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密切联系
民族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也各有其特殊的涵义。但是，民族随着阶级与国家的产生而形成，一个民族内部包括不同的阶级；因此，在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看待民族问题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说：“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历史事实表明，民族问题根源于私有制，民族斗争、民族压迫是阶级斗争、阶级压迫的产物。私有财产出现，阶级社会和国家形成，不同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掠夺、压迫和战争也伴随而来。马克思说：“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就是私有制关系，在这里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又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前的时代。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对美洲、非洲、亚洲等地各土著部落和民族进行野蛮的征服与残酷的掠夺。人所共知，原始积累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在非洲贩卖黑奴。在中国南部沿海贩卖“猪仔”（华工）也属于这种性质。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关，也是进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的工具。国家产生以后，统治阶级都惯于用散布民族偏见，制造民族歧视和隔阂，挑起民族仇视和纷争的手段，一句话，即利用民族问题来转移阶级斗争视线，维护其政治统治。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英国，爱尔兰工人和英国工人的对抗，始终是英国的阶级统治赖以维持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列宁针对沙皇俄国地主黑邦的民族压迫制度，把这种做法比喻为剥削阶级“赖以为生的粮食”。剥削阶级利用民族问题维护政治统治，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
在存在着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中，没有民族压迫和民族纷争是不可思议的。要消灭民族压迫和民族纷争，就只有消灭私有制、阶级和阶级剥削制度，实行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这是对产生民族问题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所作的精辟论述。现在，在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多民族国家里，就已经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一理论。
2、民族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压迫
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揭示了民族压迫的阶级实质。历史事实表明，民族对民族的压迫，尽管是以一整个民族对另一整个民族的形式出现，但是，在实际上，它首先并主要是压迫民族中的剥削者（统治阶级）对被压迫民族中广大劳动群众的阶级压迫。
民族是区分为阶级的，每个民族内部都有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者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是民族压迫政策的推行者；被压迫民族中的广大劳动者阶级和阶层，是民族压迫的最大受害者。同时，在压迫民族中，大多数劳动人民也深受民族压迫之害，因为压迫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在对外压迫别的民族时，必然要在国内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列宁曾经形象地把沙皇俄国的民族压迫政策比喻为“一根有两头的棍子。这根棍子一头打击“异族人”，另一头打击俄罗斯民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再强调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也不能得到自由。
既然民族压迫不是整个民族去压迫另一个民族，而是压迫民族中的剥削阶级充当民族压迫的主角，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1）为什么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剥削阶级，特别是上层统治集团之间，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和矛盾，但总是容易相互妥协、勾结，共同来反对劳动人民；（2）为什么在两个民族敌对（例如战争）的情况下，被压迫民族中的剥削阶级，特别是上层统治集团，当人民起来反抗外来民族压迫、或革命运动触及统治阶级根本利益时，往往就容易动摇、叛变以至投降民族敌人，为了本阶级少数人的私利而损害以至牺牲民族的利益。
古今中外，这种历史事例甚多。在中国进行全民抗日战争时，对一小撮亲日派官僚资产阶级、买办和大地主来说，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限，他们的利益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害怕人民甚于害怕日本侵略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普法战争中法国大资产阶级背叛民族利益，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战争后期，法国是站在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战争方面，但是，当巴黎人民武装起来抗敌时，法国资产阶级深恐革命势力触及他们的利益，竟迫不及待地和普军谈判，签订停战协定，法军十七万投降。据此，马克思指出：“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列宁在援引这个事例时说过，在法兰西民族受压迫、受屈辱的时候，法国资产阶级却把民族出卖给了普鲁士人，并且“依靠压迫民族的士兵来镇压敢于伸手夺取政权的无产者同胞。”
如上所述，民族压迫，首先与主要的是压迫民族中的剥削阶级、统治集团对被压迫民族中广大劳动群众的压迫，而且双方人民均受民族压迫之害，因此，我们也容易明白：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中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及其他一切自食其力者，为什么比较容易接受和表现出朴素的国际主义民族观，比较倾向于要求各民族间的接近、来往，而不赞成互相压迫，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比较容易形成不同民族间的阶级觉醒和团结，共同反对民族压迫。这是因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中的人民境遇类似，阶级本质相同，利害基本一致的缘故。这在历史上也有许多事例可以说明。如日本军阀侵略中国时，许多日本人民成立了反战同盟一类的组织，在日本和中国开展反战活动。又如普法战争前期，法国站在侵略与非正义一边时，法国人民也不支持统治阶级进行的战争，当时法军士气是低落的，而法国与普鲁士两国的先进工人，还曾共同发表声明，表达相互和平友好的愿望。
3、民族问题不等于阶级问题，民族问题更加广泛、复杂，存在的时间更长
在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有密切联系，看待民族问题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又有重大区别，不能混同。这就是说，除了阶级、阶级区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之外，民族、民族区别、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也是一个客观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不能概括全部民族问题，不能把一切民族问题都简单地当作阶级问题处理。历史事实表明，民族问题比阶级问题更为广泛，更为复杂，存在的时间更长，从而具有它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说民族问题比阶级问题更为广泛，这是从问题涉及的范围或广度来看的。民族问题不仅指民族压迫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还包括民族语言、共同心理素质、风俗习惯、民族传统（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宗教信仰、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实现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等等这样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尽管有的也同阶级问题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有的还不免打上阶级的烙印，或者是由于过去阶级压迫与剥削所造成，但是所有这些问题牵涉面都很广，几乎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各个阶级，是全民性的现象，因此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问题。
