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盛勇
摘 要：9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出现了一种玄学化倾向,汪晖、徐麟、王乾坤可为这种倾向的代表.他们把鲁迅看成一位具有灵魂深度的哲学家,并在探讨鲁迅思想时采取了相应的具有形而上气质的话语方式与运思方式.鲁迅的黑暗和虚妄及其"绝望的抗战"被赋予了近乎神性的哲学色彩,而它们又被深深裹藏在用玄思秘语织就的阐释壁垒中,因而使鲁迅难于富有生气地走向人间.
关键词：90年代;鲁迅研究;玄学化;走向人间
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2)06-0012-04
单位：袁盛勇（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异常活跃的景观至今犹令人神往，而鲁迅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具有领头羊地位，因而人们对鲁研界的学术成果曾经给予过极大关注。在那段历史时期，鲁迅研究与思想解放的时代主潮发生了某种难以分割的互动关系，因而鲁迅研究在事实上产生了某种有目共睹的社会效应。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生了一些亘古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建立在科层化基础上的知识分子职业化角色越来越趋于精细与明朗，因而在新的政治文化思潮拉动下，鲁迅研究也一度由热闹辉煌的八十年代毫无选择地走向了沉静而多元的九十年代。鲁迅研究似乎由此走向更为充实丰盈的成熟，也由此远离昔日的辉煌：鲁迅研究似乎再也不是世人瞩目的事业，它的成果也仿佛仅仅在圈内人士的文字游戏中滋生着，漫衍着，又复归于无可如何的宁静，是如一箭射入大海激不起半点浪花的那种宁静。但宁静中也有悄然奋起又颇能引人深长思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鲁迅研究之玄学化、批评化与文化化倾向的出现与加强。我在这里主要想探析一下鲁迅研究的玄学化倾向，至于其它两种倾向，以后有机会再行探讨。
所谓鲁迅研究的玄学化是指研究者把鲁迅看成一位具有灵魂深度的哲学家，认为其思想具有某种严密的逻辑性，因而在探讨其思想嬗变与构成时，就相应采取了适合这种哲学气质的形而上运思方式与话语方式。鲁迅是否为哲学家，这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具有不同的理解。批评家李长之是第一个对此予以明确否定的学者。他在《鲁迅批判》中曾经认为鲁迅既不是思想家，更不是哲学家，因为他不具备提出并把捉幽远问题与系统论证或阐释此种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即“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李长之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其学术背景与依托，因而在他心中的哲学家、思想家自然也是如康德、黑格尔等人一样创构了完整理论体系的哲学家、思想家，依这标准来衡量，认为鲁迅有思想但还不够成为一哲学家、思想家，而至多只能是“诗人和战士”的说法也是有其不可否定的真实性的。进入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有一部分鲁迅研究者认为鲁迅确实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思维品质，而且在对问题的把握上具有某种哲学家的敏锐眼光，因而，鲁迅在他们眼里是以一个具有深邃思想与理论气度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形象而凸现在世人面前的。
概而言之，持这种研究观念的可以汪晖、徐麟、王乾坤为代表。汪晖的代表性论著《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成稿于八十年代末，但最初出版是在1991年，而且他对鲁研界的持续性影响也多发生在九十年代，因而可以把他的成果放到九十年代加以论述；王乾坤是以一位哲学研究者的身份进入鲁迅研究界的，他发表过《由中间寻找无限》、《鲁迅的生命哲学》等论著，而尤以《鲁迅的生命哲学》为代表。比之以上二位，徐麟的鲁研成果还有待人们予以高度重视，他发表过《鲁迅中期思想研究》、《鲁迅：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等论著，而尤以后者最为精炼且深为研究者所看重，但真要明了它的价值，恐怕还须一些时日。
汪晖曾说他的鲁迅研究是“在王富仁的启发之下进行的”。1王富仁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为新时期以来鲁研界公认的具有开拓性价值的论著之一。它不仅发出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热切呼吁，而且为人们理解鲁迅提供了一种有别于此前政治权威话语模式的可能性，因而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眼界，开启了人们富有创造性的思维。王富仁在承继以往社会学鲁迅研究模式的同时，也力求把对小说思想意义的分析同艺术分析结合起来，以便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寻求一种贯通整一的论述模式，因而他的论著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具有鲜明体系性而且非常成功的著作。当然，现在看来，这部论著存在的缺陷也非常明显。我们读它，总是觉得跟读茅盾的小说《子夜》具有某种类似的感受：《子夜》第一章我们是读之爱之，王富仁在这部著作中所写的前面两章特别是"引论"我们是读之爱之，但待读到后来，我们却产生了某种不忍卒读的空疏或空泛之感。能够承继王富仁论著的体系性而克服其空泛性，并使整个鲁迅研究模式翻了个个儿的，即是汪晖。
