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哲本土化可率领西方文明全线反正（内部讨论稿）

前文《再谈中华文明意识形态与信仰（内部讨论稿）》在“大道中合”微信公众号发表以来，有些学者在其后面的留言栏曾与自己展开了小范围研讨，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参考意见，于是便将其收集起来存档，经进一步补充学习和深入思考，便在原来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想将其谈出来供大家参考，并与大家一起继续进行内部讨论。

熟悉前面拙作的网友应该了解，在马列本土化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结合近现代科学考察结果将其宇宙观调整为（大爆炸）能量基础上，也将其持续膨胀解释为宇宙基本矛盾的绝对运动（即我们太极图中间的“阴阳”），由此而将其哲学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本土化为“透过本质看现象”，其不但有效填补了西方近现代科学理论体系的空白，而且还产生了率领西方文明全线反正的统领作用，由其率领西方整个“神学、哲学、科学”理论体系供我们中华理论体系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于是也就有效克服了其近现代科学的物质运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尴尬，使其既剔除了其神学与哲学的误导，最终也达到了其“既能够知其然又能够知其所以然”的理想状态。通过这样一系列操作并广采博收人类文明的一切发展成果，由此而促使我们中华文明本土理论范式也得以现代化翻新并最终确定了下来，从而为马列本土化扫清了障碍，并铺平了道路。

通过马哲本土化，其实质就是要对其西方理论思维逻辑进行整体性“颠倒颠”，然而这个颠倒颠可不是绕口令那种文字游戏，其不但会整体性颠倒人们对宇宙自然的认知与思维，而且还会系统性颠倒人们的知识结构，其会令许多西学派学者一时难以适应，这有情可原。然而据西史辨伪者考证，西方一些传教士曾剽窃我们中华文明古籍在暗中进行了一场“乾坤大挪移”，将我们中华文明变成了西方文明，那么这次我们就以马哲本土化做引子，也与西史辨伪相配合来一次反向操作，从其本根上物归原主，公开进行一场颠倒颠式的“乾坤大挪移”，并且还由马列本土化带回来许多西方文明发展成果，其整个神哲科理论体系都成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一道大餐，从而实现了其率领西方文明全线反正的战略目的（具体操作请见下面附表）。

坦率地讲，中西方文明和意识形态博弈目前已发展到决胜阶段，现在我们最需要战略思维来通盘思考并探究其一些本质性问题，以便力所能及地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些更有意义的参考。

一、马哲率领西方文明全线反正的枢机在于理论思维逻辑

中西方文明理论的探讨，最终都不得不聚焦于理论思维逻辑（注意其与抽象的“理性思维”之区别），因为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与阐释中，究竟是先从本质入手还是先从现象入手，这里面大有学问，其不但会牵涉到理论研究与构建的全盘，而且还会将中西方文明区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然而根据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范式予以理解，西方文明理论在其发展中则出现了混乱，请参考下面的附表：1）其神学、哲学、科学理论体系总体上明显是从本质入手，将其宇宙观确定为上帝并成为其立论基础，由此便确定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性质，于是便走出了一条宗教神学之路；2）其科学则是从物质运动现象入手，由此便走出了一条唯物论科学之路；3）而其哲学则是先从物质运动现象入手，然后再运用抽象思维形成自以为是的“概念”，由此又走出了一条唯物论哲学之路。这三条路显然有些相互矛盾，但它们又神奇般地组合在一起，其原因就在于其推动物质运动背后的动因，它们都是由上帝在暗箱操作或暗中发挥作用，而我们中华文明则一直是由“气”在推动着整个宇宙及其万事万物运动不息，由此就反映出西方文明的宇宙观属于上帝，而我们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则属于“气”，并由此决定了它们两者一个属于有神论，而另一个则属于无神论。

而这一点不通过近现代科学考察研读其背后的无字之书并深研我国易经和道德经等古籍是反映不出来的，而一旦将这些读通了再去审视并梳理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便会得出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独特的认知与理解，由此便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话语权。伴随着一系列考证与探索，这些基本脉络便越来越清晰地自动反映了出来，于是我们就将其尝试着列了一个表格将这些问题汇总在一起，并附在下面供大家参考，不妥之处，欢迎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通过考察说明，近现代以来在西学东渐中，虽然其神学、哲学、科学三管齐下对我国大肆进行文明、文化、理论和思维渗透，但由于我国一直在普及马哲教育，所以对我国学术理论渗透最甚的则是其哲学，由此我们就撇开其神学与科学，先从其哲学入手深刻剖析一下中西方理论思维的区别。

在此需要坦诚的是，马哲是与西方哲学辩证法深度联系在一起的，这使我们在研讨中一直有些投鼠忌器，但随着论争的深入，基督教神职人员在被动防守中开始运用马哲作为自己的保护伞，迫使我们不得不将其统归于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一起进行研讨，反而推动了研讨的深入，并以其“透过现象看本质”为抓手揭开了其那层神秘的面纱。

（一）西方哲学的一句“透过现象看本质”便道出了其理论思维逻辑的破绽

本文初稿成型后，曾先在10几个微信群广泛征求意见，有学者认为通过马哲本土化不可能“率领西方文明全线反正”（这属于收集到的唯一一条不同意见），那说明初稿交代得仍不够清楚，有些地方阐述得仍有些不深不透，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通过这一事例说明，在网络中研讨理论问题，由于其汇集的高手如云，若有瑕疵不可能蒙混过关，所以不得不对初稿阐述进一步补充完善，至于其对马哲的不利影响，那也只好在所不惜了。

1．中西方理论思维逻辑比较中“泄露天机”。 上面曾运用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范式将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相互之间的矛盾诊断并列举了出来，从中可以看出，其存在着一般性比较和特殊性比较，其比较的结果则是，西方哲学正处于寻求本质的进程中，而其神学则早已确立了本质（即上帝），但由于在近现代科学的压力下，其一直难以启齿，所以其一直便隐藏在背后，就像犹太资本一直隐藏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背后当后台老板一样，一直由其在深层操控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军事等体制的运行。

不过从中西方理论思维逻辑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比较中则透露出，西方思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则是不变的，不同的则是，西方哲学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属于其进行时，而其神学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则属于其完成时，请看其下面的比较。

（1）中西方理论思维逻辑的一般性比较。“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句话，早已成为了我国学术理论界的一句口头禅，许多学者都以其为圭臬阐释理论与思维问题，并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充斥着我们的思想和理论园地，然而正是这句话，它却道出了西方的理论思维逻辑，由此也就将中西方文明区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中华理论思维逻辑：透过本质看现象，即：本质→现象（其首先确定的就是本质）。

西方理论思维逻辑：透过现象看本质，即：现象→本质（说明其仍处于寻求本质的进程中，并通过抽象思维所得出那种自以为是的“概念”，将本质反而导向了云里雾里更加不着调之中去了）。

然而继续深究西方哲学这句“透过现象看本质”，这里面却仍然大有玄机。

（2）中西方理论思维逻辑的特殊性比较。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根据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其并非仍处于寻求本质的进程中，而是已经拥有了本质，那就是其宗教神学的“上帝”（见下面附表）。

根据以上的一般性比较和特殊性比较，我们就可以对所谓的“西方文明”合并同类项了，其将自己标榜为“宗教文明”也罢，标榜为“资本主义文明”也罢，虽然其属于一锅夹生饭，但其实质上则属于一回事，在本质上它们两者并无二致，所以我们以其“透过现象看本质”为抓手对其进行统一性揭秘，其仍属于最为简洁明快的一种方式方法。

由于我国学界普遍都接受过马列的普及教育，都对马哲特别熟悉，所以运用这样一种一目了然并一针见血的方式将马哲的逆序思维直截了当转化为我们中华理论的顺序思维，从而带动整个西方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也便于大家理解并接受。