说民族问题比阶级问题更为复杂，这是就问题性质或深度来看的。
例如民族压迫，对被压迫民族来说，就是一个带全民性的问题；而反抗民族压迫（特别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基本上也是一个全民性的任务。在外敌当前的情况下，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一个民族中的不同阶级，却有着共同的民族利益。这是民族问题比阶级问题更为复杂的一个重要表现。
前已述及，民族压迫的主要受害者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人口占多数的城乡劳动者、小资产阶级等。但民族压迫又有全民性，在被压迫民族中，几乎涉及到每一个阶级和阶层，包括剥削阶级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压迫民族的歧视、侮辱、压制、损害。这些剥削阶级和阶层，同压迫民族也有矛盾。作为剥削者，他们在国内和民族内部阶级关系上，是处于压迫者的地位；但以所属民族来说，又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而当外来民族压迫、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时，也会激发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甚或大多数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因而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有参加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可能性。在中外历史上，一个民族中的大多数，除劳动群众外还包括剥削阶级多数人在内，群起抵抗外族侵略与压迫，是屡见不鲜的。
正因为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具有全民性，民族因素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力量，所以一个民族要用暴力去征服另一个民族、灭绝另一个民族，使另一个民族永远屈服是很困难的；压迫与奴役别的民族的民族，都只能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古往今来，这种事例和历史教训不胜枚举。
民族对民族的压迫，首先和主要的是压迫民族中占少数的剥削阶级压迫别的民族中的广大劳动群众，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劳动者之间，以及在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也会发生和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同样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民族问题比阶级问题更为复杂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这种情况表现在：压迫民族中的劳动人民，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整个被压迫民族（包括对广大劳动人民）怀有民族偏见、歧视心理、精神优越感以及特权思想。而被压迫民族中的劳动者，不仅敌视、憎恨压迫民族中的剥削阶级、统治集团，同时也会对压迫民族中的广大劳动人民产生民族隔阂、不信任心理以及憎恨和仇视，并且容易自然地表现出保守、排外等狭隘性。
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英国无产阶级对爱尔兰民族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偏见，他们对爱尔兰人的态度，大致象以前美国奴隶制各州白色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回答英国工人，把英国工人阶级看成是英国统治阶级的同谋者和工具。因此，在英国每个工商业城市，工人阶级都分裂为英、爱两个敌对的阵营。列宁也说过，在沙皇俄国，大俄罗斯人总是轻蔑地以侮辱性的用语来称呼少数民族；而俄罗斯人也“曾经引起所有其他民族的切齿痛恨”，对某些小民族来说，俄罗斯人这个名字就是“压迫者”和“骗子”。列宁还曾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压迫，“使被压迫国家的劳动群众不仅憎恨而且不信任整个压迫民族，其中也包括该民族中的无产阶级。”
民族偏见、歧视、隔阂、不信任心理以及憎恨与仇视的产生和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族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其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以及统治阶级思想的毒害与影响，统治阶级惯于散播和培植民族偏见，制造民族隔阂，挑起民族纷争，煽动民族恶感与仇视，这都不能不在劳动人民中间产生一定的影响，留下烙印或痕迹。列宁针对沙皇俄国的民族政策说过，几百年来镇压被压迫民族的历史，统治阶级所进行的系统的宣传，“造成了大俄罗斯民族的种种偏见，成了大俄罗斯民族本身争取自由事业的莫大障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化、心理状态、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等方面存在着千差万别，以及经济生活的落后，小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地方闭塞性等等，都容易滋生并巩固民族偏见和民族隔阂。基于这些原因，要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些民族偏见、歧视、隔阂和不信任心理，就不能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民族和阶级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社会范畴。民族具有四个共同特征，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并且顽强地抗拒同化，因此民族存在的时间比阶级存在的时间长。对剥削阶级可以用暴力推翻和消灭，但对民族不能实行强迫同化和人为融合。民族是在一定条件下自行消亡的。只要有民族存在，就会有民族问题存在。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需要很长时间。一个国家内部和国际间阶级斗争的存在，也是造成民族问题长期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上述民族问题的广泛性、复杂性、长期性，可以看出民族问题具有相对独立性。
民族问题不是从属于或附属于阶级问题的社会现象。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这个命题的意义只在于说明部分（民族问题）和整体（社会革命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指出民族问题不能离开社会革命总问题而求得单独的解决；不能由此论证民族问题是附属于阶级问题的社会现象，似乎除了阶级问题和革命问题即别无民族问题，从而否定民族问题的矛盾特殊性即相对独立性。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民族问题在总的社会问题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重要性可与阶级和国家问题并列。正因为这样，历史上任何阶级、任何政党和国家政权，不管它在主观上是否认识到这一点，是出于主动还是被迫，都不能不制订出一套适合于本阶级利益的民族政策。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的一个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有可能按照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去解决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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