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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6-05-18 16:39:41 |
□本报记者 夏榆 林白与《枕黄记》：纸上的自我解救
林白 在作家圈中，林白、海男、陈染被戏称为“新三巫”。多年来林白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对他人强烈不信任。” 写作《枕黄记》的历程是林白对自己的强行打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作家黄河行，邀林白参与。她答应了就后悔，感觉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胜任这件事。最终对精神虚无的畏惧战胜了对黄河之行的畏惧。几天后林白带着帐篷、睡袋、笔记本电脑、背包和一本《密勒日巴传》出发。她和同行的朋友骑着骆驼从北京火车站出发，沿着547次列车的路线前往山东淄博。路上走了三天三夜，骆驼都快把铁路沿线的树叶吃光了。 “看到真实的世界就是脏乱差的；大旱地里就是裂了很大的口子；没有风，人就是很累；农村就是很破；老人就是整天坐在那里发呆。这就是真实的生活。是我想看到的、跟北京不同的一个世界。但是黄河之行我一点都不厌倦，我发现我对乡村是亲和的，我看到我的体内对乡野生出的热情。” 对黄河之行使林白释放出天性，“我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从纸上解救出来，还给自己以活泼的生命和广阔的视野以及宽敞的胸襟。” 出门之前为了给自己壮胆，林白把自己定位为傻瓜，为此她在心里训练多次。“我一会当傻瓜，一会当虫子。我训练自己当虫子是为了让自己摘掉人格面具。平日我一跟生人说话就会手心冰凉、额头冒汗，一当上傻瓜、虫子，就好了。” 一个“人身虫面”的人在农村集市上跟人说话，她一手拿本一手拿笔。她瞅着别人问：你一天吃几顿饭？每顿吃什么？你一天喝几次茶？喝的什么茶？你一天拉几次屎？撒几次尿？每次她话音未落，哄堂大笑就会应声而起。她像一个真正的傻瓜那样严肃地解释说：这是最基本的生活形态，从没有人调查过，希望你们能配合。 “我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我会听见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它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大地如此辽阔，人的心灵也是如此。”林白说。 遇见乡村妇女木珍，是林白打开内心的一个契机。 木珍是2001年3月从湖北来到北京打工的一个女子，性格活泼开朗。 林白对木珍讲述的东西很感兴趣，“比如农村混乱的性关系，比如打架、抗税。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农村日常生活，日常的并不等于苦难、黑暗。对我来说，这就是从个人出发感受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很神秘。”从木珍口中，林白了解到大量细微的女性问题，比如农村妇女用什么卫生巾、怎样避孕，她的性观念、对婚姻的态度如何等等。 林白很注意保持口语的原生态，“以避免被文人所伤”。在她看来，文人站在精致的所谓“雅文化”的高度，将“杂质”去掉，但生活真正的东西就是在杂质里呈现的。文学和艺术不是装饰品，应该是人心的呼喊。“真正的农村和文学艺术上的农村完全是两码事，你完全想象不到。” 杨显惠与《孤儿院》：长久的悲伤和愤怒
身材健壮的杨显惠19岁开始在农场劳动，一呆16年。 如果不是夹边沟，杨显惠的一生可能就是小职员的一生。因为夹边沟，杨显惠成为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独自与风车作战的作家”。 “我在这个农场做工农兵学员的时候，跟一个甘肃定西地区的同学搞外调。我们去的定西地区是甘肃省的重灾区，1959年底就开始饿死人，1960年初达到高峰，到1961年统计的时候，这个地方有2000个寡妇。还有进了政府组织的孤儿院的孤儿，1200名。亲戚领走的不做统计。这只是一个县，这一个地区像这样的县有八九个。” 《孤儿院》的写作使杨显惠长久地体验一种悲伤。“1958到1960年，甘肃饿死了100万人，安徽400万人，全国饿死的人口大约就是人们公认的3000万人。而在公开的记录里，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仅仅说我们农业工作有点错误。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把一场灾难覆盖了。教科书、媒体宣传也从来不提这个，仅说那时候工作上有错误，或者把这个责任全部推卸给‘自然灾害’。” 杨显惠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他熟悉历代的农耕制度。对1957年饥荒的深入研究使他深陷悲伤。 “根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从互助组、农业初级社开始，几千年逐渐演进过来的农村的和谐的生产关系遭到了破坏。1958年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土地私有化变为公有化，这是最大的破坏。人没有恒产，就没有恒爱。这个土地不是他的，他能爱护这个土地吗？他能在这个地方辛勤地用汗水洒在这个土地上吗？” “生产关系的破坏从1955年开始，之后，粮食产量每年在降低，原来西北的干旱山地产量达80多斤，实行集体耕种以后，产量就变成60多斤，再过两年它就可能变成50多斤。可是生产队、公社往上报的时候，就报300斤，甚至2000斤。上面就按这个来收公粮。除掉400斤的口粮，要收走1600斤。