中西方文明也正是由于它们思维逻辑的不同，也导致其理论逻辑的不同，从而更导致其语言、因果和伦理逻辑的不同，比如我们中华文明是先总体后个体、先全局后局部、先宇宙后万象、先因后果、先大后小、先姓后名、先老后少等，简称为“顺序运动逻辑与思维”，而西方文明则是先个体后总体、先局部后全局、先万象后宇宙、先果后因、先小后大、先名后姓、先少后老等，简称为“逆序运动逻辑与思维”。通过这一对比充分说明，西方文明对宇宙自然的理解与阐释完全属于本末倒置，并倒行逆施，所以，本文说马哲本土化可率领西方文明全线反正并非虚言，而是具有真凭实据。

2．一剂“中药”便治愈了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的所有顽疾。我们常说“中医治本，西医治标”，这句话用于对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进行诊疗，在实操中照样好使（我们中医药学由于其基础理论需要在实操中予以运用，由此其一些基本概念便较儒学等相对齐全一些），所以下面就运用中医疗法代替中华本土理论范式予以阐述，其属于我们国人所熟悉的一些既有概念，会有助于大家理解。

请参考下面的附表，根据近现代考察结果，通过马列本土化，运用我们重新确立的宇宙观及其绝对运动就可以对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进行诊疗了：

（1）运用中医疗法对西方神学与哲学进行诊疗。根据上面介绍，无论是西方神学还是其哲学，它们都属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产物，所不同的是，它们一个属于其完成时，而另一个则属于其进行时，并且通过近现代科学考察，无论是其完成时还是其进行时，所得出的结果都是错误的，其前者得出的“上帝”显然上不得台面，而其后者通过其“抽象”所得出那种自以为是的“概念”也是错误的，其属于不折不扣的主观主义唯心论，由此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其已经对其错误做出了明确的宣判，无论是西方神学还是其哲学，它们都属于西方文明的绝症，其必死无疑。

然而面对西方文明如此绝症，现在该轮到我们的中医药登场了，其妙手回春的高超技艺能够对西方文明发挥起死回生之效，西方近现代以来虽然极力诋毁并欲灭我们的中医药，但最终治疗其绝症的则仍然是非其莫属。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结果，宇宙的本质属于（大爆炸）能量（气），而其基本矛盾的绝对运动则属于宇宙自然存在和运动的总纲，将这个方子给西方神学与哲学用以治疗，既可以置换掉其“上帝”的错误宇宙观，也为其哲学填补了求而不得的那种“本质”内容，所以，我们中华本土理论思维的“透过本质看现象”，便首先治愈了西方文明的绝症，并对其发挥了起死回生之效，从而挽救了西方文明的生命，由此而进一步彰显出我们中医药“大医精诚”的本色。

（2）运用中医疗法对西方物理学进行诊疗。放下西方神学与哲学，现在我们再说说西方科学的物理学。

当初在对物理学自学的开始阶段，便很快就发现其物质运动背后存在着能量运动，并由能量运动推动着物质在运动，但物理学则只阐述其物质运动，而对其背后的能量运动则一直不表，尽管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公式与核爆炸（或核试验）的事实已经阐明了物质与能量相互之间可以转化，其正在由物质守恒深化为能量守恒，并由物质运动现象向能量运动本质过渡，但我们的教科书则仍然是在为西方物理学守墓，其思维仍然深陷于物理学或唯物论之中无以自拔，这一点在中西医药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比如我们中医药学基础理论属于“唯能（气）论”，而西医药学则属于“唯物论”，从而在基础理论和疗效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其半吊子性质已经难以掩饰），并在非典和新冠疫情抗疫中将中西医之争再次推向了风口浪尖，这一矛盾已发展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山东的候元祥假药案等仍处于悬而未决之中）。

然而在这种矛盾激烈博弈的当口，还是我们的中医疗法站出来力挽狂澜，并为西方科学和医药学解围（事实上也保护着它们不被彻底否定），其仍然是通过“透过本质看现象”解决了问题，从而将我们中医药学明确为本质学，而将西医药学明确为现象学，并由本质学统率现象学，一举就将近现代100多年来的中西医之争给摆平了，从而运用这一原理也就将中西方科学之争给摆平了。

在对西方蓬勃发展起来的物理学进行整顿的过程中，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将其宇宙观由物质调整为（大爆炸）能量，并由宇宙持续膨胀所反映出来的暗物质与暗能量经考察后作为正能与负能，由其作为宇宙自然顶级的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其物理学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矛盾和谜团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由此就将我们中华文明理论思维逻辑的优势反映出来了，它可以运用其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大显身手，实质上运用同一剂“中药”，既治愈了西方神学与哲学的绝症，也治愈了西方物理学发育不全的先天性残疾及其后来的亚健康，同时也解决了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相互之间的所有矛盾，从而使其全面改邪归正走上了正途，就此说其全面反正非常恰如其分（具体操作，前文和下面附表都交代得很清楚，在此不予重复）。

既然中西方文明整个理论体系深究至此，那也就用不着避讳马列的问题了，由于马哲“唯物辩证法”居于其三大理论之首，并且通过我们的一系列梳理其症结最终也都归结于此，那么我们对其的一系列本土化探讨也理应收官于此。不过在收官之前，其最后有些方面的梳理工作还需要继续交代清楚。

（二）中华本土理论思维会对马哲基本问题给出新解

伴随着研讨的深入，结合对网络中“本质与现象”词条的学习，最后终于认识到，“本质与现象”的基本关系才属于中西方文明和理论思维的根本性区别。

1．“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文化思想的启示。前文中曾说过，我国政治家的文化思想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具有重新启蒙的历史作用，其不但简明扼要地诠释了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基本类型，而且也阐明了我们本土理论的基本结构，使人具有醍醐灌顶并恍然大悟之感。

政治家“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文化思想，运用大家所熟悉的哲学术语予以表达，其实质就是“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基本关系问题，我们先参考一下网络词条对其的阐释：

体用（百度百科）：体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指本体和作用。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本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表象。    

根据文化思想的明确指导，结合网络中“体用”词条的阐释，其事实上已经将马哲的“透过现象看本质”转化为“透过本质看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基本结构，并非常明确地阐明了马哲怎样本土化这一重大课题的方式方法，实质上也阐释了我国学术理论怎样拨乱反正的问题。

大家不要将这个问题看简单了，其事实上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理论体系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确阐发，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令人茅塞顿开。为此，本文又对下面附表进行了修订，特意增加了“本质与现象”的更明确标注。

然而也提请注意，这个词条是由“中国道教学院”贡献的，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最应该坚守我们本土中华之道理论的道教也已沦为了西方哲学的附庸，也在运用“中国哲学”概念附庸风雅，其这种屈尊降贵的“谦虚”，令人不胜唏嘘，由此可见西方文明理论对我国渗透并改造至深。

2．对马哲基本问题的追根究底。对于这一问题的追究，曾有过一个小插曲，在此不妨谈出来供大家参考。

（1）将马哲的基本问题阐释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值得商榷。在我们教科书中，一直将“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唯物与唯心、客观与主观等）”谁属于第一性作为马哲的基本问题，但根据科学考察，运用我们中华本土理论思维给予理解则说明，其这一概括显然不符合实际：首先，其已经将物质作为宇宙的本质和第一性存在（当初“唯物论” 科学正处于其高光时刻）；其次，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物质与意识都不属于宇宙自然的本质，也都不属于其第一性存在，由此便可得出结论，将“物质与意识”谁属于第一性作为马哲的基本问题显然属于文不对题。

这一问题是在偶尔中发觉的，有次自己在旁观两位学者就“物质与意识”谁属于第一性的激烈辩论中，曾借题发挥为他们出了一道选答题供他们选答：

选答题：究竟是“三八二十三”，还是“三八二十五”?

