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在中国有一位著名的文化学者，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当今的中国是一个人人都在谈论文化的年代，但同时它也是一个让中国人困惑于文化信仰的年代；当今的中国还是一个在期盼着中国文化复兴的年代，但同时它也是一个丧失了文化人格的年代；讲这段话的那位学者就是余秋雨先生。那么文化，它的本源到底是什么，当今中国的文化思维当中存在着怎样的误区？有关这些问题，余秋雨先生今天就亲自地来到了《世纪大讲堂》，掌声欢迎余先生。余：谢谢，谢谢。
主持人：我们首先还是通过大屏幕上的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余秋雨先生。
一本《文化苦旅》，使他声名鹊起；一次千禧之旅，他从书斋走近了大众。有人称他为文化学者。余秋雨，这位近年来纷争不断的艺术理论家，出身于江南水乡，书香门第，自认为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置于脚下，在行走中洞察，在触摸中感悟，在跨越中思索，在不断地对文化的追问中保持一份执着的情怀。
余先生，我们知道，大家对您的称呼可能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像文化学者，比如说像散文家，还有戏剧评论家等等等等。我特别想知道，在这种种称呼当中，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个？
余：就看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下问我这个问题。现在我喜欢的是日本人的对我一个称呼，叫文化旅行者。
主持人：余先生是作为一个文化旅行者，在地球上各地地在旅行。那么旅行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停在了凤凰这样一个地方，
余：我其实好几年以前跟着凤凰一起去考察文明故地，现在好多走不通的路，我们好不容易走通了，然后我们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一些问题在做一些思考，但是从去年，或者前年开始到去年，就觉得我们中国普通的民众对于文化的向往越来越热烈，但对于文化的观念又越来越混乱，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好像需要有一些文化人把自己考察和思维的过程和大家有一些沟通。
主持人：那对未来呢，有什么打算？
余：我这个人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人生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想未来， 反正就要，还是继续努力地把，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播可能会在这方面可能会做点事，这只是朦胧的一个想法。中国文化传播到现在位置，越来越失去它的一个核心价值，就善良这个价值，越来越失去了。大家到书店去翻一翻，更多的是成败，就是成功学特别多，很少讲善恶。这也是我们和其他文明有一些，好的文明，很难沟通的地方。所以上次美国那个贝林先生给我讲，他就说，他自从在60岁以前得到了自己所有的物质目的全部达到以后，突然觉得很无聊。后来自从一个残疾的6岁的小女孩，亚洲的，被他救助以后，眼睛里边的光芒使他感到了我人生的目标，这个对我非常，非常有打动。我觉得确实是，那些所谓成功成功的目标，你到底给大家，给这个地球，给你自己的生命带来多少温暖，那么这种传播，我觉得是非常地好。作为文化人，就找到了文化的最本质的东西，而不是我在那儿吟风弄月。
主持人：虽然余先生说，他是一个对未来没有打算，不会去计划未来的人。但是从刚才我们这段对话当中，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余先生是会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从点点滴滴做起来，实践着他的这种对文化的思考，他对文化的这种探讨的人。那我想当今中国文化思维当中的误区，可能也是余先生所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接下来呢，我就想请我们在座的各位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余秋雨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有请。
余：好，谢谢。
余：大家下午好。正像刚才子墨所说的，现在我们的文化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尴尬的这么一个境地，我这指的不是中华文化的尴尬，是我们现在对文化的认知的尴尬，我从一个具体的事情可以来说明。好几年以前，我曾经到德国的一个城市，叫汉诺威，去看世界博览会。这个世界博览会里边，有中国馆，在这个中国馆开幕之前，展览方曾经在汉诺威的市民当中做调查，就是你们最喜欢看哪一个馆，馆还没有开呢，中国馆的被期盼的程度是第二名，开幕式的时候我去看了，应该说我们都会，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会感到失望，我们其实找不到中国文化的实实在在的图像了。在那么一个世界博览会里边，我们中国馆可以想象，京剧脸谱，长城的照片，那么再进去，是个针灸，中国，关于中国古代针灸的一个塑像，然后有一个三峡大坝的一个小的一个玻璃的模型，好像就没有太多的东西了，还有一些风景的照片
