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儿就是这儿
──《那儿》读后随笔
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英）汤普森
阶级社会还未消亡，而真正的无阶级社会还没有诞生。
──（意）葛兰西
《那儿》，我读了三遍，心潮起伏不已，勾起许多回忆，也激起不少忧思。
说起来，在台湾知道《那儿》的人很少，读过《那儿》的人有限。就算一般台湾读者有机缘「见到」《那儿》，只怕也兴不起一读念头，就像他们见到严肃的艺术电影兴趣缺缺一样，胃口早被好莱坞商业电影搞坏了。我说的这种情况，其实也包括台湾的知识分子在内。
何况，台湾这些年来，执政的「台独」当局大搞「去中国化」，举凡有关祖国大陆的事物，对某些反共反中上瘾的人来说，避之惟恐不及（例如大陆熊猫）。如果他们之中竟然有人忽然对《那儿》关注起来，那肯定是认为它的写实有助于反共反中，这同内地有些人认定《那儿》是左翼文学而加以反对，刚好相反。妙吧？
如果有人问我，「那你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会回答说，我从不自外于祖国大陆，尽管台湾与内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绝不特别，也不该自认为「特殊」。这就是我的态度，而且从来如此。老是自以为「特殊」，就会想搞「独立」。
《那儿》勾起的一些回忆
《那儿》所描述的故事，对于绝大多数台湾同胞来说，肯定是陌生的，因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品尝过工人阶级当上老大的滋味。至于外婆口中的「那儿」，作为作品意味深远的意象，更不会被多数台湾读者心领神会，因为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英特那雄耐尔」指的什么。对于所谓「国企改制问题」，尽管或多或少耳闻过，但也没几个人搞清楚那是怎么回事儿，顶多只不过是某些自认为「左」的台湾知识分子拿来作为批评中共「走资」的凭证而已。
就我个人来说，是颇能领会《那儿》的「微言大义」的。这不仅因为我是个长期关注、观察、研究祖国大陆的人，还因为我是个在台湾从事社会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历有年矣」的知识分子。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大规模工潮，我就是「要角」之一，曾经四度遭当局以首谋「煽动罢工」起诉，要不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诡谲多变，我早就被送进牢狱了。
在那个解严（解除长达三十多年的戒严）之后，突然勃兴的袭卷全岛的大工潮过程中，台湾劳动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的确令人刮目相看的展现了他们的团结、斗志、组织和协商能力。同时，也像其它群众性运动一样，在过程中自然地冒出了他们自己的领头人。而且，在诸如新竹玻璃厂、新店电子厂的劳资争议中，工人组织起来一度接管过工厂，经营管理能力比原先的资方管理层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当时轰动一时令人侧目的大新闻。这些都是我曾经亲身参与，可以见证的事件。尽管最终格于法律规定（产权私有）和台湾工人自身的思想制约（工厂终归是老板的而不是咱们工人的），在达成一定的争议目标之后，工人还是交出了经营管理权，但毕竟不容质疑地证明了工人完全是有能耐当家作主的。
对于那一波大工潮，曾产生过若干相关作品在台湾的利刊物上发表。我本人就曾针对几件重大劳资争议，撰写过几篇上万字的纪实报导，但纪实报导或纪实文学虽具有浓烈的「现实性」，却往往受制于文体而难于开掘出多少「艺术性」。至于一些由知名或不知名作家发表的相关题材的小说，多为短篇，少有中篇，更乏长篇。而且一般而言，不够「写实」，多半未能写出工人生活和事件过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以致于谈不上什么感染力与影响力。船过无痕，几乎没有一篇还为人记诵，更别说引发讨论和争议了。
关于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
相对于台湾的上述情况，对我而言，曹征路的《那儿》就益发显得难得和感人。有人批评《那儿》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不足，这我很不以然。基本上，我算不上是搞文学和搞批评的，但就我是一个还算读过不少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文学爱好者来说，也是对「文学性」和「艺术性」有着一定的感觉和品味的。拿《那儿》来说吧，这「那儿」二字作为篇名和开题，不就是一个涵义厚实、指涉丰富的隐喻吗？无须作任何解释，它的意象和意指的丰富性就自然击中了读者的心坎，不管你是厌恶「那儿」还是心仪「那儿」，也不管你是把它当成「死亡」还是当成「理想」，或者……。有意思的是，在篇尾描述朱卫国临死前还从容的打造了「一堆镰刀和斧头」，这个具有深刻象征意味的场景，不仅传达了朱卫国的情之所寄，也兼顾了同「那儿」的首尾贯通，对读者的灵魂作了突如其来的敲击，「他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火光中看到了那个英雄。他向往那种生活。」这难道不是审美的感动，不具有审美的价值？