其中有位辩手数学了得，于是便建议：“ XX，你既然属于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那就由你先选答吧”，结果大家可想而知，为此自己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拙作：《从哲学辩论中的一道选答题说起》，感兴趣者可搜索参考。

由此可知，其无论选择哪个答案都是错的，因其设题的本身就属于错误的，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结果，“物质与意识”都不属于宇宙自然的本质，其正确答案应该属于“（大爆炸）能量”，所以这样设题本身显然是属于糊弄鬼的。然而这样的辩论曾误导了我国学术理论100多年，并产生了许多大部头著述，现在仍有一些“哲学家”在继续撰写这方面的著作，以求青史留名。

（2）“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才属于马哲的基本问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虽然其将马哲的基本问题概括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但实质上，其“透过现象看本质”才道出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原来其基本问题属于“本质与现象”的基本关系问题。

在前文中曾提到，在对马列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继承了其思想而扬弃了其西方哲学，这令许多本本马列学者很不爽，然而现在将哲学的“透过现象看本质”调整为“透过本质看现象”，充分利用他们的知识基础来研讨马哲本土化课题，其不但可以将其哲学概念转化成为我所用，而且也可以强化我们本土理论的以纲领目或以本质率现象的作用，这样既可以使那些本本马列学者心服口服，而且也可以略过所需要的大量考证工作顺势而为，将其被颠倒的思维给予拨乱反正回归本位，所以特请参考以下资料介绍：

本质与现象（百度百科）：本质与现象是揭示事物内部联系和外部表现相互关系的一对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决定事物性质和发展趋向的东西。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是本质在各方面的外部表现。本质和现象是对立统一关系。任何事物都有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世界上不存在不表现为现象的本质，也没有离开本质而存在的现象。本质和现象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差别和矛盾。本质从整体上规定事物的性质及其基本发展方向，现象从各个不同侧面表现本质；本质由事物内部矛盾构成，是比较单一、稳定、深刻的东西，靠思维才能把握；现象是丰富、多变、表面的东西，用感官即能感知。

然而在此不得不提示一句，西方哲学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所“抽象”而生的都是一些主观主义的概念，从没有接近过事物的本质，反而离本质越来越远，越来越唯心论，所以在马哲本土化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替天行道”，不得不将其被颠倒的理论思维逻辑调整过来。

在马列本土化过程中，将“透过现象看本质”调整为“透过本质看现象”，不但可以掌控其哲学的全盘，而且也可以据其明确一些基本概念的梳理并运用，从而使我国学界更容易接受，本文就是在运用其这一特长，再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一下进一步梳理（下面会另起一节专门予以探讨）。

（三）我们本土理论的最基础内容反而成了西方近现代科学发展前沿

请参考下面的附表，西方近现代科学虽然看起来很“发达”，但实质上其在对宇宙自然和人类世界的认知领域，其仍处于现象学浅层，还没能深入到其本质学深层。为此前文曾进行过一系列考证，在此不予赘述，而是直接谈结果。

1．中华宇宙学系统论破解了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前沿的种种谜团。统观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其还没能深入到我们理论考察中那个最要紧的0，为此，前面曾有篇拙作：《破解文明之谜需先从读懂“0”开始》，其所谈正是这个问题。

请参考下面的附表，通过科学考察充分说明，目前近现代科学前沿所出现的种种谜团，比如暗物质与暗能量（已将其明确为正负能），其实也正是我们中华文明本土理论早在数千年之前首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其不但首先明确了宇宙自然的本质属于“气”，而且还将其“阴气与阳气”明确为其基本矛盾运动，从而推动宇宙自然的绝对运动，由其而衍生出了自然的万物万象，并推动着它们相互之间产生了相对运动。

由此正如前言中所讲，我们中华文明本土理论范式既解决了中西方文明及其理论思维的基本问题，也将西方近现代科学拉出了磨道，从而使其由“现象→本质”一举转化为“本质→现象”，由此而使其回归于我们传统理论由本质运动决定现象运动的天道文明。

请先参考下面的附表，通过马列本土化所反映出来的“本质与现象”基本关系，我们学术理论界目前所运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几乎全部都属于“现象学”范畴，比如“物质”、“唯物论”、“民主与科学”、“人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价值观”、“阶级斗争”等，几乎都在现象学中打转，难以深入到本质学。

2．中华人类学系统论解决了文明的全球化难题。正如前文所述，中华人类学系统论（即人道文明）属于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它是根据我们天道文明理论基本范式结合马列本土化而生成的，其不但解决了我们中华理论范式与西方理论范式之间的矛盾，而且也解决了我们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更是解决了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的矛盾，由此也补充完善了我们传统人类学理论体系的缺欠与不足，而这一系列矛盾的解决，都与马列本土化存在着很深的关联，比如：

马哲（思维）：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本质看现象（其理论思维逻辑给予了“颠倒颠”）；

政治经济学：已将其转化为人文经济学（社会文化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已将其转化为人道主义（隶属人道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人文经济学。

至此，马列理论的三大组成部分不但已尝试着全部给予了本土化，而且也将其有机整合在了一起，从而带动以上一系列矛盾得到了系统性解决，并达到了集众家之长，摒众家之短的目的，为学术理论的拨乱反正以及文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初稿虽然不敢说其没有瑕疵，但在10多个微信群广泛征求意见时，除一条可算作不同意见外（上面已对其予以采纳），并没有收集到更多批评。而在前文《再谈中华文明意识形态与信仰（内部讨论稿）》在大道中合公众号发出后，在其下方留言栏也没有收到实质性的反对意见，至于有些学者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下面会另起一节继续予以专门研讨。

至于文明交流互鉴，虽然不敢说我们微信群中的研讨已经传往海外，但我们大道中合群就有美籍华裔群友，与海外有所联系者一直就不乏其人，我经常闹他们。最近两天就有条消息：“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声称，美国需要中国留学生学习人文学科，需要印度留学生学习科学”，不知其是否与我们民间微信群研讨有关，然而通过这条信息则说明，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我们不但想帮助美西方，而美国也很想“帮助”我们，并明确披露“美国需要中国留学生学习人文学科”，而且其“帮助”起来还这样针锋相对，我们不能不多问几个为什么。

二、马哲本土化有助于社会教化和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梳理

前文《再谈中华文明意识形态与信仰（内部讨论稿）》在公众号发出后，有几位学者在其下面的留言栏进一步提出了一些问题，虽然及时给予了回复，但这些问题仍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甚至会进一步理出头绪，并助解目前一些学术理论之困。

请先参考下面的附表，正如上面所言，通过马列本土化所反映出来的“本质与现象”基本关系，目前我们学术理论界所运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几乎全部都属于“现象学”范畴，也都在现象学中打转，难以深入到宇宙自然和人类世界的本质。然而深入探讨这些基本概念，其又涉足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趟雷”风险在所难免，但伴随着研讨的深入，对这些基本概念的探讨也就进入了深水区，大家所提出的问题正在助推其向纵深发展，并且避无可避，这个“雷区”不得不趟，所以本文仍以“内部讨论稿”的形式呈现给大家进行讨论。

在此先垫上一句话，由于要对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梳理，其仍不得不对我们传统国学做些自我批评，否则难以实现其现代化，所以也希望大家给予理解。

（一）马哲本土化催生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个问题在前文中曾进行过多次探讨与阐述，但其仍难以一步到位，随着“本质与现象”思维逻辑的“颠倒颠”，其仍有必要进行更系统性更简洁些的探讨。

在进行这一探讨之前，在此仍需要强调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属于道法自然，其在探讨中仍然需要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仍然是“只认事实不认人”，其唯一的权威仍然是事实的本身。

