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田春苗，想起了向阳花
鲁太光
1
现在，距离去M村调查已一年多了，可我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个悲惨的故事。是的，每当闲暇的时候，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双沉默的眼睛就从无数的往事中浮现出来，像潮水退却之后呈现的岩石一样，坚硬地凝视着，凝视着虚空，凝视着一切，向人们诉说着那个她永远无法忘却的夜晚……
2004年9月，我来到了M村——我国西南一个偏僻的山村，调查农民的就医用药情况。在村民指引下，我来到了这个村子的计划生育专干家里——不久前，她刚兼任了这个村便民药箱的管理员。这是一位异常安静的乡村妇女，脸上笼着一种莫名的悲伤。有时候，我们连续问几句话，她也不见得回答个一句半句的。可当我问她为什么兼任这个不但没有任何报酬而且责任还不小的便民药箱管理员的时候，她却激动了起来，喃喃地重复着一句话：“这里没有医生嘛，这里没有药嘛，病了该咋办啊？”
面对这位极端安静而又有点激动的乡村妇女，我看再也谈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出于礼貌，就跟她和周围的村民拉起了家常。
看着那个在她跟前转来转去的小孩，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小孩儿的爸爸干什么去了，上山干活去了，还是……”
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话还没说完，竟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反应：她一下子怔在那里，呆呆的，一句话也不说不出来，就像突如其来的乌云刹那间布满了晴朗的天空一样，那莫名的悲伤也一下子爬满了她苍白的脸，一会儿，泪水就沿着脸颊簌簌地流了下来。
我知道，自己肯定无意中说错了话，就连忙道歉。
周围的乡亲们对我说：“这不怪你，你不知道么。半年前，他丈夫在送病人去医院的路上出了车祸，你的话勾起了她的伤心事啊！”
接着，他们七嘴八舌地我讲起她的故事来。
她们一家是三年前从外地搬迁来的，由于人勤快、热情、好说话，很快就像水融入水中一样，和这里的乡亲融为一体。他们家有一辆三轮拖拉机——这是这个小山村唯一的运输机械，所以，每当村子里有什么急事的时候，总爱找他帮忙。半年前一个阴雨连绵的晚上，村子里一位青年人突然肚子疼，开始的时候，村民们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挨一挨就好了，或者，等到天亮，实在不行了，再送他去镇医院治疗。可是，病人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开始的时候还在炕上不停地打滚，可到后来，竟然疼得连滚也打不动了。病人的家属看实在挨不过去了，就决定连夜去镇医院看病。于是，她丈夫就开着三轮拖拉机，拉着病人、病人的家属和前去帮忙的村支书、村长，冒着连绵的细雨，一头闯进了无边的黑夜中。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由于天黑路险，走到半路的时候，三轮车碰到了路边一块湿滑的石头上，一下子摔下了悬崖峭壁！
就这样，一瞬之间，她那平凡而幸福的生活粉碎了。她丈夫离她而去了，只给她留下两位体弱多病的老人和两个尚未成人的孩子。于是，她那凄凉的哭声时常飘荡在小村的上空，让人唏嘘不已。
直到两个月前，这种情况才慢慢有所改变。
为了改变这里用药难的问题，县里针对这里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在村里设立便民药箱，配备乙类非处方药，村民有小病小难时，可以及时用上优质、实惠的药品，以免耽搁了治疗。在她一再请求下，县里批准了她的申请，经过半个月集中培训，她担任了村里便民药箱的管理员。从此以后，村民们就很少听到她的哭声了。只见她劳动之余就认真地学习县上发的培训教材，见她背着便民药箱匆匆往生病的乡亲家赶去，见她每月一次，风雨无阻地奔波在通往镇子里的崎岖小路上，去接受定期的培训、指导，同时，把新的药品带回来……
我被这个故事震动了，一下子就明白了她脸上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明白了她为什么干这个便民药箱的管理员；明白了她为什么那么激动地重复那句话；明白了她为什么那么宝贝她的便民药箱，除了她，谁也不能随便翻动……
是的，没有医生，没有药，病了该咋办啊？
我本来是想从她嘴里“挖掘”出些“崇高”的东西来的，可她却只给了我这么一句朴素的话。
现在看来，这句朴素的话里蕴涵着令人多么感伤的内涵啊。对她而言，这个便民药箱已不再是一种工具了，而是一种象征，一种慰藉，一种希望。守侯着这个便民药箱，她心里可能会充满无限温暖的遐想：如果早就有这个便民药箱，也许，那天晚上，病人的痛苦会有所缓解，那么，她丈夫就不用深夜出门了，那么……守侯着这个便民药箱，她心里可能会荡漾起一种微薄的希望：有了这个，乡亲们得了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再也不会耽搁了……
是的，她们不需要什么“崇高”，她们只需要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朴素的愿望：没有医生，没有药，病了可怎么办啊？因为，在她们那里，医药已不仅仅是一种需要，而更是一种必要。对了，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他们也离不开医药，因为，这和生命息息相关，匮乏，就意味着疾病，痛苦，贫穷，甚至死亡！
2
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所以，就经常跟朋友们讲这位乡村妇女的故事，讲她的悲伤，讲她的坚韧，讲她的困难，讲她的希望……以致于朋友们见到我时就半玩笑半认真地叫我“祥林嫂”。
他们不知道，这个故事之所以深深地打动了我，一方面是因为这位乡村妇女深刻的不幸，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不幸——有多少人和她一样，陷在这痛苦的泥淖中无法自拔，在长久的病痛中逐渐绝望、麻木、枯萎，乃至凋零？只不过，她的经历更多一些意外的因素，因而让人更加难以接受罢了。
