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
近读查建英的访谈录《八十年代》，其中有几处谈到陈映真，且与大陆作家多有错位之感，甚至话都无法说到一起去，因又想起王安忆、祝东力亦有谈及陈映真处，试摘抄并略加评论如下：
阿城：……我记得八十年代末吧，我在美国见到陈映真，他那时在台湾编《人间》，《人间》杂志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过了十年，大陆才开始有很多人拍类似的照片了。我记得陈映真问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乡下想过的问题，所以随口就说，我就是人民，我就是农民啊。陈映真不说话，我觉得气氛尴尬，就离开了。当时在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我离开后陈映真大怒。陈映真是我尊敬的作家，他怒什么呢？写字的人，将自己精英化，无可无不可，但人民是什么？在我看来人民就是所有的人啊，等于没有啊。不过在精英看来，也许人民应该是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吧，所以才会有“你怎么看人民”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是暂时处在有权或者没权的位置，随时会变化，一个小科员，在单位里没权，可是回到家里有父权，可以决定或者干涉一下儿女的命运。你今天看这个人可怜，属于弱势群体，可是你给他点权力试试，他马上会有模有样地刁难起伏别人。这是人性，也是动物性，从灵长类的社会性就是这样。在我看来“人民”是个伪概念。所以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饰，都显得矫情。
查建英：我见到陈映真是在山东威海的一个会上，那都九几年了，他可能真是台湾七十年代构成的一种性格，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精英意识、怀旧，特别严肃、认真、纯粹。但是他在上头发言，底下那些大陆人就在那里交换眼光。你想那满场的老运动员啊。陈映真不管，他很忧虑啊，对年轻一代，对时事。那个会讨论的是环境与文化，然后就上来张贤亮发言，上来就调侃，说，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后来听说陈映真会下去找张贤亮交流探讨，可是张贤亮说：哎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这也成段子了。其实张贤亮和陈映真年纪大概差不多。
按：查建英的叙述颇富功力，三言两语便将张贤亮的形象勾画了出来，与我们从《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中得出的印象不谬。或许在张看来，“性”与“金钱”便是他所理解的现代化了，但为了现代化，甚至吁请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于今看来却大谬不然，20多年来发展所付出的环境的代价太过沉重了，每年春天沙尘暴都会给我们以提醒，对这样的“现代化”应该加以反思。
阿城的说法，是想以“人性”、“动物性”来否定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这我们在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中早就看到过了，鲁迅无疑是正确的，即在“人性”、“国民性”之外，“阶级性”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视角，所谓焦大不会爱林妹妹，煤油大王不能理解捡煤渣的老太太的苦恼是也。阿城在80年代的所作所为或许不无道理，因彼时距“文革”结束未远，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与扩大化有一些反思的积极意义，但今日贫富分化如此严重，若仍如此说，则可谓对社会之真相殊无了解。
又，阿城与陈映真的矛盾在于他们所处环境的不同，阿城处于反思“极左”，亟欲“走向世界”的80年代大陆，而陈映真则处身于资本主义的台湾，所谋求的是“解放”的理论与力量，故二者产生了颇为吊诡的“错位”。伴随着大陆逐渐“走向世界”的步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更深的了解，对陈映真也有不同的理解，故对陈映真的“接受史”在某一侧面也反映着中国社会与中国作家思想的变化。
该书中又有——
陈丹青：……我记得安忆描述他在美国见台湾作家陈映真，陈问她以后打算如何，她说：写中国。陈很嘉许，夸她“好样的”。安忆听了，好像很鼓舞、很受用似的。
多么浅薄啊！为什么“写中国”就是“好样的！”哈维尔绝不会夸昆德拉：好样的！写捷克！屈原杜甫也不会有这类念头……
按：前引阿城、查建英对陈映真颇有些不理解，甚至不屑的意思，而陈丹青此处的说法尤为激烈，直斥之为“多么浅薄啊！”，或许这与言说者性格不同相关，但情感的指向是鲜明的。陈丹青所反感的是，为什么“写中国”就是“好样的！”？此中我们不难看出其背后“走向世界”的思路，也即以接近西方、获得西方承认为荣，而对“写中国”，描绘中国的变化并在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持不屑的态度。这样的思路在今天无疑是值得反思的，我们应该承认现在不存在一个公正、公平的“世界秩序”，也不存在普适性的制度安排与唯一的发展道路，中国应走自己独特的现代化之路，并在这一过程中为世界秩序的更加公正、公平而努力。强调中国道路的独特，不是为所谓“极权社会”辩护，“极权社会”我们也是反对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倒：一、所谓“世界秩序”不会允许中国毫无代价地加入其中；二、中国也不能继续走像西方那样的殖民主义的老路；三，中国有独特的国情：9亿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遗产等等；四，即使中国能够加入所谓“世界秩序”，也不能仅以“加入”为目的，而必须对目前不合理的秩序加以改变。
此段谈的是王安忆，不过王安忆的想法与陈丹青颇有些不同，以下是王安忆谈及陈映真的一篇短文——
英特纳雄耐尔