对于我国政治家所倡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知大家是如何理解与领悟的，那么在下就不揣浅陋继续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1．人类文明新形态属于官民通用的人道文明。通过马哲本土化，其进一步突出了我们中华文明的本体性，并将理论研究的重点从现象学升华为本质学，这既属于回归并赓续我们中华文脉的一道基础性程序，也属于目前文明理论研究的一种升级换代，其必将推动我们中华文明的加速复兴，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然而伴随着马列本土化，根据我们中华文明根脉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梳理过来，其便在我们传统的“天道文明”（宇宙学系统论）项下产生了“人道文明”（人类学系统论），从而将古今中外所有人类学统合在了一起，为我们的学术理论研讨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其也正是我们学界研究中所缺失的一块明显的短板。

而这块短板弥补起来并不会那么顺利，1）其既与我们传统理论中官民通用的“修齐治平”有所相通，但也暴露出其所存在的一些缺欠与不足，它会令一些资深国学者一时难以接受；2）其会与我国学界一些极左观点发生矛盾，比如其一般都认为伟人都属于“金口玉言”，其每一观点和说过的每句话都是正确无比，“两个凡是”的观点仍很有市场，“奉天承运”观念仍不时抬头，会严重阻碍着研讨的深入和发展，现在我们就从我们传统理论的立论基础谈起。

（1）传统儒道释理论根基仍然不深。这样说可能会遭到许多学者的诟病，但我们不管其历史如何久远，只看事实，由于其缺失人类诞生之根，除它们儒道释三者自身仍难以整合在一起外，其对西方宗教神学和资本主义理论渗透不但难以抵御，更难以发挥同化作用，甚至出现了被同化的历史悲剧，这都属于事实，难以否认。（所以我们应克服国民党那种曾善于内战而拙于外战的毛病，希望能尽快统一共识并一致对外。）

还有，其理论阐释仍带有难以避免的模糊性，在民族危亡时刻仍难以发挥救亡图存的历史作用，我国五四运动期间提出“砸烂孔家店”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承平时期其曾撰写了那么多华丽文章，也出了那么多文人骚客，但在历史紧要关头却一无所用，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广大爱国者将气撒在其身上并不冤枉，这充分说明其缺失那种直通人类诞生根脉并难以撼动的基础理论，运用中医药学术语则是其缺乏那种“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深厚根基。

（2）传统理论主要由官方主导，并掺杂了一些宗教色彩。正因为我们儒道释传统理论缺失人类诞生之根，其不但向“西天取经”迎来了佛学有神论，而且也为官方所豢养的一帮“门客”们（耍小心眼）大开了篡改古籍经典的方便之门，在他们的聒噪中出现了“罢黜百家，只尊儒术”的一幕，并导致其向着“君权神授”有神论在斜路上向前发展，由此“天子说”曾统治我国文坛长达2000多年之久，致使我们中华文明不但难以抵御北狄的频繁南犯，而且最终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奄奄一息，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

统观数千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的发展，其基本属于官方执政理念的一种表白，主要是在强调“执政为民”，并“君轻民重”，然而其实质上则只是在说“官话”，鲜见“民意”，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将“民”看待为他们任意引领、任意代表或任意驱赶的“羊群”，使他们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缺失自我修身的明确规范，从而失去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主动性和主导性，将我国的文化发展唱成了完全由官方导演的一场场“独角戏”。

2．人道文明建设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通过阅读大量网文，说明其仍然是由一些专家教授们在垄断着我国学术理论的话语权，在一些平台上仍然是由那些西学派对公众的一些探索性文章予取予夺，其学阀作风和官僚主义仍然盛行，导致“文化自信”成了他们任意玩味的文字游戏，与政治家所倡导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和“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背道而驰。

正如我国一次次社会革命一样，推动文化繁荣，光靠官方努力是不够的，必须要由社会的广泛参与（包括吸引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参与），尤其是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推动当今文化繁荣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的大戏，“独角戏”绝对唱不出现代社会的满堂彩，只有推行一种官民通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开启民智，由我们党领导全社会共同遵循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信仰，社会上下才能统一思想并统一行动，从而推动全民参与的文化繁荣，并推动整个人类社会一起自觉向着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

由此，人道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如果成为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的建设项目，使“人性+劳动性⇌神兽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成为全国人民群众的共识，试看我国的道德文明建设是否能够焕然一新，试看我国的文化建设是否能够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并欣欣向荣，试看我国青少年谁还不以明确的“人性+劳动性”作为自己的成长动力和努力方向，试看谁还敢在我国复辟有神论和资本主义，试看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是否能够收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疗效，试看那些贪官污吏谁还能隐藏的住，试看谁还敢腐化堕落，试看那些两面人谁还能装得下去，等等吧，如果人道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项目得以落地实施，我国的社会风气不想好转都难，我们的文明向心力和凝聚力定会不胫而走，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台湾和平统一也指日可待）。

3．中华不缺人才，缺的是对人才的引导、自我修身与培养。据有些专业人士考证，我们华人的智商是最高的，虽然这些考证属于运用现代技术得出的结果，我们可以对其保留一些意见，但根据我们自己对中西方文明的考察则有力证实，我们华人智慧的实力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脱颖而出，其所创建的文明一开始就道法有据，自其诞生以来从未中断，至今仍屹立不倒，并且在消化吸收近现代文明所有成果基础上生命力会更加旺盛，在人类文明全球化的进程中，它会对其它文明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从而带动更多族群一起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所谓人才并非单纯有赖于智商，更非文凭，而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更有赖于对其的引导、自我修身与培养，尤其有赖于其自然生长的社会土壤，而这种培养，并非我们党校一条单车道，而是可以将党性与官民通用人道文明的“人性+劳动性”结合起来，将选人用人标准也交给社会，其那些既会说又会做更肯做的优秀分子和领军人物会像雨后春笋般自然生长并涌现出来（现在虽然想当官的人比比皆是，但许多不是想做事，而是想谋取名利，所以贪官污吏也层出不穷，各行各业真正理想的领军人才和好官则奇缺）。

人才的生长与其文明环境和社会土壤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其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佐证：

（1）由西方文明运行环境予以反证。统观整部西方文明史，情况则与我们中华文明运行环境恰恰相反，其区别就在于宇宙本质的一念之差。数千年来西方也并非没有人才，其那么多“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名气一个比一个大，但由于其一直普遍都深受其“神学、哲学、科学”思想禁锢和束缚，至今都没有一个能从其理论思维的磨道中走出来，本来其牛顿和爱因斯坦已经探索到宇宙自然的“第一推动力”问题，然而其就是踢不出那“临门一脚”，突不破横亘在其面前的那道魔障，最终仍然被挡了回去，仍然不得不皈依于其在西方一直通行于世的宗教。

可别小看了中西方文明这一念之差，西方没能踢出那“临门一脚”或没能突破最后那道魔障，对其整个科学发展、文明建设和思维深度是致命的，正是因为这一念之差，西方却与我们中华文明无神论的易经和气一元论等相反，由此而走向了宗教文明，其科学发展也只局限于研究自然现象而难以深入到其本质，其思维数千年来一直更是本末倒置，导致其原始文明不得不被中断，而其作为“二婚”的基督教文明也将要面临着被再次中断的命运。而在其这种文明运行环境中所培养的人才也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发展起来的医药学更是只知治标而不知治本，出现了疾病越治越多、越治越亚健康、越治越死，也为了赚钱越治越突破道德底线的恶果（现在器官移植这个“钓饵”，其已在我国医学界形成了一条或明或暗的犯罪链条，被“自愿捐献器官”，甚至许多儿童的失踪案件也与此深度相关）。据报道，近日中国医科大学1800名博士生虽然通过了答辩，但却不给其发放学位证，被劝退学，其意味着我国政界和科学界高层正在采取行动，并雷厉风行对科教界的乱象果断地进行整治。

人才的生长环境和社会土壤究竟是什么？下面附表中对其展示得很清楚，其就存在于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之中，比如西方，由于其宗教信仰，其神性便鸠占鹊巢占据了人性的位置，导致其人性不得不与兽性基本同义，由此其才在进化中产生了半神半兽的丛林法则，而在这种文明生态中哪能不培养出人人自私自利并野蛮成性的人群？其意识形态哪能不充满着“神兽性+寄生性”？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哪能不滑向资本主义？其在与其它族群和国家交往中哪能不绞尽脑汁肆意进行盘剥，并不断制造动乱甚至发动战争进行明目张胆的掠夺？这种文明生态环境和社会土壤哪能培养出大批充满“人性+劳动性”的人才？