汪晖在鲁迅的文本中率先拈出“历史中间物”意识，并认为因其内部含括了矛盾与悖论的因素而具有本体论意义，因此是理解鲁迅复杂而独特的精神世界的一把独特钥匙。鲁迅“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的“中间物”地位，使他的思想命定会在矛盾与悖论中颠簸：“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从而长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中。”2正因为如此，汪晖才明确指出，“‘中间物’这个概念标示的不仅仅是鲁迅个人的客观的历史地位，而且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意识，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3汪晖依此逐一审视鲁迅的精神结构和文学世界，并以悖论的思维方式探索鲁迅思想的复杂性，这就完全打破了以往政治权威话语的统摄性作用，而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阐释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从中国鲁迅学史的学术发展角度来看，‘中间物’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鲁迅研究的重心从客体方面内移到主体方面，从而展现鲁迅作品的心理内容，是鲁迅研究从外向内移位的转折点。”4显然，当鲁迅以其独特而复杂的“中间物”意识打量他身内身外的一切，并以此开始他那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文学创作时，文学作品也就自然会呈现这个矛盾而又悖论着的主观精神结构，因此，尽管王富仁认为汪晖《反抗绝望》体现的是“精神现象学研究与叙事学研究的变奏”，5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还不够确切，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在汪晖那里，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处于第一位，对小说文本的叙事分析倒屈居第二。因为在汪晖看来，文学形式本身体现着创作主体对世界和自我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就鲁迅而言，他所创作的小说和散文都尽可能地呈现了他的“历史中间物”意识，于是，在理解鲁迅的精神结构及其文学世界的关系时就出现了不可分割的阐释性循环：一方面，对“历史中间物”的认定与理解是进入鲁迅精神世界特别是其文学世界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对鲁迅作品的细致解读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印证人们对其“中间物”意识的深入理解。因此，在汪晖那里，叙事学研究并不具有完全自足的意义。
汪晖认为，鲁迅创作中的启蒙主义内容是从他那种独特的个体性原则发展而来的，并且纠缠着他那复杂的人生体验，而这种以个体性原则为核心的思想“实际上已超越伦理层次，而具有本体论意义”。6由此出发，鲁迅的文学创作也就“存在一种形而上的意味：一种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7因而汪晖对鲁迅《野草》的研究就再也不是对具体篇章作现实性的还原，而是把它作为一部思想性著作、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体系去阐释，去追索这座庄严深邃的思维大厦关于生存的思考的推衍过程。因此，汪晖对鲁迅思想的研究具有一种强烈的形而上意味，这种意味体现在：他不仅把鲁迅当作一个复杂且更为具有存在主义气质的思想家来看待，而且在对鲁迅思想与创作的阐释上，他的语汇运用与思维过程也整个就是哲学家式的。比如在对《野草》中的人生哲学进行探讨时，汪晖在小标题中依次运用了诸如“无家可归的惶惑”、“走向死亡的生命”、“荒诞与反讽”、“自我选择与反抗绝望”、“罪感、寻求、创造”、“超越自我与面对世界”等语词，而这些语词在现代意义上无不是属于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的。所以读汪晖的《反抗绝望》，我们总会感到鲁迅研究越来越象一座用玄学之丝织就的古堡，鲁迅曾慨叹没有一定人生体验的读者不能领略他作品中隐含的深意，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再补充一句：如果没有一定的耐心与充分的哲学熏陶，那就更是读不懂《反抗绝望》一类的准哲学式著作了。
