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儿》讨论专题四

主持人的话

李云雷

关于小说《那儿》的评论，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上有韩毓海、旷新年等人的一组文章 ，在《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上有王晓明等人的一组文章，可见这个小说已引起了京沪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

围绕这个小说还开过三个座谈会，2004年底左岸与网站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是一次自发的讨论；2005年7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会议室召开了另一次座谈会，《那儿》的曹征路先生也专程从深圳赶来参加了。2005年11月，广东作协与中国作协创研部召开了一次“曹征路现象”研讨会，会议的焦点仍是对《那儿》的认识与评价问题。

一部中篇小说引起了这么多关注，这是80年代才会有的盛况，出现在今天则多少让人感到奇怪。可见《那儿》确实触及到了时代的神经，使许多问题凸现了出来，这包括：在现实层面，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应该怎么改，我们是否应对传统的“发展观”加以反思；在思想文化层面，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带出了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在文学层面上，我们该如何认识作品的“艺术性”，现实主义作品是否仍有生命力，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这里的三篇文章来自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课上的一次讨论，我邀请将发言内容整理成了文章，它们从不同层面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郑鹏的文章对《那儿》的严肃性、阶级性与模糊性做了阐释，以开阔的视野在理论层面上提出了问题；许维贤的文章则联系“左翼文学”的历史，认为“新左派”对《那儿》的热情是徒劳的；我的文章从对“底层写作”两种倾向的分析出发，探讨了新“左翼文学”的可能性。以上文章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甚至针锋相对，但也正因为如此，可以让我们看到文学批评的活力之所在，以及自由讨论之可贵。

《那儿》这篇小说有三个特点，那就是阶级性、严肃性和模糊性。正是这三个特点使这篇小说在同类作品中显得有点不同一般，引人注意，因此我们且尝试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这篇作品。

在谈论阶级性之前先引两句话：“文学是阶级的神经。不仅对于无产阶级是如此，对于资产阶级也是如此。”[1]

这两句明显不和我们在一个语境中的话放在《那儿》的讨论中，却似乎具有了一种似是而非的相关性。这也正是这篇小说吸引我们的地方。因为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今天，仍执著于与阶级问题无关的纯文学的幻梦已经不再具有那种强有力的说服力，我们多多少少都需要某种辩护才能维护这种指向文学内部的观点的合法性。而从八十年代开始，许久以来，与政治中的阶级问题完全拉开距离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儿》触动我们神经的，恰恰就是这久违了的阶级问题。在这篇小说中出现的除了少数几个小丑一样的人物，大多是以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他们的强大的对立面无论是厂子里的领导，还是市里面的领导和资方港龙公司的人员都根本没有正面出现过，曹征路用这种明显不过的单一的视角来鲜明地摆出了自己的阶级立场。这种突出的阶级性还体现在他大胆地从阶级立场质疑掩盖了很多阶级分化事实的改革话语的合法性。无论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小说，阶级都是一个关键词，只是大家在用各种方式灵活地理解这个词罢了。

很多人都提到自己是含着泪读完这篇小说的，其实我也是如此，这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是什么触动了我们？难道真的是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吗？韩毓海老师把这种阶级意识的重新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幽灵联系了起来，难道我们真的可能重新回到阶级的文学话语吗？这篇小说对国营大企业中的工人面临的惨烈而残酷的现实的描写放在我们已经见怪不怪的关于“苦难”的写作中根本算不了什么，甚至比起中国最庞大的“苦难”的最“合法”的载体——农民，他们的艰辛更多的来自时代的“困惑”和身份的错位。虽然拥有的财富的差别使得大厂家属区的颓败萧条和别墅开发区的万家灯火互相映衬，但是它们之间毕竟也就只隔着几条马路和几个街区，而不是广阔的乡野和嘈杂的“春运”。被现代化的进程牺牲了太久的农民仍在想方设法挤进现代化的成果的中心，他们为“四化”做贡献的劳动比他们来的要更早，现在是他们自己踏入城市的时候了。谁又有权力去阻止他们？民工，农民工，其实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人。如此而言，国营大厂里工人似乎就可以被归入另外一个命名的序列，虽然我们不情愿称他们为“旧式的”。二十多年来我们更习惯称他们为“职工”。这是个很中性的名词，平淡而安稳。似乎和其他新兴行业和外资企业的工作人员，或者“白领阶层”之间也并没有多远的距离。然而在这篇小说中，谁也不会再想到用这个词去称呼他们，他们径直回到了他们本质的身份里面——工人。工人，一个清晰而明确的称谓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这次连任何修饰语和政治定位也都不需要了。矿山机械厂，是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的工厂。曼切斯特、伯明翰等恩格斯熟悉的地方的织布机开始嘎嘎作响的时间，是与这些工厂的兴旺发达同步的。阶级，这个词虽然不是最早，但却是最有力地从这些社会单位升华出来的；现在，它又一次由于苦难的因缘徘徊在我们对这篇小说的充满困惑的理解中。不过这种隐约可见的阶级的阴影之所以感动我们倒不是因为苦难，而是因为记忆，是我们对过往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生活经验的记忆，被小说充满社会意识给点燃了。

其次，是严肃性。粗看起来会以为《那儿》仍在延续着当代小说反讽过剩的写作风格，然而一种久违的风格因素已经从世故的笑容背后渗露出来。严肃性是在小说中慢慢增加起来，开始那种用“霓虹灯下的哨兵”和外婆的痴呆症等反讽的细节构建的轻松的气氛是渐渐被打破了的，最后不得不给叙述人也安置一个带有半英雄色彩的辞职归隐的结局。一半为了延续理想主义的色彩，一半为了冲淡壮烈的色彩。我不同意有人说这个结尾是不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全文那种前后不一致的情绪的落差。因为小说写到小舅最后的死太严肃，太悲壮了，几乎让小说前后分裂。

当代小说从来没有停止谈论历史、政治和理想，但是九十年代以来严肃地谈论这些话题，不是从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分享艰难”的妥协和理解出发来谈论这些属于八十年代以至更早的时代话题的小说不多，而是回到阶级的立场中重新检视文学面对现实时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则更少之又少。不是因为不能，而是因为大家已经看不到，或者已经学会了不去看，这些“陈旧”的词汇勾勒下的“陈旧”的现实。

再回到“文学是阶级的神经”这一句话。如果不说这句话是谁写的，我们很可能还会以为它是出自哪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者葛兰西、卢卡契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口呢。其实他是姚文元1958年出版的《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一书中一篇名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的文章的第一和第二句话。在这本厚达359页的书中姚文元系统而详尽地批驳了刚刚展开的“反右运动”中刘绍棠、钱谷融、冯雪峰、丁玲、艾青等几乎所有重要的斗争对象。说到这里，我们对这句话起初带有的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看法的严肃性一下子就失去了。然而，大家想过没有：阶级这个问题的严肃性难道不就是来源于我们对政治上是否正确而产生的看法吗？如果姚文元政治上是正确的，那这句话恰恰可以表达文学对阶级问题的敏感，然而他在政治问题上的错误历史决定了，我们很难从他的话的视角严肃对待《那儿》对阶级问题的敏感。它会让我们觉得《那儿》是在用旧的思路和话语谈论新的社会矛盾，那种严肃是一种做作和矫情。这恰恰是熟悉九十年代以来的左右思想论争的曹征路所不愿看到的。[2]所谓艺术问题或者文化政治上的左翼色彩等问题其实都是在严肃性这两个问题之后才能提出来的。而严肃性归根结底是处在政治正确与否这个问题背后的。遗憾的是，面对文化政治问题，面对工人阶级的文化政治问题这篇小说却没有更多的涉及。它坦然面对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懦弱和解体的危险，同时它又无法想象这个“阶级”的前途在哪里，然而小说的叙事又建立在我谈到的第一个风格特征，即阶级性，的基础上。这就产生了矛盾：《那儿》到底要说什么？《那儿》站在国营大厂工人立场上的“阶级”敏感是“有效”和“合法”的吗？

《那儿》是一篇充满了阶级话语的小说。这个很好理解，上面也进行了一些阐述。 “阶级”敏感在以前更常见的说法是“阶级觉悟”或者“阶级意识”。阶级话语不完全等于“阶级觉悟”或者“阶级意识”，因为比起后者阶级话语是一个被当代理论给消除了火药味的词汇。作家对小舅在矿山机械厂以及东村、西村和新村这片地方上动员和唤醒工人的过程重复的可以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历史上其他唤醒阶级觉悟的事例。曹征路还在此过程中征用了小舅的父亲，“我”的外祖父的在东北的革命事迹做榜样。然而，这些历史的相似和征用已经不再有它本身的意义，它们化成了鬼影幢幢的话语。

小说写到小舅让“我”“搞材料”的时候，小舅曾经“目光如炬”、“气势如虹”地，“很正义”地说到：“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我要和他们斗争到底！”（着重号引者所加）接着，他非要拉着“我”到厂区去转，在那里叙说自己的愤怒与决心，可是作家却也敏感地写到：“他高大的身影像鬼一样在墙壁上扭动，使他的动机显得宏大而缥缈。” （着重号引者所加）动机是小说中出现的一个核心的词汇之一。不光舅妈、“我”的母亲、月月，从这里可以看到还有“我”怀疑朱卫国的动机，就连他拯救和唤醒的对象杜月梅以及他背后众多的工人们都在怀疑他的动机。正是因为动机在这里找不到 “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支持，或者说，对这两个词感到危难，正是因为阶级在这里只是话语， 小舅在这里才不像一位领袖，而更像一个“鬼”，一个“幽灵”，然而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鬼”或“幽灵”的背后站着的是不是“马克思”。

如果说我们在朱卫国的行动背后找不到真正的“阶级”动机的话，那么我们从其他角度来谈论朱卫国与这次事件就成为了可能。这篇小说或许可以说是在用个人激情来谈论阶级问题。这决定了，它的严肃性根本就不来自阶级问题，而是来自个人经验。我们不应该从政治正确与否来谈论这篇小说，相反，我们应该从我们的当下的后社会主义经验出发来谈论《那儿》这篇小说对于我们经验的“这儿”所具有的意义。韩毓海老师非常精彩地阐释了小说隐喻的“当代知识、所谓‘当代文学’的种种叙事所无法‘命名’、无力界定的”“‘那儿’的世界”。[3]然而，过于关注阶级内容的话，我们就把《那儿》无限推远了。在我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谈论阶级，要从重新谈论经验，包括所谓“阶级”经验开始。

