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
来源：摘译自“Politics of the mind marxism and mental disstress”
翻译：赵丁琪
面对明显有利的客观条件，1919-1923 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使一些左翼人士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缺乏的是一种 “主观性理论”，一种能够理解这些更广泛的客观条件与工人阶级意识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理论框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等马克思主义者在精神分析思想中寻找这一框架。
大约50年后，法国“五月事件”的经历让一些人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这次是针对法国著名分析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一位研究法国“精神分析政治”的历史学家指出：
五月事件在短时间内看起来像是一场正在酝酿中的革命，但突然间就结束了。事件发生后，人们渴望找到一种方法，继续把性和自我表达作为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来思考，渴望找到一种方法，把个人作为政治和社会来思考。“通过事件进行思考”需要一种将社会与个人相结合的理论。拉康在其关于从想象领域到象征领域的过渡、从前社会向社会的过渡以及语言的获得的思想中提供了这一理论。
在讨论拉康的思想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供据称是马克思主义所缺失的主体性理论之前，值得注意的是，科尔施、弗洛姆和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反对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与包括法国共产党（PCF）在内的战后共产党所倡导的斯大林化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似性。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 Molyneux）在一篇关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论文中将后者描述为前者的“复制品”。因此，鉴于法共（布）理论上的破产及其在“五月事件”中扮演的彻头彻尾的反动角色（其领导层将年轻的学生革命者斥为 “资产阶级富家子弟......他们很快就会泯灭革命热情，回去管理爸爸的公司”），许多参与者在 “官方”马克思主义之外寻找政治和理论上的替代方案来理解他们的经历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20世纪20年代一样，法国（在此之前，这个国家主要是抵制精神分析思想的）对精神分析思想的兴趣也是紧随革命失败或接近革命的时刻而来的。在这方面，正如特克尔所指出的，法国在五月事件后的经历与美国的发展有相似之处：
20世纪60年代末，一群法国激进学生在政治解决方案似乎失败的情况下寻求个人解决方案，这似乎并不令人惊讶。毕竟，类似的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初也曾席卷美国校园，曾经用于激进政治的精力被转用于会心团体（encounter groups）、宗教崇拜和人类潜能运动。法国和美国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这两个国家，政治幻灭之后，人们对精神和心灵的改造爆发出浓厚的兴趣"。
尽管如此，正如她所指出的，法国人对拉康精神分析的兴趣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再参与政治，而是试图加深对政治的理解，并对“五月事件”及其后果做出更全面的解释。在这一时期，法国精神分析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而政治与精神分析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拉康的思想是出了名的艰深，甚至是晦涩难懂。对此最善意的解释是，一方面，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是高度理论化的，借鉴了几种不同的哲学传统——主要是现象学、结构人类学、语言学理论和黑格尔的著作；另一方面，拉康首先是一名临床医生，对他来说，言语和语言是精神分析的根本所在。因此，他认为演讲，特别是他从20 世纪 50 年代起每周举行的公开研讨会，比书面文字更能有效地传达分析师与病人之间的体验，而且这种研讨会也广受欢迎，影响深远。更复杂的是，他的思想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一样，在其一生中不断变化，因此在阅读拉康时，必须将这些思想置于其特定的背景中。