（2）由中国革命史予以佐证。自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以来，他所率领的军队是由农民、工人、旧军人组成，简称为“工农红军”，这些人基本都属于一帮“泥腿子”和“臭苦力”等，可以说与所谓的“高智商”不搭界，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军队，经过毛泽东的领导，引导其不断进行自我教化与培养，其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它不但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打败了（号称）800万之巨的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打败了由17国组成的联合国军，由此可见人才教化和培养的威力所在。

（3）由中国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予以佐证。这些年在我国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人才，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我们现在就取两个代表性的人物现场说法：1）南街村的王宏斌，要论智商，其未必有那些被清华北大录取的人才高，但其根据毛泽东思想坚持自我“德治”教化和培养的方向一直未变，最终成为三农战线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领军人才；2）华为的任正非，他的事迹报道的很多，大家都很熟悉，在改革开放中，其一直不被资本利诱所迷惑，而是坚持实体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最终其所领导的企业成为了我国高新技术发展的一面旗帜。由此说明，我们农村和企业界并不缺乏能人，缺的是像王宏斌和任正非等这样具有“人性+劳动性”意识形态的实干型好官和领军人才，多的则是那种充满“兽性+寄生性”损公肥私意识形态的贪官和渣才，甚至许多还携巨款外逃，并叛变投敌等。

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佐证说明，我国两个文明建设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难啃的硬骨头，与缺失那种官民通用的文明生态和环境深度相关，在弥补这一短板基础上，必然会出现上下同欲的文明景观，其不但会更加增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且会更加有益于我们党在共同的文明生态氛围与社会土壤中强化人才引导、自我修身与培养作用，其各行各业会自觉涌现出一大批领军人物带领社会的两个文明建设向前发展，许多困难都会被一一克服，许多难啃的硬骨头也都会被一一啃下来。

由此，伴随着学术理论研讨的深入和“本质与现象”思维逻辑的“颠倒颠”，尤其是在马列本土化基础上我们人道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成型，我们所惯用的一些基本概念也就需要重新审理一番了（注意：这里会与“两个凡是”产生一些不同看法，希望能给予充分理解）。

（二）关于“人民”概念

前文《再谈中华文明意识形态与信仰（内部讨论稿）》在微信群中广泛征求意见时，有学者提出：“人民，才是中华新普世价值的核心概念。关键是如何解释人民。”有鉴于此，结合本文“本质与现象”关系的探讨，再斗胆对其谈点看法。

正如这位网友所谈，“关键是如何解释人民”，所以这里是个难点，并且涉及政治风险，在探讨中仍需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否则仍然会裹足不前。

1．中华文明主体隶属于本质（体），而其应用则隶属于现象（用）。这几年我国政治家和党媒一直在强调“赓续中华文脉”和“文化主体性”，“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文化思想更是明确了我们中华文明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所以请对照下面的附表，其在贯彻落实中应该说既赓续了我们的中华道统文脉，也不折不扣并准确无误地执行了我们党的政治与学术理论指导，从而在天道文明（宇宙学系统论）项下，由马列本土化产生了人道文明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学系统论），并使我们的古老理论实现了现代化转型，于是便拥有了系统非常完备的直根系与侧根系两大理论体系，其一些基本概念都应该由这两大理论体系所衍生。

再看其人道文明项下的人文经济学，其理论主体所阐释的是“人性+劳动性⇌神兽性+寄生性”对立统一运动，这里面不存在具体的“人”或“民”，由此可以确定，只要出现具体的人或民词汇，其必然属于应用理论或现象学，而不属于其主体性的基础理论或本质学。

还需要想想我们八卦中的“乾坤”两卦，其提示我们在对基础理论的运用中，首先需要“经天纬地”，而只顾“纬地”而缺失“经天”那是残缺不全难通大道的，由此再联想到我国政治家和党媒所强调的“赓续中华文脉”和“文化主体性”，以及其“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文化思想，一下就全通了。

2．人类学古今中外短板需要弥补。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人类学基础理论一直都属于一块明显的短板：1）中国古代曾将儒学推上了至高的地位，但其由于缺失人类诞生本根，由此其一些理论阐释一直就缺失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分，而是将其混在一起予以阐释，由此其基本都处于悬空状态而不够深透；2）西方那就更明确了，其历史上曾由其宗教神学一手包办，至今其文化主体性仍属于神学；3）有关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分类，说起来还得感谢西方科学，由于其神学脱离社会实际而对社会的统治力不像我们中华儒学与官方联系那样紧密，所以便从其神学中分离出了哲学与科学，并得到了高速发展，然而也正是由于其科学的高速发展，所以才在近现代产生了大爆炸理论，并发现了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存在和运动，也由此而促使我们中华文明古老理论得以复苏，经一系列考证后明确无误地区分开了宇宙自然诞生、存在和运动的本质及其基本矛盾运动与特殊矛盾运动，并由此而确定了其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分类，从而将中西方科学发展中其各自的优长与不足以一种明确的基本轮廓而展现了出来，即：1）中华古代科学长于基础科学研究和理论阐释；2）西方近现代科学则长于应用科学研究和理论阐释，由此其为我们后人对其给予相互取长补短并进行系统性理论研究提供了素材和便利。

于是，我们中华文明就是在这样一种科学发展背景中应运复兴，马列本土化也由此而得以（实质性）提上了日程，并通过对西方理论思维的颠倒颠，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趟开了一条崭新的通路。否则，如果不通开这条新路，那仍然会在原来的磨道中转圈，难以获得思想理论的彻底解放，然而长期以来，世界多国各种文明和理论也都基本试过了，其它路都走不通，只有系统完备的人道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才属于唯一能够走得通的一条路。

3．人类最本质的定性分析与人群分类概念不可混淆。有关人类最本质的定性分析，这属于由马列本土化所产生的一种分析方法，也属于我们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道文明才具有的一种分析方法，根据其所产生的人文经济学，它将人类学的基本矛盾深化为本质性的“人性+劳动性⇌神兽性+寄生性”对立统一运动，具体情况可参见下面的附表。

然而人类最本质的定性分析却很容易与人群分类相互混淆，比如以上这位学者所提“人民”这个概念就提得很好，按照我们目前所持（西方）现象学观点看人，一般是按照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来予以区分，比如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等，这都属于按照社会现象学予以划分，而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划分实质上属于一种对人群的分类，并不属于定性分析，其并没有深入到人类的本质，理解与解释起来带有一定的模糊性，缺失扎实的立论基础，并不很准确，比如无产阶级中也存在流氓无产者和坏人，而资产阶级中也存在革命者和好人（如恩格斯就属于资产者），由此我国才在十年“文革”中秉持本本主义盲目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上演了一场十年内乱，并导致我们“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4．人类最纯正的定性分析需要人类本根为其提供支持。一般来讲，由于马列本土化一直进展不够顺利，所以人们对人类最本质的定性分析这一概念也就相对陌生，在对马列本土化尝试中，虽然也曾注意到恩格斯早就对其有所阐释，比如“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但由于感觉将“兽性”与人类联系在一起有些难以启齿，曾将其解释为“人性与动物性的对立统一运动”。然而伴随着人文经济学的逐步明确和研讨的不断深入，认为还是恩格斯的用词最为实事求是，也最为贴切并最能与我国社会的传统认知相统一，所以后来才将其修订为“人性与兽性的对立统一运动”。由此说明，我们每个人都属于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体，即我们每个人在具有“人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兽性”，那么在个人修身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如果其自身的人性战胜了兽性，那么其个人和社会行为就会总体呈现为正能量，否则就会总体呈现为负能量；如果其在这件事上呈现为正能量，那么在另一件事上其未必还会呈现为正能量，这样通过对人类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行为予以区分就基本准确而不会乱套了。