余：这个图像是，不知道哪一天概括出来的，大家就认为是这些图像了，那么其他馆的那种热火朝天，人山人海，每天，每天都在挤着大家在看里边的某一种创新的内容的那种景象就没有，就始终没有出现。这难道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吗？于是我才产生了担忧我说我真不知道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我们一定会成功，但是用什么文化图像，因为我作为文化人知道，中国文化人吵来吵去，闹来闹去，琐碎的琐碎去，不知道中华文化的文化图像是什么。最值得我们骄傲，能够让全世界感动的文化图像是什么？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外国人觉得，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最高的道德也是如此啊。所以这样呢就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我们现在人人在谈文化，但是在国内来说，好多人搞不清文化是什么，在公共汽车上吵架的时候说，你这个人太没有文化素质，好像文化就挂在口上了，但文化是什么，不太清楚。每一个市的市长都在说，我们要文化立市，但你这个文化立市是做什么呢？是有几个，有几首诗要得到评奖吗？还是你们找到了你们城市里曾经出现过几个作家，你们要恢复故居，好像是这个。这难道是文化立市吗？比如韩国得到了那个嘉陵端午祭的那个世界遗产，我们很多人说，把它要回来，那我们的元旦也是人家外国，我们元旦如果被人家要回去，我们怎么过日子？就是在文化的问题上肯定是非常混乱，而我们现在遭到的很多麻烦事情呢？是和中国文化在世界图像上没有很好地出现有关。我们以为出现，其实没有。我们以为这个东西他们应该都懂得，其实他们不太知道，他们不太知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遇到了，现在对文化的渴求，特别对中国文化的期盼非常强烈，而文化本身却惊慌失措，却不知所云，就这么个状态。文化为什么会不知所云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就很多很多误区，我选择两个大误区。一个是通俗意义上的误区，一个是深刻意义上的误区。通俗意义上的误区呢，我们总是把知识积累，把名校的学历，把文人的一种造型当作文化，当作文化，我们民间经常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能够说得出好多好多的知识来，好多好多知识积累，以为是，这是文化。知识积累是不是文化？是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由它来概括整个文化，就是把文化的整个精神需求降低了，知识就是知识而已，而且知识在不断地老化、更替、淘汰，知识在不断淘汰，文化它有一种整体的力量，不是知识所能替代的。我们在座北大的同学也应该明白这一点，名校有效果，在现代社会里边，但是真的不能决定我们文化的全部的力量，不能决定全部的力量。我们不能，我们名校毕业，或者考进名校这一点，来作为我们一生的自己身份的炫耀，。我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像德国的洪堡大学，我觉得这个，它的名声上既比不过那个哈佛、耶鲁，也比不过牛津、剑桥，但是我在它的走廊上看到黑白照片，小小的，他们这个学校得诺贝尔奖就是29人，他们也没办过什么校庆，他们也没搞过什么庆祝，安安静静的，就是他们并不把这个事情像我们这样把名校太当名校，然后呢，我们又，民间呢又会塑造好多文人的形象。经常我会问到，比如，哎，余先生，一般的文人好像是不会上电视的啊，怎么你就上电视，就名人，文人是有形象的，一般的文人是不会和商业电视台合作的。
余：他文人有一种形象，这个形象呢其实是伪造的。因为比如有一次有人问，就说，哎，钱钟书先生不上电视啊，那我当时就觉得有一点不对的地方是，钱钟书先生适合上电视的年龄，还没有电视啊。那么，但是我有个证据就是，他的小说《围城》拍成很好的电视剧的时候，我看到他和导演的很多通信，我知道他一点不拒绝电视，一点不拒绝。就是我们对文人的形象呢就是又做了一些普及，以为这个不做，那个不做，那么他们在干嘛呢？做一些谁也看不懂的学问，以为，大家以为，一代一代都在这么写书，这是个虚假的形象。就这些东西造成了我们国内的文化的一个误区的一个构成，以为我们的文化就是让孩子和学生不断地填鸭式地增加知识，或者说努力地去考名校，或者说名校毕业以后，努力去打造一个文人的形象，以为是这样。大家都在忙碌着这个事情，真正中华文化该什么样，不知道。这是一种国内的失落。在国际间的失落呢，我觉得可能会更严重一点。这个国际间的失落呢就是，我们老在讲我们的遗产多么地辉煌，是，我们的遗产是很辉煌，我们一定要保护起来，然后呢又有亨廷顿先生提出了文明的冲突以后呢，我们又觉得我们要用我们的遗产组合起来，组成大中华文化的力量，去和其他文明冲突，我们有可能在21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等等等等。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想法。特别好多可爱的年轻人，我的学生一辈，更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怎么战胜他们呢？我们想到了我们好多《孙子兵法》，好多权谋，我们有好多清宫戏，我们还闹不过他们吗，等等等等，一连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了，这是非常大的误解。首先我们对我们的遗产，这几年啊，过去真是批判得过度，这几年啊又完全不做分析，以为一切都是好的，找到了任何东西好的。比如像地方戏曲的剧种啊，一个也不让它死亡，全部保着，全部，全部打强行针，不断打，不断打，其实都是搞错的，没有新陈代谢，肯定够不成一个事业的很生气勃勃的发展了。其他的那种遗产的观念更是有问题，所以我们对我们的遗产，我们一定要抱一个非常冷静的态度，如果不抱冷静的态度，我们根本进入不到我们现在所说的创新的时代。
