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文谈》：一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杰作（二）
——关于语言文字有没有阶级性及鲁迅与斯大林的语言学思想比较
2、语言的社会归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任何社会事物，不是属于经济基础，就是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没有外在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东西。
鲁迅自己曾经说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创造社对他的批评才使他更多地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并接连亲自动手翻译了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艺术理论书籍（如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等），鲁迅从一开始分析问题，并不是纯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是事实。但对于语言文字的认识，鲁迅是将它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来理解的。例如，鲁迅从《易经》中说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一句话，看到了“结绳”就可以“治”的事实，并进而看到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工以后，“劳心者”就掌握了语言和文字的规范的权利，语言文字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对社会统治的工具。对于这种统治（即将语言文字纳入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是如何实现的，鲁迅在《门外文谈》中也进行了他的“推测”：中国最早搜集和掌握文字的是原始社会的“巫”，后来“巫”发展为“史”；因为史官有收集整理文字的便利和职责，所以鲁迅推测，中国文字是到“史”的出现而后大备的，也就是这个时候，语言文字全部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开始由简单发展到复杂，其中，普通劳动者与“士大夫”开始区分，社会“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区分，语言文字就是重要手段。社会越发展，语言文字对于大众也就越远，经过几千年，人民就成为“文盲”了——到了20世纪，吃洋面包、留学归来的西装革履新“士大夫”也登场了。
鲁迅这样说道：“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因为“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就跟着不尊严了。”（《鲁迅全集》第6卷第87页）
显然，鲁迅提出的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符合的有中国内容和风格的语言文字属于上层建筑的典型解答。
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也是试图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他提出来的却是一个令人无论如何也难以将之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语言学观点。
他提出，语言不属于经济基础，也不属于上层建筑。属于什么呢？斯大林说，语言属于“社会中交际的工具” （《斯大林选集》下第507页）。 在斯大林的语言学体系里，“交际工具”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外的一个孤立的存在。
他是这样分析的：
首先，斯大林排除了语言属于社会经济基础。他这样说道：语言与基础不同，“它无须等待基础的消灭，它在基础消灭以前，且不管基础的状态怎样，就使自己的词汇发生变化。”（《选集》下第516页）这里说得很清楚，语言与基础不同，基础没有“消灭”以前，语言词汇就发生变化（但他在同一著作的另一些地方又说语言比社会任何方面都有稳定性。到处都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所以语言不属于经济基础。
那么，语言属于上层建筑吗？斯大林更断然否定。他以问答的方式这样说道：
“问：说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否正确？答：不，不正确。”（《选集》下第503页）为什么不“正确”呢？他这样分析道：“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但是，他认为，十月革命以后，“构成语言基础的俄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却完全保留下来，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化，而且正是作为现代俄语的基础保留了下来。”（《选集》下第50页）于是他就认为，语言也不属于上层建筑。
语言既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也不属于社会上层建筑，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斯大林认为，语言是一个不属于这两者而是这两者之外的一个存在，这个存在，他称为“社会中交际的工具”。
在这里，理论的问题就产生了。
人们都知道，世界观理论体系是包括世界的，是包罗万象的，否则就不能成其为世界观体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理论体系（这一点，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以后发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提到了，虽然不很明确），但苏联哲学界其中以斯大林为代表，始终不承认这一点，而是硬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硬说历史唯物主义是辨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应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个解释的集大成者。在这个解释中，由于他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所以又发生疑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到哪去了呢？马克思主义怎么能没有辩证法呢？没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不就没有世界观了吗？于是，就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硬建一个辩证法体系，而且说这个体系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这样的结果，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全部被斯大林的《论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错了：第一、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了“两个主义”并列的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被说成是历史观；第二，找来的那个硬说事物是按某种神秘的“规律“运动的、与古典唯物主义完全没有区别的”辩证法“恰恰是被马克思所批判的”神秘意志“的辩证法，不过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庸俗机械的简单相加，这样，古典唯心主义和古典唯物主义一切庸俗、有害的因素就通过斯大林的《论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又重新回到了以他的理解为依据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说之中，也就是说，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取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这就是斯大林的《论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
