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认同、革命意识与人民美学
——从张承志作品看“新时期”的“左翼文学”实践
在张承志的作品里，叙事的内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北方三大地域（蒙古草原、新疆腹地、甘宁青黄土高原）的漂泊经历；二是在心目中割舍不去的革命情结；三是母族长期被迫害、被奴役的残酷现实。这使他的作品有一种持续稳定的、立足边缘和下层群体的叙事对象。因此，尽管从《北方的河》、《黑骏马》到《金牧场》、《心灵史》，在张承志的创作中存在明显的主题转换，但是，细读文本，我们却不难发现隐含在其中的连贯统一的思想脉络。这就是，实现主体认同，必须重建革命意识，并且以人民群众的立场为基础。在前一个思考层面，是对马尔库塞主体革命思想的沿袭；而后一个思考层面，则是对毛泽东人民美学思想的承接，同时也是对“左翼文学”思想实践的继续。可以说，在张承志的所有作品中,都是对于这两个层面的思想与探索。正是在这个纬度上，张承志成为“新时期”极少数能够游离于主流思想之外、并且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度思考的人。同时，他也以其特立独行的“革命”姿态，保持了对于“新启蒙”文学的质疑与反驳。今天看来，张承志在“新时期”的“左翼文学”实践不是落后的，而是超前的；不是过时的，而是适时的。它不仅是对于“新启蒙”思想的解毒剂，而且因为其主体革命与人民美学的立场，产生了强大的道德与审美力量。而这，正是今天遭遇困境的文学所匮乏和需要的。
一、从“寻根”到“无根”：“新时期”主体实践的历史吊诡
和众多“归来”作家及知青作家一样，在张承志的早期作品中充满对人性解放的呼唤。这些“理想失落”的作家，在刚开始拿起笔来的时候，对历史的叙述往往体现为对已逝年华的怀恋,并通过对青春记忆的浪漫主义叙事，来书写对于主体解放的渴望。其共同的特点就是从审美的视阈，以浪漫、抒情的笔触将记忆重新编码。张承志的前期作品无疑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正如陈晓明评论的那样：“张承志曾经骑着‘黑骏马’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寻觅他失落的青春记忆”，但是这种记忆“并不仅仅是张承志个人的记忆，而是属于整整一代知青文学群体的集体记忆。那段记忆被埋葬之后却获取了现实的激情，它用于书写‘大写的人’的理想铭文。”1《大坂》就是这样一部充满抒情的小说,小说叙述了主人公“他”翻越天山大坂前前后后所经历的精神折磨与心灵苦痛,以及克服这种困苦的男子汉式的所感所想,所作所为。作品的寓意在于:人,都应该成为强者。因此，强者的男子汉行为背后潜藏着的巨大苦痛，也都成为证明英雄本色的壮烈背景。这种明显的象征性描写,和将苦难体验审美化的“诗性”表述，暗合着“新时期”文学对“大写的人”的热切呼唤，以及人们渴望从历史起源和现实本质等方面找到自己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而将恒定和雄浑的大自然作为一个借以确定自我的他者，也是这个时期文学常用的表意策略。在这里，大自然无疑具有自然人性和象征着时空永久（历史）的修辞意味。正如陈晓明指出的：“对于迫切揭示自我本质力量的主体来说，仅仅依靠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短暂历史当然不够，它必须要有更加永远的历史，并且是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沟通。” 2因此，在张承志的早期作品里尽可以找到这样的形象:放达不羁,浪迹天涯;横渡黄河,穿越戈壁;或者身裹皮袍,歪骑马背,沐染残阳,在无边无垠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放马驰骋；或者朝着天山脚下,冰峰峡谷,一路扬鞭一路歌……这些作品精心构造的“我”和“他”形象，无疑都是张承志对自己心目中“大写的人”的外在化表达。
但是，“新时期”文学对“大写的人”的叙述注定不能长久，或者说，这种仅靠美好心愿想象出来的“人”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 这种社会关系是现实层面的，同时也是历史和文化无意识的。而“新时期”文学对“大写的人”的书写却仅仅是对于西方启蒙思想的一种不加思考的移植与想象，它单薄得只有一个天马行空的高蹈姿态，一旦回到地面，就立即蜕变为“小写的人”，甚至演变成张贤亮笔下精神死亡、欲望狂欢的行尸走肉。可以说，“大写的人”的“安乐死”是启蒙思想的必然逻辑。它印证了福柯对现代人性的批判。他说，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同时，“人”自己也死了。与张贤亮笔下“身在曹营心在汉”——将身边的质朴民众作为界定自己“文明”和获取 “知识分子”优越感的他者和反面——的章永璘不同的是, 张承志虽然具有城市文化的出身背景，但是他的灵魂里却始终是一个漂泊不定的城市异乡人，或者说是本亚明所谓的“波西米亚式的城市流浪者”。这种流浪的心理虽然不是出于对发达的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完全排斥，却也是因为敏锐地感觉到城市对人的异化和物化、以及对自然原始的生活方式的向往所造成的。因此，当张贤亮在作品中标榜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差距——这显然是一种将城市和乡村、文明与愚昧一一二元对应的现代性思维方式——的时候，张承志却在叙述知识青年下乡的时候不惜笔墨，用温暖感人的笔调，来描绘一种游子归家的感觉。