每当想起这个故事，我就想起了自己调查时的所见所闻，想起乡村医药的匮乏，想起那些在这匮乏中苦苦挣扎的人们。
有一次，我们开着车整整奔波了一天，也没找到一家村卫生室。向导为了缓解我们的失望，打听后，领着我们赶往一个有卫生室的村。然而，迎接我们的仍然是失望——当我们在夕阳的余晖中到达后，那里门窗紧锁，不见一个人影。隔着破旧的窗户，我们看到，卫生室里落满了灰尘，桌子上凌乱地放着几个药瓶，医生早已不知去向。
村民们告诉我们，由于太穷，他们买不起药，病了，只好拿粮食和鸡蛋换药，或者干脆先赊着，卫生室根本赚不到钱。时间一长，医生也撑不住了。几个月前，他关了门，和几个村民一道去南方打工去了。这位医生走后，他们得了病，只能去几十里外的镇医院看，或者用土方子治疗，去山上挖点草根、树皮，熬汤喝，要不，就请巫婆神汉来念经驱邪，保佑他们平安，有的，干脆咬牙忍着……
然而，他们不知道，这位乡村妇女之所以让我深深感动，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她没有被痛苦打倒，而是坚强的站了起来，用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乡亲们服务，减轻他们的病痛。
我知道，她的所作所为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可是，我却从她的举动中，看到一种发自内心的热诚，看到了一种虽然微弱然而绵长的希望。因为，在调查途中，我所看到的，除了硬件的匮乏之外，还有一种软件的匮乏，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匮乏。
在我看来，这种精神的匮乏，对乡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危害，如果不比上述的硬件匮乏严重的话，至少也一样严重。
请允许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我在调查中遇到的故事。
L村，是我国东部一个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山村，卫生室设备比较规范，医药比较齐全，据说医生的技术也不错。然而，让我颇为意外的是，当我向村民们打听这个卫生室的情况时，村民们却漠不关心，有些村民竟毫不隐讳地发牢骚，说这个卫生室是“聋子的耳朵”。
仔细调查之后，我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合作医疗时，这个村卫生室有两位医生，其中一位是退休的老军医，不仅医术特别好，而且医德特别高。现在的这位，是当年村里选出来去县里培训后上岗的赤脚医生，在老医生的引领下，经验越来越丰富，医术也越来越精，服务态度也越来越好，村民们也都认可他。后来，老医生年纪太大，干不了了，他就成了村里唯一的医生。
合作医疗解体后，他承包了村卫生室。由于医术比较高，服务态度也好，周围的村民都愿意找他看病，所以，收入不错，日子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然而，让村民们不解的是，随着时间流逝，这几年，他的服务态度越来越坏了：以前，去找他看病，随叫随到，可现在，连续叫几次，也不见得能叫动他；以前，给病人挂吊瓶，他总是守在病人跟前，直到挂完，可现在，一给病人挂上吊瓶，他就走了，有时候找也找不到他，只好到村里的高音喇叭上喊他；以前，他白天从不喝酒，以免给病人看错了病，打错了针，可现在，他几乎每天都喝得醉眼朦胧的，有一次，果然给病人打错了药，差点把病人给打死……
最让村民难以接受的是，这两年，为了多挣钱，他竟然“耍手腕”——给村民看病，不管大病小病，一律挂吊瓶，而且总是挂价格高的药。如果病人不愿意挂吊瓶，他就给用不好的药，等过两天病情加重后，再顺理成章地挂吊瓶。
据村民反映，最近，他的“手腕”越来越高明了——开始时，他给病人用不好的药或假药，过几天后，再给病人用少量的好药，最后，给病人用足量的好药。这样，既治好了病人的“重病”，显示自己医术高，又多赚了钱，“一举两得”。
因此，村民们越来越不尊重他了，据说，村里一位有钱的包工头在他那里吃了几次亏后，再去他那里看病，一进门，总是先拿出几百块钱拍在桌子上说：“别用假药糊弄我，给我用最好的药，别怕咱没钱，快给治好了，给你双倍的钱！”
现在，除非万不得已，村民们基本上不去他那儿看病了。
当我再次踏进这家卫生室的大门时，这位医生正在桌子上摆弄电脑福利彩票。
我委婉地把村民们的抱怨告诉了他，他一面极力否认，一面说：“这怎么能全怪我呢？他们不了解情况，就胡乱说，埋怨我，说我这里药不好，价格高，可你去周围问一问，大家都一样嘛！再说了，我不多赚点钱，怎么应付这税那费的，我也是没办法！以前我怎么不这样做？以前我只要看好病、抓好药就行了，可现在不行了，现在再那样做，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还怎么给别人看病……”
3
是啊，怎么能全怪他呢？
这位乡村医生的话虽然不无自我辩解的成分，可也不是全无道理，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如果再按以前的逻辑经营，他自己都“活”不下去了，还怎么给人看病呢？
所以，问题的根源并不像村民们说的那样：他变坏了，钻进了钱眼儿里，从一个热心为病人服务的人，变成了一个惟利是图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枚“活化石”，用极其生动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制度的演变，一种逻辑的演变，以及在这种演变中的人。简单地说，这种演变即从计划经济时期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为出发点的医疗卫生体制，转变为改革开放后以商业化和市场化为主导的医疗卫生体制。
