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书仪：家住未名湖
我们在北大的宿舍，第三处就是未名湖边的健斋。
从1972年起始，结婚之后最初的日子是在19楼304渡过的，当时，19楼是中文系教员的集体宿舍。两地生活的时候，探亲、女儿出生，都是发生在19楼。
19楼是筒子楼，从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直到两地问题尚未解决的单身教员，都住在一起：资格最老的比如；古代汉语教研室的吉常宏，家在山东，大家已经习惯了他一年一度的探亲生涯，他是年龄最大的“牛郎”。已到中年的如：研究楚辞的金申熊（金开诚）和敎写作课的胡双宝同住一室，他们有共同的爱好——京剧，偶尔到他们的屋子里去，还看到过胡双宝先生收藏的“戏票”和“节目单”。金申熊先生的妻女都在江南，也是长期的分居两地。同样有京剧爱好的还有裘锡圭先生，休息的时候，常常从他的屋子里传出字正腔圆的老生唱腔。裘锡圭先生的母亲是上海人，老太太一副名门闺秀的模样，在楼道里遇到我，说的悄悄话经常是：“小么，给我们锡圭介绍一个女朋友吧，我真发愁，唉……”。
当时，进入成年，还未婚配的男子，还不叫做“单身贵族”，那好像是一种人生的欠缺，大家都觉得要给他们帮帮忙。同样“盛年”而且“未婚”、或者分居两地，住在19楼的还有倪其心、赵祖谟、侯学超、刘煊、王福堂、徐通锵……
听说，倪其心先生的女朋友在上海，婚嫁的事情尚在两可。那时候“右派”改正还事情未了——他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他是北大当时有名的同仁刊物“当代英雄”的同仁之一，乐黛云、褚斌杰、付璇碂、石新春、金申熊、沈玉成等等都是同一批。之后，原来的女友离他而去，经过了很多年，在伤疤逐渐愈合之后，他才开始新的恋爱。他抽烟、熬夜、拉二胡，二胡的幽咽声，有时会从他屋子的门缝里挤出来，在19楼的楼道里飘荡着没有着落。直至今日中文系学生人手一册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主要的资料、注释都是他在作“右派”时候的“工夫”，这三部书贻泽后学，至今无可代替，今后大概也不会再有人作这样的“傻事”了。
侯学超先生生性开朗，一米八的个子，50年代他作学生的时候，曾经是校田径队的骨干，创造了男子400米的学校新纪录，他的记录保持了20多年，直到80年代初，才被打破。
那时候，周强先生结婚的故事还很具有传奇的味道，据说：某一天晚上，周强先生忽然在楼道里大声宣布：“我今天结婚，大家快来吃西瓜！”19楼安静的楼道，马上乱作一团，大家纷纷从自己的屋子里跑出来，涌进周强先生的屋子，看到“新娘子”白舒荣先生笑眯眯的站在满是切开西瓜的屋子里……
大概是74年，我已经调到北大附中敎语文。记得那个星期六是一个美术展览的最后一天，我上完两节课，骑上自行车出发进城，想要去看美展。那时候，从中关村到白石桥这条路分为两段，北边一段叫海淀路，人民大学南边一段叫白石桥路，而且，快行道在西边，走汽车，慢行道在东边，走自行车和行人，土路，自行车和人都很少。骑到魏公村附近，后边追上来一个小伙子，先是在我的左边与我并排前进，车把挨得很近，后来看看四下无人，忽然右手搂住了我的脖子，只用左手扶着车把，这个家伙用这样的姿势骑车，居然很是自如，受到了突然的袭击、没有任何杂技技术训练的我，一下子车把失控，连车带人一起摔到路边的沟里……爬起来之后，头上起了一个血包，自行车前轱辘变型，那个小子已经骑出了一百多米，还在回头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把自行车半推半扛送到了魏公村的一个修车铺，然后，坐汽车回到了19楼，走到家门口才发现，我的一串钥匙，包括门钥匙，全都留在了魏公村的修车铺，当时，我一屁股坐在楼梯上大哭起来……似乎当时出来好多人、似乎当时我断断续续说了事情的始末、似乎我说是我进不去家，因为钥匙还在魏公村修车铺，记得清楚的是：后来我坐在倪其心先生屋子里喝水，王春茂先生去魏公村取回了我的门钥匙。忘记了当时洪子诚去了哪里。
记忆中19楼的生活安宁而平静，楼道里几乎听不到什么声响，没有事情，也很少互相串门、闲话，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会出力帮忙。唯独到了有运动会或者球赛的时候，放着一台12寸（或者14寸）黑白电视机的302室就会热闹起来，总有十几乃至二十个左右的教师聚集一室，兴奋地看球、热烈地议论、大声地欢呼，直至深夜赛事结束，才会各自散去。
