊需要滥发纸币，最终不得不废止“金本位”而行“法币”，即直接由国家依法律而发行的纸币，其信用的保证只在国家政权的权威。
如此看来，国家权威是货币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国家权威的不断增强与商品流通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这也是货币标价与其实际价值的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凯恩斯只从流通和支付手段规定货币，忽略货币的价值尺度性质，得出货币“国定”的结论，与斯密等人否定国家权威的信用性正好相反，因此二人都是片面的，而且，也不是简单地将两个片面拼合起来就能成为全面。对货币本质的规定，只能从历史和现实的经济政治矛盾中去探求。
货币形成于流通，但其作用则在全部经济活动，是社会经济关系矛盾的体现。斯密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了反对专制政治，就设想了一个没有国家政权干预的“纯经济”的自然史，进而以“自然选择”论说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这种将经济与政治分隔的思路，不仅妨碍了对货币的认识，更影响到全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而实际的人类经济史，同时也是政治史，是政治主导的社会经济过程。规定货币本质，当然要考虑流通范围和相关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要考虑生产关系及其集中体现的政治。是流通的需要和国家政权的认可与保证，共同创造了货币，至于选择哪种币材，则是国家政权根据其对流通过程的了解和掌握决定的，任何个体商人或资本所有者对此既无权也无力。而国家政权之所以界定货币，并选择金属币材或纸币，当然要受商品流通的制约，要考虑流通的需要和民众的接受程度，但绝不是仅仅为流通中的商人和消费者提供服务，更重要的目的，还是通过货币及铸币、纸币来管控经济，这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形成以来，尤其进入市场经济阶段，特别是近十年的金融危机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凯恩斯主张依据“货币国定论”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即由国家银行多发行货币以增加政府开支、减少失业的“良方”，已导致市场经济出现不可克服的危机。而危机的出现，则是经济过程对国家政权货币政策的无声抗议：如果不顾经济过程的需要，任意地“量化宽松”印钞票，势必危及国家政权的存在。而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似乎顾不上这种抗议所表达的危险了，依然加速度地动用其权威来超发货币。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美国大财团滥发货币并放松金融监管的结果。而其处理危机的方式，是更大量地印发货币并纵容华尔街金融机构制造虚拟资本，十余年的时间，使美国政府背上了近30万亿美元的国债，虽然美国政府不会还这笔债，但却极大地损害了其权威的信用。拜登总统上台后，他及民主党政府的唯一拿手戏就是更大量地印发美元，先是1.9万亿，再后续2万至几万亿，美国以其暴力所形成的对世界的“霸权”，集中体现于美元的印发，由此而搜刮地球人的财富以解救其制度危机。美元帝国主义正在用其“信用”来败坏美利坚国家的权威。
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经济矛盾中货币作用的考察，我们可以对货币的本质做这样的规定：货币是国家政权为管控经济以其权威或指定的特殊商品为普遍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国家的经济职能源于国家形成前的氏族、部族、部族联盟中的政权形式对经济的全面管控，这些社会形式中商品交换及其媒介“一般等价物”都是由当时的政权主导和主管的。民族国家政权的机构层级化并没有取消其经济职能，而是由专门的机构(中国古代的户部以及现代各国政府中的专设机构)行使这种职能，造成政府与经济分离的假象，斯密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假象作真，将经济与政治，进而与政权分离，依据所谓“自然选择”规定货币，显然是资本所有者个体意愿的表达。而凯恩斯等人的“货币国定论”显然过分强调了国家政权的决定作用，而且否认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既没有体现经济矛盾对货币规定和发行的制约，更为随意滥发货币，开展“通货膨胀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货币转化为资本：国家化和全球化
1.货币转化为资本
货币最早出现于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集权专制国家的中国，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这些较大的部族联盟就开始逐步向民族转化，并强化君主权势，削弱领主贵族的政治地位，由此形成了初级国家政权，货币也就成为其管控经济，征收赋税，财政支出，强化政治、军事的重要工具。秦统一天下的同时统一了货币，并由汉朝以后历代政权所坚持。秦国是以重农为基本经济政策而富强兼并他国建立统一皇朝的，到汉朝则进一步在重农的同时强调抑商，并由后来的政权所继承。因此，中国古代虽有货币，但主要是作为控制财政和商品流通的手段，虽容许商业存在，但主要是作为农业的辅助。商业资本在国家政权的严格管控下，一直滞留于流通领域，未能进入生产领域转化为产业资本，因而没有形成资本雇佣劳动制。
