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毅 ：“黑夜里不死的激情”
──读蔡翔的《神圣回忆》
一 无路可走的理想主义者
在两年前的一次《上海文学》会议上，我曾谈及评论家蔡翔八十年代以来的著作似乎构成了一种心灵历史的完整叙述，这在书名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依次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躁动与喧哗》──《此情谁诉》──《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它们似乎在讲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在外力的冲击与内在的反思之下的变化、矛盾、困惑及其悲凉的命运。蔡翔著作在清朗的理性的力量背后，总透着一种依恋、悲怆与伤感之情。蔡翔最近一部散文集的书名又完全接上了这个故事──《神圣回忆》，在这里，理想构成了某种已然遥远的，需要一次次重新反思又需要一次次反复回忆的牵扯着的割舍不掉的精神遗产。
蔡翔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里面描述过一个漫游者的形象：“我们在走，不知道走了多久，走的多远，只知道走，拖着疲惫的身子，行单影只，咬紧牙关，跌跌撞撞摸索着走，我们眼中充满焦虑，不安，饥渴……”蔡翔在写这段文字时，内心当然充满悲凉的，但那时，漫游者前面有着一片开阔地。在《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中蔡翔开始迷惑地发问“我们走向哪里”，而写《神圣回忆》的蔡翔却在喃喃低语：“我不知道我该走向哪里”，甚至“我已经无路可走…”
一批被称为知青的人们在时间的长河中，在不同的地域间，穿行，游走，至今无法止步。如果展开漫游者的记忆中的时间与空间的两个维度，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张活生生的中国地图，它指示着从过去到现在的巨大变迁，它标识着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不同色彩。我非常重视漫游者一代所讲述的故事，所创建的理论，因为他们故事和理论必须面对这种变迁与差异，必须有综合南方与北、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的视野，有贯穿今天与昨天、与昨天的昨天的目光。这是漫游者得天独厚的，但是，正是漫游者，在今天，似乎难以讲述完整的故事，无法创建完整的理论。我们熟悉的几位小说家，还在写小说，但故事越来越破碎，理论家，也有理论，但失去了往日的激昂慷慨。他们都更愿意用散文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所有的困惑集中在如何面对全新的九十年代。在《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中，蔡翔发现悲壮的漫游者一跤跌入到一个陌生的异己的时代：
一个粗鄙化的时代业已来临。对市场的浪漫憧憬已经终结。市场经济的体制确立，一方面导致了经济的繁荣，而另一方面又鼓励了平庸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等等曾经被知识分子赋予精神激情的口号，现在被填注进“私利”的涵义，并作出种种世俗性的阐释，……对私利的追逐复活了最原始的拜金主义，各个人因为利益而重新纽接在一起，并无情地拆除着政治、道德、伦理、情感等等的传统关系。社会成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战场”的概念深入人心。私利造成了私人与公共间的矛盾和分离，为了保护这种在当下仍显脆弱的私人性，一种粗鄙化的保护方式正在盛行，有关“公共”的各种道德规范被无情拆解，道德沦丧，今天的市场成为一个没有规则的游戏场所。
这“不是我梦中的陆地”，蔡翔痛苦地喊到，“我曾经梦想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我曾经梦想的幸福，是所有人的幸福；我曾经梦想过的尊严，是所有人的尊严”。但他又不得不承认，“今天粗鄙化的社会实践，正来自于知识分子昨天浪漫的乌托邦努力”。蔡翔如此描述尴尬、窘迫的“今天的知识分子”：
他们带着昨天的（简单的）希望走进今天，然后发现今天并不尽如人意，有点儿不适应，有点儿不满意，也有点儿不同意（我们的希望难道就是这样？）。然而此时，他们的精神支撑（道）已经消解（什么是我们批评天下的最高凭藉），启示的对象消失了（向谁启示？又有谁来启示我），批评的对象消失了（批评谁，批评什么），挑战的对象消失了（向谁挑战？为什么要挑战），他进入了一个“无物之阵”。
