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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之前〉里共产党一方到最后就剩下一个人；国民党一方除一人外都健在，但此人的被杀，也可有不同的解释，死于私仇、内斗，还是共产党的反间策略的成功。
怎么理解共产党员的死，他们的情怀、信仰在今天看来已经被划入不可理解的范畴。想起小时候爱国主义教育中形容共产党员的四个字——“前赴后继”。〈为人民服务〉里的死是“前赴后继”，亦即你的死是被认可，有意义的，更为重要的是，你的生命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被继承、被延续的（这和有个自己的孩子，生物学意义上的延续是不同），亦即它成为了对每一个个体的死的克服，这是人民形成的最重要的一环。参与了这个过程，即成为人民的一员。〈黎明之前〉的几个地下党，最后只剩下了一个人，可是每个人的生命都在最后的存活者身上获得复活，获得胜利。而国民党则不同，富士康的13连跳更不同，每个都是孤零零的死亡，很难说形成一种集体性的、革命性的力量。
海裔 离线：写了个观后感，欢迎大家发表看法。
自从09年看《潜伏》之后，很少有彻夜不眠看电视剧的。这回让我重蹈覆辙的是《黎明之前》。
喜欢这个片有个人口味的理由，也有思想上的理由。先说个人的：我发现扮演刘新杰的吴秀波和周星驰不仅脸像，气质上也很像，演那种遭遇很悲惨但命又很硬的人特别合适。自从周星驰不好好当演员之后，这样的人物就后继无人了。吴秀波的出现多少让我觉得有点惊喜。
山寨美剧？
这个片的话剧版很快要在北大百年纪念大讲堂上演，但海报看了让人哑然失笑，说这个片与美剧在哪些方面相似云云。难道中国电视剧的进步就体现在山寨美剧？
《黎明之前》比《潜伏》节奏要更为紧凑，对谍战工作的技术展示更为精致，几条谍战线索同时演进而又相互嵌入，超越了《潜伏》中的“闯关型”的叙事。这是该电视剧的一个很大的卖点。但同时，这里也埋藏了它的弱点——因为过多地注重技术的维度，一些其他的维度就来不及展开，比如说，刘新杰和顾晔佳的感情就显得单薄（尽管顾晔佳牺牲时刘新杰抱着她痛哭的一幕也非常感人）；谭忠恕与刘新杰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更深入的挖掘。谭与刘是义兄弟，一起上的黄埔军校，一起打的日本鬼子，一起被人从抗日战场上的死人堆里刨出来，在谍战中，近在咫尺却又时刻相互猜疑。谭忠于国民党的建党理想，对国民党的现状不满，但始终保持着忠诚；他理智上早就能看出刘是共产党卧底，但从情感上又接受不了，直到最后，他认识到自己对一个腐朽政权的愚忠并没有意义，认可了刘新杰的选择。但这个心理转变，交代得还是有点仓促。在这两个情感关系的处理上，《黎明之前》原本是可以参考《潜伏》与《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我认为这个立体性不够的弱点恰恰可能是因为《黎明之前》急于模仿一些美剧套路而造成的。
从《士兵突击》、《潜伏》到《人间正道是沧桑》、《黎明之前》，中国电视剧与美剧相比，优势并不在技术，而在于它对于重大的历史与人生问题的介入。技术可以不断改进，但如果丧失掉自己固有的优势，那就不值得了。
水手和刘新杰：“牺牲”的两个面相
水手的形象塑造最令人印象深刻。他几乎是一个超人，一个完人，一个革命的圣徒，将精密的理性算计和超凡的自我牺牲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谍战片一般都会展现出强大的工具理性，但这种理性并不是常规化的理性，而是面对高度不确定的政治环境时的理性，它的运作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与牺牲精神的支撑。这也是谍战片的魅力所在——它将人身上的virtu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连他自己在第八局审讯室的死，都设计得那么令人震撼。在最后两集中反复出现的水手给刘新杰遗留下的声音，将全剧的感染力带向高潮。水手上升为导师，但他不是教父，刘新杰也不是门徒，他们是前仆后继的接力者。个体生命的有朽性，在革命事业的前后相继中得到克服。
吴秀波扮演的刘新杰，从总体上说，成功地将一个长年的卧底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了——那是一种紧张、恐惧、沮丧、绝望、悲愤、凄凉等等诸多情绪的混合与交替闪现，这其实是“牺牲”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层面的体现。水手的“牺牲”，是轰轰烈烈的，如同凤凰涅磐，光彩夺目；而刘新杰的“牺牲”，却仿佛是生命在时间中无声无息的损耗。但这可能正是“牺牲”的两个同时存在的面相。水手必然经历过刘新杰所经历过的一切，而刘新杰也时刻准备着像水手那样的牺牲。两个人中缺少任何一个，电视剧所展现的“牺牲”的精神就会不完整。
无论是水手的牺牲，还是刘新杰的牺牲，都是默默的、匿名的牺牲。他们没有利，也没有名。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意义。
行动的动机：利益还是信念？
前几周跟一位老师聊这个片的时候，他认为《黎明之前》的结尾表明的是：利益是比信念更强的粘合剂。谭忠恕、齐佩林、孙大浦三位明明知道刘新杰就是共产党卧底，但为了反击党内政敌，保住第八局，他们宁可栽赃给不是共产党的李伯涵。这个“利益”与“信念”的两分，我并不认同。引导三人作出这个决定的动机并不相同：谭局长始终对刘新杰有深厚感情，只是他原来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意志的人，其强大的意志力引导着其理性与情感。在他对党国的忠诚被水手的牺牲与政敌的步步紧逼击碎之后，他想的就是搞掉政敌，并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一个情感上的交代。齐佩林和孙大浦原本只是技术官僚，说不上有什么坚强的政治信念，但敬服作风正派、政治忠诚的谭局长，对刘新杰也有一种混杂着亲近与敬畏的感情，而对权力欲极强、同时人缘又极差的李伯涵则是鄙视与仇视。这一幕之所以能发生，从根本上是因为谭局长的政治意志已经垮掉，而反击政敌的利益算计恰恰与他的情感倾向重合。在这种情况下，齐佩林和孙大浦也乐得顺手推舟，替局长开脱刘新杰。
当然，谭局长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信念是垮掉了，但并没有丧失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 这也是他为什么在撤退台湾之前和刘新杰一起去祭奠水手的原因。他说，国家与民族会记住水手的。这说明，他坚持的还是黄埔的本色，并认可了继承黄埔精神的这个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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