而比中国晚一千多年才开始从部族联盟向民族转化的欧洲几大国，其制度的内在逻辑趋向也是效法中国的集权官僚制，并像中国“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那样强化王权专制，但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却不是农业，而是商业。重商主义成为各大国富强国力，强化王权，削减封建势力，向外扩张的共有国策。而重商主义的“金银财富论”所主导的各国在竞相吸纳他国金银时，也开始在本国铸造货币，从而才使欧洲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而其之前各部族和部族联盟的“金币”“银币”之类，仍属“计量货币”范畴，仅在领主、贵族之间流通或馈赠、贡赋、赔偿之用。虽然各国开始铸币，但重商主义时期国际间贸易仍以金银而非各国货币作为计价标准。由此导致的“良币”“劣币”之分，以及国际贸易中的诸多麻烦与矛盾，恰说明货币国定与实际价值的关系。重商主义的历史贡献，不仅在铸造了货币，更在于促进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
只存在于流通领域的商业，是通过贱买贵卖而赚取差价的，这样的商业资本家也要预先准备购买商品的货币，他们习惯上称这部分货币为资本，即商业资本，但商业的局限又制约了其资本的增殖，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抑商政策所“抑”的正是阻止商业资本增殖，他们深入而长远地看到了商业资本增殖扩张对专制政权的危害。但依靠商业资本而强化专制势力的欧洲各国国王们，不可能像中国皇帝那样深谋远虑，只顾急功近利地驱使商业资本家提供尽可能多的税收，但要发展商业，总要有可卖的并且价格低廉的商品，既有的本国农业、牧业等生产领域远远满足不了这种需要。因此，商业资本家和国王的政府形成共识：为了本国财富金银，就要扩大对外贸易，因而必须发展本国的商品生产，为此，必须改变传统的领主农奴经济关系，先是解除对农奴的封建契约束缚，使之成为个体劳动者，进而又由商业资本家兴办手工工场以及农场、牧场，雇佣刚刚“解放”了的农民为工人，开展了生产关系和制度的又一次变革。正是在这种变革中，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形成了，这也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
如果说商业资本还只是货币量的增加，那么，投入手工业和其他产业的资本则是货币质的变化。这种质变又加速了量变，资本雇佣劳动制就在初级的集权官僚制下形成了。商业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扩张，就是货币的资本化过程，也是新的经济关系和制度的形成。马克思指出：“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9]197以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力所结成的雇佣劳动关系，是一对矛盾，其主要方面是资本，资本是一定量的能够增殖的货币，但货币转化的资本已不仅是商品价值尺度或流通手段，而是一种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的制度化，就是资本雇佣劳动制。
资本雇佣劳动制在初级集权官僚制中形成，虽然受王权专制的控制，但王权专制却要驱使资本所有者去为它拓展财富。于是，资本的全球化开始了。“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11]860 这是资本全球化的第一阶段，由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国以压榨、掠夺、欺骗、杀害等各种方法拓展资本利润空间，同时为国王缴纳巨额税收。“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1]861专制国家以国家权力主导和支持的资本全球化，搜刮了地球人数千年积累的财富，这些财富一部分归入国库，另一部分则转变为资本。这个过程，使欧洲各国的货币量急剧增加，不仅是从全世界以各种方式搜集了大量金银，也由于资本雇佣劳动制扩大了商业和手工业的需要。而增加的货币不仅加速了其向资本的转化，还不断增加资本量——这是资本所有者势力加强并组织成阶级的内在根据。当国王因统计表上的国家财富增长而欢喜骄傲的时候，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快速增长导致了其王权的灭亡，被他驱使满世界搜刮金银或为其外贸生产商品的“忠实臣民”商工业资本家，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专制势力，并以连续不断的革命推翻了王权专制。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也使资本雇佣劳动制成为社会的统治制度。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革命，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胜利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内在逻辑的社会表现。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全面地、制度性地普遍展开，成为资本雇佣劳动制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资本国家化，成功地将旧的王权专制改造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发行和管控货币。虽然有斯密等人在宣扬“货币商品论”，但资产阶级国家仍然有效地运用其发行和管控货币的职能，在满足和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同时，积极地推进资本的全球化。这是第二轮的资本全球化，是由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主导的更大范围的对地球资源的掠夺和全世界劳动者的剥削。在这个过程中，货币进一步充当了资本全球扩张的承载者。
2.资本国家化
