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在责任与焦虑之间
洪子诚
作家散文”和“学者散文”的这种区分，其实早已存在。在晚清，便有“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的并举，以及对它们的高下和关系的讨论（当然，那时所说的“文”，与现在我们所提到的散文并不一致）。不过，到了“现代”，“文人”与“学者”之间的写作，已不再放在一起来讨论，这大概与所谓“文学自觉”的程度有关。五十年代以来，学者的写作与作家的写作的界限更为分明：学者专业写作的“辞章”意识更加淡薄，专业研究之外的文学性质的写作被看作是破门而出的“例外”，而作家写作的“不学”倾向，则演化到惊人地步。为着改变学者之文缺乏章法文彩，但更针对作家之文在“学理”上的粗陋空疏，在五六十年代，有的学者重提“义理、考据、辞章”的主张，试图推动“文”与“学”的综合。不过，在当时的情景下，这种努力不会取得多少成效，特别是在作家学养的臻进方面。于是，才有了八十年代初那个有点奇怪、却又不是无的放矢的“作家学者化”的命题的提出。
十多年过去了，作家学养不足的情况应该说已有许多变化，这在九十年代的写作（包括散文的写作）中可以看得明白。但是，积习既深，不是三年五载就能改观的，“文”与“学”的关系，仍是中国文学无法回避的问题。陈平原的《晚清的学者之文》，在谈到章太炎和刘师培都“鄙薄‘不学’的桐城文章，而推崇‘雅驯可诵’的学者之文”后说，“这里隐含着另外一种‘文章观’：即便只是讨论‘文学’，学者的‘著述之文’也不容忽视。”我看这种强调“学者之文”“不容忽视”的“文章观”，在今天有再提的必要，不仅限于散文，而且对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也应如此。
当今的“学者之文”细分起来，大体有两个部分。一是专业之文，再是近于文学散文之文（自然也会有两者综合之作）：对“文学”来说，都应属“不可忽视”之列。专业之文不在这里讨论的范围，剩下的便是“学者散文”。如果在八十年代我们说要重视学者散文，这种说法缺乏根据，那时并无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学者散文出现。九十年代就不同了，学者散文写作繁盛局面人所共睹。这种状况，与其说是文学本身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这段时间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的内在生长状态的显现：它是九十年代整体文化状貌的产物。它被看作是一种“文学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文学”的不期而遇。在九十年代，学术独立品格的培育，在面对当代生存处境问题上注重学理探求的方法，通过反省以调整研究路向和学术立场的态度，以及由此导致的学术专业水准的普遍提高，正是事情发生这样的变化的根源。可以设想学术工作为学者提供了他介人现实的主要途径，而在研究成果的孕育中，并非任何感觉和思考都能以专业论著的方式体现，随笔式的散文，是他们的另一种表达手段，一种更融人个人经验和心智的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说，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学者散文，是学术经验与日常经验，理性思考和情感记忆开掘的结晶。
本集所收文章的，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学研究各界，文章大多取自近年刊发学者散文的代表性书刊（如《读书》、《天涯》、《随笔》、《散文与人》等杂志，《书趣文丛》、《读书文丛》等丛书）。其中的一些，说他们已是有个人风格的散文作家，也无不可。但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为“散文作家”并非他们必要的目的。既然写作主要不是为着确立文学作家的地位，对他们的文章也无需侧重从个体文学风格上加以讨论。值得做的是，从中发现某些共同的特征，以为散文（也不限于散文）写作的启示。也就是说，分辨出与散文的发展趋向、散文与时代交流方式相关的问题，探讨散文风格的变化与面对时代发言的方式之间的关系。这种讨论，正是为了显示学者散文的整体意义：不仅在于写对特定问题的观点和具体的表达方式，重要的是这些写作在建构时代的思想风格和文学风格上的作用。
如果要简略地概括九十年代学者散文值得重视的特征，那么，可以借用本集一篇文章的篇名（《冷漠的证词》）予以提示。从这里面，也许可以引申出诸如实证、深致、思辨、控制等词语。具体说来，这里牵涉到取材、角度、表达方式、文体特征等。我觉得，选人本书中的散文，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对于时代的重要现象和话题的态度。在散文写作中鱼虫花草等小摆设式的材料，寂寞乡愁思念等总也写不尽的主题，当今仍继续风行的撒娇卖乖自怜自恋的情趣，自然不是没有一点价值。不过，这些似较难成为学者散文的取材趋势。他们的写作，在总体上表现了一种“问题意识”，表现了对我们身处的社会生活问题的敏感。人与历史、与他生活的时代的不同关系，不能主要从“职业”上来寻找原因，但“职业”是否是一种因素，也有可辨析的余地。举例来说，六十年代初，散文家都在那里寻找和构筑散文的“诗意”，对于“诗意”的沉迷，事实上回避了时代的提问。