《那儿》的叙事的那种激情不具有现实性，其实也不是继承了什么左翼文学传统，怎么看怎么像美国小说最常见的主题，即这样的情节模式：一个男人走到人生的中点以后产生巨大的困惑（这个主题可以追溯到但丁的《神曲》），因而他开始走出了人生的平常的轨道，走上了一条执著地追寻自己的某种甚至是病态的激情的“歧路”，最后走向了自我毁灭。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黑暗中的笑声》就是这样的小说，还有美国作家约瑟芬·哈特（Josephine Hart）的名作Damage 改编的电影《烈火情人》也是这样的情节主线。小舅的故事其实也可以看作这样一个在人生的中点从激情走向毁灭的故事。在这种激情小说中放置阶级情节是很有挑战意味的尝试。它意味着把个人情绪和激情嫁接到一个群体认同上去，那就是阶级认同。可是，困难也就在于怎么样把“这儿”的个人激情变成趋向于“那儿”的阶级理想；怎么在后社会主义阶段谈论社会主义的理想；在新自由主义的强势下谈论阶级的新觉悟？

汤普森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说：“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也就是说，阶级觉悟问题首先是个文化的问题，没有阶级的文化就没有阶级的觉悟。而《那儿》的问题恰恰在于把阶级觉悟建立在共和国前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经验之上。这就是我们会为这种生活经验感动的原因，是我们觉得这篇小说触痛了我们的地方，但也是它的问题所在——我们必须从以前的社会主义经验的“那儿”回到后社会主义经验的“这儿”，才能真正找到阶级的真正内涵所在。这篇小说仅仅用一个港股低价收购国有企业，或者说MBO，管理层收购的现象，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也提不出远景规划，只能停留在模糊一切的阶段上。当然，这不光是《那儿》的悲哀，也是后社会主义阶段知识分子的悲哀。所以汤普森说：“如果让历史停留在某一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经历；但如果在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适当的时间段上来观察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互关系及思想与建制的模式。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4]

按道理说，阶级意识必须以最鲜明的立场为前提，而这篇小说中却充满了模糊性。甚至可以说，模糊性是这篇小说的最大特点。这就是小说的第三点，即，它的模糊性。

小说的第一处含混的地方出现在小舅和外婆谈天气的时候。小舅说：“天暖和穷人就好过了”，叙事人就嘀咕：“人穷人富跟天气有什么关系？难道连一床被子都没有的人才能算上穷人？总之他是烦透了，糊涂了。”从这里开始就一直在玩味着朱卫国对工厂工人们的阶级情谊，在外人眼中这种阶级情是混浊不清的，是难以让人理解的。主动把小说的情节线索往小舅走在工厂领导“正常”的漠视职工的官僚主义之外的“歧途”上引，这其实也是为了符合当下的小说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氛围——毕竟纯粹的阶级叙事很难一下子产生说服力，这也是另一种激情小说的解读可能开始的地方。在“霓虹灯下的哨兵杜月梅”和罗蒂的故事开端以后，这里是小说真正切入阶级主题的开始。这个表面上语义含混的细节预示着整个故事的犹豫不决的情绪。然而在隐喻的层面，它却明白地意指：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天暖和”的时代，无产阶级—“穷人”是幸福的；与此对立，自然现在工人阶级“暖和”的好日子已经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而结束了。

故意设置的与这第一处模糊同属一类的还有很多，比如：朱卫国与杜月梅关系的“模糊”；女预言家西比尔（Sibyl）一样的患老年痴呆的外婆的话语的含混；还有“母亲”抱怨的外婆对小舅的爱的模糊不清的原因；朱卫国一贯的不善言谈到最后成为“有如神助”的“能言善辩之士”所表现的语言能力的含混（这里与“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小说《穷人》有相似之处）；去探问而被杜月梅赶出来后“他都那样了，他就不能不这样”这一举所表现的责任和决心的明确与语句的含混等等。这些含混模糊之处都是作家安排情节的需要，想使小说能在多重语义中展开得更为充分。

然而第二类含混则比第一类更明显地增加了政治的含义：外婆对“耐尔”与“那儿”的混淆；小舅回答不离开工厂的理由时“眼睛洞穿出去，似乎看到很远想到很多，很深刻很全面，其实那里头很空洞，什么内容也没有”的模糊性；朱卫国相信的全国总工会盖新大楼与工人仍然是国家的主人公的信念的关系的令人怀疑之处；朱卫国写的倡议书所用的文革语言对表达他的意思的清晰与模糊之处等等。

第三类模糊表现在：在文中人物的身份与形象的若隐若现上。我们提到过市领导、厂领导和港龙公司是不直接出现的，另外，朱卫国告御状的“干休所老领导”也是让人琢磨不透的一个人物。还有更重要的身份的含模糊性：朱卫国本人在工人眼里的身份（由是否拿128元的工人工资清楚地体现出来），没带身份证去北京上访所带来的模糊身份，工厂界定不清的“法人”身份，市里传达文件的人对朱卫国是不是共产党员的质问带来的他变得复杂的党员身份……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些都更加显示了工人阶级主人翁身份的彻底受到质疑。这从小说最开始用“霓虹灯下的哨兵”被狗咬这一事件已经透露出来。小说最后更触目惊心的是，杜月梅们这些抗争过的工人阶级的成员走投无路信仰了基督教，这实在是对所谓“阶级觉悟”的绝大讽刺。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再加上小舅死后故事似乎圆满的结局，使得这篇小说显得矛盾重重，作家预言又止，提出的社会和阶级问题的解决阴差阳错。如果说，这篇小说有力地抨击了当下小说创作中虚假的抽象的苦难写作的话，那么，《那儿》所彰显的苦难也因其自身的含混模糊的多种因素而难以触及“阶级”苦难的真正的“神经”。它让我们因为自己儿时或者身边工人父母和亲友的遭际而泪水涟涟，可是，我们多么不希望有着伟大传统的小说也变成回响着《妈妈再爱我一次》一样催泪剂的电影，或者成为时下让我们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定期伤心一会儿的韩剧。

“想象是个可以落进东西的地点”，[5]我们也有理由盼望着有想象力度的文学能从模糊的“那儿”，落回到清晰的“这儿”。

[1] 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7月版，第195页。

[2] 《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3] 韩毓海：《狂飙为我从天降——为〈那儿〉而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4] ［英］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3-4页。

[5] ［意］意塔洛·卡尔维诺：《卡尔维诺文集·寒冬夜行人等》，吕同六、张洁主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页。

许维贤：谁说话了？--论《那儿》的书写面向及其窘境  

前言

    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无意识话语机器，“人民的苦难” 长期被意识形态以神圣的阶级之名赋予了一种结构和功能，以致于变成了一种非历史的“现实”：一种仿佛存在于我们时空永远不变的“现实”--无所不在的“现实”，它像乌云那样日以继夜笼罩着知识分子群体的天空，它是将近这一百年以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在思考一切问题时，所无法摆脱的“原罪场域”，也是一直以来中国作家长期孜孜不倦钻营的政治母题。这一切被永远赋予苦难之名的是那活在底层的九亿中国农民，他们受到诅咒般的苦难像座破开不堪的老井，免费成为每一代作家们在灵感枯竭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源泉。农民在底层永远的不能翻身毫无疑问却成为某些年代某些中国作家们成名的捷径，—最后集大成为左翼文学的“苦难崇拜”传统。在过去，这一切都在革命历史赋予的神圣“阶级写作”名义下，对农民的苦难进行浩浩荡荡的想像与涂饰，农民底层复杂的苦难经验被粗暴化简为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在那漫长的历史特殊时期，文学像个跛脚的哑巴磕磕巴巴服务于“现实”。所谓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就是只能容许“一种现实”的存在：这种“现实”永远只需要为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政治观点服务—这种常被很多人挂在嘴边的“中国的现实”不是要去追问历史的真实性（Reality），而只不过是永远热衷于对当下的现时（Actuality）争取文化政治阐述的霸权，因此很多人都可以一直理直气壮依靠过去体制那一整套“谎言的技艺”把“现实”放大到完全跟历史的真实性无关。作家们在早期不但被告诫要无条件把作品的文学性让位给政治性，也长期“受训”要对当下的“现实”时刻保持敏感，所谓中国大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或许也不过是从这个节骨眼来的：对有关当下主旋律舆论所关注的话题要及时给予热情的应和。这就是每一位中国作家一张开嘴巴就要硬吞下去的“现实”—它就是有本事引导大家把伟大的‘现实’翻身扭转变成一个形容词—人人都须要变成很“现实”。我们从来不被鼓励感到大惊小怪，为何受到文坛极大关注的作品很多时候只是和当下的“现实”社会议题有关，而作品引发出来的社会效应和阅读记忆，又往往跟作品的真正艺术价值是完全不相称的。而《那儿》正是在近年闹得不可开交的三农问题中，毫无意外地在举国上下这几年关注的“下岗工人”和去年“郎咸平风波”舆论氛围下引起各方关注。

尽管为它欢呼的新左派学人认为“尽管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那儿》都不是一篇高水准的作品”[1]，但这篇小说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因此又引伸出一个问题：“文学到底是什么？”[2]这个早已在中国大陆被政治历史穷尽的议题，在这些年又在不断潜在引发了现实主义阵营对非现实主义者的攻击和漫骂。有好些人认为当下文学却除了表演脱衣舞，除了所谓“下半身写作”，已经毫无作为。这些指责都被泛称在一个至今为止被现实主义阵营“深恶痛绝”的罪名身上：“后现代主义”。国内这些对后现代主义近十多年以来屡见不鲜的指控，今天又是和中国新左派的敌人“新自由主义”一起并置而论而受到排斥和敌视的。鉴于“《那儿》描写了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宰下工人阶级的悲剧命运”[3]，一切对《那儿》艺术水平欠缺的批评又会被简化为是“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曹征路在被问及《那儿》的艺术性遭受网友质疑时，就直接把这些批评和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批评“它使艺术判断失去了客观标准，解构别人的同时也就解构了自身”[4]，嘲讽“北大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中国搬运站。九十年代初美国的詹明信在北大讲学时，他的后学理论很多人还云山雾罩，几年后北大就已经批量出版类似著作了。”[5]这里曹征路不但犯了一个历史材料性的错误（詹明信来北大是在1985年，不是九十年代初），他也杞人忧天地夸大了北大对后现代主义的散播能力和影响力。殊不知今天那些在北大人文学界满腔热血的学子群里，有多少个“愤青”的言论举止不是过早急着定型—一窝蜂以左派自居？