资本国家化，是资本人格化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体现。推翻旧的专制王权，建立资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其根据和动力就在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本来只是等价地充当交换手段的货币，转化为有着永无止境增殖欲求的资本，并成功地俘获了其所有者，改造他们的意识，以异化了的人的行为和竞争来实现资本增殖的欲求。当众多资本人格化的所有者在统一的利益竞争中逐步形成阶级，其阶级意识就集中概括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既是凝聚分散的资本所有者形成阶级的精神，又是资产阶级组织其政党展开政治活动的理论依据。资产阶级政党是资本所有者将其所有权派生的政治权利集合起来的组织，虽因阶层、集团等的差异会形成若干政党，但其共同的理论依据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则和标准，资本的国家化使资本成为真正的上帝，它是可感可思可爱可憎的实在的主宰。资本国家化以后，货币就成为资本，其现实而感性地遍布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实而细致入微地宣传资本主义精神，执行着资本统治的功能。
国家，既是统治阶级控制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也是从统治阶级总体利益制约和协调本阶级各阶层、集团、个人关系的机构。以资本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国家，它不仅以立法权颁布了宪法和一系列法律界定资本雇佣劳动制及其体制、机制，并以行使执法权、司法权等相应机构切实保证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同时协调他们的相互关系。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经济关系，以及资产阶级内部各阶层、集团、个人的经济关系，都表现为货币关系，或者说，货币不仅是商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也是人的价值和利益、地位的尺度，人际经济关系变成了货币关系。资本化的国家按照资本主义精神和原则所处理的各种经济矛盾，都可以通过货币的数量调整来解决。
资本的国家化在凝聚资本所有者个体为资产阶级的同时，也使个体资本聚合成国家的总资本。国家从总体对个体资本的控制与协调，虽然会损害部分个体资本的利益，但却是资产阶级总体利益的要求，维护了资本雇佣劳动制经济的总体运行和发展。自由竞争阶段虽有斯密等经济学家从个体资本角度反对国家干预、控制经济，但这只是一种愿望。历时一个多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放弃其控制、协调经济关系的职能，以法律、政策制约并促进了欧美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个阶段的国家毕竟还是不成熟的，其经济职能也是不完备的，到自由竞争阶段末期，这种不完备的经济职能越来越不能控制各行其是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资本的“自由竞争”，不仅导致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严重损害着个体资本乃至总资本的利益，更加剧了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矛盾。雇佣劳动者在资本家企业机器化大生产中的分工协作，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共同利益，形成阶级意识，并由先进分子概括其阶级意识，组织工会和政党，与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上对立和对抗，更形成国际性组织展开浩荡的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地危及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间也为争夺市场、资源和殖民地而产生尖锐矛盾冲突，以致爆发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强化资本化的国家政权，从资产阶级总体利益控制、协调经济矛盾就成为唯一的选择。罗斯福总统在美国1929年大危机后推行的“新政”，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它表明国家是资产阶级总体利益和意识的体现，国家政权行使其经济职能，是可以一定程度上从总体控制和调节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和个体资本家之间矛盾的。凯恩斯总结罗斯福新政的经验，集中论证了国家从控制货币入手全面干预、调节经济的新职能。资本主义国家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时”经济管控的经验，于战后相继明确并强化了国家经济职能，资本雇佣劳动制也由此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市场经济阶段。在市场经济阶段的体制中，资本的国家化和资本化的国家有机统一，延续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是突出并强化国家政权管控经济的职能，从战后恢复经济到短期的繁荣，曾表现出其明显功效。然而，它并不能解决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根本矛盾，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日益“失灵”，为了避免制度的变革，资本化的国家推行了新一轮的资本“全球化”运动。
3.资本的全球化
