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亚娅：“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
“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
——评曹征路的小说《那儿》
季亚娅
如果用一种创作上的倾向来形容“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传统应该是这样一种传统：它以骨肉相亲的姿态关注底层人民和他们的悲欢，它以批判的精神气质来观察这个社会的现实和不平等，它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呼唤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代表一种思想政治倾向的“左翼文学”传统，从上世纪20－30年代以先锋姿态出现开始，经过延安文学，17年文学再到文革文学，它经历了从“异端”到“主流”，又从“主流”复归“边缘”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一直处于被压抑、被冷落的状态，这其中有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也和“左翼文学”自身的僵化和丧失活力有关。但无论如何，“左翼文学”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经过半个世纪的体制化的灌输，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处，成为集体无意识，并且深刻的影响到中国的现实”[1]，“在当前和未来的文学创造中，可以继续提供给我们资源性的东西”[2]。今天，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下，左翼文学的“这种‘异质化’，这种‘异类’的声音，更表现出它的意义和价值”[3]。
曹征路的《那儿》（发表于《当代》2004年第四期）就是一部具有“左翼”精神气质和血统标识的作品。小说描述的是某矿机厂工会主席“我小舅”试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失败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与其它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不同，《那儿》不再以“分享艰难”的姿态站在政策制订者一边来强调国企改革的历史合理性，而是侧身于改革中 “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和立场，描写他们的被压抑、被损害的命运和显然是力量悬殊的抗争。如果说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80年代的“改革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结束过去，朝向未来”的现代性神话，《那儿》所书写的就是这种现代性的代价和对这种现代性的置疑和反思；如果说以《大厂》为代表的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讲述的是一个各阶层的人们共同“分享艰难”的故事，《那儿》要说的是这种艰难最终却由底层人民来默默承担。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小说第一次描写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下岗工人们的抗争和反抗，更通过主人公“小舅”的家庭出身把这种抗争和反抗与革命史上的工人运动相联系，从而暗示了这种反抗的“合法性”和历史必然性。这不仅使得他的作品带上了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情感倾向，而且具有了与当下文学不谐的某种异质性和反叛性。具有特别意味的是，这种异质性和反叛性不是通常意义上理解少数精英分子的反叛，而恰恰是大多数人的异质和反叛。这让我们确确实实闻到了历史深处的某种气息——“左翼”文学传统的气息。“政治家关注历史的车轮呼啸而过，文学家却必须关注车轮碾过的那一抹鲜红”[4]。或许如小说所言，“小舅”的鲜血最终被历史的大雪所掩盖，文学却必须记载这鲜血、这掩盖和伴随这场大雪飘落的彻骨的寒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注和讨论这篇小说的价值。可是，我们还必须追问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篇小说会受到我们的关注？它满足了我们怎样的期待视野？
如果说，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能为读者提供一面意识形态询唤之镜，使我们每个人在这面镜中照见自己，那么，对一篇现实主义小说的关注，必然投射着读者的某种现实情怀，寄托着某种共同的情感体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最近因“郎咸平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指出有些国有企业改制“对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蚀”，“为了制止或纠正这些他们认为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剥夺，他们甚至开始用对抗的方式进行抗议” [5]。这些都对“私有化”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思路反不无反省意识。《那儿》是对这种反省意识形象化的呈现。它把反思国企改革这样一个敏感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命题，变成了作品中如临其境的对这个“过程”的描绘。面对这样一个日益市场化与同质化的世界，《那儿》以一个人悲剧性的抗争，展示了被抛弃者在这一过程中的绝望，更将这种绝望与抗争演绎成一曲盘旋在作品中的“英特纳雄奈尔”的主旋律。小说中的工会主席“我小舅”是一个新时期工人领袖的悲剧形象，在他周围环绕着诸多矛盾：他反对“化公为私”的改制，力图阻止厂领导和将入主企业无耻的贪污掠夺行，但“工会主席”、“省级劳模副县级领导”的身份，使他与普通工人不处在同一“利益集团”，不能“代表”他们去反抗。当最后工人终于受其感召起来反抗时，现实再次无情地出卖了他。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只能选择了自杀。当小说结尾处，绝望的“小舅”用空气大锤砸碎了自己的头颅，一曲久违了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英特纳雄奈尔》再次在我们的心中响起。小说的标题“那儿”就来自于“英特纳雄耐尔”最后两字的口误。显然，是想向我们暗示这样一个问题：“英特纳雄奈尔”所蕴涵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想及其实践，作为一种保护性力量，是否能再次成为我们借用的历史资源，为现代性的发展开辟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儿》的人物描写带着“左翼文学”特有的神性光辉。李杨在谈到“左翼文学”时曾说：“革命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的神性色彩，在这个层面上，神性体现为对世俗性的超越。神性将个体从具体的规定性中抽象出来，使个体疏离于现实，成为一种新现实。