余：我曾经在遗产的问题上，我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在乾隆皇帝的指示下，由纪晓岚先生作为代表的中国当时一群大学问家集中在一起，他们编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史典籍集中在一起，编成《四库全书》，正是在1773年到1782年十年当中编的，我查了一下，做了一个小动作，就是在1773年到1782年，西方发生了什么，有一点吃惊。瓦特制造了连动式的蒸汽机，德国造成了第一条铁轨，英国造成了第一条铁桥，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在人文学科方面，《人性论》的创立者休莫，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创立者，卢梭，当时都在活动，而且都发表了他们非常重要的著作。伏尔泰，歌德，席勒，他们都在活动，而且都创造了他们非常重要的成果，当时的两地的知识分子相比，我们在搜集古代文献，他们在探索现代未知，我们在抄录，他们在实验，我们在咬文嚼字，他们在田野考察。说这些话不能带来民族自卑感，但带来一点，就是民族的生命和创新太有关系了。现在我们国家也提出要创新，就是在遗产上，我们再反复地讲，反复地讲，是要讲，要建立我们的自尊心，但是这个差距也应该看出来。后来就在这个我说《四库全书》的编和他们发生对比以后，就几十年以后，我们就发生了很不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就是鸦片战争，就是两种文明就实际的较量了。这个较量，那当然是有西方的邪恶在里边，有他们的侵略企图在里边。但是我们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应该这么衰落。我们太看重过去，我们太忽视创新，这是我们在遗产问题上的一个误区吧。
余：这个由一个历史遗产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文明冲突的一个理论。文明的冲突，就说我们由于历史遗产的确认，我们辉煌，我们的，我们非常地悠久，对，这都不错，然后要和他们进行文明的冲突。这个理论不是我们提出的，我讲到了，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先生提出的，他认为世界上那么多文明，21世纪要真正要冲突起来的文明就三个最主要的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然后你看他们不就打起来了嘛，9.11什么，我们在这又出现了某一种中庸之道的一种优势啊，这当然，这也有一点事实，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冷静啊，所以我反复地在文明冲突的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文明的冲突论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文明的冲突论是会诱发冲突的，一种理论会诱发冲突。这一点亨林顿先生可能自己有一点不服气，他在中文版序言里边说，有人说我诱发了冲突，其实我可能是预见吧。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如果北京有个社区，这个社区里边，有一批是东北人，有一批是浙江人，有一批四川人，他们住了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相安无事，而且互相通婚。
余：有小流氓，也有，里边有刑事犯，这都不要紧的。突然来了几个学者，分析这个社区里边东北人的历史，浙江人和四川人械斗的历史，他们各自出现了多少小流氓和杀人犯，他们互相之间是怎么残害的，在残害的过程当中，和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本质有什么关系，有多少家庭死于残害，有多少家庭是一直保持着文化高度。如果不断这么研究的话，大家想想看，研究几十年以后，他们真糟糕了。就是我们不希望这么做，就不希望就是把一个文明的优势或者把对方文明的缺点全部拉开来作为一个，叫易读文本，非常容易读的文本。凡是易读文本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么这种灾难和任何一个文明都没有全位性的关系，所谓全位性的关系就是，这种灾难并不是一种文明单独制造，而这种灾难也不是另一种文明能够把它完全消除。也就是说我们和其他文明一起遇到了人类共同的灾难，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语。而中华文明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要，不必要付出太多的没有必要的代价，冲突会多，但是文化的使命是融合，文化的使命融合。
