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肖像：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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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06/05 22:56 新浪文化
那些跟随父母长途奔波来济卖血的孩子，他们懵懂无知的眼睛里流露出的依然是儿童的天真与无邪。他们没有机会看见父母从胳膊上抽出的那一袋袋鲜血，也可能不懂这个社会平常百姓生存的艰辛。
摄影：谷永威
“我3个月卖了3次，每次都卖掉两碗，用他们医院里的话说是400毫升，我就把身上的力气卖光了，只剩下热气了，前天我在林浦卖了两碗，今天我又卖了两碗，就把剩下的热气也卖掉了……”
许三观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呼呼的喘起了气。来自北荡乡下的那个老头对他说：“你这么连着去卖血，会不会把命卖掉了？”许三观说：“隔上几天，我到了松林还要去卖血。”那个老头说：“你先是把力气卖掉，又把热气也卖掉，剩下的只有命了，你要是再卖血，你就是卖命了。”
“就是把命卖掉了，我也要去卖血。”
许三观对那个老头说：“我儿子得了肝炎，在上海的医院里，我得赶紧把钱筹够了送去，我要是歇上几个月再卖血，我儿子就没钱治病了……”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
流动采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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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卖血记
为什么卖血呢？穷，当然是最终原因，但也与一些传统的观念有关，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为贫困所迫的农民就偷偷地到很远的县城里卖血，后来，村里的农民看到依靠自己的身体还能养家，并且无须任何技术、投资就可以得到相应的酬劳。几十年来，很多农民就形成了这种“以血养家”的意识，并且“言传身教”给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就连一些年轻人没钱喝酒，都要到血站卖血换酒。
离10月1日《献血法》实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到血站有偿献血的血民币往常多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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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
阎学祥那辆用黑豹牌农用三轮改装的大篷车载着二十来个血民到了济南某中心血站。从青州五里镇到这里，路上整整用了4个钟头。稍事休息后，他们便要准备接受血站抽血前例行的身体检查。合格的，第二天早上抽血；不合格的，只能自认倒霉，白搭上两天时间。来这里的血民，每人每次卖出400毫升，得到180元的报酬。
这些血民年龄大都在20岁至40岁之间，以男性居多，此外还有个别成双成对的夫妇。他们中有好几年的“血油子”，也有刚入道一二个月的新军。有的虽在同一个村操持这种“副业”，相互见了面，也并不感到难为情，相反倒很自然，就像出门一起赶集似的。五里镇王家崖村的王志记、段芳兰夫妇有两个孩子，大的已上小学。这次来卖血，便把6岁的小孩带在身边。段芳兰说，她是8年前跟现在的丈夫从云南到的青州，嫁过来后的日子过得还将就，现在住的是5间土坯房，家里有2亩多地。因贴补家用，在去年她和丈夫便参加了卖血队伍。自去年3月到现在，她总共卖了9次血，期间最长的一次间隔有5个月，她说那段时间身体不好，不然不会不来。
阎学祥说，五里镇就是以前的莲花盆乡，近年参加卖血的有三四百人，其他较多的乡镇还有王坟和庙子。他所知道的血民大概有1000人，其中大部分在省城别的血站及外地市血站，常来中心血站的就是他这一帮和新泰的一帮。另外，来卖血的零散起来更加自由，没有过多的限制。谈起队伍的组织，老阎说主要等血站的通知。血站缺血了，就会提前通知近几个乡村找那些认识或相熟的血民，约好时间，第二天一早在村口接他们。因为住得分散，光把人接齐就需要二三个小时，等到了济南，大多已是中午。血民中，很多并未把卖血当成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里面除了少数家境贫寒的，大部分血民只是把卖血作为一种贴补家用的“副业”。地里不忙，有空了，一年就来个五六次，挣个千儿八百的，应付部分日常的花销。他们大多愿让人知道自己是卖血的。
那些跟随父母长途奔波来济卖血的孩子，他们懵懂无知的眼睛里流露出的依然是儿童的天真与无邪。他们没有机会看见父母从胳膊上抽出的那一袋袋鲜血，也可能不懂这个社会平常百姓生存的艰辛。
中午，卖血一族搭上那大篷车准备回家。而第二天，老阎的大篷车里又将满载着另一批血民驶进这个血站。
严格的体检，使这些远道而来的农妇显得十分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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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青海
凌晨3点，51岁的陈邦顺悄无声息地从炕上爬起来，当他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时，借着月光看到村子里已有人和他一样早早地起来了，顺着山腰间的羊肠小道，他们摸黑翻过无数道山梁，步行约4个小时，赶到位于兰州市连城铝厂职工医院内的连海单采血浆站。这时聚集在这里的老乡大概有80多人，和陈邦顺一样，他们都是来卖血浆的。