《那儿》之所以轻易唤起左派们的热情和认同，除了它的选材跟当下的社会议题切切相关，当然也跟《那儿》和革命文学的召唤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召唤体现在它不自觉对过去革命文学那一整套现代性形象学的模仿。过去革命文学时期的大多数小说必然会出现四大形象书写：苦难的人民、指引方向的精神伟人、有待知识分子拯救的情窦初开少女和仇恨的外人形象[6]。《那儿》的书写显然延续了这一套书写模式。苦难的人民在《那儿》里即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利益受到剥削的工人们。主角“朱卫国”即扮演为工人们指引方向的精神伟人。朱卫国的初恋情人“杜月梅”就是一位在小说里数次激发朱卫国决定“上访”和“抗议”，有待他拯救的女孩。仇恨的外人即是那些要买下国企工厂的港商们。这些角色一一能在革命文学的那套书写模式里得到对号入座，我们察觉《那儿》艺术创意的其中一个不足也体现在此：多少年过去了，左派作家终究还是在过去革命文学所陷入的一套形象书写模式里原地踏步。

不过一篇一开始就被承认为艺术性不高的小说，却在最后得到主流学界如此强烈的关注和肯定，这对经历过八十年代之前革命文学事蹟的人们来说，这可能一点都不令人惊愕。过去本来就是这样，可是新时期以来蹒跚走上“艺术性第一，政治性第二”轨道的文学批评，兜了几十年现在又要仿佛回到原初建国时期那个样子，难道八十年代以来一路走过来的文学批评完全是白走了？

人们理应对这种永劫回归的革命历史叙事的“合法性”提出两个疑惑：一、谁说话了？是作家在说话还是文学在说话？小说人物说的话都是真的吗？真的又是无产阶级的底层人民在说话吗？还是知识分子又戴着救亡者的面具在这儿那儿呼天抢地？二、谁不让你说话了？是国家体制吗？难道还会是那些在中国大陆尚处于“弱势群体”的后现代主义信徒们？可是为什么对后者的无情抨击在这里却故意远远遮盖了前者强大存在的事实？

失声的“独白”：从失声到“失身”？

有评论指称《那儿》的视角选择“具有复调小说的某些特征，通过、叙述人、主要人物的相互间离，使的复杂程度得以呈现”[7]。这段没有深入开展下去的分析，把复调小说误称为“相互间离”和“复杂程度得以呈现”，就误解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时指出复调小说：

“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8]

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小说有一个基本特征：众声暄哗的对话意识。他主张小说各角色之间都应有平等的对话关系、甚至主人翁意识的独立性与也是居于同样平等对话的地位。单是从这一点来思考，我们就会明白《那儿》被称为复调小说是值得商榷的，连本身也比评者谨慎意识到这点—“是不是巴赫金说的那种‘复调’不知道”[9]。纵观整部小说，我们首先要厘清：谁说话了？《那儿》明显只突出两种正反声音：工人阶级（以朱卫国这个工会主席为‘代表’）与压迫者（敌方阵营）的声音。最让人疑惑的是，作为真正意义上那数千个受害者—工人群众在这里却是失语的，在笔下他们是千人一面，需要借助矿机厂工会主席朱卫国的几句呐喊来发出声音，甚至在叙述者的眼睛看来，这些工人群众很多时候也不过是一群见异思迁的盲众，他们仿佛完全没有自我认知的能力，甚至有很多女工‘堕落’到夜晚的街头从事性工作，暗娼杜月梅是不惜简化那数千个工人命运的一个‘典型缩影’，最后这一切只能依靠朱卫国那“伟大”的幽灵性给予引导和抚慰。

一如过去革命文学的路子，朱卫国是一切正义的化身，他的身心都被赋予了一个近乎完美英雄的品质：英俊、崇高、悲壮[10]。甚至叙述者（朱卫国的侄儿）暗喻小舅（朱卫国）这种悲壮性的人格比耶苏的自我牺牲更为崇高，从叙述者在听到杜月梅加入教会并唱起圣歌的一段感触即可印证：“我不知道杜月梅心里除了主以外还有没有小舅，而我听见这样的歌只能想起小舅。我的眼睛模糊了，眼前飘起了漫天雪花”[11]。从这段话里，任意把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宗教领袖和一个虚构的工会领袖相提并论，这已够滑稽的了：无神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到最后需要借助神性的庄严来衬高自己？在这一点上，我们实在看不出叙述者与主人公是如何的“相互间离”，反而从中端倪到叙述者始终是站在和主人翁同一阵线上的，而且通过叙述者还过度操控了主人翁内心充满挣扎和矛盾的内心历程，即是说并没有站到一个平等的角度与主人翁朱卫国展开对话。曹征路也承认这一点：“写着写着，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被愤怒左右了，主观情绪开始加入，我控制不了自己”[12]。朱卫国纯粹成了曹征路本人的传声筒，甚至也把自己的文学观唐突强加给叙事者，文中对后现代主义多有曲解和斥责之词就是一例[13]，这一切严重影响了小说起码的文学性。总而言之，小说各主角之间很多时候并没有处于平等的对话关系，有始至终我们只看到耗尽了所有心思来刻划朱卫国一人的悲壮身影，大部分人都是流于脸谱性的描写，例如那些工人的“无知”，朱卫国妈的“多疑”，杜月梅的“堕落”和一群外商们联合领导干部集体扮演的“卑鄙和无耻”，这一张张脸谱只是陪衬出朱卫国一人最后的崇高和悲壮。

这样说来，《那儿》好像只是一篇仅靠一人“独白”完成的独角戏，它当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白小说,它是在“拟独白”，我把它称之为“失声的独白”：这种“独白”靠了一位代言人（男主人公的侄儿）发出声音和作出诉求。可是这个断断续续的声音听起来又是多么的凄厉和夸张，很多时候它仿佛不是出自代言人的口中，而是直接从的口中发出来，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开始就认定受害者不可能自我表述—先天性的失声者？（朱卫国不但生性木讷，也不懂得书写，自认文化水平低：“我太笨了，没文化真的不行”[14]），受害者只能附魔到代言人身上，通过这个“发声体”喊出内心的诉求。这个“发声体”在小说扮演过去革命文学某一类‘知识者’的言说功能：当他自我加冕为底层人民的代言人之时，就是他在遮蔽底层人民自我表述的欲望和权利的时候。在《那儿》里，被知识者“发声体”抬高的是工会领袖朱卫国的崇高形象，有意无意被遮蔽的却是底层人民自身在公共空间所原本应该享有的个体发言权。没有人会断然否认，朱卫国承受的不白之冤体现了现有国企改革的不公和缺陷，但这篇小说充其量只是体现一个工会领袖的悲壮和苦难，处在他底下那些工人们的辛酸和复杂命运并没有得到给予充分的描写和展开，并没有通过复调的手法教会他们“如何说话”，以致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这样一个知识者的底层表述到底可不可靠？显而易见在这里还有待存疑。

事实上，这种失声的“独白” 也常见于近年的底层书写。李锐发表在《上海文学》2004年第二期的短篇《寂静》也是这一类“失声的独白”。受害者也是附魔在叙事者身上，奔波在外劳累不堪地做了六年的上访代表。这位上访者一如《那儿》的朱卫国，‘代表’了某些底层人民群体的苦难。但也许受限于短小的篇幅，它比《那儿》更简化了上访者的心路历程，我们听到他的痛哭与断断续续的呐喊，除此以外却完全听不到主人翁与体制的对话，更不要说主人翁和其它人的对话，总之上访者完全处于一种“失声的独白”状态。最为吊诡的是，《那儿》和《寂静》的主人翁最后的结局都是选择自尽。从失声到最后的“失身”，两篇小说都同时出现叙事者在感叹“事不过三”[15]--主人公只能寻死的悲剧命运。这大概是今天中国左派作家和右派作家面对当下唯一共享的悲剧感：无望的诉求。

《寂静》比《那儿》稍胜一筹的地方是文字比较干净和扎实，对自然风土与主人公互动的复杂心境书写，冲淡了整篇小说“我控诉”的悲剧色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追问”的“视死如归”心境。而且李锐对主人公有欲自尽的安排也颇具匠心，不读到最后读者还不清楚原来在一片大自然的寂静中,主人公竟然有寻死的欲望,而且是选择把自己吊死在那棵他一直觉得“好闻”的老核桃树上，因为他要确保在他死后“在老核桃树好闻的清香味儿里，他的眼睛完好无损”。[16] 《那儿》的语言魅力却稍逊一筹，过于陈述性的书写还谈不上“工人阶级性语言” [17]，这非但没有把底层人民写活了，反而助长了小说文字的拖沓，甚至还带有一股小说家本人的“文艺腔”。问题也在于没有花更多的耐心把小说技艺的重点放在文字的经营上，也因而无法把重笔落在主人翁的自我意识。曹征路更像一般现实主义的作家们那样，为了急于塑造一个“悲剧性英雄”以反映“时代特征”[18]，小说行文处处无不急于向读者宣布主人翁最后选择死亡—以外婆在第一章的预言性口吻、以我妈的日夜操心，以一只义狗罗蒂的投楼自尽作为明喻等等。这是一个事先张扬的命案，到尾声还深怕读者读不懂他这个安排，画蛇添足加了一句：“其实他的命运罗蒂早就暗示给他了”[19]显然要说服读者朱卫国的自尽是别无他路，只能通过自杀来唤醒沉睡中的人们。而朱卫国自杀的方式却是极尽暴力和血腥--用一台空气锤把自己的头颅砸碎，据说这是他唯一能变成马克思幽灵的方式：“而这与其说是‘死亡’，不如说是‘断裂’：因为所谓‘身首异处’，无非是头脑与四肢、灵魂与肉体、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自我与他者的断裂……从而他才能成为一个幽灵—成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确证其存在的‘唯一存在’，一种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实现，而却‘一定要实现’的可能性本身”[20]一则朱卫国“失身”的过程被描述成由“人变成幽灵”的过程，这样的解读显然跟我们所听到的另一种有关对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革命文学的“神性”论述“相映成趣”：“革命的神性力量，使个体突破日常伦理的行为获得了直接通向终极的价值确认，进而使‘人成为神’”[21]。如果果真一部《那儿》就让人以为‘左翼文学’传统在今天的中国“复苏”了，朱卫国变成了大家的救世主，那么朱卫国到底是变成“幽灵”抑或变成“神”？这变成是今天左派的信徒们在唱着《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当儿，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如果朱卫国果真变成“幽灵”，那么《那儿》的“革命精神”显然跟过去的革命文学传统是两码子事。《那儿》的朱卫国从失声到最后的“失身”，这注定了“它”只能以某种凄厉的“鬼性”（幽灵性？）带领某些新左派的信徒们航向“未知的国度”（属于阴间的乌托邦？），无意中却为‘左翼文学’传统唱起了终结的挽歌。

