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结合’路”
宪之
历史的辩证法也真奇妙：刘庆邦的这篇小说，如果见之于几十年前，在“创新”的文学史上，它也不过与《半夜鸡叫》、与《白毛女》等一样，属于许许多多“宣扬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化”的、“教条主义”“假大空”的篇什之一，一定早已湮没在被冷落的尘埃之中了。孰料出现在今天，居然“腐朽化为神奇”，成了引人瞩目的现实主义力作，也真像鲁迅谈《红楼梦》时所说的，“因为写实，转成新鲜”了。－－《卧底》生逢其时耶？生不逢时耶？岂亦“矿工不幸诗人幸”也欤？
我常想，《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固然根源于其文本自身的思想与艺术，但审美距离的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特定的时空距离增强了“陌生化”，使雪芹笔下的生活对于读者感到十分新鲜。与之相反，今日之世相小说，因为距离太近，再者什么样的腐败和丑恶对于人们来说都已经见惯不怪，所以它就使本该很有震撼力的作品也就反应平平了，我现在重读《官场现形记》就找不到当年的感觉，觉得比起生活自身来索然无味。这篇《卧底》，若是出现在一二十年前一定会耸人听闻，出现在今天就不会引起轰动效应。盖“平常”事打造出“平常”心，本该振聋发聩的艺术自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震撼力。不过，惟其如此，无论是作家的观照生活还是评论家的评论作品，审视的高度就更显得特别重要了。当下尤需要《黑暗王国的一线黎明》式的解读。
《卧底》属于“一牍两柬，一歌两声”式的叙事，通过“卧底”的见闻和遭遇，既写“底”又写了“卧”。“底”者，底层也，“在底层”的煤黑子之生存状态也；“卧”者，深入虎穴的知识阶层之精神状态也。
小说叙说的首先还是“底”。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荀般冒出了成千上万个小煤窑、小金矿和小油井，这是其中的一个。周水明把它叫做“牢窑”，旧时代叫做“圈窑”。其“生存状态”，周水明虽早有耳闻故只准备“采风”三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去卧底的那个小煤窑是那样恐怖，他受的一系列折磨是那样惨绝”，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人世界。这类煤窑，若从“生产要素”对劳动力的雇佣关系看，倒是与世界接了“轨”属于“现代”的，“效率”很高；不过，若从其管理劳工的方式看，则有点“接”过了头：它一直“接”到殷商与古罗马时代了。－－大概属于“两种文明碰撞”也未可知。不过，这种模式倒非中国老板的创造，在全球化的历史上也有先例：当年大不列颠绅士贩卖黑奴开发新大陆时在南部经营种植园的体制即然也。因之，它难免使人想起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那段著名论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仅从违法犯罪的角度看待国矿长和齐老板，无疑会抹煞小说的典型意义。周水明的误陷魔窟是因为“少不更事”；阅历较多的井庆平则深知“十个小煤窑九个黑，小煤窑背后都有后台，谁敢惹他们，知道那儿有小煤窑我尽量绕着走。”；“修炼”已久的司站长自然老谋深算，他深知小周冒险游戏成功的几率与实际价值，一开始就打了离身拳，而当周水明大难不死侥幸逃脱时，他不仅不给以应有的同情与激励，反而因怕惹麻烦而无情地将其解聘。－－从这里，都能看出小煤窑的势力与深广的社会背景。中央直接插手始得解决的广西南丹矿难，彼处矿主给县委书记上贡，用麻包装现金一次就是300万！
《卧底》是对“主流经济学家”高论的极好解读：国矿长们对公共资源的破坏性的掠夺，就是“看不见的手”对“对资源的合理配置”。野蛮 的奴隶劳动，就是“劳资的优化组合”。
从这里，我们也能读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注脚。
矿工的生存状态固然令人同情，而“皮鞭纪律”所打造出的精神状态尤其启人深思。“窑下不是狠如虎狼的监工，就是木头一样的窑工”，“只要不瞎不瘸不是母的就行”－－这就是齐老板们对“人”的最好的诠释。回视至今仍然领着风骚的种种“人性”高论，“解放”啦、“复归”啦，怎么高唱了若许年这里倒不折不扣地实现了兽性的“复归”呢？人与人之间，似乎只剩下暴力、仇恨、恶毒、咒骂、卑鄙、势利，只剩下专制与服从，摒弃一切虚文，一切都赤裸裸。你想讨好说“谢谢”吗－－“卸你奶奶的大腿！”。你抗议“打人犯法”吗－－“老子就是喜欢犯法！”：这里拒斥一切文明！－－莫非是“被‘解放’遗忘的角落”？或者也是源于中国人“丑陋”的“国民性”？抑或是，它本来就在高唱者的视野之外？
其实，这“皮鞭纪律”，一面打造着奴性与麻木，一面也在不可避免地催生着愤怒与觉悟－－那才是真正的、不可或缺的“启蒙”。从老毕那麻木混沌的“忍”中，我们就能强烈地感受到向另一极转换的潜在力量。
