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的官人们都醉了
李修文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最羡慕的人既不是卡夫卡，也不是博尔赫斯，而是《水浒传》里面的武松武二郎，这当然是因为他杀死过猛虎，手刃过文学史上那一对著名的露水情人。但也另有原因，我羡慕她，更多是因为一点小小的原因，在“血溅鸳鸯楼”一回中，他杀完人后正在墙壁上写字，所谓“杀人着武松也”，鸳鸯楼的女主人却以为武二郎一干人还在喝酒，吩咐丫鬟说：“楼上的官人们都醉了，快着两个上去搀扶。”就是女主人这句话，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让少年时代的我对那座“鸳鸯楼”牵肠挂肚。不能说这句话促使我成为一个写，但至少它是促使我成为一个写的众多细节之一。
现在我想旧话重提，多年之后的今天，我阅人无数、阅小说无数之后，也要像“鸳鸯楼”的女主人一样喊一声：“楼上的官人们都醉了。”我说的官人，男官人女官人，其实就是和我差不多年级的男作家女作家。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喝酒的地方已经从“鸳鸯楼”换成了某某酒吧，高粱酒也换成了啤酒，但我们却醉得更加厉害了。
就像古人喝酒的时候有行酒令，我以为，我们写作也必须有个三字经，类似于学英文，总要从“ABC”开始。
先说说感情。在今天，我简直读不到有感情的小说了，或者说，我读到了太多的感觉，但是几乎读不到感情。在一些聪明人的笔下，世界似乎只剩下了狂醉滥饮的酒吧和单单只摆放着一张双人床的独身卧室，在这个暧昧的世界里，大家说着相同的话，长着相同的面孔，使用着相同的“情绪”（不是衍生，而是使用）——这种情绪多数时候表现为愤怒、低下、前卫，只是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愤怒从何而来，他们的“地下”和大家的“地上”又有什么区别。这本来没有什么，但问题是这些聪明人要将这些要命的关键词套用在一代人之上，他们要用文学的名义来篡改一代人的本来面目，这就变得非常可怕了。
在今天，精美的小说司空见惯，但我们却看不到血肉，小说像是生产流水线上的工艺品般层出不穷，但是我们根本无法抚摸到这些作品的体温，更谈不上血肉，那些伟大的作品传达出的优良传统——人之为人的疑问、困难、苦痛——在我们今天这些年轻作家的笔下被忽略不顾，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年轻作家倒是早早就达到了“全球一体化”。
以所谓的“七十后”作家为例，感情，作为衡量一部作品的最基本的尺度之一，大多消逝不见，而感情的消散将会使一代人的面目变得可疑，至少它将降低一个时代的文学品格和思想力度。有的人当然可以说我无所谓，我坚持反感这种说法，而且也认为这种说法十分矫情，因为你最终是以文学的名义进行写作和发表，你是在文学背景下宣称自己是一个文学异端的。这样也许就会产生另外一种说法，说“我们七十后就是这样”，又比如“谁叫我们是喝可乐长大的一代呢”，我要说，这是一种诬蔑，道理很简单：全中国还没有一个“七十后”是喝可乐长大的。
相比前几代作家，我们的狭隘无处不在，还是拿感情这个基本尺度为例，一些更基本的词：悔恨、痛苦、颤栗，以及这些词在人身上发生的根源，前几辈的作家都进行过深入探究，当“七十后”群体以某种耸人听闻的语调和姿势“介入”文学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优秀的文本几乎已经消失，人们已经找不到多少圆满而有文学向度的作品来谈论，多数评论家只是谈论一些的生活方式便草草了事。新人老于世故，放弃自己对这个世界最真切、最痛楚的体验，直到最后向学会流行歌曲一样学会写作，在今天着实司空见惯了。
谈到感情，就不能不谈到爱，我在一篇短文里曾经这样说过：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作家来说，一点微不足道的坎坷会被他们视为命运对自己展开的最大的折磨，脸上菜市场买菜也会让他们痛不欲生。并没有一个敌人，但到处都是刀枪。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些抗生素。这种抗生素的名称就叫做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只有具备这样的热情，我们才能永远沉醉在俗世生活的隐秘魅力之中，同时又避免了充当一个代言人的危险。现在，让我们从爱菜市场开始，全永远也爱不够的那一部分吧。“看起来，这段话正好可以作为我关于感情的结语。
也许干脆可以这样说：在文学的范畴之内，一个作家对世界、对生活，甚至对全人类，是否具备爱的能力，决定了她是否可以继续成为一个作家。
接下来，也许就该说说体验了。就从比武松武二郎更早几个朝代的李商隐说起吧——李商隐，我最喜爱的中国诗人，也有过他意气风发的时刻，比如：一百八句在虫叶，三十三天长雨花；比如：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进士，又去了节度使的女人做妻子，一种对生活满怀热爱，甚至热爱得都来不及感激的心情显然是不难想见的。只可惜，随着时间的漫漫推移，他并没有一步登天，反而倍加潦倒，只落得古人不在、家园荒芜的下场。如果把他的一生当作四季，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他的大半辈子都行走在冬天的阴霾之下，他是一个终年不见阳光的人。
相比李商隐的其他名句，我前面引用的两句诗简直不值一提。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在这里引用它们，只是想去论证这样一个最为简单的事实：作为一个作家，他的生活决定了他的写作。就像李商隐，只有他和他的妻子两地分居，他才能写出《夜雨寄北》；只有当他颠沛流离，他才能写出“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这样的句子。但是，时间在过去好多年之后，在今天，我们的写作仍然不由我们的生活所决定。决定我们协作的关键因素往往是：盗版影碟，一个黄色段子，或者是阅读大师的作品时的灵光一闪，要么就是“我已经半年没写作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写一篇。”
和李商隐相比，我们没有自己的冬天。我们的冬天是别人的，甚至是别国的。一批批的作家把上海当成巴黎，又有一批批作家在阅读他人的作品时发现自己的才华，还有一批批作家用咏叹调来歌唱乡下田埂上的牛粪，这本身没有什么过错，过错在于我们过分迷恋，从不怀疑自己的经验，而不知道我们的经验是建立在别人甚至是别国的体验里。在丧失了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能力之后，我们只好喝一点中国出产的“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之后就“梦里不知身是客”了。