我尤其感动于对那只名唤罗蒂的狗儿的描写，特别是关于罗蒂之死。曹征路为什么花那么大劲儿描写罗蒂呢？在我看来，罗蒂的一生就是朱卫国一生的写照，罗蒂的忠贞、灵巧、坚毅、自尊，一如朱卫国，或者说朱卫国一如罗蒂，连结局都一个样。如果不在小说快收尾时点明「其实他的命运罗蒂早就暗示给他了。」留给读者自己去意会，当更有余韵。无论如何，我仍然认为这种隐含的对比手法是高明的。能够把罗蒂之死的整个过程写得那么有张力且惊心动魄，我相信是不容易的。
当曹征路写到朱卫国第三次斗争因再次「受骗」而失败之时，他以第一人称「我」这么写道：「写到这里，我浑身颤抖，无法打字……我不能停下来，停下来我要发疯。我也写不下去，再写下去我也要发疯。」我突然觉得是在说他自己，曹征路那一刻恐怕真的被自己写的故事惊住了。
不难看出，曹征路对他笔下的国企工人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的遭遇是深怀同情之思的，他对杜月梅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的不是怜悯而是深切的理解；他对朱卫国的描写甚至带有「敬畏」的味道。当他藉用那个笔名西门庆（也是隐喻？）的记者之口不无讽刺地说出：「君要臣富、臣不得不富；父要子贫，子不得不贫」、「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时候，更点出了对「国企改革」过程出现的贪渎枉法现象情不自禁的义愤填膺。
我还认为曹征路在写作过程中意识到了他的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可能会遭遇到的关于「文学性」和「艺术性」方面的诘难，所以他才会又藉西门庆之口对「我」嘲笑说：「你小子太现实主义了，太当下了。现在说的苦难都是没有历史内容的苦难，是抽象的人类苦难。你怎么这个都不懂？那还搞什么纯文学？」真是苦涩尖刻兼而有之，也可以说借着这句话对可能的批评者作出了反批评。
至于对结局的处理，我不认为那是犬儒式的「妥协」，而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即使我在台湾，也知道中国政府近年严肃处置过不少贪渎腐败大案），或许更多的是大陆工人阶级对共产党并未死心，仍然寄予期望和信任的心境写照吧。
《那儿》激起的些许忧思
据我所知，《那儿》是出现于大陆社会各界正在对「改革」进行反思之际。有人担心反思改革变成了反对改革，也有人担心以改革之名否定了反思，但很明显的一个共同基调是：反思的是「改革措施」问题而不是「改革方向」问题。这无疑是健康的和正确的态度，但绝不表示「改革」的效果就不需要检讨和改进了。
从目前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初级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殊条件，也由于新型经济中资本积累周期大大缩短的新情况（短期内造就许多新富阶层），还由于发展中出现的腐败和权钱交易等因素的负面影响，收入差距有继续快速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效率优先」的思维倾向主导下，更难遏止。
据中国社科院去年发表的《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一书指出：1990～2000年，中国20％最高收入户和20％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倍数，从4倍增加到12倍。到2002年6月底，中国城镇20％最富裕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城镇全部金融资产的66.4％，而20％最贫穷的家庭这一比例仅为1.3％。这中间当然牵扯到失业和就业问题，即以国企下岗职工而言，据指出再就业率已从1998年的约50％下降到2002年的15％左右。特别是资源进入枯竭和衰退期的一些老工业基地城市，就业问题格外紧张。现在城市每年约有2000万需要找工作的人，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只有900万个左右。中国就业问题的社会风险还在于，它与庞大的农民人口问题联系在一起。社科院的报告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每人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的有1.4亿人。现在全大陆农民现金收入中，34％是外出务工收入。一些省份农民外出打工收入，超过或接近了该省的地方财政收入。城乡平均收入差距在二十年以上。
这些数据清楚显示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它明白无误的提醒收入分配问题的焦点，已经从需要集中解决「效率问题」转变为需要集中解决「公正问题」了。
最近我还在《读书》上看到高梁先生一篇访问稿，他忧心忡忡地质问：中国究竟是要走「以我为主的改革开放，还是依附型的改革开放？」高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正是从「国企改革」出发的。他认为诸如装备制造业之类涉及经济战略和国防安全的国企，「改革」必须要慎重。就业问题的解决固然不可掉以轻心，但未必只能通过外资企业来进行，「中国经济本质上不能成了打工经济」，「不能是外国公司在中国雇用最便宜的劳工，使用中国的能源，污染中国的环境，向其母国提供最便宜的消费品。」在这里我要补充说，他们甚至到头来占了便宜还卖乖，指控中国产品倾销垄断市场。
当然，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欧陆、日本，特别是美国，通过全球化在经济上和中国互依共存，实际上已经离不开中国市场，这就使得以美国为首的「中国威胁论」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很难施展其「抵制」、「制裁」、「围堵」中国的图谋，更别说对中国搞什么「先制攻击」的霸道伎俩了。这是有利于中国争取时间从容实现「和平崛起」，构建「和谐社会」的。