值得深思的是：经过鲁迅为代表的先驱半个世纪的启蒙，在朱老忠和赵大春“脱蒙”半个世纪之后，又经过当代精英“杨白劳靠黄世仁扶贫与喜儿嫁黄以致富”的“新启蒙”，在老毕和李正东们的身上，“麻木”与“奴性”怎么又复归了呢？－－真正需要“启蒙”的不正是老毕他们吗？
以反映“底层”众生状态的深度力度而言，类似作品亦非罕见；刘庆邦的独到之处，我觉得倒是他的写“卧”。
一位先哲曾说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往往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笑剧。中国近现代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斗争的艰苦卓绝的历程，也是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向劳动大众靠拢并结合的历史。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晚年始悟出必须“唤醒民众”与“扶助工农”；鲁迅则“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因而成为典范；《讲话》之后，“结合”渐成时代的主旋律。后来，随着“告别革命”“颠覆传统”的旋律日渐高扬，知识阶层乃纷纷忏悔反思告别大众皈依“强势群体”，他们重新找回“自我”，这又成为新的主旋律。
周水明的“卧底”就是一个“重走‘结合’路”的喜剧。就初衷而言，他倒是想通过自己的深入虎穴亲身体验黑暗以便拿出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不无给弱势者施以“人文关怀”之意。不过，当他一旦遭遇尴尬亲身品尝黑暗时，马上就见出他与当年的先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先辈的崇高、奉献与殉道精神，“苦难历程”中的执着、“窃火煮自己的肉”的坦诚、“无情地解剖自己”的虔诚、“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的奉献精神，已被颠覆得不见踪影；剩下的只有轻佻、势利、卑小与可怜。－－国矿长骂得有点儿损：“什么他妈的记者，我看连妓女都不如！”
周水明“采风”时是以自己作为参照系来观照井下矿工的生活的，他一面感到这是一个非人的世界、黑暗的魔窟，但同时也在对比中深深庆幸并自得于自己地位的优越，更为自己出去后能真正成为记者而想入非非。暴露老板不过是他向老板讨价还价的筹码，只要对方愿意出价，同一个他，照样会写“能让你当上政协委员”的歌颂文字。他对于奴隶们至多不过抛洒点同情，皈依老板并挤进主流社会以便过上体面的生活，才是他所孜孜追求的“极终”目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不幸遭遇只是一种委屈和误会。
与“底层”相映照的上层社会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以国矿长为代表的形而下的部分，一个是以司站长为代表的形而上的部分。周水明要挤入的自然是后一世界，“我是记者”，无论是面对矿工还是面对老板，他都不忘这一尚待实现的身份。从“老婆在垃圾堆里拣裤头穿”，到有了“一个会议可以领到装着二百三百块钱的信封”等实惠，自然愈加坚定他的追求：“还没当上正式记者，就得了这些实惠，等当了正式记者，实惠不知道有多少呢！”已经当上记者兼编辑的井庆平，“发挥当编辑记者的优势”，连“一共玩了几个小姐自己都记不清了”。至于久历“修炼”深有“城府”的司站长，自然更可想而知了。一句话，他们都是靠权势方面所赐予的“实惠”喂大的。
告别“政治”、“去意识形态化”，是当下的顶级时髦。不过人们在高扬“去此”之时，却讳莫如深了“适彼”－－“适彼乐土”，不正是被遗忘了的“出版物”所说的“依赖资本家的钱袋”吗？
帮闲的嘴脸，卑微的灵魂，势利的人格－－从周水明到井庆平到司站长，地位越高则品格越低。司站长关于“姓名权”的前后两种态度，是一个极为精彩的细节－－冠冕堂皇的“法制”装扮，一副全无心肝的丑恶嘴脸！
“个性解放”、“人的尊严”、“自由民主”、“人文关怀”、“灵魂拷问”……我佛说法，天花乱坠，绚丽极了；然而，罪孽尘世的苦难众生则难于拈花微笑。“太虚幻境”毕竟是“太虚幻境”，“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拯救不了自己灵魂的人是不能“成佛”的。众生的解脱最终要靠自己的“觉悟”，还是少唱点“普渡”或“关怀”的高调，先“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吧。
忽然想起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篇终写下的一句极为深沉的话：“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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