于是，有关人类最纯正的定性分析必须要由人类本根为其提供支持，这样才能衍生出其纯正的基本概念，否则会在运用中产生一系列的混乱。

由此，在对社会的教育普及中，着重进行正面的人性（含思想、意识形态和道德）教育，用以遏制自身在进化中所残存的兽性，也就能够进一步有的放矢，知道该怎么抓了，不至于再老虎吃天无处下嘴并乱“辩证”一气了，这就是在社会教育中由现象学上升为本质学的精妙之处，也属于理论升华的重大意义所在。

所以，只要在理论中出现具体的人或民，其一般都不属于定性分析，而是属于现象学分类。还好，我国在强调“人民”概念时，基本都会在前面冠以“劳动”定语，为人民概念有所定性，从而使其向“人性+劳动性”靠近了些，由此才保障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现问题都能够及时矫正过来，而没能像苏东国家那样最终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在此也坦率地讲，原来我们先辈们并不是不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而是当时的科学发展还没能发展到目前这一地步，比如宇宙学中的暗能量问题，直到1998年科学界才确认它的存在，然而对暗物质粒与子的探测也是在近几年才不得不承认失败并消停下来（其实一些科学家对其仍处于“椽木求鱼”中，即便现在，我国有些科学家们还守候在2000多米的地下矿洞中在钓暗物质粒子这条大鱼，并等待着其上钩），但根据科学界对暗物质探测未果的失败，结合（疑似）暗物质一直在向暗能量不断转化从而推动着宇宙在加速膨胀的基本事实，由此才基本能够推动我们中华古老的理论体系得以现代化，并形成其现代化理论范式。通过将这一理论范式运用于人类学，才使我们能够将马列予以本土化，从而得出了人类学的基本矛盾运动，并为我们人类思想和意识形态做出实事求是的定性分析，最终解决了这一世界难题。

人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定性分析，它的作用是巨大的，其不但会将我们的理论研究推向深入，而且夺回了我们中华文明和文化的话语权，而对一些基本概念也就可以重新予以梳理。有鉴于此，就可以理解我国政治家所倡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大有深意，其在启发我们在对人类学系统论研究中，需要大踏步向前迈进了。

（三）关于“民主”概念

   “民主”这个概念属于近现代以来的一个热词，按说通过上面对“人民”概念的梳理已经也将其说清楚了，但由于这个概念源于西方，为推行其所谓的“民主政治”，所以其在运用中便有些泛化，就像其对一些其它概念（如文明=文化）努力捣浆糊一样，脱离了“民”这个字原有的基本含义，由此其也就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1．我国的“民主”概念其实沿袭的是我们传统的“民本思想”。严格来讲，“民”这个字自其诞生时起，它就应该属于与“官”对立统一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对概念，而如果其不与“官”联系在一起，反而有些说不清了（其实质也属于一种人群分类，而不属于定性），比如西方所谓的“民主选举”或“民主政治”，通过其宣传机器在宣传中努力捣浆糊，表面似乎真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味道，然而不管是其选举还是选举后的执政，你见其哪个“民”能够当家作主，哪一次选举过后其不是由“官”当家作主？由此“民主”这个概念实质上并不符合社会运行的实际，其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与迷惑性。

严格说来，我国的“民主”概念其实所沿袭的属于我们传统的民本思想，也就是执政为民的基本含义，包括我们现在的“为人民服务”，还有我国所设的“人民代表大会”，都应该是这个意思。

根据我国政治运行的实际，“民主”概念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也属于对党员干部的一种政治要求及其指导性基本原则，并非是对全民的要求和教化，否则就会在贯彻落实中变了味，比如有的儿童就曾立志，“长大后要当人民”，因整个国家都要为人民服务，他显然是把人民这个概念当“皇上”理解了。

2．马列本土化对我国社会教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我们本土理论基本范式予以阐释，将马哲“本质与现象”的基本关系在其本土化过程中经过颠倒颠，它便形成了我们传统理论中“形而上+形而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理论表达与思维方式，具体则解释为“由思想和意识形态驱动（物理实体的）人们从事认知并改造自然等一系列活动”，其就像计算机由软件驱动硬件运行的道理一样。

再用生物学概念帮助理解一下，在我们传统中医药学中一直在阐释“气运则血行”，其原理就是无形的能量运动在推动有形的物质运动。而从现代营养学角度讲，我们所吃的食物，并非只是需要其碳、氢等元素，而主要是其所含有的生物能，如果化学元素不含生物能，则对我们人体所需没有任何意义，由此在有机物中，生物能就属于其软件，而化学元素则属于其硬件，所以可以说生物能才属于有机物的本质，而化学元素则属于其现象（这一分析对营养学和医药学都具有参考意义）。

在社会科学中，具体的个人或民的基本含义属于社会运动中的现象学范畴，其属于社会运行物理实体的“硬件”概念，并非属于驱动其运动的能量和意识形态本质，而这种本质则属于由人类本根所衍生出的那种思想和能量（注：思想和意识形态本质上也属于能量），即现代所称的“软实力”，也就是人类社会一台台大小“电脑”中所运行的软件，并非属于其硬件，比如在马列本土化基础上所产生的人道文明，其“人性+劳动性⇌神兽性+寄生性”才属于社会运行本质性的软件系统，并非指一个个具体的人或民，而是属于我国古代所崇尚的那种社会道德启发和约束，对官民具有统一的规范作用。所以，结合近现代科学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集众家之长，摒众家之短，重新梳理出一套更加符合社会运行实际的软件，才属于越来越复杂的人类社会所急需。

正是由于思想和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属于能够驱动人类从事个人与社会活动的能量，所以对其的定性也就存在着严格的规定性，由此可以摒弃这一基本概念的乱用和滥用，否则就难以保证其不会走味了。

当然，由于施政的便利，我国习惯于将社会运行的本质与现象融合在一起运用一种概念予以阐释，比如我国的“劳动人民”实质上就充任着这一职能，但作为搞理论研究，我们就需要将一些基本问题梳理清楚，否则会产生理解与阐释中的混乱。

通过以上剖析也反映出，我国理论界虽然对我们党员干部提出了政治指导基本原则，但却缺失一种教化全民的理论指导，即如前文所述，其缺失一种官民通用的现代化文明形态和文化，虽然我们党曾提出了24字价值观，但其还没能形成一种系统性的理论阐释，即社会需要一种崭新的人类学系统论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关于“人性”概念

关于“人性”这个概念，其倒是较以上几个概念有所深入，似乎深入到定性分析了，但由于目前的世界正处于变乱交织之中，人们对其的理解与阐释也处于一种混乱期，多部分学者仍停留在“人性的善与恶”层面难以深入，明显带有缺失人类诞生本根的遗迹，为此在前面拙作中曾不止一次尝试着进行过拨乱反正，但由于人微言轻，其仍然被淹没在那些著名学者高谈阔论的泡沫之中，没人会注意“民科”这种微弱的声音。

严格说来，“人性的善与恶”这种理解与阐释，其实质上正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状态，其貌似有所定性分析，然而由于缺失人类诞生之根，所以其本根并没能深扎到底，比如我们的儒学就处于这种悬浮状态之中（宗教神学更是如此），虽然其通过社会观察能够列举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和思考，但并没能真正深入到其本质，所以其才在社会的运动中实用性不足，也在模棱两可中为投机客提供了方便，甚至会出现许许多多的两面人现象，我国一直以来的官场和学场等腐败就与此深度相关。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网络中既存在着许多以之乎者也为能事的儒学念经派，其自认为掌握了真理而睥睨一切，也存在着崇尚佛学或墨学而贬抑儒学的内战派，加剧了我国学术理论的内乱，然而其这些分歧通过马列本土化为其补充完善理论之根可以一扫空，并统一共识一致对外，从而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希望这些学者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才好。