凌虐身体的革命理想：从《英特纳雄奈尔》到《那儿》

人类是通过其身体来构想自然和社会，将世界和社会构想为一个巨大的身体[22]，因而可以说我们的身体即是社会的肉身。很多的左派作家一面鄙视身体，斥责时下的身体写作，一面在文本里又不得不假借身体作为发泄对某种社会不公的工具。在这里身体是社会苦难的载体，身体意外负载了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和铭刻了左派的神圣教义。为了以示一种绝望的抗议，《那儿》的朱卫国以极端的方式把自己的身体摧毁，难道这未尝不是另外一种身体叙事？朱卫国年轻时候有一副绝顶好看的身材“个子高皮肤白身材匀称，身上布满三角形的小块肌肉”[23]。曹征路却在最后安排以一台空气锤把朱卫国完美的身体摧毁，安排朱卫国通过一种近乎凌虐身体的方式来达致一种死亡的集体快感—月月、我妈和一群面目模糊的工人围绕着他的身边哭成一塌糊涂，甚至于读者也参与了其中，这一切除了展露一种集体哀悼的快感，这样呼天抢地的场面其实什么也说明不了。事实上，我们意外感觉到朱卫国对集体快感的服从竟然从来不下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而这在年轻的时候就已显现出来，他和月月妈的婚事要追究起来只是源于一场人为的恶作剧：只不过那一天工人抓了一个女库工往他午睡的身体“来回搓上礅下”[24]，他的老二坚挺起来，众人欢呼起来—一种集体快感的展示：“硬了，他硬了，谁说他不行的？他硬了！工人们拍着巴掌笑啊跳啊”[25]，女库工在大伙儿的羞辱下哭了，朱卫国在集体快感的欢呼下“傻了，觉得抬不起头来”[26]，只好下了决心要把女库工给娶了过来，也强迫自己不要去在乎对方不太好看的长相，这显然是有悖于他个人的审美快感的，但在集体快感的鼓噪下，迟婚的他本来面对女人就很紧张，时常“分不请喜欢和需要”[27]，当下就服从了工人们的集体快感。当他的姐姐不同意这桩婚事，提醒他改变主意还来得及，他却说“我都那样了，还怎么改？”[28]。这暴露了朱卫国是以一种宿命的态度来面对集体快感的力量。他的一生中，恐怕他真正爱过的人是他那位美丽的徒弟--杜月梅，可是他因为身为师傅却利用工作时间帮杜月梅磨钩针，而惹怒了厂长，他和杜月梅短暂的师徒关系也在组织的干涉下告终，而他“居然没敢反对”[29]，因而平白错过了这段好姻缘。可怜的杜月梅至此以后更是恶运连连，先是丈夫车祸死了，女儿得了重病，杜月梅也被迫下岗了，为了生存当了娼妓。如果说工人阶级的杜月梅从失声到“失身”，从头到尾也不过是为了争取过一个小市民正常水平的日常生活；干部等级的朱卫国从失声到最后的“失身”，却又要作何解释呢？有论者云朱卫国“反抗的精神资源来自于革命历史的教育”[30]，但只要我们稍微细读文本，就会弄清那种在关键时刻激起朱卫国“反抗”力量，决定为工人命运挺身而出的恰恰好不是什么“革命历史的教育”或“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31]，而仅仅是为了一个他曾经错过的女人身体—杜月梅，以及之后她对他的恼恨和嘲讽[32]，朱卫国所以踏上了疯狂的上访道路。与其说他是在“反抗体制”，不如说他是在以自己的肉身为杜月梅的霉运“赎罪”—这可能是当今左派作家们做梦都被想到的唯一“突破”：竟然在无意中“开发”一种“绝对能煽动读者情绪”的“身体叙事”。

而朱卫国的悲剧性在于对集体力量的绝对服从—从身体到心灵乃至于死亡，都服从于冥冥中外在的他律和群众的快感。而这也正是半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意识在中国的悲剧性命运--一种排斥个人欲望和凌虐身体的革命理想。这里头有个葬送了几代人青春的伟大假设：“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但是西方左派理论家伊格尔顿提醒我们：“在解放过程里，最为棘手之事是从我们自身中解放自己”[33]。历史告知我们一个没有身体介入的无产阶级意识只是集体的无意识，它非但构成不了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反而会把个人意识降级到对主人（体制）无条件服从的“奴隶意识”。虽然《国际歌》在中国大陆是这样唱“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但显而易见整个中国世界并没有因而根本改变。只要稍微了解中国大陆的‘现实’的人都能‘心领神会’：这种“奴隶意识”一开始就是以绝对的忠诚--承认主人的极权统治来换取新主人对他们的庇护和接济。今天这种“主奴关系”在资本主义涌入中国大陆后已日益受到“松动”，主人（体制）开始在调整他的角色，并重新检讨了它过去对奴隶的庇护和接济。或许其中一个关键问题也出在这里：谁导致谁不能说话了？很多奴隶至到今天非但没有深刻意识到这关键性的一点--及时调整他们的思维和争取主动与主人建立新的社会契约，反而依旧以为只要凭着“过去哪怕一直到永远”对主人意识的“绝对忠诚”就能拯救这些年来的生存危机，并以这种“绝对忠诚”来作为一种历史道德性的力量，以求换取主人的怜悯和援助—小说结尾那种拖着一条光明尾巴的“想像性的解决方式”[34]就印证了这一点。《英儿》的义狗罗蒂和朱卫国即是犯上类似上述的同构性悲剧。义狗罗蒂明示了它至死至终对主人的绝对忠诚，但最终接受不了还是被主人驱逐的事实，跳楼自尽。姑且不谈这类“卡通”似的安排有悖于动物天然求生本能的常理，这样的刻意编造一条义狗的“绝对忠诚”反而暴露了今天某些信徒要“做奴隶不得”的“悲壮性”。

在整部《那儿》里，恐怕最“清醒”的人物不是朱卫国，而是那位患上老年痴呆症的外婆，是这位历经历史磨难的老人家稍微打通了整部小说的叙事。从朱卫国的当天失踪到最后的自杀死亡，外婆在关键时刻的“胡言乱语”是对小说过于处于煽情的悲剧氛围的一种嘲弄：“你说死人了她就说死人好，她是我们家的好好主义者。清醒的时候她还会唱歌：英-特-纳-雄-那-儿就一定要实现……我们说是英特纳雄奈尔，不是那儿。她说就是那儿，那儿好！一点办法没有。”[35]这位更似装疯卖傻的外婆开启了小说《那儿》的命题：“走了好，那儿好啊！”[36]。

从《国际歌》最初的原名《英特纳雄奈尔》（1864年在伦敦创办的“国际工人联合会”的音译简称，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高扬的大半个二十世纪到新世纪中国被简化成两个谐音字的“那儿”，这只能说明了马克思的精神遗产在中国不断受到“窄化”、“庸俗化”、“口号化”、“泛政治化”发展到今天它注定要面临的“简化”：它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内涵里剩下一条纲领“三个代表”。或许起初《国际歌》从原产地法国“旅行”到中国就已经昭示了今天的这一切。这首一度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原本内容出自巴黎公社诗人鲍狄埃在1871年所作的一首六节格律诗，1888年由法国工人作曲家狄盖特制成曲谱。随着上个世纪初全世界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它逐渐在全球各地广泛流传开来。上个世纪前苏联甚至一度把它采用为自身的国歌，但原本六节的原文被将近删去了一半，只保留原诗的第一、二和第六节。中国大陆的汉语版《国际歌》就是在1923年从俄译本转译过来的。1962年，汉语版《国际歌》的译词和配曲再次修改订正，重新发表在4月28日的《人民日报》。《国际歌》的原诗和原作完整版（法文歌曲版）都有下列这一段：“政府在压迫，法律在欺诈/捐税将民脂民膏搜刮/豪富们没有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这一段却不见于汉语版《国际歌》[37]。另外原诗和原作完整版还有这一段更是不可能见容于汉语版的《国际歌》：“国王花言巧语骗我们；我们携起手来打暴君！”有此可见汉语版的《国际歌》和前苏联的《国际歌》都共享一个意识形态结构，明显的把那些枪口对内，具有明确所指的煽动人心歌词全都删去，只保留那些枪口对外的那几段：“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想来当下在中国影响巨大的新左派也继承了汉语版《国际歌》的‘精神’：他们浑身威力无穷的理论勇气都只会使尽在对全球化议题给予无情的鞭鞑与诅咒。可是大家都心照不宣：资本主义要进入中国，其实首先是必须要学会俯首于一种强大的极权主义逻辑。今天的中国，国家象征系统无疑还是由那几则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纲领所统率，但其运作却是结合了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但《那儿》的还是满腔愤慨 “期待现实重新‘主义’”[38]--这似乎一直也是当前中国左派作家和评论家唯一能理解的“现实主义”：主要是以创作选材的取向来断定文学性的优劣，作家关不关怀底层人民永远是他们“审判”文学作品的唯一主要可信参数指标，仿佛只要是底层书写就是“现实主义”。而底层人民的苦难形象学又有一个预先给定的本质：他们必定代表朴实、善良、正义、真理和道德的完善。任何有异于这一套形象学的底层书写要不是不在他们的视野里面，不然就是被批为不符合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于单凭过去那一整套左翼文学传统的思想资源，面对这当下到底能发挥多大的阐释作用？单凭照搬过去那一整套以阶级为本位的左翼文学传统资源来创作，到底还能不能有效地诠释当今种种怪象？甚至能否写出有思想力量的文学作品出来？新左派的学者也心知肚明，因此有者才会说：“《那儿》还不是真正有力量的作品，而它之所以不是那么有力，是因为批判和抗议还没有真正找到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39]。