关于拉康思想及其应用的文献数量庞大，既有来自精神分析学界的，更有来自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最近，英语世界对这些思想的兴趣主要来自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著作，他被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称为“拉康在地球上的代表”。在此，我们只能对这些观点作最简要的概述。
一个有用的出发点是考虑一下拉康所反对的是谁，反对的是什么。20世纪50年代初，拉康开始举办研讨会时，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分析学派是以所谓的“自我心理学”为基础的，以纽约的一群分析师为中心，其主要成员包括德国移民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和拉康自己的分析师鲁道夫·洛文斯丹（Rudolf Lowenstein）。丹尼尔·皮克对这一学派的描述如下：
这些分析家为巩固谈话疗法的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一成就也是有代价的。当然，包括拉康在内的许多人都对他们的分析愿景表示反对，即“促进‘健康的’自我的最佳适应，对现实进行微调——尽管他们也对个人的强迫症、怪癖和激情留了一定的余地”。拉康认为自我心理学本身就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改编，以适应充满玫瑰色梦想的个人主义、乐观主义社会。
当时的很多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精神分析的作用是培养一个适应战后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现实、运作顺畅的综合自我，与这种观点相反，拉康主张“回归弗洛伊德”，重新发现弗洛伊德理论中真正的激进主义，挑战自我心理学家关于自我与无意识（或本我）之间关系的主流观念，更广泛地说，挑战他们关于分析作用的观点。他这样做的依据是一套新的范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套经验秩序，他称之为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
理解“想象”的起点是幼儿的经验。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小婴儿的身体处于无政府状态，自我尚未从中产生。当自我出现时，它压抑了许多造就它的力量，将它们推入我们所熟知的无意识世界。”
拉康在早期一篇著名的关于“镜像阶段”的论文中指出，自我的出现是由于儿童试图克服可怕的分裂感，并通过看到自己的形象反射到他身上（无论是在镜子里还是在照顾者的反应和脸上）来实现想象中的统一。弗洛什对拉康的论述作了如下解释：
这种想法是，零碎的婴儿在镜子（真实的镜子或母亲凝视的“镜子”）中瞥见了自己，并认同了这一形象，如释重负地跃入幻想之中，因为它可以看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身体存在，它也是一个完整的心理主体。拉康将此视为自我的起源。与那些将自我发展视为婴儿走向稳定和真实的主要途径的人相反，拉康声称，自我被当作一种防御，一种支撑心理的盔甲或外壳，否则心理就会被体验为支离破碎。
在成人生活中（对拉康而言，这些不仅仅是发展阶段，而是我们终生携带的经验秩序），“想象”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我们幻想通过与他人的友谊或通过治疗找到“整体性”和“真实性”。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伊格尔顿所评论的，“简而言之，想象是一种意识形态”（路易斯·阿尔都塞的一篇著名论文就是以这个观点为基础的）。
想象的基础是儿童的幻想，即有可能与他人（通常是母亲）完全融合。意识到外面有一个世界破坏了母亲与孩子的幸福结合的时候，拉康所说的“他者”，就会以语言的形式出现。
拉康认为语言是一种先于个体“主体”存在的结构。这意味着它作为一种规范范畴，使某些事情变得容易，另一些事情变得困难。因此，使用语言的需要干扰了“想象的幻想”，揭示出与他人的关系已经被外部的东西组织起来了。婴儿意识到这一点后，就进入了象征秩序。
如果不进入象征秩序，儿童就无法适应社会环境。然而，正如弗洛什所言，“放弃一体性的幻想是痛苦的，而且永远不会完全实现，因为想象经验是人类意识的核心”。例如，浪漫爱情的概念中就存在这种幻想，其核心是你终于遇到了一个完全理解你的人，你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并失去自我。然而，无论是小孩子还是心动的恋人都发现，这种幻想很难持久，而且经常以失望告终！
虽然篇幅不允许进行更全面的讨论，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象征秩序也是拉康版本的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其中（男性）儿童（在幻想中）以被父亲阉割为代价放弃了对母亲的要求。因此象征秩序秩序既涉及语言也涉及性。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不那么引人注目地指出，“从想象到象征的过程，就是从自我及其对象的封闭领域到主体间性的开放领域的过程”。齐泽克是这样描述象征秩序的：