资本的“全球化”早在重商主义时期，也就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在欧洲初级集权官僚制下形成的统制经济阶段就已出现。但那时的国家政权还由国王掌控，资本尚未国家化，是专制国王驱使着商业资本对外贸易和扩张，同时掠夺殖民地，既为国王搜刮了财富，也为资本所有者积累了大量资本，并由此形成资产阶级并完成资本的国家化。资本国家化以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全球化，这是资产阶级国家主导并保护的。除了对外贸易和争夺殖民地，还使其资本向外输出，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开设企业，进而收买利用专制国家(如中国)和封建领主制部族联盟的领主为代理人，掠夺性地开采矿藏，搜刮各种资源，少部分运回本国，大部分则就地办企业加工成品销售。在雇佣当地劳动者的同时，还贩运劳动力回本国或其他需要劳动力的国家或殖民地。这样，也就将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全球化”了。虽然这些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并不“自由”，但工业生产方式和近代机器技术的输入，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仍是一大刺激，由此而引发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所谓“民族资本”的出现。与此相应，资本化的大国也不失时机地向全世界输出本国货币，在充当流通媒介的同时，收取“铸币税”。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设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利用贷款、利率、股票、债券等深入地渗透当地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国清末到中华民国这一时期，各大国的金融机构已深刻而广泛地制约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甚至操纵着军事。由货币所承载的这一轮资本全球化，历时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列强国家不仅控制了全球国际贸易，掠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压榨其廉价劳动力，也由此促进了本国的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形成了若干大的资本财团，同时也将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和资本主义输往了全世界。资本的全球化也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与此同时，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在全世界展开，不仅引发列强之间争夺霸权的局部性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也使雇佣劳动者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及社会变革运动传布于落后国家和地区，不仅俄国革命取得成功，而且由苏联主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在中国等国家蓬勃开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资本雇佣劳动制的市场经济阶段，由强化了经济职能的资本化国家所推进的资本全球化，曾一度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抵制和阻碍，虽然它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却不适合用“全球化”这个词，只能说是“半全球化”或“大半个全球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苏联、中国不再坚持对资本“全球化”的抵制，转而接受和欢迎外国资本的输入，特别是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资本“全球化”才名副其实地泛滥全世界。这是由美国大资本财团利用其掌握的国家政权主导并推进的世界性资本主义运动，由于与之对立的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资本“全球化”并没有受到什么外部障碍，因而得以大张旗鼓地展开。
市场经济阶段的资本“全球化”具有如下特点：(1)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唯一霸主和“中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中心”形成了类似城市公路的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2)美国政府发起成立并主导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世界性政治、经济机构，并主持了全球或地区性的相关经济协议，由此制订全世界经济及政治的规则和运行机制，确保美国的“中心”地位以及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国家围绕“中心”运转；(3)美国大资本财团已积累了足以掌控其国家政权的资本和社会势力，并以相应的组织(如“共济会”等)有效地掌握国家政权的运作；(4)与自由竞争阶段各资本化国家分别在其附属国和殖民地输出资本，组建企业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就地销售，或生产初级产品回运宗主国深加工为成品，再销往附属国和殖民地以获利不同，作为市场经济阶段“中心”的美国大财团虽也有资本输出和组建企业，但更多的是输出金融资本和技术专利，通过二环国家英、德、法、日再输往三环四环五环国家投资企业；(5)充分发挥美元的霸主地位和科技优势，控制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国家的金融、生产和流通，以少量资本与技术专利控制当地资本合办的企业；(6)大财团的资本金融化，金融资本虚拟化，以美联储和华尔街的大财团有机结合为世界金融中心，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并结合二环国家的资本财团，收买或派遣三环四环五环国家主管金融和经济官僚，以货币发行，操纵利率等各种机制和方式，掌控世界金融，收取“美元税”以及各种经济霸权的红利；(7)不再武装侵占他国领土，而是以政治、文化上“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操纵、颠覆三环四环五环国家政权，并培植服从大资本财团的政治势力；(8)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雇佣劳动制经济在全世界普及，形成了以美国大资本财团为核心的世界性的资产阶级，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国家的资本财团或依专制、封建权势形成的利益集团，则是从属、依附美国大资本财团的“代销员”和助手，由此形成对全世界劳动者剩余劳动产品或价值的有层级的占有、积累和资本化。