关于“人性”概念问题，其实上面已有所解释，根据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原理，其明显是在继承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发展而来，即人类是因为具有了改造自然的劳动意识和技能才能从普通动物中进化而来，所以，“人性”自其诞生之日起，它便与“兽性”天然形成了对立统一运动的基本关系，由此，人性也就与劳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兽性则具有天然的寄生性，于是人性便以此为基础，它也分别对世俗和虚拟人文科学的“善与恶”或“真善美与假丑恶”进行了改造并收编，从而将其融入了“人性+劳动性⇌神兽性+寄生性”对立统一的运动之中。

有鉴于此，马列本土化理论光靠民科是不够的，其仍然需要我们那些著名学者的深度参与并广泛宣传，由此才能使其在全社会普及开来，共同推动马列更加深入地本土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快速形成，从而形成全社会共识，有力助推我们中华文明的强势复兴。

（五）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概念

理论研究也正如我国政治家就改革开放所言：“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参与理论探讨之初，自己一直在有意避开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或与其保持一些距离，以免踩雷，但伴随着研讨的深入，越是这样却越是与政治走到了一起，以至于越到后来越是与政治摆脱不开，所以后来的文章都不得不以“内部讨论稿”的形式出现，以便为其留出回还的余地。

理论探讨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政治家从政治高度早就有所定性，称其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在这一变局中所涉问题之深之广的确亘古未有，比如：无神论与有神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本本马列与马列本土化、本质与现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科学全球化与文明全球化，以及一些基本概念的运用等矛盾都叠加在了一起，呈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复杂性，并且也都属于“难啃的硬骨头”，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对我们中华文明来讲，事实上属于以话语权为表现形式的一场大破大立的文明理论翻身仗。

前两年在与某智库资深学者私聊中其曾说过：现在我国其它条件都很具备并成熟了，唯一的短板就是理论问题，在下对其深表赞同，所以，历史的发展已在中西方文明博弈中将我们本土理论推向了世界文明的风口浪尖，我们已经避无可避，这场大破大立的文明理论翻身仗非打不可，并且在我们党的统一指挥下，一定要大获全胜！

1．“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概念都源出于社会现象学。先请参考下面的附表，由于目前学界都普遍以“主义”划分断代史，所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概念理所当然应属于两个不同的断代史发展阶段，而根据我们中华理论范式予以定性，其显然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经学项下的纬学内容，亦即类属于现象学，这是很明确的。

既然“社会主义”概念属于现象学，那么根据“本质与现象”的基本关系，将其通过颠倒颠转化为本质学概念就可以了，这应该非常简单，但由于这一基本概念已在我国学术理论界运用多年，并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性，不是随便可以更动的，否则会在我国学术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根据我们中华理论范式予以追根究底的梳理，马列的“社会主义”概念源出于“空想”（西方许多概念都源出于空想），其并非由人类诞生根脉所衍生而来，所以在其本土化过程中就有道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1）在我国的深化改革中是继续以现象学的“社会主义”相称，拒绝其本土化？还是以马列本土化所形成的“人道文明或人道主义”本质学概念相称？这显然属于一个政治地雷，趟这个雷需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2）在与世界各国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我们究竟是要继续高举马列旗帜？还是打出我们中华文明自己的旗帜？这也属于一种两难抉择；3）我们政治家和党媒最近一直在强调“第二个结合”，意即马列与我们传统文化相结合，怎样结合？这既属于我们党和国家所考虑的问题，也属于我们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考虑的问题，所以需要我们大家积极地集思广益，充分交换意见，争取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抉择提供些较有意义的参考。

根据一系列追根究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一对基本概念均源出于西方文明，虽然其明面上只属于“两个主义”之间的矛盾（其仍在西方概念中打转），然而所涉及的并不仅仅属于人类社会运动的现象学和所有制问题，而其深层则与无神论与有神论深刻联系在一起，如果更深入一层准确地讲，其在我们中华语境中实质上则属于我们“人道文明”与西方“神兽文明”对立统一的根本性矛盾运动，所以其所涉及的问题又深刻影响着中西方文明博弈的全盘。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也属于我们中华语境中土洋结合的产物，虽然其带有粗加工的半成品性质，但我们运用这一称谓毕竟已经几十年了，其虽然不如人道文明或人道主义精确，也会与我们的人道信仰存在着一些罅隙，但继续运用也说得过去（然而许多学者可能仍将其局限于两个主义之争，必然会为“西方文明全线反正”留下遗憾）。这件事政治性太强，我们基层只能谈点看法，究竟该怎样取舍，我们还是等三中全会的消息吧。

2．关于“普世价值”概念。据网络观察，我们学界目前也很习惯于运用“价值观”概念对事物进行定性分析，实话实说，个人不太喜欢这个概念，因其明显属于商品经济并将一切事物予以货币化的产物，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都要货币化，并为金融全球化方便西方资本的财富掠夺大开了方便之门，带有浓浓的资本主义味道，西方强调并运用这一概念拉帮结派也就罢了，而我们也在跟着起舞，就有些中了西方话术之蛊的味道了。

在下认为，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将一切都予以货币化，否则就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理论之套中难以自拔了，所以对于一些基本概念的运用需要反复斟酌一下才好，不知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意见。个人意见，还是倾向于运用我们人道文明的“人性”概念再佐以“劳动性”予以对冲其“普世价值”较为合适。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马哲本土化统领西方文明全线反正，应该说其抓住了中西方文明博弈的要害，并观点鲜明，一针见血，由此其也暴露出我们学界目前许多人正忙于文过饰非，借以努力裱糊曾经的论文和专著，虽然其可以理解，但却也会为针对西方学术理论的拨乱反正增添混乱，最好能够放下自我，克服抱残守缺的不舍，遵照实事求是基本原则适可而止，否则会延误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进程。

通过前文和以上探讨说明，目前我国学术理论界所运用的许多基本概念几乎全部都属于西方文明话术，欲想赓续我们中华文脉并坚持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势必需要打一场文明理论话语的翻身仗，所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文化思想对我们具有明确的启蒙意义，其对于我们夺回文明和文化话语权也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由此，希望我国学界抓住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利时机，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加积极的努力。

附表：

中华本土理论体系现代化翻新阐发表

（兼析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

注解：在前文表格“特注”内容基础上，在此又对其进行补充如下（由于学界对西方文明还认识不足，尤其还难以做到以中解马，下面会着重对马列由人类断代史升华为通史并解构重组其政治经济学等进行一下说明）：

1．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范式现代化是以近现代科学考察为基础，曾经历过“由标及本（1→0）”再“由本及标（0→1）”的严格程序过滤，由此其基本概念都是根据考察中所得出的基本事实由我们中华系统论根脉衍生而来，并非随心所欲（一般不会出大问题），其既与无根无脉的“唯心论”也与凭抽象而存活的“哲学”具有着严格的区别，所以在运用中需首先启动我们本土理论思维进行思考，其基本原则仍然是实事求是，道法自然，杜绝人为因素和主观主义干扰，否则会走偏。

2．在无神论与有神论“本根”前面都有个0，但由于表格宽度受限而省略了。然而通过这个隐藏的0可以看出，无论是我们中华的天道文明和人道文明，还是西方的宗教文明及其近现代科学，都需要一起向0看齐，并由0导出其本根判别其理论的真伪，因本根不同会衍生出不同的文明和理论体系，这一点尤为重要，其具有驱魔辟邪的镇妖作用。一句话，判别文明和理论的真伪要靠事实，而不能以本本做依据，只要抓住这一点，世界文明将自然会由大乱走向大治。