农民把打下的粮食全部交上去都不够。把家里几年存的陈粮交走，也交不够。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到1959年的时候，灾难和饥荒总爆发，就开始饿死人。” 《孤儿院》就是对这种灾难的反映。杨显惠在小说中写了这样一个人，找不到任何能吃的了，就把荒原上不知什么野兽、死掉多少年的、白花花的骨头拿回来，放到火上烧，骨头的表面就起了一层小泡。他用瓦片把这些小泡刮下来，把得到的一点白末放到嘴里吃。“这样的细节，不是生活中发生的话，怎么也编不出来。” 看上去沉默寡言的杨显惠，把自己看成是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在20年的职业写作生涯中，夹边沟劳改营的生活和1960年代的饥荒一直是他不变的题材。通过写作，杨显惠才能释放出获悉真相后的悲伤和愤怒。 刘庆邦与《红煤》：九天之下的生存
刘庆邦对上层或者上流社会的生活不感兴趣。他弟弟就是一个官员，经常给他讲官场上的生活。但刘庆邦不愿意写这个，心里很排斥。 “我到大的、现代化的矿上去，也不敏感，觉得没什么好写的。矿上都是机械化的东西。但我一到那些小煤矿去，就很敏感，好多事情都能触动我。前年我去河北榆县的一个小煤矿，他们那里还用骡子拉煤。在那里我就得到了很多创作素材。” 评论界把刘庆邦归结到现实主义的一路。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红煤》，因为反映了矿区生活，也被划归到现实主义创作的阵营里。对此，刘庆邦没有异议。 “前一段时间，好多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走现实主义路子，但我一直愿意承认。对现实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好多理论我不懂。我个人认为，所谓现实主义，就是关注今生今世。佛说人有三生，前生今生来生。其实只有今生是存在的，前生、来生是不存在的、虚妄的，不需要我们来关注。苏轼有两句诗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年明月何处看’。说到底，所谓现实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就是人文关怀，而不是神道主义、权道主义。” “文学与底层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社会确实分为好多的层次。提倡阶级斗争的时候，光农村，那时候至少要分9个阶级：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这样分是为了搞阶级斗争，是权力的需要。现在不说‘阶级’了，说‘阶层’。我不知道应该分几个阶层，是分9个，还是分5个？我想至少分6个层：最底层、底层、下层、中层、上层、最上层。还有个分法，说是叫蓝领、白领、金领，还有灰领、黑领，我想‘没领’也应该算进去。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这也是一个分法。不管怎么分，底层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巨大的群体。” “矿工所处的位置就是最底层。九重天也好九层地狱也好，矿工都是处在最底层的。咱们国家是高能耗的GDP增长方式，对能源的需求量特别大，也因此，煤矿的从业人员非常多，有700多万煤矿工人。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煤矿工人加起来也没有我们中国多。再加上长期的安全投入不够，矿难就经常发生。前几年统计，平均每年死6000多个矿工。这就是说，平均每天死十六七个，相当于一个多小时就死一个。他们的劳动和付出，文学应该给以关注。” (P1162551) ●背景 □本报记者 夏榆 底层与底层的表述 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正作为当下一个重要的命题被广泛关注。 2004年，由《天涯》杂志在文学界率先发起“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题讨论，刊发文化批评家蔡翔、王酉龙、刘旭的文章，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出现的社会分层的趋势和现实进行探讨。 同年6月，《天涯》再度组织讨论，发表王晓明的《L县见闻》、蔡翔与刘旭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顾铮《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吴志峰《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他》、摩罗《我是农民的儿子》。 2005年12月，新星出版社和“新浪网”联合召开“多重视角纵深对话：关注中国农村妇女问题———暨《妇女闲聊录》研讨会”，学者张颐武、贺绍俊、张新颖、荒林等对于林白文学写作的转型进行分析。林白以《在湖北各地遇见的妇女》等文章，表现她创作方向和个人精神的转折。张新颖指出，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是一次把“上升”的艺术改变为“下降”的艺术的尝试，要把文学从个人的高度“下降”到辽阔的生活世界中去。不久，张新颖再度发表文章，从《妇女闲聊录》反思“文学性”。 2006年1月，全新改版的《小说选刊》开设了“底层与底层表述”栏目。 2006年2月，《天涯》杂志第三次组织“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讨论，发表学者陈映芳、南帆、柳冬妮、耿占春等人的文章，从全球的左翼思潮背景，观察中国的“底层”问题。 