可以说， 这种回归期望将“新时期”和传统的断裂能够有效地熔合起来，同时也是希望将舶来的现代性思想和古老的华夏文明融为一体，并且给主体的解放寻找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根基。这也是寻根文学的初衷。实际上，这里出现了一次对于全面移植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尽管现在看来，这种批判是很不彻底的，理论资源和思考方式都过于简单。
《北方的河》为读者讲述了个体如何在象征着父亲形象的雄壮山河以及饱经风霜的祖国母亲的历史沧桑里，获得成长的故事。在文本里，祖国的苦难历史让寻找自我的主体意识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和悠久的、厚重的、充满苦难的文化积淀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澎湃于大陆母体上的河流,在张承志的作品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同时还是一个文化人类学上的概念,是连接历史文化的象征，而作为一个知青在沿河流域的艰辛寻找，自然就可以理解为在经过一个“文革”的文化断裂之后，年轻一代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寻根。张承志将“新时期”文学中，一个追求理想与自由的“大写的人”的形象与寻根联系起来，显然是基于一种“让历史告诉未来”的考虑，把对历史和传统文明的回归，作为在现代性叙事中主体意识追求自由和理想的根基和开始。而在寻找过程中的苦难遭遇，一方面象征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现代新生的艰难，同时它也是主体意识在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催化剂。
显然，正如反现代性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文化寻根的动机也不是完全要回归传统。但是，文化寻根仍然延续了将现代和传统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方式，这也导致了寻根文学很快就分化为相反的两个极端：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与以阿成、贾平凹为代表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由于缺少有效的思想资源，寻根文学很快就为“无根”文学所替代，这就是以《无主题变奏》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以《顽主》、《千万别把我当人》为代表的“痞子”文学，以及取消时空——也就是历史和现实——纬度的先锋文学。
张承志也书写了这种寻根过程中的迷惘。在《黑骏马》里，白音宝力格曾与青梅竹马的索米娅一起品尝过青春和爱情的美酒,编织过未来生活的绚丽花环,但黄毛希拉的出现使他们的这一切都破碎了。白音宝力格狂怒、仇恨、痛苦不堪,尤其是索米娅和奶奶的愚昧麻木,使他突然间成了天底下最孤独无助的人,导致他最终怀着极端复杂的感情离开草原。但对草原无时无刻、梦牵魂绕般的眷念又促使他若干年后策马重返草原,寻找他童年和青春的梦幻,寻找他当年的索米娅。然而,“那熟识的绰约的身影哟,却不是她”，一切都不可挽回地庸俗化了。显然，张承志也意识到了，实现主体认同，除了寻根历史之外，还应该有别的东西。
二、从“红卫兵理想”到“清洁的精神”：革命意识与美学转化
张承志的《金牧场》于1987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文坛的极大关注与争论。许子东评论说：“《金牧场》不仅在张承志那里很重要，放在整个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背景上看，亦有其特殊的价值。这是当代作家第一次在长篇格式里以结构主义观点叙述种种复杂的红卫兵——知青心理经验。” 3《金牧场》的问世,张承志自己也非常看重，他声明说这“是我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希望这本书成为他“把二十年思索获得的思想装进一个框架”的精神总结。同时，作为“红卫兵”这一名称的首创者，张承志在《金牧场》里为“红卫兵理想”作了最大程度的诠释。
对《金牧场》主人翁以及他的战友大海、小毛等来说，长征是一个伟大的神话。而他们的模仿对象，与其说是历史事件的长征，不如说是他们在五十年代以后由于“革命历史文学”的影响，在心目中想象出来的“理想中”的长征。但是，这些“红卫兵长征”的模仿者显然将自己的理想实践和当年先烈们的革命历程在意义上重叠起来了： “我满意地觉得自己完全是在重复着革命先烈的英勇活动。” 大海为了实践这个理想而死于越南。小毛、蓝猫和“我”最后仍不舍得将降下的红卫兵旗帜的原件送交博物馆。