70年代上半，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的时代，工农兵学员本身就是工农兵，个个都是“上过山，下过乡，扛过枪”，见过世面的人尖子，而且，他们是以主人”的身份进入北大的，他们身负着“占领上层建筑”“上、管、改”的重任，一边上大学，一边管理大学，一边批判旧的教育制度，改造大学……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中文系派了一批年轻而且出身过硬的教师（主要是69、70届由“工军宣队”掌权留校的中文系毕业生）出任“班主任”，“开门办学”时，“班主任”就是全权“统帅”了，从吃饭、睡觉、矛盾纠纷，一直管到上课学习，独当一面的同时，当然也要随时作好被批判的准备。班主任之外，还会配备几名不那么“过硬”的教师，协助班主任教授写作课以及其它课程，并且担任辅导之类的工作，洪子诚就是这样的角色。董学文、方锡德他们都作过“班主任”，当然也都是洪子诚的“领导”。他参加开门办学去过的地方很多，我却只记住了1975年的“门头沟”和1976年地震之后的“唐山”，因为这两个地方他去的时间最长，也最让我担心。
74年或者75年，我从隆化县存瑞中学调入北大附中，女儿洪越方才两岁。洪子诚开门办学的时候，我最苦恼的是孩子。白天上班时，孩子送到校医院北边的北大幼儿园，晚上下班之后，接回孩子，我做饭、吃饭、备课、判作业，她在床上玩，她被训练得在大人做事的时候不哭、不闹也不说话。等到应该睡觉的时候，却常常发现她两腮紫红，惊惶之中一试表，常常已经是摄氏42度。我每次都是跑去敲倪其心先生的门，倪先生二话不说，马上就跑过来扛起孩子，我们一前一后一路小跑直奔校医院，女儿在倪先生的肩膀上开始大声哭着叫喊：“我不要倪叔叔，我要妈妈……”倪先生一边跑一边教育洪越：“妈妈抱不动，咱们得赶快去医院，你在发烧……”到了医院照例是注射四环素，带回一包抗生素，第二天一早，只能又把孩子送到了幼儿园，我还得去上课呢。
在19楼的日子，多半是吃食堂，也买了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放在门口，那是一个直径也就25厘米左右，身高顶多40公分的秀气的小炉子，热饭、炒菜、乃至于我坐月子的时候煮汤，都是靠着它。记得每天晚上封火的时候，洪子诚都是蹲在炉子跟前，低下头把眼睛凑近炉子下面的炉门，插上那个作炉门的小铁片，让进风口只有半公分，这样可以让一块蜂窝煤烧一夜。他后来细心而且经验老到，竟然达到每天用3块蜂窝煤就可以支持着这个炉子经久不“熄”。
大概是1975（或者1976）年，我们结束了筒子楼的生活。从19楼搬出来，房产科分配给我们的第一个“家”就在中关村科学院25楼的一层，那是一间有16平方米的屋子，与另一家合用厨房、厕所。几个月之后，我们又搬了家，这一次又搬回了筒子楼，13平方米，地点在未名湖北岸的健斋304号。
这一次搬家的原因是：因为中关村科学院25楼的屋子临街（就是现在的北四环），窗外汽车不断（特别是到五道口火车站运货的载重卡车），直至深夜我们两个人都经常是静静地听着小汽车、卡车、公共汽车由远而近，然后由近而远，挨着铁床的暖气片随着汽车的轰鸣而颤动……汽车掠过窗前的时候，可以看到墙上的钟：一点、两点、三点……终日为了睡不好觉而苦恼。我们想了又想，觉得还是得住到校园里比较安静，调换房子的事，学校的房产科不管，但是你可以自己寻找调房的对象。我开始到条件不如科学院25楼的集体宿舍去贴条，洪子诚觉得这种做法不规范，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两个月下来没有结果，最后还是多亏了同事杨贺松的介绍，我们才与人调换了房子，住到了未名湖边，解决了睡觉的问题。这一住就是6年。
……
记得从科学院25楼往健斋搬家是借了两辆平板三轮车，董学文先生和洪子诚每人瞪着一辆，就拉完了我们的全部家当：学校卖给的一个书架和一个两屉桌，一个铁架双人床，一个折叠圆桌，两把椅子，一个铺盖卷，一个我的纸衣箱，一个洪子诚从老家带到北大的旧皮箱，几捆书，两辆自行车。
健斋的居民多半是年轻教师的一家人——夫妇二人加上一个孩子，也有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单身老教员或者家在城里、距离北大路途遥远的老教员，平时住在健斋，星期日才回家。记得曾经为邻的二楼、三楼居民有过：体育教研室的书记李怀玉、体育教员侯文达、法律系教员肖蔚云、政治系教员潘国华、黄宗良、方连庆、肖超然、图书馆副馆长（不记得他的名字）、哲学系教员陈启伟、物理系教员杨老师、历史系教员王永兴、东语系教员赵玉兰、图书馆学系教员关懿娴、地球物理系教员王树仁、西语系教员余芷倩……