当然，汪晖对“中间物”的理解始终具有一种清醒的历史主义态度，他试图从更为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上展示鲁迅思想及其文学创作的复杂性，但又深知这种复杂性还远未完全呈现出来。他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理解鲁迅时的前结构或前理解的阐释学限定，因而在把鲁迅“中间物”理解为一种不断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性概念之外，也把自身对鲁迅的阐释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而期待着后人对其研究成果的成败得失进行批判性的洞察与超越。
王乾坤在直接承续与意欲超越汪晖的研究成果上，表示了一种理论与阐释实践上的双重自觉。他所论定的鲁迅的生命哲学，虽然所求解的，只是鲁迅对生命的一种哲学态度，并不愿将鲁迅作为一个哲学家来看待，但是，他在论述时却无处不是采取了一种类似哲学家的运思方式：生命哲学最好的解读方式明明是无言，可他偏偏进行了不无偏颇的理论逻辑铺张。对于一个学者而言，也许在说与不说之间本就存在某种尴尬的处境，如果撇开这层因素不论，那么，王乾坤在探究鲁迅生命哲学时为什么会产生某种认识上的偏至呢？
王乾坤认为，汪晖拈出“中间物”概念，用它标示鲁迅个人的客观历史地位和深刻的自我意识，用以概括鲁迅那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是他对中国鲁迅研究思路提供的一个关键性贡献。8但是，他认为，汪晖并“没有明确地把‘中间物’作为鲁迅世界的原点来肯认，来规定，因而也没有将这个命题辐射到该达到的角落和领域。”9他所要做到的，就是把“中间物”作为鲁迅世界的原点，亦即鲁迅生命哲学的核心来对待。他认为，“中间物”是一个具有元性质或元基础的问题，如果忽视对它的探究，“则有可能使鲁迅研究空疏而没有理论凭借，以一种泛泛之论让对象也一起落于平庸”。10于是，“中间物”就成了统摄鲁迅全部思想的一个本体性概念，它在王乾坤的论域中自然突破了在汪晖那里所具有的历史性内涵而上升为一个超验的范畴：“中间物”不仅成为鲁迅世界中的一种具象性存在，而且上升为一个抽象的具有终极性价值的形而上概念。由此，王乾坤开始踏上了他对鲁迅进行哲学解读的漫漫旅程。
我认为，鲁迅在本性上其实是一个诗人，他在冷峻的嘲讽与犀利的批判之下奔涌着火一样的激情，他是一个敢于直面现实人生的启蒙主义者，对于虚无缥缈的天国或具有形而上性质的终极实体本来并不感兴趣，王乾坤却玄之又玄地认为：“‘现实’问题在鲁迅思想中，不属认识论，也非社会学或政治学，而首先是一个哲学生存论问题。”11当研究者把鲁迅面临的现实问题首先看作一个哲学生存论问题，那么，他对鲁迅的阐释在开始时就有可能发生错位了；而且，当他直接运用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来对鲁迅的精神世界进行解读时，他对鲁迅的理解更会走上玄秘一途。《野草》是寄寓了鲁迅全部人生哲学的所在，因而在对鲁迅的生命哲学进行阐释时，它是不可回避的重要一环。王乾坤在阐释《野草》时，大量地运用或借鉴了西方现代哲学的语汇与阐释思路。比如他在《鲁迅的生命哲学》中阐释《野草》一章的最后一节文字，篇幅只有二千来字，但他除了引述徐复观有关阅读鲁迅的文字之外，主要引证的即是海德格尔、舍斯托夫等人的论述，当然，也引用了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比如“它递给我/一只散发芬芳的酒杯，/里边盛满了黑暗的光明"--但这些诗句都是为海德格尔所反复阐释并且是论者从他的哲学著作中直接引用过来的，因而也可以说是打下了海氏存在主义阐释烙印的哲性诗篇。王乾坤用西方现代哲人的思路来阐释鲁迅，而把鲁迅强行拽入一个存在主义话语系统，这就令人有些费解了：不知是为了论证鲁迅思想的超前性或复杂性，还是为了论证鲁迅就是中国的海德格尔或中国的存在主义大师？存在者实际上只有在自身中显现自身，才能成为他自身的存在。鲁迅的独特性就在于他是鲁迅，就在于他不是海德格尔，也不是舍斯托夫。《野草》固然包含了鲁迅的全部哲学，但研究者在阐释时为什么不从它由以产生的思想来源与鲁迅丰富的个人性体验的溶合上去理解呢？为什么非得顺着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言说路径而把鲁迅论证成为中国的海德格尔呢？当然，王乾坤为了印证他对鲁迅"中间物"意识理解的合法性，也曾较为细致地辨析了与鲁迅多有纠葛的儒家之中庸、道家之"道"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但是，由于论者倾向于逻辑推演而必然带来的偏至性决定了他的某些论述特别是对道家之"道"与鲁迅早年思想之关系的论述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想当然的，在鲁迅思想与"道"之间隔得比较厉害。王乾坤借助海德格尔（又是海德格尔！）对《老子》之"道"的理解，认为"道不是离于此在的形上实体；道在根本处并不死寂。......这与以不断地否定来消解并同时内涵形上终极的'中间物'概念，是同一条哲学路线"，据此，他又认为"这就是鲁迅在最本源处的'弗失固有之血脉'"。12我们认为，这个推断是不符合鲁迅"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思想实际的，鲁迅早年的文言文本中并不必然蕴含鲁迅思想与道家之"道"的此等契合。13故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这些论述是过早拔高了鲁迅"中间物"意识的形成，也是过于拔高了鲁迅偏于哲思的能力。有人曾认为《鲁迅的生命哲学》"是鲁迅研究发展到世纪末出现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对于扭转以往的习惯性思维定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此，鲁迅研究中的某种'迷乱'、'知识障'开始从哲学高度得到拨清和拆解，从某种'无明'状态走向澄明之境。"14这个评价显然是不中肯的，因为它不合实际地抬高了《鲁迅的生命哲学》的学术史价值或地位。