三、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霸权
1.资本作为世界货币
资本全球化使两种东西具有了世界性，一是资本化强国的语言，二是其国家发行的货币。欧洲大陆上使用拉丁语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南美拓展殖民地，使拉丁语成为当地的语言，同时掠夺金银充当货币，从而加速本国及西欧各国工商业资本的发展，但这还是区域性的，算不上“全球化”。真正的资本“全球化”是“日不落”的英国展开的，并历经一个多世纪，不仅将英语推向了全世界，也使英镑成为世界货币。资本化的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大致贯穿了资本雇佣劳动制的自由竞争阶段。继续并扩大、深化资本“全球化”的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并以英国移民为主体人口，因此，这一轮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美式资本“全球化”，除了推广英语的“全球化”，更重要的是以美元成为更高形态——完全与黄金脱钩——的世界货币。英语和美元由此成为美国大资本财团掌握的国家霸权的象征和工具。
世界货币并不是联合国或世界银行发行的货币，而是由作为世界霸主的资本化国家将其货币强制世界各国认可的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它是特定国家政权权威和势力的体现，也是该国大资本财团掌控世界经济，以资本“全球化”搜刮地球人财富的手段。
现有的世界货币是世界各国货币的一种，而非全世界只有一种货币。与今天世界各国分为“中心”和“外围”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国家一样，各国货币也有“中心”和“外围”之分。各个国家的货币都在本国流通，去他国旅行，则要兑换他国货币，而外贸通常以“中心”货币美元计价，再以汇率折算。世界各国都用美元计算GDP加以比较，更重要的是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现在世界上，二环国家中的英国的英镑和日本的日元，以及欧盟的欧元，也可以作为储备货币，或在部分国家间流通，它们应该被视为“国际货币”，而非世界货币。今天通行于全世界的美元，它既是美国霸权地位的象征，又是美国巩固其霸权的必要手段。
世界货币是资本国家化主导的“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和条件。一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并没有改变货币的本质，但是其发行和作用的范围则从一国扩展至全世界，因此在保持既有职能的同时，增加了两种职能，一是向全世界增收“铸币税”或“货币税”，二是以超发货币向全世界转移其国内经济危机。“铸币税”是实行货币“金本位”时，减少铸币黄金的份量，货币面值与其实际重量价值的差额，这部分差额类似税收归国家政权。这在所有的铸币上都有体现，世界货币不过是从一国扩展至全世界。再就是印制的纸币，在“金本位”时，只要持币者进行兑换，就被收了“铸币税”，但如果不兑换，或者丢失，就等于向发行本无价值纸币的国家缴纳了纸币面值的税收。而当20世纪70年代美国废除“金本位”，美元成了不能兑换黄金的印着某位美国总统画像的纸片片，它本身除印制费用之外没有任何价值，美联储向全世界发行美元，换取各国的商品和服务，就等于向全世界收取“货币税”。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美联储用一个造币厂几台印刷机印制的纸片片，就将相应数量的商品和服务收归大资本财团。至于向全世界转移本国经济危机，在实行“金本位”时，也有发生，但毕竟受“金本位”的束缚。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联储设计了一种所谓“三驾马车”式货币发行机制，即人为制订并发布“失业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三个指标，依其变化，发行货币量。2008年以来，则又加上长期国债利率的波动率，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这样就可以根据大资本财团的需要，肆无忌惮地超发纸币，即稀释其价值，不仅赖掉美国国债的大部分，更将本国的经济危机转移全世界，这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持续不断的“量化宽松”政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而随之而来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国家跟进的“量化宽松”导致全球通货膨胀，就将被转移来的危机甩给全地球的劳动者。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不仅是全世界商品、劳务的价值尺度，更是全世界劳动者剩余劳动产品和价值的收割机。
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掠夺，而被掠夺者即使怎么反对，也没有办法逃避，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数量的变化，就像气温的变化一样，让所有劳动者都得承受它带来的寒热。只有极少数依傍大资本财团和权贵的人，能够在这种变化中获取暴利，在全世界经济大幅度下降时，他们的财富占有量却急剧增长。这在2020年的新冠病毒全球大疫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美联储“量化宽松”出来的巨量美元及其引发的各国更巨量的货币，比病毒对全世界劳动者的危害更大!