其中比较特别的人有：资深教员关懿娴，她没有结过婚，当孩子们第一次叫她“关奶奶”的时候，她总是纠正他们，让他们叫她“关大姨”；图书馆副馆长是一个和气的老头；杨老师已经是副教授，他是老单身，不爱说话，在健斋时，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老伴；王永兴老师年事已高，平易近人，孩子们叫他“王爷爷”。
健斋的南边紧挨着体斋（那是一座大屋顶、方形的两层小楼），西边是德斋、才斋、均斋、备斋，北边隔着一条小马路，与全斋相望。取“德才均备体健全”的意思，这些楼多半是老燕京的学生宿舍。
那时候，大家对于居住在狭窄而且拥挤的筒子楼里都很习惯，平时，楼道里很安静，少有人聊天、串门，到了做饭的时候，楼道里就会热闹起来：炒菜声、聊天声、孩子跑来跑去的欢呼声响成一片……那时候，大家吃饭都比较简单，可以到镜春园开水房去打开水，主食馒头、花卷、肉卷都是从均斋那边的食堂买，花两毛钱买肉末，炒个菜、做个汤，就可以开饭；或者肉末炸酱，煮面条，喝面汤，都是大家共同的日常菜谱；来了客人，也就是炸个花生米、剥两个松花蛋，也就算是够“隆重”了。所以，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楼道就又恢复了安静。
西边平房的小店（就在现在的“赛克勒博物馆”东边）卖猪肉、肉末、鸡蛋、酱油、醋、菜什么的，那位“张经理”有时候还会想出办法促销那些鸭蛋，有一次，商店的门上贴了通知，说是“加工松花蛋”：他和了一桶黄泥，里面不知道放了什么化学原料，你买了鸭蛋，付一点手工费，他就给你一个个包上黄泥，说是两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做成松花蛋。买菜的人都很高兴，我也兴冲冲地加工了一大袋，回到家里，买了一个瓦罐，把包了泥的鸭蛋封在里面，两个星期以后，我们真的看见那些鸭蛋变成了松花蛋，打开一看，鸭蛋蛋清已经变成了透明的棕黑色，里面还镶着像是柏树树叶一样的花纹。记不清是当时购买松花蛋不是很容易？还是松花蛋的价钱比较贵？要不然为什么这件事会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中呢？当时的工资是：大学教师56元、中学教师54元。现在想起来好生后怕：那位“张经理”的黄泥里面，会不会是放了“工业原料”？那时候没有人这样考虑问题。
二楼西头靠北是公用的自来水水房，水管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像是一个半截水缸大小的水池子，座在水泥台子中间，可以保证洗菜、洗衣的时候，脏水都不会泼了一地；二楼的西头靠南是公用的男厕所，东头是女厕所。用不着号召和提醒大家注意公共卫生，没有人胡作非为；每家打扫卫生一个星期，大家轮流值日，也没有人偷懒和马虎，住在厕所旁边的人家都不会感觉异味难闻。那厕所设计得很人性、很卫生，一边是两扇大窗户，一边是门，门边就是通往楼外的楼梯，而楼梯的门是开着的。
不愉快的事情也偶有发生：有一次，轮到我值日，晚上，我正在厕所里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二楼的余芷倩老师，是用脚来拧冲水的螺旋开关，那开关就在身边，大家都是用手拧开关，冲完水之后再起身离去，当时，我对年长的她说：“别人都是用手，您用脚，不是把开关踩脏了吗？”她用上海腔不屑地说：“大家都学会用脚，不是很好吗？”我被噎得无话可说，只好告诉我的相知的邻居们：以后不要用手去拧厕所的开关了，太脏了，大家都用脚吧！她还真是让大家学会了一手。
那时候，中文系的陈贻?#123;先生和校医院的妇产科李庆粤大夫，住在全斋西边的镜春园――号，那是一个小的简化四合院，一个院子北房、西房和东房住着3家，他家住东房，西房和北房都住着后勤的师傅，记得西房的师傅姓“来”，女儿叫“来仪”，那是陈贻?#123;先生给取的名字，“有凤来仪”，很是清雅。这“西晒”的位置，是院子里最不好的一面，可是，陈先生和李大夫很有办法，也很有情调，他们的孩子从校园里挖来竹根，种到北窗前，西窗下种着竹竿搭架的爬藤植物，是不是藤萝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西晒”的屋子，即使是夏天的下午，也是窗外竹影摇曳，屋子里绿影婆娑，统共三间房，住着四口人，陈先生夫妇住在北边一间，小宝和小妹住在南边一间，中间居然还留出一间小客厅。
那时候，电视机还是希罕物，而陈贻?#123;先生家里就有一个9寸黑白电视机，有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吃过晚饭到陈先生家去看电视，他们总是热情欢迎，在小小的，也就是不到10平方米大小的做“客厅”的房间里，我们三个人坐了最好的位置，女儿在最中间专心致志……不过，我们不是经常去，因为觉得太搅扰他们的生活。