一个需要批判的时代，知识分子却丧失了批判的能力，因为支撑他们的批判的依据无力应付90年代状况，从而变得可疑。另一方面，谁也都明白，我们的社会的基本认同不复存在，而知识分子的精神信念也仍然是一种“真空”状态。这时，知识分子重新找回他们的精神支撑是迫在眉睫的（当然，也有许多人不以为然）。蔡翔搁下评论家的笔而进入散文写作，就是要重新清理一下他自己的精神资源，以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方式理解他们一代“漫游者”的心路历程。
但是，《神圣回忆》似乎没有解决他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却强化了他的无路可走的感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 “ 神圣”的位置
触发蔡翔进入回忆的是图书馆发黄的资料堆中的一段文字，它讲述广州的红卫兵如何批斗一个藏有红色三角裤的女工。蔡翔迅即回忆起13岁的他与一群少年们如何冲向被揭发为逃亡地主的小皮匠的家，向逃亡地主举起拳头。而在那一瞬间，他看见了那家的一个瘦弱的小女孩，一双恐惧的、惊惶的、羞辱的、无助的眼睛。蔡翔想象，那个女工被批斗的时候，“她的脸肯定变得苍白，那双美丽的眼睛恐惧地、惊惶地、羞辱地、无助地望着人群，或者，她根本就没望，只是望着那茫茫的天空。”
类似的情景在二十年前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里，我们曾遇见过。它永远是咬啮一代人灵魂的恶梦，当你在为伟大的神圣的事业而战的时候，你无法经受那双惊恐而无助的眼睛的询问，而所谓的“神圣”却又转化为可恶的暴力，倾泻在无辜者的头上。
蔡翔原本是要清理自己的精神资源，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之根，但这个情景却首先挑战似地直立在蔡翔面前。蔡翔一遍又一遍地叙述着，他追索到的却总是一连串荒唐的事件，这些都向他提醒着“神圣”的危险性。“神圣”所到之处，所有的异质性都被清除，思想、艺术、生活方式、乃至人的欲望和身体。这种历历在目的事实似乎足以使人拒绝和抛弃神圣。
然而，蔡翔却又争辩着：
神圣是什么？神圣不是什么，神圣就是这个词本身。我对神圣的崇敬，完全是一种对词的崇敬。是的，这个词，这个词是我的家园，是我精神的栖居地，仅仅是我的，个人的，如此而已。在我身居异乡四处飘荡的岁月里。在我被思想的转至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在我疏离朋友孤独地被灰色生活所包裹的日子里中，我默默地守护着这个词，感受这个词给我的诗意和美丽，我重新展开我的想象，我满怀感激之情，默默地守护着。
这种争辩在理论上有点无力。当你把一连串荒唐的行为都指认为是“神圣”之举，你如何从中抢出一个洁净的“神圣”？但一种巨大的情感本能使他必须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私下交流时，蔡翔突然站起来，严肃而红着脸，对一位朋友说：“我不和你讨论这个词，不需要讨论，这是我生命的根本。”从此我对蔡翔充满敬意。我觉得这是目睹了过去与今天，在新旧历史的挤压中出现的姿态，是作为失败的知识分子发出的被压抑的声音。
这里的一个最低限度的问题是，“神圣”如何才是没有危险性的？蔡翔靠彼岸和此岸的界定区分了“神圣”与“神圣之物”。前者是想象的、审美的、宗教的，是精神超越物的限制而飞跃的场所；后者则是“神圣”此岸化的结果，是物化的神圣，它用人间的某种事物取代了人们对彼岸的想象，成为唯一者，成为一切者，高居所有人之上。如此，为神圣而战的人们其实是在为神圣之物而战。──蔡翔以这种方式为神圣留下了一块净地，并解释了历史。我不信服他的结论，我更愿意把这作为知识分子悲壮的突围行为。对精神的追索已经处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的夹缝中、夹击下，在突围中必须时时警惕被历史所捕获和利用，我们已经见到不少的话语方式，反思过去的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有意无意为现在作辩护，如蔡翔所说的，“理想杀人”这个命题“正在被那些聪明人利用，为他们平庸谋取个人的私利制造了一个深刻的堂皇借口”；而批判现实却美化红卫兵历史的方式，也是蔡翔所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如此固执又如此小心翼翼地为“神圣”确立了一个彼岸的合法位置。
我所不满的是，为了与导致历史灾难的精神力量严格地划清界限，蔡翔在确立“神圣”的合法地位的同时，把它完全封锁在想象的、审美的范围内，不能越雷池一步。蔡翔认为，否则就会有侵略性，就会破坏他人的自由，蔡翔担心所有的恶梦就会重演，就又无法面对那双美丽、惊惶的眼睛。所以，必须如此，只能如此。
