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守成”和边缘洞穿世事
——评2006年的中篇小说
孟繁华
2006年的中篇小说，似乎给人以“向后退却”的总体感觉。这个退却当然不是溃不成军的无奈选择，也不是韬光养晦伺机东山再起。在我看来，在时尚写作引领风潮的时代，中篇小说“不进则退”、更加理性的“守成”形象，是相对时尚文化而言的。与时尚文化的青春性比较起来，中篇小说显然是一种更为成熟的文学文体。文体和人的状态有很大的相似性，青春需要张扬甚至疯狂，剩余的力比多才会有去处；中老年可能需要守成或传统一些。这不仅使社会心理取向不至于失衡，也符合各自的身份或形象。因此在我看来，就当下文化生产与文学创作的情况而言，并不是通俗与严肃、时尚与经典、大众与精英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鸿沟已经跨越。而是越来越壁垒分明，越来越不能通约。时尚文化是一条灵敏的“创新之狗”，它一路狂奔不日翻新惟恐不能引领新潮。而严肃的文学创作则在貌似“守成”的状态中，仍然凝视着人类的生存状态、探询处理着人类的精神事务，对人性、人的心灵这个幽深和具有无穷“解”的神秘所在，充满了热情和试错的勇气。
也正是包括中篇小说在内的文学的守成性，才使得文学在惊慌失措的“文化乱世”中，最大限度地坚持了文学的艺术性，为人类基本价值尺度的维护作了力所能及的承诺。在当下这样的语境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尽管对文学的各种非议和诟病已成为时尚的一部分，所幸的是，真正的作家并不为之所动。他们在诚实地寻找文学性的同时，也没有影响他们对现实事务介入的诚恳和热情。在过去不长的时间里，批评界曾讨论过“纯文学”的问题，这个问题迅速的不了了之，已经证实了它是否是一个真问题。我自然不知道什么是“纯文学”，但我知道百年来文学界讨论的重大问题从来就没有“纯”过，因为与文学相关的重大问题似乎都在文学之外。那些似乎要将问题“屏蔽”起来，在圈子里自我玩赏的企图，就这样结束了。在我看来，2006年的中篇小说大概也不符合“纯文学”的度量标准。因为除了与语言或形式相关的所谓“纯文学”的问题之外，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实在要广泛得多。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2006年的中篇小说在张显、强调文学性的同时，在许多方面都有了重要的突破。
对现实的关注，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一大传统。特别是在经济崛起、文化纷乱的时代，作家将目光投向最为艰难的所在，不仅是良知使然，同时也是文学寻找新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青年作家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载《当代》2006年6期）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乡村姑娘的莫名死亡，在乡间没有任何反响，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权力的恐怖和金钱的诱惑下三缄其默。这时，一个类似于浪者的“多余人”出现了：他叫吴响。村姑之死与他多少有些牵连，但死亡的真实原因一直是个迷团，各种谎言掩盖着真相。吴响以他的方式展开了调查。一个乡间小人物——也是民间英雄，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命案依然高悬。胡学文在谈到这篇作品的时候说：
乡村这个词一度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已发生了细微却坚硬的变化。贫依然存在，但以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困惑、困苦、困难。尽你的想象，不管穷到什么程度，总能适应，这种适应能力似乎与生俱来。面对困则没有抵御与适应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
一桩命案，并不会改变什么秩序，但它却是一面高悬的镜子，能照出形形色色的面孔与灵魂。很难逃掉，就看有没有勇气审视自己，审视的结果是什么。
堤坝有洞，河水自然外泄，洞口会日见扩大。当然，总有一天这个洞会堵住，水还会蓄满，河还是原来的样子——其实，此河非彼河，只是我们对河的记忆没变。这种记忆模糊了视线，也亏得它，还能感受到一丝尉藉。我对乡村情感上的距离很近，可现实中距离又很遥远。为了这种感情，我努力寻找着并非记忆中的温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8期）
这段体会说的实在太精彩了。表面木纳的胡学文对乡村的感受是如此的诚恳和切实。当然，《命案高悬》并不是一篇正面为民请命的小说。事实上，作品选择的也是一个相当边缘的视角：一个乡间浪者，兼有浓重的流氓无产者的气息。他探察尹小梅的死因，确有因自己的不检点而忏悔的意味，他也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洗心革面。但意味深长的是，作家“并非记忆中的暖意”，却是通过一个虚拟的乡间浪者来实现的。或者说，在乡村也只有在边缘地带，作家才能找到可以尉藉内心书写的对象。
与胡学文的命案异曲同工的，是曹征路的《霓虹》。不同的是杀害下岗女工——也是一个暗娼的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但对那个被杀害的女工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从生活到心灵都完全破碎了的女人——倪红梅全部的生活和过程。她生活在人所共知的隐秘角落，但这个公开的秘密似乎还不能公开议论。倪红梅为了她的女儿和婆婆，为了最起码的生存，她不得不从事最下贱的勾当。但她对亲人和朋友的真实和朴素又让人为之动容。她不仅厌倦自己的生存方式，甚至连自己都厌倦，因此想到死亡她都有一种期待和快感。最后她终于死在犯罪分子的手里，只因她拒绝还给犯罪分子两张假钞嫖资。