在对鲁迅的存在论研究上，徐麟是一个默默前行且很见功力的学者。倘若从学术发展的链条来说，我们认为，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就显然受到了徐麟著作的影响。在对鲁迅生存体验的把握和还原上，在对鲁迅人格和话语所赖以滋长的中外文化思想资源的整合上，徐麟确乎显现了别人无可替代的富有深度的思考。
徐麟认为，“鲁迅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实际上都环绕着一个价值核心，即对于生命存在及其意义的探索和思考，这就是他的哲学活动。”15显然，这里所言哲学是维持根斯坦所指的存在性活动，而非理论性思考。由此出发，徐麟认为鲁迅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最优秀的哲学家。原因在于鲁迅用整个生命去探索和体证的，不仅是一个有关整个现代中国人文精神建构的核心问题，即个体人格的生存问题，而且在于他的《野草》达到了一种深邃的哲学境界，这是足可与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相媲美的境界。鲁迅在中国文化历史中是以一位文化批评家兼启蒙者的独特姿态出现并确立其历史地位的。因此，探询鲁迅创造的话语文本与作为文本创造主体的存在本文或人格本文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自然成为徐麟关注的焦点。他认为，较之早期鲁迅，中期鲁迅才是一位真正的启蒙者和文化批评家：此时，他“一直行走在文化生存的边缘地带，一方面他不断自我消解着启蒙者的人格优势，并为此而承受着炼狱般的心灵苦难；但另一方面，作为文化批评家所独具的审视性、批判性和‘此在’性，却越来越深地进入了他的生命，成为他的人格精神和人生风格。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后期杂文中重铸启蒙主义”。16因此，徐麟的论述较之汪晖、王乾坤的有更为细致深入之处，但不论怎样，他们在异中也显现出“同”来，这就是对于“存在者鲁迅”的深沉关注。如果说，汪晖率先发现了鲁迅“中间物”意识，王乾坤只是更进一层把这个“中间物”推向了思考的极致，那么徐麟的贡献在于他发现并论证了鲁迅的虚妄意识。虚妄并非虚无，因为后者的意义就是“无”，是对于存在之价值的全部否定，而前者“所表述的，则是存在的不真实性和不确定性，却并不否定存在之‘有’。”在鲁迅那里，虚妄“还内含着一层‘荒谬’的意义层面，这正是导致存在的不真实性、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而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概念，也首先即表现在荒谬性的张力之中。至此，徐麟认为，虚妄“实际上是鲁迅哲学的最高范畴。它高于希望，也高于绝望。正是依靠它，鲁迅才能实现对于生存境遇和自我的超越，而突入更高的存在领域”。17鲁迅在中后期进行的“绝望的抗战”或“反抗绝望”正是以此作为价值和行为依托的，作为存在者鲁迅的存在，也正是从承担这个虚妄开始的。徐麟认为，这是鲁迅哲学中最接近存在主义的部分，但是由于文化给定性和面对历史之存在境遇的不同，因而它只能是接近却不能等同于存在主义，是富有鲁迅意味的，而这种意味更多体现在，“他把直面人生的勇气和生存体验，完全转变为‘在场’者话语的语言创造能力。鲁迅就是以这种独一无二的话语方式，进入并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现代灵魂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18显然，徐麟的论述具有一种洞察历史的穿透力，而且能踩着先知般鲁迅的脚印，洞察现实并指向未来，因而无不给人以强烈的震憾。这当然得益于他的哲学功力，但更得益他的生存体验，他在鲁迅话语文本和人格文本中求解的不仅仅是鲁迅之存在，而且也是自己的存在。因此，读徐麟的论著尤其是那本薄薄的《鲁迅：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既能感到理性的清明，也能感到激情的喷涌，它们仿佛交织在历史与现实的汇合处，也仿佛正从你我的心中涌出。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所要求于读者的，就不仅仅是更为渊厚的哲学素养，而且更是杂然并陈的丰富人生体验了。