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集资楼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我学习享用现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将黑晶晶的煤球倾入烧烤架炉膛，再填上木屑压成的引火柴，然后搁上抹了黄油的玉米棒、肉饼子；我吃汉堡包、肯德基鸡腿、Pizza在翻译小说里，它被译成“义大利脆饼”这样的名词；我在冰糕自动售货机下，将软质冰糕尽可能多地挤进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挤进更多，使五美分的价格不断升值；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包含少有人问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间这时候，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我相信，在那时候，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我们，即吴祖光先生我母亲茹志鹃和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的中国大陆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写。在这之前，他还与一名大陆渔民打过交道。那是在台湾监狱里，一名同监房的室友，来自福建沿海渔村，出海遇到了台风，渔船吹到岛边，被拘捕。这名室友让他坐牢后头一回开怀大笑，因和监狱看守起了冲突，便发牢骚：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坏！还有一次，室友读报上的繁体字不懂，又发牢骚：国民党的字也这么难认！他发现这名大陆同胞饭量大得惊人，渐渐地，胃口小了，脸色也见丰润。以此推测，大陆生活的清简，可是，这有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就应当是素朴的？他向室友学来一首大陆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们会面，他事先作了郑重的准备，就是阅读我们的发言稿，那将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画”组织的中国作家报告会上宣读。他对我的发言稿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是希望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脱出，将命运和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他特别和聂华苓老师一同到机场接我们，在驱车往爱荷华城的途中，他表扬了我。他告诉我，他父亲也看了我的发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感到中国有希望。这真叫人受鼓舞啊！从这一刻起，我就期待着向他作更深刻的表达。可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集资楼住下之后，有一日，母亲让我给陈映真先生送一听中华牌香烟。我走过长长的走廊，去敲他的门，我很高兴他留我坐下，要与我谈一会。对着这样一个迫切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人，简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提起。我难免慌不择言，为加强效果，夸张其辞也是有的。开端，我以为他所以对我的讲述表情淡然是因为我说得散漫无序，抓不住要领。为了说清楚，我就变得很饶舌，他的神情也逐渐转为宽容。显然，我说的不是他要听的，而他说的，我也不甚了解。因为那不是我预期的反应，还因为我被自己的诉说困住，没有耐心听他说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表现真差劲。我运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年代初期，从开放的缝隙中传进来的，西方先发展社会的一些思想理论的片段。比如“个人主义”、“人性”、“市场”、“资本”。先不说别的，单是从这言辞的贫乏，陈映真大概就已经感到无味了。对这肤浅的认识，陈映真先生能说什么呢？当他可能是极度不耐烦了的时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们总是说你们这几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穷，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说，你们所受的苦和穷！”这种情绪化的说法极容易激起反感，以为他唱高调，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不以为他是对世上的苦难漠然，只是因为，我们感受的历史没有得到重视而故意忽略他要说的“什么”，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评。就像他又一次尖锐指出的不要为了反对妈妈，故意反对！事情就陷入了这样不冷静的情绪之中，已经不能讨论问题了。
一九八九年与一九九○年相交的冬季，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到大陆。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我在他登机前几个小时的凌晨才见到他。第一句便是：说说看，七年来怎么过的？于是，我又蹈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境地。这七年里面，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方才说的那些个西洋景，正飞快地进入我们这个离群索居的空间：超级市场、高速公路、可口可乐、汉堡包、圣诞节、日本电器的巨型广告牌在天空中发光，我们也成熟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更先进的思想批判武器。我总是越想使他满意，越语焉未知，时间已不允许我罗嗦了，而我发现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没有听到他想要听的时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垒”两个字Block，是不是应该译成“壁垒”？他说。他提到欧洲共同体，那就是一个Block，“壁垒”，资本的“壁垒”，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个名词。而后，他又提到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劳工在日本发生的花冈惨案，他正筹备进行民间索赔的诉讼请求。还是同七年前一样，我的诉说在他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他同我说的似乎是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可我毕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对我产生的影响起作用。我就是这样，几乎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条真理。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我怀疑自己，怀疑我说真是我想。事情变得比七年前更复杂，我们分明在接近着我们梦寐以求的时代，可是，越走近越觉着不像。不晓得是我们错了，还是，时代错了，也不晓得应当谁迁就谁。
