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唯物史观的创立，宣告了唯心史观在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认识中占统治地位的局面的彻底结束。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有了唯物史观，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时，才有可能避免唯心史观的那些主要缺点。首先，唯物史观正确说明了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在此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与此不同，“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这就是说，思想的进程取决于事物的进程的唯物主义结论，纠正了唯心史观本末倒置的缺点，为科学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找到了可靠的基石。其次，唯物史观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社会形态有规律的更替过程。“在此以前，社会学家总是难于分清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根源），不能找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使我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关系）时，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第三，唯物史观所以能够区划社会形态，正确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根据在于它“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以往持唯心史观的某些史学家、思想家，虽然也提出过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的思想，但是，他们在解释这一过程的规律性时，却从人们的理性或从“绝对精神”去寻求根据，因而找不到正确答案。唯物史观与此相反，它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去认识生产关系发展的水平，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状况去认识思想关系的状况，这样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由这一终极原因所带来的一系列层次性的变动，全能得到科学说明，这样才能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可以认识的自然历史过程。第四，和一切蔑视劳动人民群众的唯心史观不同，唯物史观认为，既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那么，它首先应该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认为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误被纠正了，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劳动人民群众恢复了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最后，唯物史观第一次提供可能使关于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和那种从思想解释思想的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如同列宁所说：“只有关于思想的进程取决于事物的进程的唯物主义结论，才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结论。”唯物史观不仅正确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根源于社会存在，而且，正确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怎样的条件下发挥怎样的反作用。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唯物史观歪曲为否定社会意识能动作用的经济唯物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总之，由于唯物史观的创立，人们找到了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武器，这就为真正的历史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首先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典范。他们重视历史研究，并始终把唯物史观作为进行这一研究的指南，他们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著作，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方法。以他们的创造性理论和历史研究工作为起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了。一百多年来，无论在中国或在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运用唯物史观重新研究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批判了唯心史观的谬误，根据大量可靠的史实，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把剥削阶级史学家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历史科学成了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效的思想武器。和以往的剥削阶级的史学相对比，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成绩和胜利充分证明了唯物史观战无不胜的力量。
2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历史科学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并具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五四运动时期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产生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批判各种封建的、买办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流派的过程中，在为中国革命斗争服务的过程中，同时，也是在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之处，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始终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正确方向，这是中国历史科学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强大战斗力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历史科学赖以产生并能得到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科学的创立，结束了两千多年来为帝王将相撰写家谱的旧史学传统，推翻了以往旧的史学对于中国历史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开辟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最初李大钊同志宣传唯物史观，到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特点，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用以指导革命的一系列论文的发表，直至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同志历史著作的出版，无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巨大威力。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具体地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这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写出具有中国风格的史著，因而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使人们耳目为之一新。这些科学著作证明了，中国的历史决不是一个个王朝兴衰更替的简单重复，而是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一样，按照不同社会形态，有规律、有特点地由低级向高级循序演进，大体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社会发展阶段。同时，科学解释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是“天命”决定的，不是帝王将相意志决定的，而是依靠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推动的；于是，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恢复了自已在历史上应享的地位，从秦皇、汉武到康熙、光绪对于历史的作用得到了正确评价，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所积累的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批判地继承。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的历史科学取得了新的进展。广大史学工自觉地学习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工的队伍大大加强，从中央到地方，以及许多高等院校都设立了历史、考古等研究机构，数以万计的史学工在这些机构中进行着分门别类的研究工作。经过他们的辛勤劳动，一大批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相继出版，各种历史刊物相继创办，并且标点校勘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型著名史籍，汇编了一大批历史资料丛书，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几套资料丛书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成就。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曾经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例如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界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近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通过这些问题的讨论，大大推进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对于唯物史观准确理解的程度和具体运用的能力。