当我们说话（或听话）时，我们绝不仅仅是在与他人互动；我们的言语活动是建立在我们接受并依赖于复杂的规则网络和其他类型的预设之上的。首先是我们必须盲目地、自发地掌握的语法规则：如果我一直牢记这些规则，我的语言就会崩溃。其次是参与同一生活世界的背景，它使我和我的伙伴能够相互理解。我所遵循的规则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鸿沟：有些规则（和含义）是我出于习惯而盲目遵循的，但如果我进行反思，我至少可以部分地意识到这些规则（如常见的语法规则）；有些规则是我在无知的情况下遵循的，其含义困扰着我（如无意识的禁令）。还有一些规则和含义，我知道，但不能让别人知道——下流或淫秽的暗示，为了保持适当的外表，我们都默默地忽略了。
他补充道，“象征空间就像一把尺子，我可以用它来衡量自己”。
拉康三部曲的第三个要素“实在界”，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是“一个神秘的概念”。同样，齐泽克引用拉康的话说：
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是一个比固定的、永远无法符号化的跨历史“硬核”概念复杂得多的范畴：它与德国理想主义者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谓的 “物自体”（Thing-in-Itself）无关。这个概念完全不是康德式的。我甚至坚持这一点，如果存在实在界的概念，那么它是极其复杂和难以理解的，它不可能被理解为一种能使其成为全部的方式。
弗洛什认为它是：
它先于各种分裂或异化时刻，通过想象和象征表现出来。实在界并非经验领域之外的神秘秩序；相反，它是我们的心理和社会装置所阻止的东西。在某些时候，它突破了我们的束缚，将我们与我们遗漏的一切联系在一起。但在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威胁，会摧毁我们所有的自我认同尝试。
因此，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我们接近“欲望的真实”的时刻，首先是在梦境中，而不是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一套被玷污的虚构现实”中，这并不奇怪：
实在界扰乱了这些令人舒心的虚构，使主体变形，使符号秩序失真。它是主体的失败点和绝境，是主体无法与自身融为一体的方式，是我们被逐出伊甸园时所造成的原始创伤。它是我们从母体中被撕裂的伤口，欲望从这里汹涌而出。
伊格尔顿认为，稍微平实一点说，这就是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个人身份的“主题”，一个人在欲望和失落的独特体验中的“真相”。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切呢？首先要注意的是，拉康的思想在精神分析行业内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主要是在法国，但不仅限于法国。根据弗洛什的说法，现在大约有50%的英国精神分析师认为自己是在拉康的框架内工作的。这些观点可能有助于分析师处理病人的幻想和象征关系。然而，这些思想对于寻求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有价值（公平地说，拉康本人从未对自己的思想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则更加令人怀疑。安德鲁·科利尔（Andrew Collier）在1980年的《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上对拉康进行了精辟的评价，指出了弗洛伊德理论与拉康理论之间的重要区别：
如果我们看一下弗洛伊德关于性格形成的论述，就会发现儿童将家庭内化为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爱、嫉妒认同等关系的结果。儿童对家庭的概念并不完全现实，因为它会受到一厢情愿和恐惧幻觉的影响；但儿童发展的起点是其真实的人类环境……拉康给人的印象截然不同。我们不再经常听到关于父亲的说法，却经常听到“父亲之名”、“父亲之法”等等。这些概念似乎与特定的家庭结构无关。
正如科利尔所说，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对弗洛伊德来说，“真实的生物需求和真实的社会关系先于并最终决定了物质生活（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但拉康的理论却并非如此。拉康的唯心主义不仅带来了理论上的问题，也给那些希望运用这些思想来实现社会变革的人带来了政治和战略上的重大挑战。例如，针对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拉康主义论点，即“父权制的具体特征——被谋杀的史前父亲法则——决定了男女在人类历史中的相对地位”，科利尔狡黠地指出：
“争取妇女平等、同性恋权利、按需堕胎和社区托儿所是一回事。但如果我们的主要敌人是一个早已逝去的、事实上从未存在过的祖先，我们就完全需要一个新的战略。也许答案就是把尼伯龙根的戒指还给莱茵女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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