余：我举了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明文化的融合的可能性。大家从我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看成我是讲述中华文明的人。但是我脑子当中的逻辑结构，我今天给他们谈话，给大家谈话，我首先有个基本逻辑，逻辑来自于欧基里德的几何学，是几何学给予我的。我的本业是美学，美学的根基是德国的黑格尔和康德给我的，也就是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到现在为止，从事文化行为的好多基座来自于西方，但是我心中更深埋藏的可能是屈原、李白、苏东坡。那么有一个问题了，我心中的欧基里德、康德、黑格尔，遇到我心中的屈原，李白，苏东坡，他们是打成一团呢，还是相见而欢，我说是相见而欢，他们因他们的差异而感到兴奋，因差异而组成了我的健全。所以我很赞成就是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在联合国的一个报告里边，我也参加这个报告讨论了，那个序言里边的这个结论说，本报告，就是严肃地审视并否决了文明冲突论，就审视和否决了文明冲突论，我们能接受的是南非大主教图图的一个结论，就是差异让我喜悦，因为差异才让我喜悦，他指的是文明差异，他倒不是指贫富差异，他指的是文明，差异让我喜悦。我非常地同意这么一种说法，我觉得这是一种文明的高度足以让我们中国的好多文化人从文明冲突的陷阱里边转出来。
余：我有一次给哪个大学的学生讲，因为学生有一些非常，口气很大的，有关中华文化要占领世界的口号。我说你们认为冰岛都能背诵唐诗，如果南非都在研究周易、八卦，你们觉得中华文化就胜利了吗？我觉得那个世界是很恐怖的世界，我们生活在差异当中才愉快，这个非常重要，就这种现代文明的一个原则，不要完全以一种冲突和战胜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其实这也牵涉到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本源的一种力量，一种核心。中华文化它是没有远征思维的，我也引用了那个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的结论。利玛窦到明代来的时候，明代当时是正是叫做船坚炮利啊，非常厉害的一个时代，外国传教士都说，中国有可能威胁世界。利玛窦经过30年的调查研究，他觉得不会。中国人，中国的文化，不会支持中国军人远征，他有这句很漂亮的话，就说中国的文化不会支持，因为它是个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它，中国再有远征企图的思维，他也不能超出那个自己的国界之外，它内斗是蛮厉害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消除内耗，要保持非侵略的特征，能够在我们的文明的构架上，需要来进一步地论述。然后呢，我这个讲的还是一个政治结构，一个，一个生存结构。再把它缩小到文化的本位上来，文化到底它的核心是什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我刚才讲的就是通俗的误区和深刻的误区，都能够走出来，回到文化的本义上来。文化的本义已经是非常复杂了。但是我们如果一头陷在那些浅薄的误区和有西方人所制造的有一些误区里边，我们犯不着。我刚才讲的浅薄误区，我已经讲到了啊，所谓知识啊，所谓名校啊，所谓文人形象，这比较浅薄的民间误区。所谓深刻的误区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文明冲突，在冲撞中要动用我们的遗产，然后要动用我们的权谋，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这我们也应该走出来。
余：那么走到什么样的本位上来呢，就是牵扯到文化的本意了。这文化的本意，它的定义有200多种之多，我认为文化在它的严格意义上说起来，它是一种精神价值，在它的宽泛意义上讲起来，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的文化人要做一个有大的思维的文化人，不要在非常琐碎的地方陷落。所以这是文化的含义。那么在面对文化的时候的态度呢，我觉得也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和其他文明的对比当中来寻找我们曾经有过的优点和缺点，不要关起门来说大话。关起门来，关起门来说大话的时候呢，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呢？历史悠久，仔细一想，人家悠久，比我们悠久的文化还有，好多，比如伊拉克的文化，巴比伦文化，它非常成熟的时候，我们还在萌芽，你光讲悠久。说他们勇敢，那么他们老在远征，老在打仗，比我们勇敢。但是你走出去以后呢，有一些我们平常不注意的优势却被你注意了。比如一个例子，其他文明全死亡了，中华文明到今天还活着。活下来的理由是什么？比如我们从来没有宗教极端主义，这个中庸之道在这方面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了。还有，从秦汉以来的一种严格的管理制度，确实使中国很长时间处于保守和不自由的状态，但是它使它产生了有序，而这个有序呢，又避免了人踩人，踩死人的这种无序状态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包括汉字，包括文本，我们现在去读古文明的那种留下的文字，有很多连考古学家都读不出来，不要说当地一般人民了。但我们现在看孔子、孟子的书，还是就像乡下的外公写给我们的信一样，2500年我们才收到的信，那么亲切，什么道理？这个就是中华文化的真正的奇迹。