中国历史科学的胜利发展又一次证明，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只有创造性地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才能避免将唯物史观变成僵死的教条，才能不断清除唯心史观的影响，从而使历史科学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发挥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有的作用。
3 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是，这并不是说，这条道路是平坦易行、没有任何曲折的。不是的。近现代史学史表明，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存在着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和斗争，只有不断和唯心史观划清界限，克服唯心史观的影响，善于创造性地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才能逐步推进历史科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人们普遍承认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的情况下，却存在着种种唯心史观的倾向，乍看起来，这是难于理解的，但是，联系到各种形式的唯心史观的影响，联系到我们政治生活中某些不正常状况的影响，加上我们对于唯物史观理解上的局限和运用上的偏差 某些唯心史观研究倾向的存在就是不难理解的了。因此，经常发现这些错误倾向，不断从方法论上加以探讨和总结，是提高运用唯物史观能力的必不可少的一环。
结合我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实际，特别是结合建国以来历史科学发展的实际，强调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是必要的。
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立足点是坚持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求我们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去解释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经验表明，历史研究中的唯心史观倾向正是和这种基本要求相违背的。那种在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中滋生的不正常的“风派”学风自不待言。“风派”学风不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不以探求历史规律为目标，它把“古为今用”的口号曲解为替某些人的“意图”和左倾政策的“需要”拼凑“历史根据”，它的极端发展就是那种不惜让古人穿上现代的服装，学着现代人的腔调，从事现代的斗争，扮演现代的角色的影射史学。影射史学集中暴露了不从事实出发，而以主观臆断为准的史学研究的唯心史观本质。这种学风已经受到史学界的鞭挞和唾弃。在总结三十年来史学战线上的经验教训时，对于那种“政治论证”的唯心史观倾向，也需要从理论上划清界限。“政治论证”的方法是传统的资产阶级的认识方法，它的基本特点是把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活动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最后根源。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因为这种认识方法有较大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曾不止一次地揭露过它的根本错误。可是，在建国后的某些时期，这种错误的认识方法却以新的形式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它主要表现为，离开历史的具体的经济条件，仅仅从路线、政策、阶级斗争、劳动人民起义以及社会革命等等方面去论述历史的发展变化。从形式上看，这种论证方法似乎贯彻了阶级分析，重视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突出了劳动人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宣传了暴力革命对于促成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但是，由于这种论证是在脱离历史的具体的经济条件下进行的，是离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体矛盾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因而它总是从自己所标榜的唯物史观滑向唯心史观。例如，在研究春秋战国年间政治制度方面由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化时，许多史著往往从法家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所实行的变法，秦始皇的作为以及劳动群众的斗争和愿望去寻求其中的原因，至于决定这一切的经济原因，却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这种从政治、思想诸方面去解释政治制度变革的论证方法，显然不能正确说明从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化的历史规律性。因为，作为上层建筑，无论是分封制还是中央集权制，都是伴随着一定的经济发展状况必然产生的，又都是伴随着一定的经济发展状况必然消灭的，它们被历史地合理肯定与被历史地合理否定，最终的根据在于经济发展状况之中，尽管它们的运动变化是在个人的、阶级的思想和政治活动中实现的，但是，这些个人的、阶级的思想和政治活动不过是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和表现。因此，不去详尽地研究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揭露政治、法律、意识据以存在的物质根源，而采取“政治论证”的方法，只能在唯心史观的圈子里打转转。同样的情况，在关于农民战争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均有反映，直接影响了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强调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必须批判各种唯心史观的研究倾向，尤其是要批判“政治论证”的研究方法，揭露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毫无共同之处，实质上是一种唯心史观的研究方法。
提出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又是针对史学领域里的教条主义而来的，史学领域里教条主义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观点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完全背离了从史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方法。这种倾向最初是由于幼稚地、简单地理解唯物史观而发生的，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日趋发展，直至被搞到极其荒谬的地步。教条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是一种很坏的学风，危害十分严重。它使一些同志在研究问题时，不是实事求是，不是先占有大量的材料，不是具体分析具体历史现象所包含的具体矛盾，而是采取断章取义的方法，随意剪裁甚至曲解史料，为自己所要论证的观点填补例证。在这些同志看来，最有力的论据不是在史实之中，最科学的结论不是来自具体的辩证的分析，而是一切都应以本本为转移，以引证权威的片言只语为满足，根本取消了生动活泼的独立思考和史学研究的唯物论基础。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有些同志在研究农民战争问题时，往往不是
从一个时代的既定的经济状况、阶级力量对比出发，引用大量的综合的资料，作具体的切合实际的分析，而是抽取一两件个别的、片断的材料，回避或歪曲其他一些材料，简单地套用某种流行的公式，例如先说阶级矛盾尖锐，危机四伏，农民起义终于爆发；继之则就农民起义的口号、纲领说明它的反封建性质；最后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解释农民起义必然失败，并论及农民起义或多或少推动了历史前进。这种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农民斗争史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刻板的公式，乍看起来，似乎有理，但实际上，根本不能具体解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所包含的具体特点。对此，恩格斯有过严肃批评：“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教条主义的史学研究必然是主观主义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针对这种倾向，我们强调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也就是说，要把唯物史观理论和客观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坚持对具体的历史现象作具体的分析，从中抽象出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规律来。
历史科学的任务是通过历史的现象认识历史的本质。史学史告诉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能依靠其他的思想武器，只有唯物史观才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只有它才能指引我们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出历史的规律性来。创造性地把唯物史观和具体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就一定会带来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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