2.美元霸权的条件与作用
美元在资本“全球化”中像病毒一样侵害并控制地球人的利益和精神，这并不是大魔术师施放的妄术，而是以资本雇佣劳动制及其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为根据，是资本化的国家强大权威的体现。概括说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形式的霸权的条件与作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美国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已经巩固，并具体化为适当的经济体制，其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适当，国家治理和企业经营都比较到位。在长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形成了若干大资本财团，以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相对缓和，或者说大资本财团通过其对国家政权的掌控，可以比较有效地协调本阶级内部各部门、行业、企业的关系。以此为依据，美国的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霸权，首要作用也就在于维护美国的资本雇佣劳动制，保证大资本财团对其国家政权的控制，并由此强大其对全世界劳动者的统治。
第二，在世界经济系统大循环中，确立并保持“中心”地位，并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机构和操纵体系与机制。世界经济系统中的国家的地位和关系不仅是数量关系，经济总量是各国地位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就像人际关系一样，不是随便哪个人钱多就能成为某群体的“头领”，更要求他具备“头”与“领”的领导力和精神聚合力，综合这些条件，建立一套体系和机制，才能成为群体的“头领”，带领此群体去做某种事业。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美国，既有超过他国的经济总量，还有制度、体制上的优势，以及国家政权建构与机制的完备，进而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导引作用。由大财团设立基金会、开办大学，以及各种媒体，雇佣专门的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宣传人员，以多种方式和角度，宣传资本主义精神，论说其制度的优越，其中连贯英国、美国两个多世纪的“主流经济学”是其意识形态传教的主干。意识形态的传教构成所谓的“软实力”，配备着强大到无敌的军事“硬实力”，软硬兼施，控制地球人的意识和行为，保持“中心”地位，操纵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国家，构建世界经济系统和大循环，并将本国货币作为这个系统的要素，在其大循环中为本国大资本财团收获最大化的利润和“铸币税”“货币税”。
第三，大资本财团投资重点之一在高新技术的研发，由此保持其国在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领先地位。大资本财团并不是由守财奴构成的，它是一群资本人格化的精英，从个人及其家族的发迹史中，他们深切领悟到技术对于生产，对于获取利润进而增殖资本的重要性。而技术又是由人掌握并体现于劳动中，也就是说在他们所雇佣的劳动者中有一部分应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劳动力的质是高于普通工人的，因此要卖更高的价格。大资本财团，甚至中小企业的资本家都会以高工资雇佣这部分工程技术人员。美国大财团通过其国家政权，以高收入和各种优惠吸收全世界高端技术人才，保持高新技术研发上的领先地位，并以法律保护资本化的“知识产权”来确立、巩固这种领先地位，同时赚取高额利润。而当大资本财团不仅是在经营企业，并且以企业经营的方式掌控国家政权的时候，就不仅是高价雇佣工程技术人员，更要在本财团或以国家政权名义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不仅研发实用性技术，还要研究基础科学，同时资助利用高等学校的研究人才和机构，形成庞大而系统的科学技术研发系统，并以相应的机制，将高新技术运用于生产。与此同时，以法律手段保护技术专利，从而保证本国的高新技术在世界产业链和经济大循环的领先和垄断地位。高新技术的领先，促进了其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总量的优势，为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提供了必要支撑。
第四，保证在军事上对全世界的震慑与干预。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优先用于军事，研制和使用最尖端的杀人武器，是阶级统治的通例，也是人性的动物性野蛮成分的集中体现。货币转化为资本以来的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成为研制工业化、机器化的杀人武器的基础条件。在资本“全球化”的驱动下，大资本财团将最新的技术成就应用于军事，除镇压国内反抗运动外，主要就是开拓和争夺、保护殖民地，进而是攻占不顺从的国家，并与竞争对手展开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充分显示了为争夺世界霸权，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的动物性野蛮。他们是以人类劳动智慧结晶的机器化武器杀人，而动物只是靠自身的器官体能捕杀其它动物或同类。二战以后以高新技术研制新的杀人武器又达新境界，核武器的数量已足够几十几百次地摧毁地球，以航空母舰和核潜艇组成的美国几大舰队日夜巡航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超音速的战机和装载核武器的轰炸机在天空翱翔，还有围绕地球的千万个卫星监视全人类的一举一动，遍布全球的数千美军基地驻扎几十万美国大兵装备着先进的技术武器，随时都可以对世界各国发动战争。军费一直是美国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但这绝非单纯的支出，而是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保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进而为美元承载的资本榨取全球的剩余产品和价值的必要方式，何况还可通过销售军火赚取巨额利润!强大的军事霸权是与美元霸权相辅相成的。