结语

现实主义一直都是建国后主流文学意识形态的皇牌和后盾，它早已被共和国文学史抬到诸如属于中国五千年文学传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来都是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对其它形式的文学呼呼喝喝。近年来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底层人民苦难的热衷书写，在评论家一片肯定和欢呼“现实主义”的回归中，我们不禁深感困惑：现实主义从来在中国大陆不曾退位，何来“回归”？我们只看到大家有意无意再次把现实改革的期待寄托于文学的力量，麻醉在文学给予的“想象性解决方案”，并且要求作家给予配合“投入现实”，以最朴实（其实是“浅白”和“粗糙”的置换词）的文字说出每一个苦难的故事。尽管很多人会以为这也是中国文人从古到今“感时忧国”的民族传统，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极强，“他们总想让文学这嫩弱的肩膀承担尽量多的超文学的任务”[40]，可是上个世纪的历史却早已证明这种文学的“政治”使命感在理论和现实上的双重破产。

来到新世纪，还是有那么多的“愤青”在左派的旗帜下，经常在不自觉中又不断重复了上个世纪五四知识分子对“文学与社会”的单向度思考和革命话语。这一切是不是意味着新世纪的到来，时间虽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空间看似移动却是停滞的、老旧的？这个空间还是满满超载了上几代人未能解决的根本问题？—个体的言语自由和权力非但没有受到体制的保障，反而遭受到不断的腐蚀与剥夺？

显而易见的当今这些“愤青”和“老左派们”普遍都放弃了把现实信息和发泄的管道寄望于那些由国家机关全面控制的电子媒体和报章报道，因而文学生产作为较少受到当下国家机器直接控制的领域，他们才一味把这些本来属于电视媒体和报章报道的功能完全寄托于文学和作家们。曹征路说：“我认为现实重新‘主义’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必然选择，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今天中国的大多数人毫无疑问仍处在争取温饱、争取安全感和基本权利的时代（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了，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得见）”[41]这句据说“限于篇幅” 其实是不愿说白的话，反而严重暴露出中国大陆现实主义信徒直面和反思现实体制的“无能”和“苍白”：他们在一种普遍性的“常识”之下含蓄承认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仍处在争取温饱、争取安全感和基本权利”，这大概就是他们所谓的“中国现实”，可是他们又陷入“中国的国情”的简单思考决定下，非但没有能力把现实战场直接转向公共空间的社会体制改革(最底限度有必要尝试直接面向日益缩紧的媒体言论空间发言)，反而错把被体制压抑的愤怒情绪直接转向本来就已经紧绷的文学空间生产，热衷于一味把超重的寄望放在文学和作家的肩膀上。这导致文学空间的生产充满着怨气和怒气，充斥了一大群失意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过在互向消耗各自的理论热情和文化智力。大家互向针对各自阵营的作品假借“中国现实”说三道四，如果是心平气和的思考交流本是无可厚非，但是这些争论又跟当今主要由文学史和文学奖构成的文学机制发生复杂的个人利害关系，争论很容易就滑向恶意的人身攻击和排除异己的“敌我政治”。本来在这里的文化空间生产的自由幅度已有局限,但在左派们近年来高举着现实主义对“纯文学”、“后现代主义”近乎失控的漫骂和嘲弄中，我认为整个文化内部空间的自由和创意思考正在不断进一步的缩小和缩紧，绝对在发挥作用的外在社会体制却纹风不动。当那些张牙舞爪的左派和“愤青们”在“全力以赴”抨击“后现代主义”和“纯文学”，故意被遮蔽的反而是强大的权力体制。

近年来底层书写的窘境其实都来源于上述不断缩小和缩紧的文学空间生产。作家们在一窝蜂表演失声的“独白”的同时，他们以为他们终于能向体制说话了，或许这纯粹是他们的集体幻觉—他们不过在不自觉中服从于过去革命历史赋予他们的群众快感。这种失声的“独白”在面向一个强大的体制之时，它注定是无效的，它只不过激起一批左倾学者们“怀旧似的”的革命历史的回声，激痛了另一批右倾学者们历史创伤的记忆。一个在美丽做着“强国梦”的强大体制是听不进去这些历史的回声的。一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犹如一架在深夜里往前直冲的列车，现在没有人知道它确切将开往哪里，也没有人确知这列车应该单靠过去伟大的领袖一个人掌舵，还是集体民主轮班驾驶抑或它根本无人驾驭？夜黑风高，那些曾经追问的人都被赶下了车，剩下的人据说也不可能去追问整个真相，但“现实”是每个人都掏了大钱买了票上了车。今天，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只能挤在车厢激烈的争论，以文学为筹码，准备赔上一生的精力和时间互相消耗各自的理论热情和知识力量：更多时候大家也不过仅仅是在为列车的最终去向下了一个生存的豪赌：左派的一大群人马现在满腔愤懑地看见资本主义的异象，但他们誓言至少在“理论”上一定要确保这辆列车开往“那儿”，他们当年典当了所有就是单凭共产国理想的召唤上了车。偏中的居大多数者愿意相信这列车是一架高速的地铁，它将为他们开向强国之路，虽然他们的确瞥见了资本主义的幻象，但同时也确切看见了大同世界的歌舞昇平，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启示和感激。而右派知识分子都在闪烁其辞小声惊呼指称--其实这辆列车不是高速地铁，只是一列柴油火车—是这辆火车轰轰隆隆在做梦，所谓的“中国强国梦”意味着：那是一种只能在火车厢里做梦的时候发生的美学……那些在车厢本来会畅所欲言的乘客现在一个都不敢说话了，他们不都在闭着眼睛做着梦吗？因为一旦你把眼睛睁开，你似乎总是处处能看见窗外的废墟升起，昨晚似乎你还能梦见自由女神，但早上起来却满目依旧是极权国家主义的暴力和标语。

[1] 旷新年等：《《那儿》：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第15页

[2] 同注上

[3] 同注1，第16页

[4] 参阅《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完整版，收录在网站《左岸文化》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15770

[5] 同注上

[6] 有关中国大陆革命文学现代性的四个形象，出自张颐武教授2005年在北大《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一课的分析和启发，不敢掠美。

[7] 参阅李云雷、季亚娅对《那儿》的点评，收录在曹文轩和邵燕君主编：《2004年最佳小说选-点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8]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9页

[9] 同注4，第22页

[10] 也许有评者会说朱卫国在小说里也有缺点，例如不擅于言辞，但这种木讷只是要衬托出压迫者的狡诈与圆猾，这反而变成了优点。我们更需要关注这些年来的底层书写经常会出现一些自称不擅于言辞的主角，这些代表正义的主人公往往都是干部领导出身，相当符合中共领导在媒体给人的“忠厚老实”印象。

[11] 曹征路：《那儿》，收录在曹文轩和邵燕君主编：《2004年最佳小说选-点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12] 参阅《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第22页

[13] 请参阅小说对报社情况那几段挖苦之词，例如把主编的导向也归罪给“后现代”。见《那儿》第18页和第39页，同注11

[14] 同注11，第15页

[15] 两篇小说都收录在曹文轩和邵燕君主编：《2004年最佳小说选-点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那儿》出现“事不过三”的句子之后，主角就选择自尽，这段句子是在第41页，《寂静》则在第105页。

[16] 同注上，第105页

[17] 季亚婭：《‘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评曹征路的小说《那儿》》，《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第52页

[18] 见同注12，第21页

[19] 同注11，第42页

[20] 韩毓海：《狂飙为我从天落—为《那儿》而作》，同注1，第5页

[21] 参阅李扬：《50-70年代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0页

[22] 参阅约翰奥尼尔著：《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23] 同注11，第9页

[24] 同注11，第11页

[25] 同注11，第11页

[26] 同注上

[27] 同注11，第10页

[28] 同注11，第11页

[29] 同注11，第10页

[30] 同注7，第44页

[31] 同注上

[32] 请参看小说第三章（第17页）和第七章的的末尾（第33—34页），同注11

[33]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Basil Blackwell Ltd.,UK, 1990, pp. 8.

[34] 同注17，第52页

[35] 同注11，第6页

[36] 同注11，第42页

[37] 感谢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博士研究生孙松荣先生一起协助查证《国际歌》的法文原作歌曲版资料。

[38] 参阅曹征路：《期待现实重新‘主义’》，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3期，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第78-86页

[39] 同注1，第16页

[40] 参见孔庆东：《脚镣与舞姿—《子夜》模式及其他》，《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第20页

[41] 同注38，第80页

李云雷：底层写作的误区与新“左翼文艺”的可能性

——以《那儿》为中心的思考

1、“底层写作”的两种倾向

关于“底层写作”，最近批评理论界有不少讨论，在文学创作中也有不少实践。在这些讨论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将“底层写作”只作为作家在“影响的焦虑”下力图突破的一种题材上的创新，只在艺术探索的意义上肯定其“苦难叙事”的意义，而忽略了这一写作与当下现实语境的关系，从这样的视角看去，便对“苦难叙事”及其在创新中表现出来的“美学脱身术”持肯定的态度。

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陈晓明指出，“‘人民的苦难’是一个现代性的革命历史主题，它无法成为一个现实主题，这使“人民性”的当代性只能变成叶公好龙，它必然向美学方面转化。作家并不想真正，也不可能真正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角度来揭示人民的命运，这一切与其说是自觉地转向人民性立场，不如说是因为艺术上的转向使这批作家与这样的社会思潮相遇，与这样的现实境况相遇，他们获得了这种文学表现的现实资源，他们可以在应对现实的同时，完成艺术上的深化。也就是说，人民性不再是自觉建构的意识形态，而是文学性创新压力下寻求自我突破的一种现实捷径。”[1]

他认为“苦难叙事”是晚生代作家面对先锋派、美女作家群时在艺术上的一种选择，颇有创见，而对杨映川的《不能掉头》、鬼子的《大年夜》等作品“美学脱身术”的细致分析，也显示了艺术上的敏感，但仅仅在形式上、或仅仅在“文学场”的范围内解释“苦难叙事”与“底层写作”，认为人民的苦难无法成为一个“现实主题”，却也显示了他过于关注文本或理论的推演，而忽略了“文学与生活”这一视角，也缺少对现实生活中“底层”的关注与了解。“苦难”、“底层”虽然要经过作家的写作，才能呈现于我们面前，但并非“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它们也是具体而真切地存在的，构成我们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底层写作”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在最近的创作中表现得比较明显，那就是不断将“苦难”叠加、堆积，推向极至。这我们可以刘庆邦的《卧底》和陈应松的《太平狗》为例说明。

《卧底》写一个记者为了写出重大的有影响的新闻报道，而乔装打扮到一个私人小煤矿上去卧底（体验生活）的故事[2]，这里面呈现出的是劳资关系恶化的小煤矿的黑暗内幕，以及媒体的内部矛盾及其在监督上的无力。小说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在当下关于矿难的频繁报道中可以看出。但小说在艺术上过分偏执，影响了其表达的效果。