随着这种转变渐次展开，包括公立医疗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成为市场上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市场主体。作为市场主体，它们投入的一切都是资本，而资本的本性自然是追求利润，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没，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这个道理，老百姓那里有个更形象的说法：“有肉就不啃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医疗机构的数量、医生的数量、床位数量有了明显增长，而广袤的农村地区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乡村医疗卫生机构迅速衰败，甚至瓦解，广大农民无医可看、无药可用的原因。因为，“资本”都追逐利润去了，“吃肉”去了，哪里还愿意啃农村这块“骨头”？
同样，随着这种转变的深化，作为主体的医生也逐渐被纳入市场的逻辑之中，成为奔驰在商业化轨道上的医疗卫生列车上的一个个“齿轮和螺丝钉”，成为“资本”追逐“利润”的工具，病人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消费者”。这就是老百姓对医疗卫生服务极端不满，甚至在段子中把原来人见人爱的“白衣天使”变成人见人恨的“白骨精”的原因。因为，这逻辑规定他们提供的只能是“消费”，而非“服务”。
这就是我说那位乡村医生的话有一定道理的原因。
因为，他不过是在市场化过程中扭曲了的医疗卫生之树上结出的两颗苦果之一。乡村医疗卫生体系的瓦解，是另一颗苦果。
4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文革时期的一部电影《春苗》，想起了那些像春苗一样活跃在农村大地上的赤脚医生。
如果排除意识形态因素，这部在新时期被批判为“大毒草”的电影所反映的问题，跟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何其相似啊：一样是因为缺乏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样是因为医生缺乏为病人服务的心，水昌伯的腰积劳成疾，小妹病死，小龙也差一点被耽搁了……
之所以想起这部电影，还因为这部电影提供了多么生动的解决办法：办起村卫生室——解决硬件问题，让老百姓有医可看，有药可用；提高医生的服务意识，解决软件问题——让老百姓看病看得放心，看得舒心。
目前，国家高度重视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对症下药，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问题时，就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和健全县、乡、村三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并强调重点加强乡镇卫生院建设，每个乡镇要保留一所公立卫生院，每个村至少有一个卫生室。
这无疑是一个让人欣慰的消息，但让人忧虑的是，在讨论农村合作医疗问题时，大家的目光都聚焦于硬件问题，很少有人讨论软件问题，但这却是农村合作医疗事业健康发展的另一条重要支柱。不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春苗”们扎根大地，茁壮成长，从而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有效地解决了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吗？
李昌平在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木嘎乡拉巴村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医疗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从1962年开始，并一直坚持到今天，从未间断。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全村人均五角钱从1962年一直坚持到1971年；人均一元钱从1971年一直坚持到1997年；人均五元钱从1997年一直坚持到现在。就这么点有限的资金，竟然保证全村小病免费，大病报销30%，收支基本平衡。
李昌平发现，这个医疗合作社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医生张扎区的奉献精神。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医药大涨价和合作医疗体系解体，医生都自个儿发财去了，张扎区却不为所动，坚持搞合作医疗。为了尽量降低医药成本，又保证村民的身体健康，张扎区坚持每半个月对村民进行一次健康培训，每个季度给村民用一次草药预防常见病。
在张扎区医生的影响下，新的接班人也茁壮成长。年轻的张新平、李玉梅医生说：没有老医生的无私奉献，就不可能搞好合作医疗。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学习老医生，一辈子像老医生一样为村民服务。
看着李昌平的文章，电影《红雨》的主题歌《赤脚医生向阳花》在我心头浮荡起来——
赤脚医生向阳花
贫下中农人人夸
一根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心暖千家
出诊愿翻千层岭
采药敢登万丈崖
迎着斗争风和雨
革命路上铺彩霞
赤脚医生向阳花
广阔天地把根扎
千朵万朵红似火
贫下中农人人夸
什么时候，才会有千千万万个“春苗”一样的赤脚医生活跃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像千朵万朵红似火的向阳花，用自己为人民服务的颗颗红心温暖千家万户呢？
这看起来是一个软问题，却蕴涵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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