所以，国内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回到中国自身。这包括了日益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即阶级关系和潜在的社会冲突危机以及两岸统独问题的争执。在我看来，「台独」问题的本质离不开阶级分化这个人民内部矛盾，说明白一点，就是「台独意识」甚或较模糊的「台湾主体意识」遮蔽了「阶级意识」，将岛内的「阶级矛盾」转化为「统独矛盾」，将台湾劳动阶级压迫的根源从跨国资本和美日对台湾的支配，引向对中共和中国的反感和抗拒。正因为如此，「台独意识」或「台湾主体意识」的解消就同两岸经济关系的执续交流和强化深化，以及大陆内部经济的执续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和缓化，分配关系的公正化、民主化分不开关系。
把台湾的情况说一说就会更清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李登辉在两岸经济交流上搞「戒急用忍」，在政治上搞「两国论」，台湾经济成长率开始缓步下滑。二千年的所谓「政党轮替」，陈水扁台独政权上台，在岛内加速「去中国化」，在两岸交流上继续拒绝三通并对大陆同胞来台旅游设置种种障碍，平白坐失拉抬台湾经济振兴的机会，遂使经济益显疲乏，整个台湾社会陷入无精打采状态。原来在八十年代一度扮演台湾政治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多年来已呈现有气无力甚至彷徨无奈之势。失业率逐年攀升，什么都上涨，就是工资没涨。工人只得以保住工作为优先考虑，再也无心向业主争权夺利。因穷困或债务而跳楼、烧炭自杀的事例层出不穷，甚至经常发生携家带眷齐赴黄泉的惨事。
最近一年情势逐渐改变，这是因为台湾民间对于陈水扁在「台独」路线上一意孤行，不务「正业」，渐感不耐和不安，深盼两岸关系和睦，以便藉重大陆把台湾经济搞活搞好，让社会生机恢复常态。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的两度大陆之行，带来了一线曙光，颇具挀奋人心之效。民进党执政当局虽仍在争扎甚或愈趋极端，然而形势比人强，未来一、二年将是决定「台独」势力消长的关键时刻。一旦「台独」势消，两岸关系好转，经济交流正常化，内地人得以组团来台旅游，则可预见台湾的经济将在短时间内复苏，人们的关注焦点将从「统独」问题移转回到岛内的社会经济问题。那时，「阶级矛盾」和各种利益冲突会重新浮上台面，成为台湾政治社会的主要课题。如果与此同时，大陆内部在维持经济高速成长之余，也能在财富分配公正的措施上，展现出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具体做法，让人看得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所在，那么肯定会对台湾人民特别是对受雇劳动阶级产生认知和意识上的影响，从而转化他们的「台湾主体意识」为对祖国大陆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关于「阶级」问题的争论
曹征路的《那儿》借着一个「国企改革」的个案，展现了一幅国企工人从不愁食衣住行的国家主人公地位，一下子衰落成为前途茫茫的自由市场上的个体劳动者的图景。过去对「那儿」的憧憬现在却成了苦楚的臆想，真是情何以堪！
尽管中国仍存在为数庞大的国企工人队伍，但更多的国企下岗工人和数以亿计的农村外移劳工已经构成更大的多的私营企业的受雇劳动者或待业者、失业者。这是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中国工人阶级解体和重构的剧变过程（台湾也以不同的原因和形式经历同样的过程）。《那儿》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为「国企改革」中被「遗弃」的那部分国企工人一吐胸臆，针砭改革过程中的贪腐现象，对改革进行了「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反思，这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当下应有的艺术良知的承担，理应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喝采。令我费解的是在大陆似乎总有为数不少的一批知识分子，见不得任何可能与过去（例如文革）产生回忆或联想的事物，以致于在诸如小说、戏剧之类的文学作品方面，提到或看到「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就心生反感，进而反对、抵制，很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意思（可已过二十多年了）。我觉得这不太健康不太正常。
依我的拙见，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都是历史的必然，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内在逻辑开展（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是全体中国人民追求幸福和解放的集体意志表现。两者的差别在于文革错误的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改革开放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完善只能采取「小碎步渐进」的过渡方式，也就是说有必要取法资本主义，大胆的搞市场经济，才有社会主义的活路与明天。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初曾说过：「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于今看来尤其值得三复斯言。至于马克思早就说过类似的话，这里就不引述了。