正如李建军所说，“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弱势群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境况，也看到了对社会不公和罪恶现象的难以遏抑的不满和愤怒。但是，愤怒的情绪也扭曲了的感受和叙述，使他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显示出一种片面和简单的倾向，使他的写作成为我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过的“单向度写作”：这种写作在展开叙事的时候，“每每将一种情感态度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和冲突性情感的能力”（李建军：《被任性与仇恨奴役的单向度写作》，《小说评论》2005年第一期）。不仅没有写出齐老板这些坏人性格和情感的复杂性，而且，还过多地渲染了那些受凌辱与受损害者的粗俗和动物性的一面。”[3]
我不同意于李建军的只是，小说不一定要写出“齐老板这些坏人性格和情感的复杂性”，对坏人性格与情感“复杂性”的强调，并不一定适合这篇小说。但他对“单向度写作”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这一不足不仅存在于《卧底》，也存在于刘庆邦《神木》等其他小说中。对黑暗现实的过分渲染与“堆积”，让人感到的心态恰如他笔下卧底的记者一样，是要写出“重大的有影响”的小说。

《太平狗》以民工程大种和他的一条名位“太平”的狗在城市里悲惨遭遇为主线，力图呈现一幅发生在城市里的阶级图景，这幅图景大概可以用“穷凶极恶”来形容。似乎急不可待地要将当今社会底层的惨烈体验淋漓地展现出来，自始至终都在拼全力狠写，然而，尽管土狗遭受了各种致命伤害，死了八次，每一次的痛楚却与上次相当——追求强烈冲击效果的结果，反而是使读者神经麻木，批判力弱化。《太平狗》的叙事语调里也有某种夸夸其谈的、类似于自我标榜的口吻，有损“底层叙述”特别需要的朴素诚恳，也进而令人对整个“底层叙事”的可靠性产生怀疑，这样的结果想必是违反初衷的。

   “底层写作”并非只是写作“底层”这个题材，也是要写成一部文学作品，这一方面要有对“底层”人的尊重、同情与了解，另一方面也要在艺术上有所讲究或创新。追赶题材的时髦而写作“底层”，不顾及艺术上的追求无疑是错误的；同时以艺术上的创新而将“底层写作”虚化，在写作时玩所谓的“美学脱身术”，也是不对的，这两种倾向的来源，都在于并非真正关心底层以及“底层”的人。

2、《那儿》的独特性及其背景

“底层写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都能较好地解决以上问题。比如《马嘶岭血案》[4]、《麻钱》等“三农题材小说”，就充分展示了中国农民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处境、在城市与乡村间的挣扎，同时在艺术上也具有独特性。

与一般“底层写作”的作品相比，《那儿》具有其独特性，首先在于它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与传统社会主义联系了起来。

这个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小说中的工会主席“我小舅”是一个孤独的工人领袖形象，在他周围环绕着诸多矛盾：他反对“化公为私”的改制，与厂领导与入主的企业有矛盾，不断上访；他是工会主席，是“省级劳模副县级领导”，与普通工人有隔阂，不能“代表”他们去反抗；他的家人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劝阻他去反抗，这是他与小市民的庸俗自保思想的冲突。在反抗与“不能反抗”的痛苦挣扎中，他最终身心交瘁，只能选择了自杀。

在小说中，“我小舅”反抗的精神资源来自于传统社会主义，这里不仅有旧社会工运领袖（小舅的“姥爷”）榜样的力量，也有“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而小说的标题也来自于“英特纳雄耐尔”最后两字的口误，此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历史及其赋予的阶级意识，作为一种保护性力量在今天的重要，而小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重新阐发、对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现状的揭示，可以看作“左翼文学传统”在今天的延续。

其次，大多数“底层写作”的小说关注的是农民、农民工，而《那儿》选择了工人作为题材，这自然与的个人经验有关，但工人与马克思主义的紧密联系，历史记忆与现实处境的对比，使得小说更具现实感，在阐释上也具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小说追溯了矿山机械厂的变化，细致地描述了它在时代变化中怎样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大厂，逐渐转变成了一个被归于边缘的“包袱”，在这一过程中描述了工人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是与工厂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

它与80年代的《乔厂长上任记》、《新星》不同，也与90年代的《大厂》、《车间主任》等小说不同，如果说后面这些小说描述了改革的必要性，那么《那儿》则以新的角度去关注改革，提出了要怎样改革的问题。他关注的不是胸怀壮志的改革者，而是那些付出代价的“被改革者”，它使这些人的生存窘境呈现出来，也对新时期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反思。

再次，《那儿》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复杂性与精神转变，小说是以“我”的视角去写的，在“我”的嘲笑、犹豫与转变中，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与选择，严家炎在分析鲁迅的《祝福》等小说的视角时，曾把这些、叙述者与人物的相互间离称为鲁迅式的“复调小说”，采取这样一种“复调”，表达了当下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复杂态度。曹征路关于这个小说的创作谈的标题是“是逃避，也是抗争”，有意思的是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是是更认同于“小舅”（抗争），而创作谈中体现出来的则是认同于叙述者（从逃避到抗争的转变）。

在回答笔者“是否也经历了类似于小说中‘我’的一种精神转变？”的问题时，曹征路说：“起初这样写就是为了产生离间效应，使叙述更客观。写着写着，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被愤怒左右了，主观情绪开始加入，我控制不了自己。作为，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在这个时代应该说相当不错，生活中的我是很容易满足的。可我是在写小说，我不能不按照人物的逻辑叙述下去，这大概就是你说的精神转变吧，我确实转变了。小舅是我审美理想的体现，包括那条狗也让我激动不已，我向往那种有情有义、有尊严的、高傲的生活。可是在现实中我们往往不得不苟且，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在这里不仅是叙述在文本中改变方向的问题，而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面对现实时一种态度的转变。如果我们将《那儿》所讲的“舅舅的故事”与王安忆90年代初的《叔叔的故事》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得更清楚，王安忆的小说写了对老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失望，以及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迷惘。而在《那儿》中，工人领袖“小舅”则“启蒙”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使“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除了《叔叔的故事》，90年代的一些作品，比如余华的《活着》、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酒好》、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这些作品都在描写一种苟活的哲学，即不管社会如何变动，生存总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总要活下去，这样一种“小市民意识”在以上作品种得到了鲜明的表达，如果我们将之看作特定时代精神上的一种反应，那么在《那儿》则描写了无论如何也活不下去之后的“市民”，被迫起来反抗的故事，而他们所找到的资源，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对“正义与和平”的诉求。

从《叔叔的故事》等 小说到《那儿》，可以看作10多年来知识分子精神选择上的一个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如果说“叔叔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90年代初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溃败，那么“那儿”则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

《那儿》的出现，并非偶然的，它与我国社会现实的变化息息相关，也与思想界、文艺界的讨论语反思相关。

在现实层面上，新的思路使人们对改革有了新的认识。在国家政策层面，如果说80年代强调的是“发展是硬道理”，90年代强调的是“可持续性发展”，那么新世纪之初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它使人们不再单纯地关注发展，也关注发展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在思想、文艺层面，90年代后期随着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以及对“纯文学”的不断反思，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也使得“社会主义思潮”和“左翼文学”传统得到人们的关注。钱理群认为，“这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遗产是我们今天面对现实可以继承、借鉴和考虑的一个遗产和资源。”但是，同时他也认为应该防止两个倾向，一个就是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曾经带来的弊病就本能地拒绝它，另外他也不赞同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整个地搬过来。[5]

在我国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出于对计划经济与主流意识形态钳制的反思，对资本主义所象征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表现出热情是自然的（正如在法国“五月风暴”、日本“安保运动”中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所象征的公平、正义和造反精神表现出非凡的热情一样），这确实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不过80年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对资本主义的美好想象也破灭了，在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甚至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反市场的[6]。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民主也有着强烈的阶级差别，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内在逻辑之下，不但自由、民主是打了折扣的，公平、正义更是无从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正以迅猛之势席卷全球，我国作为“第三世界”在国际上受制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结构性的政治、经济分工，国内则贫富分化严重、阶级矛盾趋于激烈，在这样的形势下，重新看“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先辈的努力，他们同时追求着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公平、正义的革命理想。尽管他们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其为人类开一条新路的悲剧性探索，无疑是值得尊重的，在今天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汲取的因素，可以对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提供更丰富的思索空间。

3、新“左翼文学”的可能性？

在经历了“文革”与“文革文学”之后，“左翼文学”是否可用为今天的思想文化资源，如果可能，我们将怎样理解历史；如果不可能，我们将应对当前所面对的问题？这是一种两难的困境。在对90年代“重写红色经典”的分析中，戴锦华也表达了对这一困境的体认，她认为这一现象“不期然间展露了当下中国，或许也是全球性的批判知识分子之思想与社会实践的瓶颈状态：是否可以忽略20世纪革命历史所遗留的巨大债务而启用20世纪革命的思想资源？是否由于必须首先清理历史的债务，便可以无视现实的苦难与社会问题？拒绝以历史中的灾难作为现实苦难的阐释或托词，是否便意味着对历史中的灾难和未解的疑题的搁置？直面社会苦难，是否便意味着二项对立式的语词与思维的合法性？如何应对二项对立式思维与本质主义及其20世纪极权主义间的逻辑关联？而拒绝二项对立和本质主义的思维和表达，是否便意味着失语和无为？拒绝胜利者的立场，拒绝恣肆张扬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则如何开启别样的社会实践的空间和未来的可能性？”[7]

而洪子诚则在《问题与方法》中指出，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下，左翼文学的“这种‘异质化’，这种‘异类’的声音，更表现出它的意义和价值”。

在与当下文学的对比中，“左翼文学”的传统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青睐，“我对左翼文学充满了憧憬和怀念。怀念左翼文学，不止是要呼唤它的革命精神，而更多的是刚才说过的左翼文学的丰富性。当下文学更多的是‘物’的迷恋和炫耀，是白领趣味的彰显和生活等级的渲染。我们在当下文学中已经很难再读到浪漫和感动。而左翼文学的最大特点可能就是它的浪漫精神和理想主义，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战斗性。”[8]

与此同时，这一思想倾向在创作上也得到了反映。在对90年代新乡土小说的分析中，刘复生指出，“这些小说毕竟呈现了无法被彻底软化的事实。而且，如果细读作品，我们还可以发现，作家在表述一种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对它加以质疑，二者是同一个过程，这是一种奇妙的写作的辩证法。这使某些‘新现实主义’小说写作具有了某种革命性或反抗性，但由此也决定了这种反抗性的限度。”[9]