余：但我们也有很多缺点啊，就需要在对比中来了解它，第二，我们在了解这些中国文化的时候，心态呢有没有可能幽默一点，放松一点，不要过于地你死我活般的庄严，。第三，，最后的落脚点还落在创新，就是不管你过去多少美丽的篇章，如果不能在今天的世界上来完成我们的创新性的转型的话，你就缺少生命力，缺少生命力。你在埃及的金字塔下，那么雄伟的金字塔下。你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边的巴比伦文明的遗址，你都会产生这么一种感觉，人家都曾经伟大，甚至于曾经比我们还伟大过。我们不断地传扬过去的伟大，价值不是很大。因为我在伊拉克就遇到两个伊拉克的，两个伊拉克的宗教人士给我们讲，实际上最伟大的国家，两个，一个是我们伊拉克，第二是你们中国，我们是第二啊。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和西方世界打交道，我们不屈服，所以下面这句话就是，现在伟大的只有一个了。伊拉克。但是你很难阻止人们眼光只看过去，不看现在，你很难阻止人们的眼光看今天的伊拉克啊。很难阻止我们的这个眼光嘛，一看到战火纷飞，看到民不聊生，看到乱成一团，我曾经有过，有过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要叫我们送点礼物给街头的孩子。
我说，孩子，你没有进过学校，所以这支笔对你没用，但是我怎么才能让你明白，你们的祖先是全世界最早创造文字的人。你们已经不会书写，我说这支笔来自于在你们之后创造了甲骨文的那个民族的后代，过去需要获得整理，过去需要用我们的方式去让它重新振兴一些优秀的东西。这里边我很想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来说对于我们过去的一种态度，黑格尔说，我们把手深入灰烬，说不定里边还有余温，我们对历史遗产就是去触摸历史灰烬中的余温，这个余温和我们今天的温度能够互温，互相温暖的温度，那才是有价值的，我们不要在灰烬上做太多太多的文章，拿了灰烬，觉得它了不得，那个灰烬，有的灰烬比我们还多，伊拉克。好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余秋雨先生今天呢给我们这样一个演讲，给我们讲述了当今中国文化思维当中的一些误区。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听您来评价一下新文化运动。因为最近呢，我们听到很多人都在不停地说，对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要重新去评价。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断送或者是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在那一代文人的手中。
余：我的思维一直不落在这个时段，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华文明已经衰落，而且已经严重衰落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表达出这种对原来文化沉淀在那儿的这种状态的愤怒啊，这个愤怒有正义的成分，这个愤怒有正义的成分。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没有带来生命力呢？也不多，因为它已经被一种非常激进的一种政治社会意识所取代，所以它对，它也没有真正唤醒文化本身的生命力，那个生命力已经不行了，所以我觉得一种不太有的生命力来批判一种更衰弱的生命力，讲来讲去，就是我觉得没什么大的意思。谢谢。
主持人：如您所说，衰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那为什么在今天，我们会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变得越来越强烈，就是认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仿佛是断送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呢？
余：中国就是这样，中国整体上是一个中庸之道比较，比较完整的继承，但是在，实践在每一个过程当中都是很极端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有点极端，文人总是比较极端了，所以我有的时候不太参与这些活动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你很少看到我参加这种争论，这个价值不是很大。
主持人：好，谢谢余秋雨先生，谢谢。
虽然余先生呢是不在文化的细节上面钻来钻去，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网友呢，还是要跟余先生讨论一个关于余先生自己的细节性的问题。他的这个网友名字呢就叫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他说呢，我听说您是比较喜欢台湾的一个娱乐节目，叫做《康熙来了》，而且呢您也曾经多次担任各种文艺节目的嘉宾，比如说像《超级女声》，听说您还曾经给李宇春亲自颁过奖。这样的节目呢，其实在很多的中国文人看来都是不屑一顾的，认为一钱不值，没有任何价值。所以想请您谈谈对于这些娱乐节目的看法，为什么您会和别人不一样？而且呢这位网友还说，他特别喜欢小S，可是说实话，他也真的没有办法把您这样一个文化人和大胆出位的小S联系在一起。