陈先生和李大夫喜欢我们的女儿洪越，记得有一次陈先生和李大夫把洪越带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女儿的脸上戴着一个孙悟空的面具，手提金箍棒，很是神气，陈先生告状说：“已经买了猪八戒，半路上又反悔，只好回去换孙悟空。”李大夫笑得弯了腰，说是：“路上让我们两个人排队，她在旁边当队长，喊着一二一，总是批评我们走得不整齐。”看起来洪越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比在我们面前“狂”多了。
陈先生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就会到湖边散步，经常在楼下大叫：“洪子诚下来！”不愿下楼的洪子诚，也只好下去聊一会了。两个人坐在湖边的柳荫下、石头上，东拉西扯。
未名湖的冬天最好，湖面上结了冰，大学生们在冰上上体育课，学习滑冰，孩子们在周围划着小冰车。我和别人一样，也找了一块木板，也就是50公分长，30公分宽，下面钉上三角铁，一个冰车就完成了，再用两个小的柱形木桩和两支一头是尖形的铁棍作成撑子，孩子跪在冰车上，用两个撑子向后划冰，冰车就会飞快地向前跑，孩子们都划得很好，在滑冰的大人之间窜来窜去，两只手用力稍有不同，冰车就可以灵活地拐弯。滑冰车是洪越和健斋的孩子们冬天最迷恋的活动，天天弄得傍晚不想回家吃饭，最后经常是大人提着冰车，后面跟着撅着嘴的孩子上楼回家。
那时候，猪八戒、孙悟空的面具、划冰车、跳皮筋都是让孩子们日常的游戏，那时候，每个星期我给女儿一毛钱零花，奶油冰棍五分钱一根、红果冰棍三分钱一根、大米花五分钱一包、玉米花三分钱一包、水果糖一分钱一块，我看见过女儿放学之后，在北大东门对面的小店里，脑门紧贴着商店的玻璃柜台，大概是还没想好买什么……
想起来世事的变化真也是不可思议，那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工资是110元，孩子们没有游戏机、电脑，激光手枪……可是，他们的健康和快乐也不比现在的孩子们少，可见，“幸福”与“钱”的增长，并不是恰成正比。
1981年，洪子诚第一次有资格参加分配单元房。我们都很兴奋。先是在房产科门口贴出参加分配的人名单，按照资历先后排好队（资历相同的按照年龄大小排列），再贴出参加分配的房子，然后按照排队的顺序挑选房子。洪子诚因为上学早，所以在同样资历的教员之中年龄最小，轮到他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了，我们得到了蔚秀园27楼五层313号，那是两间向阳的房子，没有对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高兴。
那年，洪子诚得了肝炎，我的研究生学业将要毕业，洪越正在北大附小上三年级。正在北大分校读书的三妹帮助我，先是用铲子铲除厨房地面的油垢、再是用菜刀铲除房顶和墙面的旧墙皮，然后从学校的木工房拉回来两麻袋锯末，铺在水泥地上（防止刷墙的白浆粘在水泥地上不好收拾），再从房产科领回一大块大白粉，一小包土豆粉，预备了两个大澡盆，买了几把排笔一样的刷子，还在屋子里搭上了一个脚手架，请来了赵祖谟先生、我的同学王永宽、北师大的杨聚臣先生，大家都戴着纸叠的帽子，在屋子里干了一天，浑身都挂满了大白粉，然后他们就各自回家去吃饭了……
这一幕让我记忆至深，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实际上身为总管却粉刷外行的赵祖谟先生，把土豆粉熬成了一锅“疙瘩汤”（那土豆粉是粘合剂，应该煮成稀稀的像是胶水一样的稀汤，搅在稀释了的大白粉里），也不是仅仅因为那大白粉刷到墙上总是挂不住，最后还是心细而且内秀的王永宽想出了一个先刷一层大白粉，然后再刷一层乳胶的办法，那大白粉才算是挂住了……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与人的单纯而且真诚的关系，那关系由于并不与“金钱”和“利害”直接挂钩而使人长久地怀念。
68届中文系毕业生 么书仪
2005年10月30日于蓝旗营2006-7-16 16:29:25 曾经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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