早上7时30分，血浆站的工作人员开始“采小血”化验，约10时30分，经化验合格的老乡们按顺序躺在采浆间的采浆设备旁，工作人员用专用设备从他们身体里提取600克血浆。在这里提取血浆后给他们的“报酬”是每人80元的营养补助，中午还免费供应一顿稀饭馒头，此外还发给每人8两白糖和2两茶叶。
实际上，陈邦顺仅仅是居住在甘青交界处的天祝县东坪乡和青海省乐都县、民和县的芦花乡、马营乡、马厂乡、北山乡的庞大农民卖血大军中的普通一员。在5个乡的农民中，约有1万左右的农民有卖血史或常年卖血。卖血所得“收入”是这些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们主要集中在甘肃的连海单采血浆站、兰州某大型医院、陈井采血点以及青海的乐都采血点常年卖血。
61岁的李守中老人是这里卖血行列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老人卖血的历史已有19年了。这年1月24日，他最后一次去连海单采血浆站卖血浆时，工作人员告诉他已超过供浆的年龄限制，他便再没有去这个供浆站。“我终于退休了！现在我的大儿媳妇接我的班，开始卖血。”老人说。
就这样，在很多边远贫困的地区，卖血成了当地农民养家活口的谋生之路。
二、血患之灾
年过半百的李孝清是四川川中地区的一名普通农民。1995年，因为家庭经济拮据，等钱盖房子，李孝清一家6口去河南一地下非法血站卖血被感染上了艾滋病。此前，他已经连续卖了30年的血。
“记得第一次卖血，是在1967年的秋天。当时家里姊妹多，穷得无粮下锅，我排行老大，眼睁睁看着弟妹饿得口吐黄水，便伸出胳膊在公民镇医院开始第一次卖血，抽了400毫升卖了40元钱……从此我便不由自主走上卖血为生的路子，全国各地颠沛流离，辗转奔波近30年。
“以前都是正规卖血，而1995年在河南地下血站卖血却充满了恐怖。那年，我儿子、女儿和女婿还有兄弟最先去，夏天，我也辗转来到河南南阳市。到了才知道，那是国家禁止的非法卖血的地下血站，由‘血头’操纵，但为了生计不得已步入卖血的队伍。当时我们老乡就有30多人，同一个县的农民不少于100人。”
“当时老板租下几间大房子，卖血的农民自交房租费和伙食费，卖血时，血头一声吆喝，伸胳膊就采，不体检不化验，只用酒精简单地消毒。有人一天抽4次，每次抽400毫升，几十个人挤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大房子里，床不够用了，灶台上都躺着人，躺在木桌上抽血时每次都会裹一身灰尘…… ”
“有一天下午抽血时，一个湖北人抽着抽着就一头栽倒在地，昏过去不省人事。第二天我们发现其尸体被老板抛在租房旁的阴沟里。老乡张光友出事也惨，有一次，老张抽血时血管被堵住，‘医生’竟拾起扫帚上的一根细铁丝去通。到了晚上他的手臂被感染肿得不能行走，后来被迫去医院截肢……”
10年前，在河南驻马店地区，许多农民以卖血为业，血头们为了牟取暴利，采血不择手段，草菅人命，导致今天艾滋病在这一地区大规模爆发。上蔡县某村艾滋病感染率竟高达61.9%，该村被当地人称为“艾滋病村”。这些朴实的卖血农民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出卖鲜血换钱贴补家用，竟然会导致自己身染绝症。很多血民还没有来得及用自己的血汗钱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便一头栽进了高昂的治疗费中，有些家庭甚至因此而倾家荡产。
据调查，截止到2002年止，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4万多例。我国进入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河南和安徽部分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出现了集中发病、集中死亡，他们染上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因为卖血。
如何救助这些不幸染病的血民以及他们的家庭，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而卖血的安全性问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传统血民的注意。
完成工作的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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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后的血民
由于农民卖血已经存在重大的疾病隐患，1995年，对官办血站进行了坚决的查封，尽管一些血站还一直延续到1996年；但艾滋病大规模血液传播的蔓延之势被掐止了。随着1998年《献血法》的正式实施，买卖血制被禁止，河南省的血站缩减为23个，所有医院用血都由这23个中心血站统一供血。据河南省卫生厅介绍，经过2年的努力，到2000年，河南的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卫生部对河南采供血机构血液抽检，合格率也达到100%。
有偿献血被取消，代之而来的是全社会的无偿献血，而那些曾活跃在农村血站的血民也将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消失了。他们说：不能卖血，就干点别的活，不能因为这块收入没了，就给生活造成很大的落差，毕竟我们还有土地，还有双手，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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