3．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关系需要运用我们中华经纬学来给予理解并阐释（在理论上可以这样理解，但运用中也可适当放开些自由度），1）文明指的是从古至今由一大串文化（镜头）串联起来而形成的经线，它与宇宙和人类诞生本根联系在一起，其在时空中属通史，而2）文化则属于由各个断代史社会习俗交织在文明经线上的纬线，其在时空中属断代史。经纬相织才能形成历史，人类历史有多长文明就有多长，不是西方所定义的那种“文明=文化”相混淆的概念（许多概念都让西方神学和哲学搞乱套了），更不像其以“文字、青铜器、城邦（祭祀场所）”为条件所定义的那种文明（其明显含有西方宗教色彩），而是与我国古代“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的理解大致相通，否则就难以摆脱西方宗教概念的束缚，并夺回我们的话语权，从而重塑我们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主权。

在我们中华语境中，“文明与野蛮”也属于对立统一的一对概念，用以表达人类不同的进化阶段和程度，但其属于那种断代史的前后比较，与阐发表所阐释的人类进化通史并不矛盾，并且其隶属于我们中华文明通史。

当然，运用我们中华经纬学解读文明与文化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从而维护我们文明主权和话语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首先要转换思维，其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复兴这一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一环，需要通过教育慢慢矫正过来，不能急于求成，一下是很难转变过来的。

4．由右侧的“纬学”栏反映出，中西方文明发展正处于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已明确进入“人道文明”阶段，而西方则仍处于“神兽文明”之中，它们两者虽然在时空纬度上同列，但其目前却属于“人道与神兽”泾渭分明的两种文明状态，由此就为我们学界应该走“人道”还是走“神道+兽道”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所以，我们的学术理论研讨实质上已经突破了西方话术那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深入到了中西方文明之争的全盘，其并非局限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关联着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我们中华本土理论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实现现代化后，其不但会一举破解世界文明乱局之谜，而且也会成为中西方文明博弈的杀手锏，其可直击西方文明要害（上帝），撼动其文明根基。因我们中华文明不怒自威，再加上其兵法讲究“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争”，“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通过文战迫使美西方改造其文明根基使其崇德向善，有望会结束其横行霸道行径，从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扫平障碍，并趟开一条新路。

5．在这个阐发表中，其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太极图：1）天道文明：太极图基本结构现代化解析示意图（见前文），其主表宇宙自然无机界能量运动的基本规律；2）人道文明：马恩人类进化论基本结构解析示意图（见前文），其主表有机界能量运动基础上人类社会的能量运动（人性和劳动性都具有能量运动特征）。所以，只有对无机界与有机界能量运动的基本规律有所认识才能对其有所理解。

6．在我们中华天道文明项下的“人道文明”，其属于古今中外文明史上一种崭新的人类学理论体系，即我国所倡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1）“人文：人性⇌神兽性(进化论矛盾)”，这不但体现了马恩人类进化论是继承达尔文进化论而来（这一点不能忽略），从而使其更具有无可辩驳的科学性，而且也将“政治”划归人文科学，并使其基本矛盾道法自然，有根有据，梳理得清清楚楚，为统合道学与儒学及有神论虚拟的人文科学提供了平台，也为杂乱无章的理论研究疏浚了通道；2）“经济：劳动性⇌寄生性(经济矛盾)”，将“经济”专列出来，也将其基本矛盾梳理得清清楚楚，填补了我们传统理论缺少经济学这一短板，并使其融入了人文科学内容，从而使我们的“人道文明和信仰” 得以补充完善，并将马列的“政治经济学”纳入了我们中华道统理论体系，由此而构成了我们本土独具特色的“人文经济学”，从而使我们传统的道儒释和马列等再度充满了生机，并获得了新生。

7．严格来讲，马列本本的“唯物论哲学”及其“阶级斗争”学说属于断代史，其在我们中华道统理论范式中应该属于我们的“纬学”范畴，但根据马恩实际的研究成果（如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经过我们中华理论范式对其予以解构重组深加工，并去芜存菁（如改造其哲学）使其跨入了我们的“经学”（通史）门槛，从而使马列由对资本主义断代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量变产生了我们中华“人文经济学”通史的质变，并将人文科学融入了劳动实质性内容，也将经济学融入了人文科学内容，使其成为了我们中华“人道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产生了新的飞跃。

8．更为重要的是，将劳动作为人类诞生的本根，不但将马列理论由断代史升华为通史，而且同时也在断代史中改写了其“政治经济学”，如果说其是以资本为立论基础的资本经济学（而在我们人文经济学中，其应该是货币统治资源+劳动），那么将劳动作为立论基础，就形成了我们特色社会主义“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架构，这也是我们以中解马所解读出的经济学原理，简称为“劳动原理”。在劳动经济学中，其将资本与劳动的基本关系给予了根本性颠倒，从而将资本统治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很明确地调整为劳动统治资本，由此解决了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大技术难点。搞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应该明白，这一调整非同小可，它将改写这一学科体系的全盘，至于其一些细节问题，由于末学这方面知识积累不够，可由经济学专家们予以补充完善（注：这里属于人道文明人类通史项下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断代史，其属于应用理论范畴，因原始社会不存在资本，两者不可混淆。但也不可否认，我们的人道文明是在马列本土化基础上才明确起来的，它又与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相通，这也属于实情）。

所以，如果说马列本本的“政治经济学”（其以资本为立论基础）完成了对西方理论体系“破”的上半部分，那么我们的“人文经济学”则以其劳动为立论基础完成了其“立”的下半部分，从而补充完善了这一理论体系，使其结合进化论脱胎换骨蜕变为具有通史脉络并系统非常完备的人类学系统论。

注意：人文与经济紧密联系为一体，它们不可分割，这一点由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得到了充分的印证。由以资本为立论基础的资本经济学转变为以劳动为立论基础的人文经济学，其属于一种颠覆性的变革或革命，也属于世界文明由资本主义转变为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性的分水岭。

9．在我们中华道统理论范式之中，其基本矛盾（绝对运动）决定着特殊矛盾（相对运动），即本质内容运动决定着现象的形式运动，也属于能量运动决定物质运动，而在马列所创“政治经济学”中，其是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现象的形式运动决定本质内容的运动，而上层建筑则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所以在马列本土化过程中，需将其上层建筑划归我们道统理论的基本矛盾（绝对运动）之中，而将其经济基础则划归特殊矛盾（相对运动）之中，我们的道统理论构建模式要求这样做。

还有，将资源划归资本有些不太符合实际，比如：1）美元与中东自然资源石油挂钩构成“石油美元”，其属于人为作用的结果，这种“资本”并非牢不可破，只要中东石油与美元脱钩就会使其摇摇欲坠（目前已出现其脱钩的明显迹象）；2）俄罗斯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但其却与美西方掌控的金融霸权产生了矛盾，并正在积极地与美西方金融霸权脱钩，也说明将货币与自然资源挂钩形成“资本”概念不妥。所以，虽然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货币化，但其毕竟拥有自己一定的独立性，由此，将经济学中的矛盾划分为“货币⇌资源+劳动”的对立统一运动才符合社会运行的实际，中俄和中阿的经济合作实质上就是“资源+劳动”在造美西方金融货币霸权的反，不能由美元货币或金融霸权为所欲为，世界经济秩序需要公平公正，需要共同繁荣，从而保障世界和平，各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

10．最后不得不追加一条，针对西方科学和医学所反映出来的诸多问题（如诸多医疗事故和疫苗等），通过本表就反映得很清楚，其基础理论属于神学（含哲学），这属于无法否认的事实，其在应用中会产生一系列的演化（比如针对微生物的对抗疗法和注射疫苗等都属于现象学范畴），恳请大家注意。

11．本表格既包含着我们本土理论体系的完整载体，也包含着其完整内容，有效克服了理论空转或空谈的根本性问题，但其只对基础理论予以现代化翻新和阐发，而应用理论则应以基础理论为依据，需要因时因地制宜予以具体运用或操作，用以解决各分支学科与各行各业中的具体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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