第五，建立以货币发行机构为中心的系统的金融机构和运行机制，以及精致的金融科技管理和运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战后这个体系不断扩展、完善，成为美元霸权的制度保证和运行机制。有人说，美国并没有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只是“民间”的金融机构，以此说明美国制度的先进与优越。确实，美联储不受政府控制，但它并非不是国家政权的机构，而是联邦制的美国大资本财团直接组建的中央银行，其地位远高于其他国家被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是国家政权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美国人自称其国家机构是“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相对独立和制约，但实际上美联储构成了第四个国家政权机构，而且是直接由几个资本财团世袭控制的政权，其成员不过是各财团的代理人，其职能就是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来控制经济。因此美国不是“三权分立”，而是“四权分立”。只不过行使“第四权”的美联储是由几大资本财团直接组建的发行货币并控制经济的政权机构，因此可以不受政府支配而直接贯彻大资本财团的意志，以至2000年美国大选时，首要问题并不是谁当选总统，而是能够代表大财团利益使股市一路走牛的格林斯潘是否能够续任美联储主席。美联储具有无上权势，它决定货币发行量和利息率，也就掌握了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命脉，而联邦政府的财政部和商务部实际上只是美联储的附属机关。围绕美联储这个“中心”运转的，首先是华尔街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或者说，美联储是大资本财团直接组建的控制经济的国家政权，而华尔街的银行、投行及各金融机构，则是大资本财团的金融总公司，它在美国和全世界开设了数千个子公司、分公司及参股公司，并收买各国政要权贵，将美联储印发的美元推销至美国和全世界，在收取“货币税”的同时操纵各国金融，收割剩余产品和价值。一个多世纪的经营，使华尔街的各大公司形成了明确的虚拟经济理念和系统的机构与机制，雇佣并培植了一批彻底被虚拟资本异化了的“金融家”和“科技金融”精英“虚拟人”，在高功能电脑的辅助下，收集全世界的经济、政治情报，及时地向美联储汇报，并率先根据美联储通过发行美元操纵利率的政策指导其经营，获取“政策红利”。在此前提下，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以精确的数学公式为“科技”手段，设计并推销各种金融衍生品，将资本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充分有效地利用美元资本和虚拟经济掠夺世界财富，也必然损坏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其导致的经济矛盾的激变，是资本主义制度被否定的根由，越来越巨大的虚拟资本必将爆破“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塑造的资本主义气囊。
美元霸权对世界的统治充分展示了资本雇佣劳动制的本质与矛盾，21世纪以来世界的所有战乱、经济危机都与之有密切联系。现在正在进行的“俄乌”武装冲突的实质，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为了维护美元霸权而挑起的，其首要目标是打击欧元和控制欧盟的经济，进而在全世界制造通货膨胀并阻抑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国家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华尔街联合起来，将美元霸权发挥到极致。而正因此，美元霸权正在加速损耗美国的信用，充分暴露资本雇佣劳动制的腐朽与没落。世界是人的世界，以劳动为本质核心的人在人性升华的进程中，经历资本雇佣劳动制、遭受美元霸权是一种必然，但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和争取社会主体地位的斗争，必将冲垮美元霸权及其根基的资本雇佣劳动制，美元霸权是不会自行消解的，美国大资本财团与它们操纵的国家政权必然会不断挑起世界经济、政治矛盾和军事冲突，但这不仅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制的虚弱，并会进一步削减乃至消除美元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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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10期）
刘永佶，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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