许子东说：“从寻根文学起，有很多作家都从各个不同侧面有意无意地解构重写‘革命历史故事’。但张承志在1994 年改写《金牧场》时，不仅保卫而且进一步纯化红卫兵的长征梦。”4这是因为，“红卫兵理想”在张承志那里，已经脱离了当时具体的政治和社会语境，变成了实现主体认同和解放的纯粹精神活动，或者说，成为一种革命意识。而且，随着历史距离的伸展，这种超脱具体实践的革命意识在记忆叙述中不断被纯粹化和审美化，最终演变成了一种信仰。张承志要在红卫兵的政治行为中辨析其间某种非功利的青春热情和浪漫理想，并且试图将这种热情和理想长久地发扬光大。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张承志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思想的重叠。
早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提出了对于启蒙理性的批评，认为其在当代已经丧失了合理性与进步性，并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成为迷失人性的东西。这种批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思想革命的重要组成。他们认为，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包括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还应该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意识形态革命。马尔库塞是这种思想革命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文化革命和美学转化的思想，认为文化革命可以解放人性，而通过美学转化，也就是通过在现实中的艺术和审美实践，以及对于语言、感觉和理解力的改造，人就可以突破“单面人”的异化模式，实现自己的全面解放，因而也是一场革命。可以说，《金牧场》多年后对于“红卫兵理想”的追寻与固守，已经和政治实践无关，而是如马尔库塞设想的那样将其内在化和审美化，或者说，将其转化成一种对理想“九死不悔地追寻”的精神革命。而贯穿其中的，是人应当为信念和理想而追求,为人格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这种追求和奋斗无疑是一种革命意识。要实现主体认同，必须有革命意识，这是贯穿于《金牧场》的基本思想。
由于作家对革命意识的坚持,因而他十分崇尚具有这种思想的艺术大师梵·高。的确，我们在梵·高和张承志的艺术气质和艺术风格上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的地方。杰姆逊认为：“梵·高的油画正是这样一种艺术，集中表现出对现实、客观世界的乌托邦式的改造。”5我以为，在张承志对现实世界和苦难生活的叙述中，也带有这样的乌托邦色彩。在《金牧场》中,作家用了许多文字对梵·高进行描绘,他尤其对那幅举世闻名的杰作《向日葵》用笔的狂放与自由赞叹不绝。张承志对《金牧场》的出版非常看重和珍爱,当这部长篇以单行本的形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他曾就该书的封面设计和出版社进行激烈的交涉,最后按他的意愿使用了梵·高的一个金黄色的大太阳作封面。“在一个卑劣俗恶的潮流里,我的书出现的这一轮金太阳快乐地宣布着一种彻底的背叛和终极的理想。”6毫无疑问，“日”在张承志的人生字典里就是革命意识的象征。它的光芒是金黄色的，象征着辉煌和灿烂；它的本体是炽热的，象征着为了理想在革命的历程中燃烧的生命。当作家目睹了一匹骏马痛苦而神圣的诞生之后,更是直言不讳地倾吐了他对生命的崇拜:“我崇拜高尚的生命的秘密,我崇拜这生命在降生、成长、战斗、伤残、牺牲时迸溅出的钢花焰火。我崇拜一个活灵灵的生命在崇山大河,在海洋和大陆上飘荡无定的自由。”7当然,这样为所欣赏的生命是和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理想追求的生命无异于行尸走肉。而向日葵这种趋光植物单从名字上也是最适合表达对生命和理想态度的象征载体。作家对生命的崇拜与歌颂,还表现在作品最后那个如诗如画而意味深长的结尾上:两岁的小女儿不顾一切地对准一个巨大得不可思议的红轮奔跑,她“忘我地奔向那太阳,奔向那纯洁的火”。这是一种象征,一种预示,一种宣告:生命在一代一代地延续着,生命是不灭的,希望也是不灭的。就好象作品结尾所写的：“人类中总有一支血脉不甘于失败,九死不悔地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8