在当时，对社会生活问题的焦虑和思考，在散文的领域，是由诸如“三家村”的“学者”来承担的，学者散文表现出作家散文所欠缺的气度。到了八十年代前期，事情又不同了。当时曾有文学家不无夸大地说，哲学等学科已无力承担自身的任务，它们的工作正由文学（创作和批评）来代替。而今天，最大胆、最有想象力的文学家，即使闭起眼睛，怕也不敢说这样的话。其实各学科、各领域自有不同的天地。谁也不要幻想（实际上也不能）包打天下。但是，相比而言，说九十年代的文学，在面对和回答今日的问题上，似乎变得有些迟顿和软弱，倒是有些学科学者的发言，表现出更多的信心，这种估计，大概是能成立的。
说清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很容易，但下面的两点，可以提出来讨论。第一，关于作家和学者的“文化性格”（或者如一位诗人所说的“知识人格”）的问题。我们爱讲使命感（当然，它现在也在受到质疑），有时却不大考虑与此相应的知识背景和精神深度。没有相应的知识准备，对人类文化传统缺乏一定的了解，如何判断我们的文化处境，如何解释我们的时代生活和个人的生存状况？在意识到一个消费的时代的来临，忧虑着精神贫乏和人伦衰败的时候，又如何不使自己的反应总是停留在“煽起崇高的烈焰或提供教义般的语录”的状态？一些学者可能更自觉地把握八十年代末以来的思想震荡，意识到一连串深刻事件改变了他们对历史和生活的许多基本看法。从那时起，在学界存在着一个范围广泛的清理历史，同时也达到“自我置疑”、自我批判的活动。实际上，八十年代初文学上著名的“反思”，以及产生的“反思文学”，只是停留在粗浅的层面；较为深入的工作，在后来却由学界加以展开。这种被称为“文化自觉”（或“文化批判”）的活动的深刻性，不仅是理论和逻辑推导上的，更是将个人的经历、生命融人其中的。事情正如江晖所说，“如果不对自己负有直接责任的过去有深刻的洞察，那么对历史变迁的理解也不可能达到刻骨铭心的深度”（《无地彷徨》自序）。正是这种自觉的对历史和自我的质疑和批判，为理解、把握九十年代的变动做了准备。这种种情形，体现在本集的多篇追忆个人精神历程和学术道路的文章中。在这种清理和回忆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侮和念，而且包含无尽的思和想，而历史中的种种人和事的意义，也被发掘和阐发。这一切，都将转化为探索现实的学术处境和生存处境的精神资源。
可以讨论的第二点，是有关文体特征、艺术方法方面的。散文在文学的诸样式中，大概是技巧性成分较小，形式上比较自由的一种。不过，它在的演化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在写作心理、取材、境界、结构和叙述方式等方面，也建立了自己的“传统”。在二十世纪，散文写作同样经历了现代“转型”，但比起诗、戏剧、小说来，它对中国古典散文艺术经验更多的是继承。散文艺术的成熟，艺术经验的丰厚，使写作不致空无依傍，但因此也更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某些熟捻但已相当陈旧的意象、情调、语气、格式，以至接受心理，在年复一年的沿袭中，转而成为压迫的力量。艺术形式的“惰性力量”，控制着写，规范着他的心智，限制他的创造力，阻隔他与世界关系的“直接性”。非专职散文写作的学者，较少受到这些习习相国的模式的拘囿。我看，即使从散文艺术的角度，“隔行”者也可以拥有专业所没有的优势，带来一些清新、率直的因素。对传统有关散文（美文、艺术散文）特征（“质的规定性”）的理解，需要有所质疑、冲击，以引起散文内部结构的调整和变革。学者散文可以部分地提供这种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在本集里，选人一些“很不像散文”（以通行的散文观念衡量）的文章的原因。
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学者散文的写作、发表与阅读，自然与文化消费不能没有关系。不过，消闲式、玩味式的写作与阅读心理，在学者散文中占的成分，可能是比较小的。从阅读而言，有的文章，不会有通常的轻松愉悦，相反，会要求一定的知识准备，要弄清概念内涵和论析的逻辑关系，需要专注与耐心，然后才谈得上体验其中的机智、幽默、深刻。这是学者散文的风格定位。“冷漠”（甚至“冷酷”），是一些学者不约而同使用的词语。“冷漠的证词”（张志扬语），“科学是冷酷的，不声不响的，孤独的”（金克木语），“作为个人或许‘热血’一点为好，但在职业领域内，却应该是冷漠的”（樊纲语），……虽说这些立论，大多是在指明社会科学的性质、特点（在思考社会、分析人生上的“职业角度”），但也构成了相当部分学者散文的基本风格取向――一种和空疏、感伤、矫情的流行风格保持距离，而追求智性、拙朴，以反讽、幽默控制情感泛滥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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