重新确立自己的经验，甚至重新反思自己的体验，在今天看来显得如此重要。在我看来，这宗重新确立起来的经验和体验，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以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为基础了，这种基础应该是我们油烟缭绕的厨房、遍寻不得的艳遇和让我们失魂落魄的工作。等等等等。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我的意思是：这种重新站立起来的经验和体验，至少不应该再是让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统统都长着一幅发达国家人民的嘴脸。和李商隐一样，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冬天。当然，也可以是赤日炎炎的夏天。
如果我们真的做到，我们将获得让我们自己都无法相信的奇迹。我之所以如此热爱李商隐，一个过去朝代的鬼魅，自然会有我的道理。在他的诗歌里，我获得的东西起码在我自己看来就可以称得上奇迹——他的诗是有色彩、气味和知觉的。仅仅来谈论一下他诗歌中的色彩吧：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须道士竹间行；又如：炉烟消尽寒灯晦，童子开门雪满松。这些，就足以说明李商隐诗歌中的色彩感了。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把写作视为自己的命运，他才能指望获得这种奇迹。当然，我们，尤其是那些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俄罗斯知识分子（而不是中国）的人，他们在国内流亡的间隙，也偶尔会说：写作就是我的命运。问题时，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见报率、作品是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出国访问甚至是参加笔会的次数也使他们所关心的命运。
说完李商隐的冬天，我想起了刚刚过去不久的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和一个女歌手吃了一顿饭。她出生在东北，但口音里再也找不到类似于“嗯哪”、“俺们”这样的方言。这很好，但问题发生在另一种方言上，女歌手一整晚说了无数个“好呀”、“真的好好哎”、“答应我，一定要好好的哦”，诸如此类的话实在让我吃不下饭，我竟然还有点脸红。到最后，当我再次确认它可以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却非要故意不分卷舌音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小姐，你是从台北来的吗？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两个字：能力。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怀疑“想象力”三个字，因为在今天这三个字几乎成为年轻作家的全部能力。想象力作为困扰好几代中国作家的问题，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后，现在正呼啸着堕向深渊。它就像是一座开采过度的煤矿，假如再不植树造林来维护生态平衡，塌陷之期便指日可待，至少不会在具有强大的生长性。因为生长离不开泥土，一个作家的泥土，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细节。没有不够细腻的细节，只有不够细腻的心。
想象力在今天显然成为了一剂万能药，在我们的写作穷途末路时，它就像是上天赐与我们的翅膀，将我们带离窘境。问题在于，我们的想象力实际上已经被沉重的陈规陋习所笼罩，我们的想象力似乎也精细得像一台精密仪器了，用作家李冯的话来说：“我们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小说指南。”如此这般，过分依赖想象力而忽视，厌弃生活细节的作家到底能够走多远呢？
我在过去的两年里，写作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不得不经常思考自己是否还需要写作，我感觉我过去的一系列戏仿小说实际上是一种雕虫小技——没有什么比“解构”一件东西更容易的事情了，在很多时候，它只需要基本的文学素质和极大的趣味就可以完成。对了，其实我想说的是趣味，趣味几乎成我们看不见的敌人，它使想象力发生奇怪的变异，他又不断将我们的写作拉回到能力的范围之内——正是这狭窄的趣味、带有小报色彩的想象力组成了我们十分有限的能力范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其实文学最终考察的是一个作家对世界的综合把握能力，你必须通过努力使笔下的世界具有均衡与充盈之美，在这个意义上说，枪炮与玫瑰同等重要。
多多少少，我们似乎变成了一群“文坛”的孩子，而非“文学”的孩子，我们变成了“小报”的孩子，而非“名著”的孩子。一个作家与众不同的气质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今天，一个作家似乎只要州写作范本，外加上一本时尚杂志，它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了，他的写作仅需一个传奇的故事加上几个英语单词。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旗帜不值得信任，这种作家也更像是武侠小说里的一种奇怪的角色：总是会死于非命的“包打听”。一个显而易见的文学常识——岂止是一部作品出发的地方，而不是结束的地方，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警惕，对于许多年轻作家来说，它始于气质，也止于气质。
能力的丧失实际上不仅仅意味着能力的本身，它说明了我们对人类纯美情怀的怀疑，价值观的进退两难（价值观在许多年轻作家那里已经成为了嘲笑的对象）、体验的困难，等等等等，它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也是我们成为了几代作家中最没有道德勇气的一代。因此，许多人嘲笑理想、精神这些字眼的动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它就是最没有能力去承担它们的人：无论是在文学内部，还是文学之外的道德勇气，许多年轻作家（甚至是我们整整一代作家），可能还停留在一个中学文学社社长的水准上。
哦，我们，这些楼上的官人们，都已经酩酊大醉了，可是，搀扶我们下楼的丫鬟在哪里呢？这可真是个要命的问题。
选自《莽原》2001第6期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