余：《康熙来了》就是它普及了一种文化的可爱的特性，文化的可爱的特性，这一点了不起。我想我们在座的有的看了，有的可能不一定仔细地看了，我确实觉得了不起，这两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徐熙娣这个掌握分寸上，她其实是一种天赋。蔡康勇是我的朋友。所以，现在徐熙娣生孩子了，蔡康勇一个人主持，收视率就有点下降，这个没办法了。因为蔡康勇再可爱，他也比不过这个小S的可爱。我非常希望我们道貌岸然的文化人能够承认自己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也吃饭，我们也生气，我们也发火，我们也有很多缺点，我们也在日常的街市间过日子，我们明明，我们的身份当中90％是普通人，为什么你在社会上的形象要掩盖住这个身份呢？所以我觉得，我一点不掩盖我对于这种娱乐节目的喜爱。那么至于给李宇春颁奖呢？那是另外一个意义了。你看，我在颁奖词里面，我讲了这番话，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我说，你没有改变歌唱，你也没有改变音乐，但是你改变了中国普通民众表达自己审美爱好的方式，就改变了这种表达方式，中国需要，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广大民众，不必要老是在无数的奖项和无数的专家点评的笼罩下来完成自己的审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活动，她，我不认为她的演出就是经典，我承认，我说你没有改变歌唱，但是你改变了一点，就是改变了中国人在表达审美选择的方式上的那么一种特点，她表达出来了，这点应该肯定了。所以这点我觉得应该贴近社会，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
接下来呢，我知道我们在场的很多听众，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想和余先生进行交流。
提问1：余老师好，子墨好，刚刚余老师提到一个地方剧种的问题，然后我是海南人。海南有一个传统的剧种，就是琼剧。据我知呢，就是它的那个乡下的人很喜欢这个剧。但是经费，就是他们要请的话，费用很高，然后一年只能请个一两次吧，这样子的话，然后那个剧团就会也是没有经费支持，这样子他们就慢慢地衰落，我就想问一下，您是怎么样看待这种就是因为经济的问题而造成的这种衰落的？谢谢。
余：琼剧的情况，我不是非常了解，所以我下面讲的话，大概不能完全针对这个剧种，但是按照我的想法，就是地方剧种啊，它一定要投入到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当中，而不能大家长时间有一个政府养着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除了极少数被国际和国家确认为文化遗产的极少数的剧种，比如像昆剧，或者比如像京剧，那么一两个剧种之外，其他都应该在观众的掌声当中延续自己的生命，应该在观众自己的掌声当中延续，这也是我支持日常的歌手评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有一些地方剧种，包括有一些什么协会什么协会关注的艺术，往往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观众越来越少，地位越来越高，或者和观众也是用硬的方法来支撑的话，这不好。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只有生生不息，才能获得生命的前进，每个剧种都是如此。即使像我非常喜欢的昆曲，但是不能不承认，这是往日的美丽，这是祖父的歌声。我们今天可以重睹芳华，但是我们不希望它普及于当今。这是历史，文化都是如此。谢谢。
提问2：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请问嘉宾一个问题，如果走出您刚才说的这些文化误区之后，那么你觉得现在中国有哪些东西可以作为我们当前的文化图像呢？为什么？谢谢。
余：这些年，其实文化图像慢慢地营造的机制是在形成过程当中。比如我们的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其实已经有一种比较好的势头，我们的有些音乐作品其实也不错，音乐、绘画和电影还是不错，有一些，但问题是，在国内，我们现在的文化的消减机制超过了建设机制，这点我相信大家能够知道，消减机制超过了建设机制。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就是文人和文人之间的内耗机制呢，又使得大家很难合力，共同来做一个有关文化的中国梦，所以现在正叫做敲边鼓了，就是这敲敲，有边鼓声，那敲敲，有边鼓声，所以就造成了这么大的遗憾。和经济相比，和我们中国的整体社会生活的变化相比，文化落后了，我们的经济全世界瞩目，我们的家里的生活，社会生活，城市的建设，也是让人觉得改天换地，日新月异，但文化，当然做起来比较难一点，但是确实没有出现这样的让世界感到敬仰，让全国感到温暖的这样的作品，或者这样的艺术家。由于我们失去保护机制，我们失去仰望机制。中国这个时候很糟糕的事情，就是对文化创造者缺少保护机制和仰望机制，所以永远地消减消减消减，所以结果就是正像你这位朋友讲的了，就是我们现在，你要问我，现在我们能够拿得出来的图像是什么？很抱歉，很困难。你举出来很多人来反对，你举出来又很多人反对。那反对，你问反对人有什么图像？那我们没有，我们的任务就是反对。那么，到底该怎么样，不知道，那么，最后大家都一致公认，中国永远是一个图像，四大发明。
余：我不认为这些东西都不好，四大发明当然很伟大，京剧也很好，功夫也很好，我不是认为它们不好。但是你想一想，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感动全世界的东方图像是什么，很难啊，真是很难。我们的任务很重。谢谢你。
主持人：谢谢。