综上所述，鲁迅研究的玄学化倾向是在一批中青年学者手中完成并不断予以深化的。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一度盛行为其提供了考察鲁迅主体精神结构及其文学世界的不可多得的理论资源和切入口，这使他们有可能洞悉鲁迅世界中曾被遮蔽了的非理性主义思想潜流并最终把它提升到从来没有过的本体论高度来进行全新的论述。由于他们把思维触角如钻石一样楔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并向世人展示了鲁迅所独有的存在之颤栗，因而不仅给人以深刻印象，而且在事实上成为鲁迅研究史上最为富有哲学或思想深度的一次掘进。按照王富仁的说法，他们属于人生哲学派的鲁迅研究者，这些研究者在取得其学术成就的同时，也因忽视了意志在鲁迅精神结构中的独立作用而显现出了不可忽视的缺陷。19王富仁的这个论断是在1994年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延，随着王乾坤、徐麟等人较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现，这个论断已经显得不尽准确了，因为徐麟最为人称道的研究成果之一即是对鲁迅生命意志及其人格形式的探讨。因而我们认为，在这些学者的鲁迅研究中呈现出来的最大痼疾并非表现在这里，而是在于他们采用了一种大致相似且不便沟通鲁迅与读者的话语方式和运思方式。他们笔下的鲁迅形象无疑是最为富有灵魂深度的，但这种深度仍然裹藏在用玄思秘语织就的古堡里，因而作为人间一员的鲁迅并没有如人们希望的那样富于生气地走向人间，而是高傲地拘囿在学者们织就的象牙塔里，仿佛要下定决心离开这仍然令人气短的人间似的。这就是说，鲁迅在研究者的深度挖掘中被重塑为一尊坚守个人主义和自由之精神的偶像，他的黑暗和虚妄及其"绝望的抗战"被赋予了近乎神性的形而上色彩，而所有这一切，又都被封闭在深奥难解的阐释壁垒中。我们愿意读到这些文字，但更希望鲁迅回归人间。其实，鲁迅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他那思想的成型永远是动态而非静态的，他从来不想把所要构建或批评的对象--文化和传统等--予以抽象化对待。倘若真是如此，那么研究者为什么非要对他的思想和创作给以本质主义的抽象化理解呢？为什么非要让他在研究者的玄学化运思中远离人间，而不是走向人间呢？我对此不禁表示深深的困惑，并感到深深的苦恼。
[本文原载《甘肃社会科学》（陇）2002年第6期]
1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此见《反抗绝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292页。
2 汪晖：《反抗绝望》“引言”，《反抗绝望》，第3页。
3 汪晖：《反抗绝望》“原版导论”，《反抗绝望》，第33页。
4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第1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628页。
5 王富仁：《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6 汪晖：《反抗绝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25页。
7 汪晖：《反抗绝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162页。
8 参阅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7－9页。
9 王乾坤：《绝望：反抗与消逝》，《读书》1995年第10期。
10 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10页。
11 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第22页。
12 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第63页。
13 对鲁迅早期思想中“复古”倾向的理解，可参看张永泉、金宏达、袁盛勇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它们多从史料、具体文化语境及文本分析得来，因而学理的依据较为充分，有一定可信度。
14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第1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704页。
15徐麟：《鲁迅中期思想研究》，第6页。
16 徐麟：《鲁迅：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第7页。
17徐麟：《鲁迅：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第114-115页。
18徐麟：《鲁迅：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自序”，《鲁迅：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第7页。
19参阅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214-215页。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荷戟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