如果说这些“主旋律”小说的“反抗性”是有一定限度的，那么伴随着90年代中后期思想界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也诞生了一些新的作品，比如小剧场戏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等，这些立场与风格都很鲜明的戏剧既参与了这一论争，也使这一论争得到了扩大。何吉贤在《想象的突围》一文中分析中国“小剧场”戏剧从“戏剧的造反”(戏剧实验)到“造反的戏剧”(思想的宣传)的转变过程，揭示出90年代“小剧场”实践与作为背景的世纪末思想界的分化和争论的关系，并进而说明蕴含在思想界的分化和争论与整个中国社会分化和变化之间的“戏剧性”关系。[10]而近年来“底层写作”的讨论与实践，则让我们看到了底层社会的艰难图景，

此外，还有这样描写“民工”的诗歌：

二万
二十万……
打工仔的手指
二百万、二千万……
十指连心的灵魂
血痂石块般磨利的匕首
刺在深圳淫逸无度的夜空[11]

打工者不仅被写入了诗歌，也开始作为创作的主体出现在人们面前。最近“打工青年艺术团”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他们的音乐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主要在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他们的音乐表达的是打工者的生活，是下层劳动人民的现实处境；二是他们自身就是打工者，是自己表达自己，而不是由别人“代言”；三是他们的演出方式是“义演”，不以赢利为目的，此外还他们进行了诸多帮助打工者的社会实践，这对以金钱与资本的关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社会构成了一种反思。打工者借助流行音乐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心声，不仅对大众传媒的霸权以及“霸权理论”做出了挑战，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精英与学院化的反抗方式提出了质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接续了我们上述中国“左翼文艺”的传统：以大众化的形式表现下层人民的真实处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我们将以上文艺看作“左翼文学”传统的延续，那么其与现实的关系不仅拓宽着我们对“文学性”的理解，而且其艺术上的创新与实验也值得我们注意。钱理群指出：“在我看来，左翼作家（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鲁迅所说的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由此而形成了其永远的批判性（反叛性，异质性，非主流性）。而这样的批判、反叛必然是全面而彻底的：不仅表现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倾向，政治立场，而且也反映在对既成的艺术秩序的反叛与不循常规的创造。因此，前述‘左翼文学不注重艺术形式’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成见与误解：左翼文学的一个本质特征即是它的艺术上的‘实验性’。”[12]如果说它们还存在一些不足的话，那么出路也只有不断地继续创造，只有在变革现实的同时不断变革艺术自身，才能创造出新型的美，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13]

中国“左翼文学”传统是人类伟大思想成果的一部分，在面对当下的思想与现实时，既需要总结其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同时需要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异质的思想资源，不断丰富和完善自我，对底层的关怀与“大众化”不应该影响它的知识深度；对阶级性与实践性的强调不应该忽略审美性，其创作方法也应该不仅限于现实主义，而应不断汲取新的资源，在民族形式的追求中也应该对异域文化采取“拿来主义”。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以上的种种矛盾，是继承“左翼文学”传统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1] 陈晓明《“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2] 《卧底》，《十月》2005年第1期

[3]李建军《小说伦理与中国经验》，http://www.chinawriter.com.cn/xrppj/lijianjun/ljj012.asp

[4] 《人民文学》2004年第3期。

[5]钱理群：《20年来思想界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认真清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潮》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2599

[6] 参见《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7] 戴锦华《重写红色经典》，《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558—559页，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8]孟繁华《左翼文学在当下的命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84页

[9] 刘复生：《历史的转折与“新乡土小说”的意识形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4期。

[10] 此文为的硕士学位论文，部分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

[11]浪淘沙《深圳的手指》，这首诗描写的是“深圳工业区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神话，那里每年至少2万打工仔的手指、手臂被严重缺乏劳动保护措施的私企工厂的机器斩断。” 参见黄纪苏：《世路上行走的诗行——浪淘沙其诗其人》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14285

[12] 钱理群:《〈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序》，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25&ID=10933

[13] 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全集》（第六卷）4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汪立峡：那儿就是这儿

那儿就是这儿            

──《那儿》读后随笔

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英）汤普森

阶级社会还未消亡，而真正的无阶级社会还没有诞生。

──（意）葛兰西

《那儿》，我读了三遍，心潮起伏不已，勾起许多回忆，也激起不少忧思。

说起来，在台湾知道《那儿》的人很少，读过《那儿》的人有限。就算一般台湾读者有机缘「见到」《那儿》，只怕也兴不起一读念头，就像他们见到严肃的艺术电影兴趣缺缺一样，胃口早被好莱坞商业电影搞坏了。我说的这种情况，其实也包括台湾的知识分子在内。

何况，台湾这些年来，执政的「台独」当局大搞「去中国化」，举凡有关祖国大陆的事物，对某些反共反中上瘾的人来说，避之惟恐不及（例如大陆熊猫）。如果他们之中竟然有人忽然对《那儿》关注起来，那肯定是认为它的写实有助于反共反中，这同内地有些人认定《那儿》是左翼文学而加以反对，刚好相反。妙吧？

如果有人问我，「那你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会回答说，我从不自外于祖国大陆，尽管台湾与内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绝不特别，也不该自认为「特殊」。这就是我的态度，而且从来如此。老是自以为「特殊」，就会想搞「独立」。

《那儿》勾起的一些回忆

《那儿》所描述的故事，对于绝大多数台湾同胞来说，肯定是陌生的，因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品尝过工人阶级当上老大的滋味。至于外婆口中的「那儿」，作为作品意味深远的意象，更不会被多数台湾读者心领神会，因为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英特那雄耐尔」指的什么。对于所谓「国企改制问题」，尽管或多或少耳闻过，但也没几个人搞清楚那是怎么回事儿，顶多只不过是某些自认为「左」的台湾知识分子拿来作为批评中共「走资」的凭证而已。

就我个人来说，是颇能领会《那儿》的「微言大义」的。这不仅因为我是个长期关注、观察、研究祖国大陆的人，还因为我是个在台湾从事社会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历有年矣」的知识分子。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大规模工潮，我就是「要角」之一，曾经四度遭当局以首谋「煽动罢工」起诉，要不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诡谲多变，我早就被送进牢狱了。

在那个解严（解除长达三十多年的戒严）之后，突然勃兴的袭卷全岛的大工潮过程中，台湾劳动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的确令人刮目相看的展现了他们的团结、斗志、组织和协商能力。同时，也像其它群众性运动一样，在过程中自然地冒出了他们自己的领头人。而且，在诸如新竹玻璃厂、新店电子厂的劳资争议中，工人组织起来一度接管过工厂，经营管理能力比原先的资方管理层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当时轰动一时令人侧目的大新闻。这些都是我曾经亲身参与，可以见证的事件。尽管最终格于法律规定（产权私有）和台湾工人自身的思想制约（工厂终归是老板的而不是咱们工人的），在达成一定的争议目标之后，工人还是交出了经营管理权，但毕竟不容质疑地证明了工人完全是有能耐当家作主的。

对于那一波大工潮，曾产生过若干相关作品在台湾的利刊物上发表。我本人就曾针对几件重大劳资争议，撰写过几篇上万字的纪实报导，但纪实报导或纪实文学虽具有浓烈的「现实性」，却往往受制于文体而难于开掘出多少「艺术性」。至于一些由知名或不知名作家发表的相关题材的小说，多为短篇，少有中篇，更乏长篇。而且一般而言，不够「写实」，多半未能写出工人生活和事件过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以致于谈不上什么感染力与影响力。船过无痕，几乎没有一篇还为人记诵，更别说引发讨论和争议了。

关于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

相对于台湾的上述情况，对我而言，曹征路的《那儿》就益发显得难得和感人。有人批评《那儿》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不足，这我很不以然。基本上，我算不上是搞文学和搞批评的，但就我是一个还算读过不少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文学爱好者来说，也是对「文学性」和「艺术性」有着一定的感觉和品味的。拿《那儿》来说吧，这「那儿」二字作为篇名和开题，不就是一个涵义厚实、指涉丰富的隐喻吗？无须作任何解释，它的意象和意指的丰富性就自然击中了读者的心坎，不管你是厌恶「那儿」还是心仪「那儿」，也不管你是把它当成「死亡」还是当成「理想」，或者……。有意思的是，在篇尾描述朱卫国临死前还从容的打造了「一堆镰刀和斧头」，这个具有深刻象征意味的场景，不仅传达了朱卫国的情之所寄，也兼顾了同「那儿」的首尾贯通，对读者的灵魂作了突如其来的敲击，「他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火光中看到了那个英雄。他向往那种生活。」这难道不是审美的感动，不具有审美的价值？

我尤其感动于对那只名唤罗蒂的狗儿的描写，特别是关于罗蒂之死。曹征路为什么花那么大劲儿描写罗蒂呢？在我看来，罗蒂的一生就是朱卫国一生的写照，罗蒂的忠贞、灵巧、坚毅、自尊，一如朱卫国，或者说朱卫国一如罗蒂，连结局都一个样。如果不在小说快收尾时点明「其实他的命运罗蒂早就暗示给他了。」留给读者自己去意会，当更有余韵。无论如何，我仍然认为这种隐含的对比手法是高明的。能够把罗蒂之死的整个过程写得那么有张力且惊心动魄，我相信是不容易的。

当曹征路写到朱卫国第三次斗争因再次「受骗」而失败之时，他以第一人称「我」这么写道：「写到这里，我浑身颤抖，无法打字……我不能停下来，停下来我要发疯。我也写不下去，再写下去我也要发疯。」我突然觉得是在说他自己，曹征路那一刻恐怕真的被自己写的故事惊住了。

不难看出，曹征路对他笔下的国企工人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的遭遇是深怀同情之思的，他对杜月梅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的不是怜悯而是深切的理解；他对朱卫国的描写甚至带有「敬畏」的味道。当他藉用那个笔名西门庆（也是隐喻？）的记者之口不无讽刺地说出：「君要臣富、臣不得不富；父要子贫，子不得不贫」、「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时候，更点出了对「国企改革」过程出现的贪渎枉法现象情不自禁的义愤填膺。