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革命实际上内在地暗含着一个使人成为神的过程。革命的神性力量，使个体突破日常伦理的行为获得了直接通向终极的价值确认，进而使‘人成为神’”[6]。“小舅”这个人物似乎一开始就具有理想主义的本质：不考虑个人利益得失，一心为工厂和工人利益着想。就连他的亲人“我”看来，这“也太崇高太伟大了，所以我不太相信。”小说多次描写“小舅”神话般的传奇经历：他文化不高，但胆识过人，青年时代当技工时就曾有过为国争光的辉煌历史，而他北京上访的经历则可谓智勇双全。在维护工人利益和保护国有资产流失上，他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终以自杀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理想。就连小说设置中显然和“小舅”具有同构性的“义狗罗蒂”，也具有与众狗不同的忠义和刚烈，被抛弃在异乡后百里寻家，不能忍受再度被驱逐的命运，竟从龙门吊上跳下自杀身亡。小说提到“小舅”的脸上有“一种神性的光辉”，提到他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使命”，更借用下岗工人组成的教友会里歌颂主的赞歌来赞美“小舅”。显然，是把“小舅”当成了工人阶级的救世主来描述。为了使“小舅”这种明显不同于普通工人的品质合理和可信，为他设置了“工人运动英雄”的家庭血统，向血统和出身来寻找“小舅”崇高品质的来源。这又让我们想到左翼文学作品的借用“血统”表现“阶级属性”的惯用手法。这似乎也体现了的无奈和苦心，现实生活中“小舅”这样的人物到底是否存在？但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小舅”这个人物形象的价值。面对超越凡俗的“神性光辉”，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真实一旦和信仰相联系，它就不再存在于我们的感觉里，而存在于我们的理想和希望之中。类似的还有小说神话般的大团圆结局，这种想象性的解决方式也许并不意味着虚构，因为它恰恰就是人们愿意看到的解决方式。如果一种关注现实的文学不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希望，寄托我们的理想，那我们是否需要这种文学？小说感动我们的，恰恰是这些对凡俗生活的超越。
这样强调《那儿》的阶级立场和倾向，也许会让人忽略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事实上，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特别是优秀作品，都不可能简化为某种单一、纯粹的意识形态，《那儿》也是如此。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小说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立场：“小舅”的理想主义是式的抗争立场，“我”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立场，“我妈”和工人们所代表民众立场。对于“小舅”的似乎是螳臂挡车的反抗，我先是一副见怪不怪的不以为然，“这种事早就不稀奇了，连新闻价值都没有，矿机厂要是以一块钱转让那才叫新闻”。但逐渐，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发现我也染上了某种宏大的毛病，我居然相信小舅能带回一点好消息回来，居然”。而“我妈”代表的市民的态度则是，“谁爱贪就叫他们贪去，他能把长江水都喝干吗？咱们安安分分过咱们的日子”，“这年头没有是非只有利益，谁出头谁倒霉”。这些立场互相交织并试图说服对方，终于因为“一种绝境中生存的本能”，抗争立场占了上风。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最终对小舅的认同和赞赏，体现出的某种民粹主义倾向。小说中写到，股权认购风波后，“我”离开报社，选择了在工地上做民工，“什么也不想，只是为当天的工钱担心。”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 “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批判现实的故事，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走向底层的故事。小说中所体现的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各种话语众声喧哗的状况，甚至使我们想到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
虽然在谈到小说的写作时声称，“不要形式，不要技巧，只要说出皇帝新衣真相的那一点点率真”[7] 但我们还是说，与反映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那儿》在艺术上还是有特色的。这不仅体现在精心设计的主副线同构的艺术结构，刻意追求糙感和质感的工人阶级式语言，更涉及到作品的艺术风格和笔调：写到“罗蒂”和“小舅”的笔调是温情和理想化的，写到自己和父母等人物时是略为嘲谑的，写到著名作家“西门庆”和领导们时则是尖刻辛辣的嘲讽。对义狗“罗蒂”和“小舅”的故事的同构化处理，更加深了作品的悲剧气氛和象征意义。政治和市井流行话语的反面运用和略微夸张的人物描写则带来了些微的反讽效果，这使得小说接近但又有别于新闻报道式的直录笔法，更体现出在讽世和救世之间的犹疑。这些都是的用心之处，体现了对“这种关注做审美展开的耐心”[8]。曹征路有自己的文学追求：“在主义之上我选择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肤”[9]。当本质纯粹的先锋文学和红男绿女的欲望书写充斥着整个文坛，曹征路走向了当下和底层，并以切肤的疼痛说出了被忽视了和压抑的真相，这就是曹征路感动我们的独特魅力。
我们谈论《那儿》的“左翼文学”特征，仍然要保持对这个立场的警惕。即我们不要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站在所谓“左翼”的立场来描叙和看待这个世界。事实上，所有的描写都是一种遮蔽。正如罗兰?巴特所说，“现实主义仍是一套高超的修饰、剪辑、删改、和涂抹技巧，但是，作家却声称这是一种如实的反映。总之，符号的刻意表现被毫无戒心的当成了客观再现时，这种表现所叙述的意义就会得到不知不觉的认可”。《那儿》在坚持它的工人阶级立场时，也就放弃站在其它立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那儿》称为一部单纯的作品。但是，正因其单纯，它保留了锐利和锋芒。只是，这种锐利和锋芒，在全球资本主义来临的今天，似乎注定了它边缘的命运。毕竟，借用这种过去的意识形态和话语遗产的书写方式是否有效？“阶级”和“阶级压迫”这些50－70年代的官方概念，在《那儿》中获得了“现实对应物”，可是，在经过90年代大众文化的消解之后，这套话语方式是否依然有着“意识形态询唤”的力量？也许我们不得不说，左翼文学一体化和体制化的时代已成过去，但是，它对现实的批评性和干预性，它关注时代、历史和底层的价值立场，它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呼唤，仍然彰显出它的价值。至少，我们看到，《那儿》的种种努力，为一种似乎已经死亡和已被淡忘的文学再次注入了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文学不死，左翼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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