曹征路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关注已久。2005年，他的《那儿》轰动一时。我在《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一文中对《那儿》曾有如下评价：曹征路的《那儿》是……一部正面反映国企改革的力作。它的主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意在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当然，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一味地为传统工人辩护，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自己的头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朱主席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方面他向着过去，试图挽留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以朴素的情感为工人群体代言并身体力行；一方面，他没有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当下生活和“潜规则”。传统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已经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小说中那个被命名为“罗蒂”的狗，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的无限忠诚并没有换来朱主席的爱怜，它的被趋赶和千里寻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它仍然不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罗蒂”预示的朱主席的命运，可能这是当下书写这类题材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笔。如果是这样，我认为《霓虹》堪称《那儿》的姊妹篇，它的震撼力同样令人惊心动魄。
此外，象张学东的《坚硬的夏麦》、王大进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温亚军的《落果》、李铁的《我的激情故事》、孙惠芬的《燕子东南飞》、马秋芬的《北方船》王新军的《坏爸爸》等等还有很多，都是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对这一写作潮流，曾引起过不大不小的争论。青年批评家邵燕君甚至发出“底层如何文学”的担忧或质询。但当我们读过这些作品之后，我想问题应该不证自明。人间世事似乎混沌而迷蒙，就如同高悬的命案一样。但这些作品却以睿智、胆识和力量洞穿世事，揭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
我之所以强调当下的中篇小说“守成”于边缘地带，除了上述我分析过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作品在传统的创作题材遗漏的角落发现了广阔的空间。比如马晓丽的《云端》（《十月》2006年4期），应该是2006年最值得谈论的中篇小说之一。说它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当代中国战争小说新的发现，一是对女性心理对决的精彩描写。当代中国战争小说长期被称为“军事题材”，在这样一个范畴中，只能通过二元结构建构小说的基本框架。于是，正义与非正义、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英雄与懦夫、敌与我等规定性就成为小说创作先在的约定。因此，当代战争小说也就在这样的同一性中共同书写了一部英雄史诗和传奇。英雄文化与文化英雄是当代“军事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云端》突破了“军事文学”构筑的这一基本框架。解放战争仅仅是小说的一个背景，小说的焦点是两个女人的心理“战争”——被俘的太太团的国民党团长曾子卿的太太云端和解放军师长老贺的妻子洪潮之间的心理战争。洪潮作为看管“太太团”的“女长官”，有先在的身份和心理优势，但在接触过程中，洪潮终于发现了她们相通的东西。一部《西厢记》使两个女人有了交流或相互倾诉的愿望，共同的文化使他们短暂地忘记了各自的身份、处境和仇恨。但战争的敌我关系又使她们不得不时时唤醒各自的身份记忆，特别是洪潮。两个女性就在这样的关系中纠缠、搏斗、间或地推心置腹甚至互相欣赏，她们甚至谈到了女性最隐秘的生活和感受。在这场心理战争中，她们的优势时常微妙地变换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但这里没有胜利者。战场上的男人也是如此，最后，曾子卿和老贺双双战死。云端自杀，洪潮亦悲痛欲绝。有趣的是，洪潮最初的名字也是云端，那么，洪潮和云端的战争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战争，这个隐喻意味深长。它超越了阶级关系和敌我关系，同根同族的内部撕杀就是自我摧残。小说在整体构思上出奇制胜，在最紧要处发现了文学的可能性并充分展开。战争的主角是男人，几乎与女性无关。女性是战争的边缘群体，她们只有同男人联系起来时才间接地与战争发生关系。但在这边缘地带，马晓丽发现了另外值得书写的战争故事，而且同样惊心动魄感人至深。这是一篇可遇不可求的优秀之作。