我还认为曹征路在写作过程中意识到了他的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可能会遭遇到的关于「文学性」和「艺术性」方面的诘难，所以他才会又藉西门庆之口对「我」嘲笑说：「你小子太现实主义了，太当下了。现在说的苦难都是没有历史内容的苦难，是抽象的人类苦难。你怎么这个都不懂？那还搞什么纯文学？」真是苦涩尖刻兼而有之，也可以说借着这句话对可能的批评者作出了反批评。

至于对结局的处理，我不认为那是犬儒式的「妥协」，而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即使我在台湾，也知道中国政府近年严肃处置过不少贪渎腐败大案），或许更多的是大陆工人阶级对共产党并未死心，仍然寄予期望和信任的心境写照吧。

《那儿》激起的些许忧思

据我所知，《那儿》是出现于大陆社会各界正在对「改革」进行反思之际。有人担心反思改革变成了反对改革，也有人担心以改革之名否定了反思，但很明显的一个共同基调是：反思的是「改革措施」问题而不是「改革方向」问题。这无疑是健康的和正确的态度，但绝不表示「改革」的效果就不需要检讨和改进了。

从目前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初级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殊条件，也由于新型经济中资本积累周期大大缩短的新情况（短期内造就许多新富阶层），还由于发展中出现的腐败和权钱交易等因素的负面影响，收入差距有继续快速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效率优先」的思维倾向主导下，更难遏止。

据中国社科院去年发表的《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一书指出：1990～2000年，中国20％最高收入户和20％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倍数，从4倍增加到12倍。到2002年6月底，中国城镇20％最富裕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城镇全部金融资产的66.4％，而20％最贫穷的家庭这一比例仅为1.3％。这中间当然牵扯到失业和就业问题，即以国企下岗职工而言，据指出再就业率已从1998年的约50％下降到2002年的15％左右。特别是资源进入枯竭和衰退期的一些老工业基地城市，就业问题格外紧张。现在城市每年约有2000万需要找工作的人，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只有900万个左右。中国就业问题的社会风险还在于，它与庞大的农民人口问题联系在一起。社科院的报告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每人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的有1.4亿人。现在全大陆农民现金收入中，34％是外出务工收入。一些省份农民外出打工收入，超过或接近了该省的地方财政收入。城乡平均收入差距在二十年以上。

这些数据清楚显示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它明白无误的提醒收入分配问题的焦点，已经从需要集中解决「效率问题」转变为需要集中解决「公正问题」了。

最近我还在《读书》上看到高梁先生一篇访问稿，他忧心忡忡地质问：中国究竟是要走「以我为主的改革开放，还是依附型的改革开放？」高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正是从「国企改革」出发的。他认为诸如装备制造业之类涉及经济战略和国防安全的国企，「改革」必须要慎重。就业问题的解决固然不可掉以轻心，但未必只能通过外资企业来进行，「中国经济本质上不能成了打工经济」，「不能是外国公司在中国雇用最便宜的劳工，使用中国的能源，污染中国的环境，向其母国提供最便宜的消费品。」在这里我要补充说，他们甚至到头来占了便宜还卖乖，指控中国产品倾销垄断市场。

当然，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欧陆、日本，特别是美国，通过全球化在经济上和中国互依共存，实际上已经离不开中国市场，这就使得以美国为首的「中国威胁论」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很难施展其「抵制」、「制裁」、「围堵」中国的图谋，更别说对中国搞什么「先制攻击」的霸道伎俩了。这是有利于中国争取时间从容实现「和平崛起」，构建「和谐社会」的。

所以，国内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回到中国自身。这包括了日益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即阶级关系和潜在的社会冲突危机以及两岸统独问题的争执。在我看来，「台独」问题的本质离不开阶级分化这个人民内部矛盾，说明白一点，就是「台独意识」甚或较模糊的「台湾主体意识」遮蔽了「阶级意识」，将岛内的「阶级矛盾」转化为「统独矛盾」，将台湾劳动阶级压迫的根源从跨国资本和美日对台湾的支配，引向对中共和中国的反感和抗拒。正因为如此，「台独意识」或「台湾主体意识」的解消就同两岸经济关系的执续交流和强化深化，以及大陆内部经济的执续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和缓化，分配关系的公正化、民主化分不开关系。

把台湾的情况说一说就会更清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李登辉在两岸经济交流上搞「戒急用忍」，在政治上搞「两国论」，台湾经济成长率开始缓步下滑。二千年的所谓「政党轮替」，陈水扁台独政权上台，在岛内加速「去中国化」，在两岸交流上继续拒绝三通并对大陆同胞来台旅游设置种种障碍，平白坐失拉抬台湾经济振兴的机会，遂使经济益显疲乏，整个台湾社会陷入无精打采状态。原来在八十年代一度扮演台湾政治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多年来已呈现有气无力甚至彷徨无奈之势。失业率逐年攀升，什么都上涨，就是工资没涨。工人只得以保住工作为优先考虑，再也无心向业主争权夺利。因穷困或债务而跳楼、烧炭自杀的事例层出不穷，甚至经常发生携家带眷齐赴黄泉的惨事。

最近一年情势逐渐改变，这是因为台湾民间对于陈水扁在「台独」路线上一意孤行，不务「正业」，渐感不耐和不安，深盼两岸关系和睦，以便藉重大陆把台湾经济搞活搞好，让社会生机恢复常态。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的两度大陆之行，带来了一线曙光，颇具挀奋人心之效。民进党执政当局虽仍在争扎甚或愈趋极端，然而形势比人强，未来一、二年将是决定「台独」势力消长的关键时刻。一旦「台独」势消，两岸关系好转，经济交流正常化，内地人得以组团来台旅游，则可预见台湾的经济将在短时间内复苏，人们的关注焦点将从「统独」问题移转回到岛内的社会经济问题。那时，「阶级矛盾」和各种利益冲突会重新浮上台面，成为台湾政治社会的主要课题。如果与此同时，大陆内部在维持经济高速成长之余，也能在财富分配公正的措施上，展现出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具体做法，让人看得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所在，那么肯定会对台湾人民特别是对受雇劳动阶级产生认知和意识上的影响，从而转化他们的「台湾主体意识」为对祖国大陆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关于「阶级」问题的争论

曹征路的《那儿》借着一个「国企改革」的个案，展现了一幅国企工人从不愁食衣住行的国家主人公地位，一下子衰落成为前途茫茫的自由市场上的个体劳动者的图景。过去对「那儿」的憧憬现在却成了苦楚的臆想，真是情何以堪！

尽管中国仍存在为数庞大的国企工人队伍，但更多的国企下岗工人和数以亿计的农村外移劳工已经构成更大的多的私营企业的受雇劳动者或待业者、失业者。这是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中国工人阶级解体和重构的剧变过程（台湾也以不同的原因和形式经历同样的过程）。《那儿》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为「国企改革」中被「遗弃」的那部分国企工人一吐胸臆，针砭改革过程中的贪腐现象，对改革进行了「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反思，这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当下应有的艺术良知的承担，理应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喝采。令我费解的是在大陆似乎总有为数不少的一批知识分子，见不得任何可能与过去（例如文革）产生回忆或联想的事物，以致于在诸如小说、戏剧之类的文学作品方面，提到或看到「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就心生反感，进而反对、抵制，很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意思（可已过二十多年了）。我觉得这不太健康不太正常。

依我的拙见，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都是历史的必然，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内在逻辑开展（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是全体中国人民追求幸福和解放的集体意志表现。两者的差别在于文革错误的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改革开放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完善只能采取「小碎步渐进」的过渡方式，也就是说有必要取法资本主义，大胆的搞市场经济，才有社会主义的活路与明天。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初曾说过：「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于今看来尤其值得三复斯言。至于马克思早就说过类似的话，这里就不引述了。

既然改革开放是必然的，而且还必须坚持走下去，那么新的「阶级问题」就是回避不了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及大陆内部（台湾也一样）都有不少人主张「阶级已死亡」或「社会阶级正在死亡」，认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已经失效。这种论调受到了来自现实和理论两方面的挑战。当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结构的论述承认，除了工人和资本家外，专业人员和艺术工从自己的专业技术中获利，而经理和管理人员从他们的管理资源中获利。然而，向更加复杂和多元的阶级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阶级正在死亡。资本主义社会里以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的继续存在，意味着在长久的未来，阶级的概念必将仍会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外，引进新技术和管理方式远远没有消除阶级斗争，却经常创造出新的阶级矛盾形式。这在台湾已是越来越明显的现象。

阶级一直同种族、宗教、民族、性别及其它因素一样，是政治认同和行动的资源中的一种。那种认为阶级的作用大不如前的观点，是因为人们过分夸大了它在过去的重要性，同时低估了它在当前和未来的重要性。

也有人发现，当今西方社会正在扩大的职业是白领的、技术的、专业性的和服务性的。阶级结构越来越像中间突出的钻石，而不再像上尖下宽的金字塔。中国今天虽然也存在这种趋势，但显然并不能生搬硬套「拿来」现成解释中国的阶级构成。一个摆在眼前的现实是，有人发财致富，有人陷于贫困，而处在两极之间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的确比过去得到了改善或正在改善。正是这一部分绝大多数算不上「中产阶级」的人会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什么阶层？如果不喜欢追逐金钱或没有机会和能力追逐更多的金钱，我们的希望在哪儿？我们的未来是什么？这个社会在金钱统治的道路上还会走多远？如果考虑到下面的问题，就会更警觉中国社会未来的阶级和阶层结构会大大不同于已发达国家与其它小国家：根据中国社科院发表的报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把约2.5亿农村劳动力转变成非农业从业人员，包括各种形式的乡镇企业吸纳约1.5亿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约1亿人。而根据中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农业从业者。换言之，眼下的3.6亿农业从业人员还需转移2亿多人到非农业部门。想一想看，这些未来的「非农业从业人口」都将是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中的受雇劳动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太可能成为专业人员或管理阶层，而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纯受薪工人。

中国未来的发展态势已大约可以勾勒出来一个轮廓，至少可以知道中国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超大工人队伍，这个巨大队伍主要是由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类别的工人构成，他们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面对他们的社会处境，无疑将是对作为他们所信赖的和宪法所规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尽管除了在一种非常抽象的层次上之外，「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不可能具有先验性根据的，但是，共产党至少要让工人阶级有某些指望或某种理由可以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漫漫征途之中，在这里会出现许多种不同的，但又是殊途同归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即便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建构」的过程似乎正让位于新型的「社会主义重构」的过程。总之，要让工人阶级有信心相信：「那儿」就是「这儿」，一个更美好公平的世界是可能的。

2006年4月17日完稿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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