陈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对我说的那些，当时为我拒斥不听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那是同在发展中地域，先我们亲历经济起飞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对着一个懵懂又偏执的后来者说这些，是期待于什么呢？事情沿着不可阻挡的轨迹一迳突飞猛进，都说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终极。有一个例子可帮助这事实，就发生在陈映真的身上。说的是有一日他发起一场抗议美国某项举策的YX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时，就在麦当劳门前歇晌，有朋友经过，喊他：“陈映真，你在做什么？”他便宣读了一通反霸权的道理，那朋友却指着他手中的汉堡包说：“你在吃什么？”于是，他一怔。这颇像一则民间传说，有着机智俏皮的风格，不知虚实如何，却生动体现了陈映真的处境。
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属性反而印象淡薄。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属性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
这些年里，他常来常往，已将门户走熟，可我们却几乎没有见面和交谈。人是不能与自己的偶像太过接近的，于两边都是负担。有时候，通过一些意外的转折的途径，传来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亲离世，接到陈映真先生从台北打来的吊唁电话。那阵子，我的人像木了，前来安慰的人，一腔宽解的话都被我格外的“冷静”堵了回去，悲哀将我与一切人隔开了。他在电话那端，显然也对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父亲也去世了。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同情。说起来很无理，可就是这种至深的同情，才能将不可分担的分担。好比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看了我的发言稿，很欣慰，觉着中国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师，终身传布福音；当他判刑入狱，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试图策动外交力量，营救他出狱，老人婉拒了，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吧！他的父亲也已经离世，撇下他的儿女，茕茕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一年末的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与我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还是对更多的人和事失望，虽然世界已经变得这样，这样的融为一体，切·格瓦拉的行头都进了时尚潮流，风行全球。二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回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者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掉队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按：我们都知道王安忆的小说《乌托邦诗篇》，即是以陈映真为原型的，此文表达了与那篇小说相似的意思，但似乎更清晰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20多年来王安忆对陈映真的“接近”，但这种接近只是“情感”上的，她只是将陈映真当作“偶像”与“前辈”，当作一个可以崇敬的人，却并不理解（虽然有些接近理解）他的“思想”。在王安忆看来，陈映真的思想是“乌托邦”，是对现实逻辑“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这是他们真正的“隔膜”之所在。王安忆对乌托邦的态度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于执着、认可或接受现实与现实的秩序，也使她的小说越来越琐屑、细碎，在精神上则缺乏一种超拔的力量。
最后，我要说到祝东力老师对陈映真的理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一文中，他指出——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按：此处并没有直接说到陈映真，祝老师似也没有直接写到陈映真的文章。但在我与他的闲聊中，他曾说起90年代初中期见到陈映真时的震动，一方面是对陈映真的精神的震动，他说那是陈映真已华发满头，但谈笑风生，神采奕奕，另一方面则是对陈映真“思想”上的共鸣，我认为正是陈映真与其他思想资源的影响，以及90年代中国现实的刺激，使他完成了“思想曲折”，而最终达到了上引段落的认识高度。
以上略谈了阿城、张贤亮、陈丹青、王安忆、祝东力对陈映真的理解，这个过程也是20多年来中国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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