在《金牧场》里，对革命意识的叙述正在于对生命的强调和重新阐释：只有守卫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才能消除今日主体认同的危机感，获得完整的生命感受。张承志在这里对革命意识的强调其实有着现实的具体语境，是对当代人精神空虚，却日益沉迷于安逸的物质享受的激愤反应。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遭遇了身份认同的普遍危机。他们从话语中心突然缺席,陷入精神迷惘和失语之中,人文理想的失落和道德精神的沦丧似乎成了他们宿定的命运。面对此等状况,张承志奋起反抗。他在《以笔为旗》一文中,愤怒地抨击了文艺界与知识界的堕落,“几十年纠缠在稿纸卷头却意在高官流水帐的人,因不逞和无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冲锋但不见流血的人以及种种在这颗树上附庸寄生的人——都在几个月里蜕壳现形,一下子溜了个空空荡荡,所谓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 “而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坚决地挑战,敢竖立起我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中国文学的旗”。9正是基于此,张承志对国内社会和文坛的市场化和世俗化倾向持一种坚决的反对态度,并怒斥为“堕落”、“后庭花的合唱”。“我一直在想,文明的战争结束时,失败者的废墟上,应该有拼死的知识分子。我讨厌投降,文明战场上知识分子把投降当专业,这使我厌恶之极”。10他以坚定自信的姿态捍卫着一种“清洁的精神”。张承志在这里提倡的其实是一种知识分子固有的革命意识。正是因为这种意识的存在，人类才能更好地认识、净化、充实、完善和解放自己,才能走出现代文明的困境。
在1994 年下半年，张承志通知作家出版社，“永远地停止了《金牧场》的再版。”用作家自己的解释，是“为这部长篇小说的不成功遗憾。”11与此同时，张承志将三十万字的《金牧场》删改成了另一部十六万字的长篇，改题为《金草地》，1994 年9 月在海南出版社出版，印数五千。
当然,《金牧场》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的思想和体验——始终没有改变。正如所说的：“我为这部长篇小说的不成功遗憾,但并不是说我要否定上述写到的思想。今天我加倍地感到它们作为命题的重大;而且盼着和我的读者们一起,再思考一次。”12
三、回归人民美学：“左翼文学”实践在“新时期”的现实诉求
自从张承志遁入回民居住的黄土高原之后,他的小说风格及写作主旨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把个体的主体意识看得那么至高无上。他在哲合忍耶身上,看到了更为崇高、更为有力的东西。于是,主体人格形象被哲合忍耶形象所代替,或者说,主体人格形象与哲合忍耶形象合二为一,主体性抒情和群体性的、民族性的集体抒情结合在一体。这种转换无疑是巨大和明显的，却并非突如其来的。如果从的写作背景和思想意识考察，便可以看出这种转换有着其一贯坚持的内在脉络。实际上，这种转换只不过是心目中“知青小说”与 “寻根小说”的另一种延续。其实在“知青小说”与 “寻根小说”的众多文本里，渴望独立的主体性叙事和寻找认同的群体性、民族性叙事始终充满张力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表征时代精神的一体两面。而在张承志作品里，这种结合是通过一种革命意识来完成的。无论是《北方的河》里的主体英雄、《金牧场》里的红卫兵精神抑或后期的对哲合忍耶的思想推崇，都是对这种革命意识从不同层面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承志的小说风格及写作主旨又是一贯的。
但是，不管是《北方的河》里的挑战自然式的革命象征，还是《金牧场》里重走长征路式的革命缅怀，都只能是马尔库塞式的美学转化。它可以培养主体的革命意识，但是这种培养完全是个体化和精神纬度的，和现实无关。或者说，具有这种革命意识的主体在广阔的社会现实层面无法得到自己的归属和认同。因此，马尔库塞式的美学转化只能是一种精神革命，是革命的乌托邦。而具有这种革命意识的人，在现实里无疑是孤独的。他渴望有自己的归属。正如张承志在《心灵史》前言里说的：“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 13
于是《心灵史》应运而生。一种新的、民族性和集体性的革命实践代替了早先个体的革命乌托邦，这就是对哲合忍耶的归依。哲合忍耶的精神品格是丰富而鲜明的,其内核包括宗教信仰、崇尚牺牲、不断斗争、蔑视苦难等等。黑色是哲合忍耶苦难命运的象征,但哲合忍耶面对苦难反而愈加刚强,从这一点上,黑色又是一种高贵的颜色。这也给了张承志偏爱黑色的理由。苦难不等于贫困,对苦难的张扬不等于对贫困的认同。苦难是主体对现实生存的感受,是对人生命运的深层次思考,它经常和矛盾与反抗联系起来，是一种积极的、形而上的探询意识。而贫困仅是现实状况的一种描述,它经常和精神麻木与愚昧联系起来，代表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空缺，是属于低层次的形而下的。张承志之所以热情地颂赞黄土高原的底层民众,不是出于贫困的肯定,而是为苦难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意识所折服。在他看来,苦难滋生革命意识的生成,人类要借助革命意识来战胜苦难。张承志对苦难的强调,正是对革命意识的追求,更能凸显他一贯坚持的道德理想主义主题。