魏薇这些年来声誉日隆。她的小说温暖而节制，款款道来不露声色。在自然流畅的叙述中打开的似乎是经年陈酒，味道醇美不事张扬，和颜悦色沁人心脾。读魏薇的小说，很酷似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有点怀旧略有感伤，但那里流淌着一种很温婉高贵的文化气息，看似平常却高山雪冠。《家道》（《收获》2006年5期）也是这样的小说。大户人家常有“家道败落”的慨叹，说的是家门不幸，或遇天灾人祸或后人不争气，家道破落又回到原处。《家道》中父亲许光明原本是一个中学教师，生活也太平。后来因写得一手好文章，鬼使神差地当时了市委秘书，官运亨通地又做了财政局长。做了官家里便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母亲也彻底感受了什么是荣华富贵的味道。但父亲因受贿入狱，母亲边也彻底体会了“家道败落”作为“贱民”的滋味。如果小说仅仅写了家道的荣华或败落，也没什么值得称奇。值得注意的是，魏薇在家道沉浮过程中对世道人心的展示或描摹，对当事人母亲和叙述人对世事炎凉的深切体悟和叹谓。其间对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母女关系及邻里关系，或是有意或是不经意的描绘或点染，都给人一种惊雷裂石的震撼。文字的力量在貌似平淡中如峻岭耸立。小说对母亲荣华时的自得，败落后的自强，既有市民气又能伸能屈审时度势性格的塑造，给人深刻的印象。她一个人从头做起，最后又进入了“富裕阶层”。但经历了家道起落沉浮之后的母亲，没有当年的欣喜或得意，她甚至觉得有些“委顿”。
还值得圈点的是小说议论的段落。比如奶奶死后，叙述者感慨道：“很多年后我还想，母子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男女关系，那是一种可以致命的关系，深究起来，这关系的悠远深重是能叫人窒息的；相比之下，父女之间远不及这等情谊，夫妻就更别提了。”如果没有对人伦亲情关系的深刻认知，这种议论无从说起。但有些议论就值得商榷了，落难后的母女与穷人百姓为邻，但那些穷人“从不把我们当作贪官的妻女，他们心中没有官禄的概念。我们穷了，他们不嫌弃；我们富了，他们不巴结逢迎；他们是把我们当作人待的。他们从来不以道德的眼光看我们，——他们是把我们当作人看了。说到他们，我即忍不住热泪盈眶；说到他们，我甚至敢动用‘人民’这个字眼。”这种议论很像早期的林道静或柔石《二月》里的陶岚，切不说有浓重的小“布尔乔亚”的味道，而且也透着作家毕竟还涉世未深。
同样是女性作家的须一瓜，这些年来声名鹊起好评如潮。她的小说疑窦丛生多有悬念，情节丝丝相扣内在结构极端严密，特别在细节的处理上，显示了须一瓜不同凡响的艺术想象力。《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收获》2006年3期）有须一瓜一贯的后叙事视角，没有人知道事情的结果甚至过程，即便是当事人或叙述者也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于是，小说就有与生俱来的神秘感或疏异性：因车祸失去记忆的“我”，突然接到了外地寄来自己多年前写的日记，是这个日记接续了曾经有过的历史、情感和事件，最重要的是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制造的那起“三人死亡、危机四邻的居民区严重爆炸案”。“我”决定重返失去记忆的陌生城市调查这起爆炸案。当“我”置身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依然断定“是的，我没有来过这里。”这注定了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虚妄之旅，荒诞的缘由折射出的是荒诞的关系。一些不相干的人因这起事件被纠结在调查的过程中，但彼此间没有真正的理解和沟通，甚至连起码的愿望都没有。存在主义的遗风留韵和荒诞小说的叙述魅力，在《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中再次得到呈现。
随着世俗化生活不可抗拒的弥漫，都市世俗画卷在小说中恣意展开。对都市超级现代生活的向往，曾是我们并不遥远的一个梦。当这个梦境已经兑现为现实的时候，我们陡然发现，现代都市生活并不是天堂。过去的梦想不过是一相情愿的现代相思病，现代都市生活是携带着我们都不曾想过的一切同时降临的。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当代》2006年2期）以冷俊悲凉的笔触，从一个方面撕开了都市华丽的面纱。都市生活是今天社会生活结构的中心，但《第三地晚餐》避开了红尘滚滚的中心画面，它从一个鲜为人知的生活渠道揭示了生活的荒诞性和戏剧性。“第三地”应该是一个与心灵或归宿有关、与寄托或渺小的愿望有关的隐喻。情感上的隔膜让一对夫妻都有难言之隐，他们在“第三地”不期而遇：要求做一顿晚餐的人和愿意免费为人做一顿晚餐的人，竞是夫妻双方。当一切释然的时候，丈夫却没有吃上这顿晚餐而撒手人寰。这个荒诞的悲剧显示了迟子建艺术地把握生活的能力。她持久的创造力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比较《第三地晚餐》，更为残酷的是叶舟的《目击》（载《青年文学》2006年5期）。表面上恩爱有加的夫妻，却隐藏着巨大的秘密。妻子不惜长跪街头苦苦寻找丈夫死亡的目击者，然而，丈夫的意外死亡竟缘于一次偷情之后。李小果、李佛、王力可以及死者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除了当事人之外几乎没有人清楚他们的情感和欲望。但是，真正的悲剧也许不是死者，而是在隐秘之情背后的活着的女人。死者的妻子才是悲剧真正的主角。
从不同侧面触及边缘生活状态的作品同样有许多。比如北北的《右手握拍》、王松的《福升堂》、腾肖澜的《蓝宝石戒指》、苏童的《弃婴记》、方方的《春天来到昙华林》、蒋韵的《心爱的树》等等。这些中篇小说的游离于主流生活之外，他们在边缘处气定神闲看风景。似乎就在不经意之间，却洞穿了红尘滚滚中的人间世事。守成的文学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但这种守成却是免于文化失衡的重要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的存在不仅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单位：110034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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