既然改革开放是必然的，而且还必须坚持走下去，那么新的「阶级问题」就是回避不了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及大陆内部（台湾也一样）都有不少人主张「阶级已死亡」或「社会阶级正在死亡」，认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已经失效。这种论调受到了来自现实和理论两方面的挑战。当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结构的论述承认，除了工人和资本家外，专业人员和艺术工从自己的专业技术中获利，而经理和管理人员从他们的管理资源中获利。然而，向更加复杂和多元的阶级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阶级正在死亡。资本主义社会里以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的继续存在，意味着在长久的未来，阶级的概念必将仍会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外，引进新技术和管理方式远远没有消除阶级斗争，却经常创造出新的阶级矛盾形式。这在台湾已是越来越明显的现象。
阶级一直同种族、宗教、民族、性别及其它因素一样，是政治认同和行动的资源中的一种。那种认为阶级的作用大不如前的观点，是因为人们过分夸大了它在过去的重要性，同时低估了它在当前和未来的重要性。
也有人发现，当今西方社会正在扩大的职业是白领的、技术的、专业性的和服务性的。阶级结构越来越像中间突出的钻石，而不再像上尖下宽的金字塔。中国今天虽然也存在这种趋势，但显然并不能生搬硬套「拿来」现成解释中国的阶级构成。一个摆在眼前的现实是，有人发财致富，有人陷于贫困，而处在两极之间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的确比过去得到了改善或正在改善。正是这一部分绝大多数算不上「中产阶级」的人会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什么阶层？如果不喜欢追逐金钱或没有机会和能力追逐更多的金钱，我们的希望在哪儿？我们的未来是什么？这个社会在金钱统治的道路上还会走多远？如果考虑到下面的问题，就会更警觉中国社会未来的阶级和阶层结构会大大不同于已发达国家与其它小国家：根据中国社科院发表的报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把约2.5亿农村劳动力转变成非农业从业人员，包括各种形式的乡镇企业吸纳约1.5亿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约1亿人。而根据中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农业从业者。换言之，眼下的3.6亿农业从业人员还需转移2亿多人到非农业部门。想一想看，这些未来的「非农业从业人口」都将是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中的受雇劳动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太可能成为专业人员或管理阶层，而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纯受薪工人。
中国未来的发展态势已大约可以勾勒出来一个轮廓，至少可以知道中国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超大工人队伍，这个巨大队伍主要是由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类别的工人构成，他们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面对他们的社会处境，无疑将是对作为他们所信赖的和宪法所规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尽管除了在一种非常抽象的层次上之外，「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不可能具有先验性根据的，但是，共产党至少要让工人阶级有某些指望或某种理由可以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漫漫征途之中，在这里会出现许多种不同的，但又是殊途同归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即便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建构」的过程似乎正让位于新型的「社会主义重构」的过程。总之，要让工人阶级有信心相信：「那儿」就是「这儿」，一个更美好公平的世界是可能的。
2006年4月17日完稿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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