但是，蔡翔对这个结论仍然心存疑虑：
但是，如果陆地终在梦中，如果神圣之火只能在彼岸闪耀，如果这个世界命中注定无法变更，维持着穷人和富人的界别，维持着卑琐和对金钱的追逐，维持着效率带来的富裕和不义，那么，我的批评意义何在？
困境并没有摆脱，路标并未出现。蔡翔心有不甘呀：
无数的悖论一一越过我的情感和理智，我始终在我的情感和理智中矛盾地生活，忧郁的命运由此开始，我不知道，夜航船，你会把我载向哪里……
三 底层与民间
苏州河由西向东，蜿蜿蜒蜒地流过这个城市……
河的南面，有各种美丽的建筑，有幽雅的法国梧桐和幽静的宅院，在咖啡馆里，想象这个城市，一个“上海梦”会随着美妙的音乐飘来。
而蔡翔在讲述苏州河以北的故事。一个混杂着恶臭的拥挤的尘埃落地的环境下的故事，底层人的故事。蔡翔让人们看到贫穷条件下的活生生的底层人的纯朴与厚道。蔡翔更发现，“几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终都将落实到底层，底层将这个世界默默托起，同时遵守这个世界对它发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作为底层人的儿子，蔡翔具备另一种眼光，与来自上层的学者不同的眼光，他不会把善良的底层人看作专制社会的忠实臣民，那个时代改变他们生活的“革命的承诺”，以及他们对国家表示的一种极大的热情与忠诚，都不是用专制一词可以打发的。而上层人对底层的欺凌与掠夺和底层红卫兵对官僚愤怒之间，并非没有关系。蔡翔更震惊地看到，在一个新时代，底层的美德在逐渐被破坏，亲如一家的人际关系不复存在，甚至富人对穷人的欺凌与掠夺也延伸为穷人间的同类相残。而如今，更让这个底层的儿子无法平静的是，这是一个大款们一掷千金而“下岗”工人正在为孩子的教育费用掩面而泣的时代。
《神圣回忆》中最悲怆、最优美、最动人的篇章都是关于底层的。蔡翔说起一个故事，清末时期，淮北流传一个谣言，说洋鬼子来了，要割中国人的“那话儿”，于是乡民们自动聚集起来，手握农具等待着这个绝望的时刻的到来，人们惨烈地预感自己的生命之根即将逝去。这故事似乎是乡村愚昧的象征，在蔡翔看来却是一道神示，因为正是这百年间，一种外在的组织的力量指向乡村，把个人与大地的关系切断。在历史的一次又一次的改造之后，乡村丧失了精神和原则，对土地的冷漠和厌倦悄然诞生。面对这一片丧失生命之“根”的土地，蔡翔能作什么，知识分子能作什么？
蔡翔在农民家中，在妇女的针线筐中，惊讶地发现了《马太福音》、《创世记》，蔡翔遥想半个多世纪前，有牧师飘洋过海，在乡村的油灯下，把主的福音翻译成通俗简易的中文。在烈日下，风雨中，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啃着杂面馍，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讲天堂和地狱，讲主的荣耀与生之无助。蔡翔悲哀地说，他从未在农民家中发现过中国现代作家的著作，即使是薄薄的一小册。无形的墙横亘在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之间。而且“随着新式学堂和知识格局的变更，民间已永远失去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可能”。
丧失与民间、底层的精神联系，知识分子的生命之“根”也就不复存在。而重返“神圣”之路，不也必须在此起步的吗。这说起来容易，却是一条漫长的极为艰难的路。
蔡翔想象着一种遥远复遥远的乡村精神：
在南方的深山，听枫林唱晚，那余韵，悠悠扬扬，一直飘落到北方青青的高粱地里。街头老汉的对弈，晃动着士人江边低吟的倒影，花开花落，潮起潮退，星移斗转，世事变化，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未变。那不变的，就是民间，是北方的乡村和南方的山林。
只要有三亩地，一头牛，人就有信心守护自己的家园。只要地里长着麦子，炕头架着纺车，人就有信心不求与外而内足于心。只要有耕读传家的形式，圣人之道就会不绝于世。只要冬夜依然有幽幽的胡琴，八月的瓜棚飘出说书人的段子，人就厌弃玻璃，憧憬和平。
这种想象在许多人看来肯定荒诞不经。但它让我非常感动。我们无法触摸到乡间的精神脉络，因为我们早已与民间割断了精神联系。真正完全“无路可走”的是我们这些丧失了底层的眼光的人，是把知识分子在家里坐着谈天说地谎称为“民间”行为的人。而蔡翔在这方面实际上已经艰难地走在路上了。寻找到一种真正来自于民间的“神圣”精神，让底层与知识分子同扎根于中国大地的价值信仰相遇，我想，这就是蔡翔在黑夜中燃烧着的不死的激情。
1998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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