显然，在哲合忍耶这里，革命意识不再是个体的、精神纬度的、天马行空的高蹈姿态，而是人民的、社会现实的、脚踏实际的具体实践。而个体的革命意识也只有在回归人民后才能够找到自己的认同和归属。张承志充分表达了回归后的自信: “《心灵史》不是小说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文学力量和掩护,它也不是历史学但比一切考据更扎实。比起《热什哈尔》等纯粹宗教著作来,它保留了世俗的、广义的、个人的权利。其实我也无法对它实行分类——也许它的著作性质就如同它的书名,它只是我本人以及千百万信仰的中国人的心情。”14
张承志诸多作品里的“大地母亲”形象可以证明，他一直是寻找写作中“人民性”的。而在《金牧场》里，也试图说明，“红卫兵精神”的正当性，必须和广大承受苦难的劳动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寻找都因为把个体和人民群体区分开来而导致了隔膜。只有到了《心灵史》中，他终于实现了把主体认同、革命意识和人民群众三者有效的结合在一起。换一句话说，他寻找到了毛泽东当年提倡的人民美学。正因为此，在《心灵史》中,张承志情不自禁地写道:“我比一切画家更热爱你,梵·高,我比一切党员更尊重你,毛泽东。”15今天看来，毛泽东的人民美学的主体是十分明确的，它就是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大众。在1942年的《讲话》中，他就明确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 “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实际上，张承志在《心灵史》里，已经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于“左翼文学”实践的回归。今天，对于“左翼文学”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越了对于狭义上20世纪20、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而变成一种对于20世纪文学思潮的整体性思考。正如洪子诚所指出的：“如果只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左翼文学这个词，那它不一定是特指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而只是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做思想政治倾向区分时的一种用法。”16这种“一般意义”的“左翼文学”区分涉及了作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中的阶级意识、革命实践、大众立场以及底层视角等等，并强调个体的价值实现必需和大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而人民美学思想无疑是“左翼文学”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
张承志将这种具有革命意识的人民美学作为了抵抗现代性叙事下，精神和道德堕落的一面旗帜。它宣告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什么才是个性解放、寻求自我的最充分的表达。今天，曾经辉煌一时的“新启蒙”文学已经走向它的反面，从个体写作、零度写作到欲望写作、身体写作，其人性泯灭、感官狂欢的叙事背后是媚俗与迎合市场的商业逻辑。而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大众却变成了被漠视的“沉默的大多数”。主体解放变成了主体死亡，“新启蒙”文学也在这欲望狂欢中走到它的尽头。而张承志对革命意识与人民美学的书写，不仅提供了新的文学方向，它同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1、2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3、4许子东：《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
5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6、9、10《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148、145页。
7、8张承志：《金牧场》作家出版社 1987年版，第3、506页。
11、12张承志：《金草地》，海南出版社1994 年版，第4 页。
13、14、15张承志：《心灵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307页。
16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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