2006年4月18日到19日，由《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组织的“底层与文学”的研讨会在北京密云县召开。阎晶明、李洁非、李建军、孙郁、张柠、萧夏林、李静、刘庆邦、杨显惠等数十人出席。与会者对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潮流和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叙述”进行了分析。由于发言者的角度不同，关于“底层、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使命”的讨论，最终演变为“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的激辩。 底层与文学的关系、作家对底层的表达，在今天依然充满歧义。什么叫底层、怎样实现对底层的关注，这些问题实际上深刻地触及到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本。 (P1162552) ●声音 ○阎晶明：“底层”不是文学概念 “底层”不是一个文学概念，它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说法。它最主要的意义是对社会阶层的整体的观照；但它也混淆了城乡问题，把城市贫民、贫苦农民以及更复杂的群体集合到这个概念之下，简单地命名为社会底层。什么叫关注底层？关注什么人群叫关注底层？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张柠：底层文学是写给精英看的 底层的人基本上是不读文学作品的，生活的压迫、困境使他们没有精力和兴趣来读文学。那么写底层的小说是写给谁看的？ 是写给那些认识字的精英，而且很健忘的精英看的。让他们通过对小说的阅读，达到一种经验上的认同；或者说，让他们在决策、分配资源的时候要记得这些人。这是关注底层生活的小说可能达到的一个目的。 ○邵燕君：“底层”变成了消费对象 2004年初的时候，底层叙述是一种异质性的叙述。它是边缘叙述，不时髦。2005年就不一样了，它变成一种主流的叙述，一种热门的叙述，一种时髦的叙述。 底层成为时髦话语之后，就成为一种消费。写一个农民的苦难，他就会加强刺激，把残酷、血腥、暴力跟苦难结合起来，在比狠比酷的过程中，借苦难的题材得到一种快感。在这个意义上，苦难最后变成麻木的书写。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文学如何底层，而是底层如何文学，即你怎么来写底层。 ○李建军：现实更为重要 在我的理解中，底层是陷入困境的生存群落，他们的境遇某种程度上就是人类境遇的象征。写底层，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写整个人类的一种体验。 而文学是对一个时代的价值观进行校正的伟大的手段。有人说文学不回答问题，也没有能力回答问题，这是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几乎都在回答问题：俄罗斯向何处去？我们应该怎么活着？伟大的文学家既应该是提问者，也应该是回答者。 所谓永恒性与当下性，实际不存在哪个排斥哪个的问题。但我觉得底层这个更具有现实意义，对当下来讲更为重要。 ○李静：底层不应是文学的全部 我们可能还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文学是包括游戏性的。精神关怀的真挚性与游戏性是需要融合在一起的。如果总是把一个东西含血带泪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文学就是在走向反智主义。作家、知识分子除了具有面对苦难、面对现实的勇气之外，还应该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一个智识方面的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就需要相对的超越。 ○孙郁：要警惕文学成为工具 不同层次和不同精神背景、阅历的人对世界的理解，都有一个不同的出口，而且这没有惟一正确的。1930年代的左翼作家写底层，虽然很有道德和责任感，但过分强调了对现实的干预，形成了实用主义。在北京的京派作家，像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就警惕说，不要把一种新的理念重新又堕落成工具。 ○李洁非：文学不再是救世主 文学不是社会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它的身后不再像曾经那样站着千百万要翻身求解放的奴隶。不要让文学去扮演救世主、导师、社会英雄的角色。今天的底层文学只保存着一种东西，即文学对自身使命的忠诚。 搞底层文学，必须要坚忍。没有那种殉道精神，就不要搞底层文学。尤其要警惕那种空喊新左旧左口号、把底层生活当作自己意识形态秀的点缀的人。 ○李浩：理想的写作是“纯文学”的 强调底层写作，多少带有“文学工具论” 的意思，多少与“文学为大众服务”有着脉承。 文学，是需要有普及和教育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当呼吁提升，文学不应只停留在大众喜欢、有教育意义的基础上。 我个人认为，真正的写作也许应当这样：它具有真实性的诉求，强调对世界的真正认知；它是世界性的，不是只站在某一类人的角度，而是站在整体的人类和万物的角度；它又是内向的，是对自我的描绘，是用自己的心跳和血液来书写的。这是我理想的写作，它是“纯文学”的。 (本报记者 夏榆 整理)(P1162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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