提问3：余先生好，主持人好。首先谢谢余先生精彩的演讲。我这里有一个问题请问余先生。面对滚滚而来的韩潮，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一句话，韩剧带来了不一样的历史阐释。那么请问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历史阐释不一样的呢？
余：韩剧是这样的，韩剧是，我觉得最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是，它以一种，是一种产业化的运作，使一个并不太大的民族的文化变成了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现实，经过一种文化产业化的运作，这是第一。第二，它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引起很大的轰动呢？当韩剧以一种比较市民化的、简单的、真善美的东西，当它呈现的时候，大家又呼吸到一种有关艺术的简单本源的一种气息，当然我不认为它是非常了不起的、优秀的作品了。就这倒过来看到了我们这个问题，看到了我们的艺术上的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当中，更重要的是前面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通过产业化的运作方式使我们中国的文化很好地做出去，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用这个方法给你回答，谢谢！
提问4：主持人好，余先生，您好，刚才您说的中国文化缺乏幽默感和轻松感。但是我想问一下，您觉得我们是缺乏幽默的文人和艺术家，还是缺乏这种培养艺术家的环境和土壤呢？就这个。谢谢。
余：这个肯定不完全是文人和艺术家，是整体气氛。因为文人和艺术家呢，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文人队伍都搞不清，谁是文人，一个有博士学位的市委书记是文人吗？应该是文人吧，但是他是官员，就文人这个概念就很小了，所以我对这个文人这个概念，在历史转型过程当中，寄的希望不高，因为他们现在也没有社会影响力，他们日子也可能很可怜，他们很值得同情，所以不能对他们有太大的要求，对中国文人的幽默感不能寄予太多的希望。按照周谷城先生的说法，幽默是智慧的过剩，他用幽默的语言讲了，就是一定是处于一种整体环境比较愉快，愉快不见得一定是富裕了，就是心情比较愉快，智能比较充分地散发，而没有散发得，完全散发掉的时候，它有一种特殊的消耗，这是比较愉快的一件事情了，就能够自嘲，能够有另外一副眼镜，这个是我觉得是个民族意识的问题，我们的整个民族需要提升幽默感，幽默感其实更多的是对，第一，对任何事情跳开一步看，而不要扎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二，敢于自嘲，第三呢就是，你用，总是用仰视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和寻找自己…，你有的时候换成平视和俯视，这是幽默的心态，谢谢。
主持人：谢谢。谢谢余秋雨先生今天和我们做的沟通和交流。那最后呢我想请您用一两句非常简单的话再回答我们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您刚才所谈的这种种文化思维上的误区，那么中国文化，它在未来的生命力到底是什么？
余：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一个复杂的时世当中而用一种中庸之道的一种理性精神来非常合理地解决我们遇到的所有的危机，这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为什么只剩下了中华文明一个还活着，其他文明都死亡了？希腊文明还活着，但是它不是复活在自己本土，在异地复活，在本土一直活着的中华文明，也就是说它具有充分的处理危机的能力，我觉得它的本身的核心是一种不走极端的理性主义，使中华民族回避了很多很多的麻烦。这是一个。再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文化界要明白一点就是文化不是一种职业，文化是一种素质和人格。谢谢你。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余秋雨先生。
我记得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当中呢曾经写过一段话，我非常希望能够用这段话来作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结尾。在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来共同地重新温习这段话。当时余先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于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我想余秋雨先生今天给我们进行的这样一场演讲，其实就带给了我们这样的思考，这样的回味，因为正像余先生自己，刚才他说的那样，文化，它不是用来谋生的，它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人格，是一种素养。好了，再一次感谢余秋雨先生今天来到《世纪大讲堂》，也感谢今天我们在座的北京大学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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