总之，马克思确实通过批判地继承，创立了超越于一切古典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不是通过玄想，而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理解，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得到不断的阐述和完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学说形成的宣言，《共产党宣言》，是学说的政治表达，《资本论》，是全部学说的集中总结。这个体系，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历史的世界观体系，是以往一切古代民族、国家都没有过的伟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概念高度概括，包罗万象——“经济基础”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自然”或“人化的自然”，“上层建筑”包括人类和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即辩证法的主体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社会事物，不是属于经济基础，就是属于上层建筑，没有这两者之外的事物。社会意识形态、语言、文字以及自然科学理论等这些由人们的意识生产的东西，马克思都将它们归之于社会上层建筑。
那么，斯大林提出语言既不属于经济基础，又不属于上层建筑，显然就违背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是错误的。这是第一。
第二、斯大林举的几个例子，就更错了。
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要“摧毁”和“消灭”旧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不是真的要用什么东西去炸毁它，全部抛开不要，这是谁都能理解的。苏联十月革命后，确实有一面些人认为沙皇建筑的皇宫、资产阶级建的铁路都要摧毁，列宁既肯定了这种朴素的革命热情，也对这种观点的狭隘性进行了耐心的引导，指出马克思主义摧毁旧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是要对于这种基础进行革命的改造，改变工业和农业的经济基础，就是变个人私有制为公有制，并不是说连机器、厂房、农具和土地等等都不要了。可是，斯大林却正是这样去理解革命的。他说，基础和上层建筑都炸毁了，但语言并没有炸毁，而是“完全保留下来，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化”，可见语言既不是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他竟然从一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关于革命的“例子”出发，最后得出了一个语言既不象经济基础，也不象上层建筑的重要的理论结论，提出了他的语言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外的单纯的“交际工具”的理论。这是第二层错误。
最后，就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也感到他以简单类比的方法证明语言既不属于基础、又不属于上层建筑这样的论述可能有矛盾，因为他看到：“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具，比如说，和机器却没有区别。”（《选集》下第50页，人民出版社年出版）在这里，他又说语言“有点象”生产工具，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生产工具是属于社会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是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可是，前面已经引述过，他在同一部著作里已经明确地说到了语言与基础不同。这显然就前后自相矛盾了。
所以，正如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说过的，斯大林很多问题其实并没有搞清。
语言、文字（包括文学艺术、法律等等），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也就是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这可以那很多显然的例子来说明。十月革命前后俄国语言发生的深刻变化本身就是很好的说明。
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难道革命一开始就应当以物质的形式出现吗？难道一开始它就是动手打而不是用口讲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页，人民出版社年出版）十月革命正是这样，一开始就是从“用口讲”即从宣传开始的。从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等早期革命家创立“劳动解放社”宣传马克思主义起，到列宁等一大批革命者流亡西欧各国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俄国的语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大批革命家办报纸、办印刷所、发传单和举行各种演讲活动与国内工人阶级相联系，俄国的语言、文字、词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斗争”、“革命”、“公有制”、“私有制”……等各种前所未有的词汇不仅进入了俄国的社会生活，而且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物质生活。革命者、工人使用的词汇已经与沙皇官方的词汇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词汇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不论是旧俄时代的官方语言还是人们的日常用语，已经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而彻底改变。革命夺取了政权，塔斯社和《真理报》的语言与沙皇时期的语言和资产阶级的语言难道不是完全不同吗？随着新生活的开始，旧沙俄贵族地主的语言已经死亡，“老爷”等词汇就没有“完全保留下来”，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不论男女性别不同，只要不是敌人，一律都以“同志”称呼，表现了一个新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全新的关系。
而这一切，作为一名亲身参加了这场革命的革命家，斯大林竟然似乎根本没有看到一样，而是武断地说：俄语“在资本主义基础消灭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却完全保留下来，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化，而且正是作为现代俄语的基础保留了下来。”这种重大的改变却不能反映在斯大林的语言学论著里面，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并由此证明语言既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也不属于上层建筑，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存在，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呢？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那么，革命家还要办报纸、掌握电台广播干什么呢？
相反，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虽然没有使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可是，从鲁迅的分析中，却明明可以看到，鲁迅从事实中早已看到，语言、文字历来就是统治阶级用来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
所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说“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不是由于社会语言是“社会工具”就不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语言是“社会工具”，所以它就是上层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哲学、法律等是社会工具，但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有经济基础的工具，上层建筑有上层建筑的工具）。
语言、文字，始终是社会上层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对于社会语言文字都要进行新的规范，这是不言而愈的。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是这样做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书同文”，就是加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措施；清康熙时期集中国家教育力量编撰《康熙字典》，也是清王朝上层建筑的重要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的力量在全社会大力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这些措施，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要奠基之一。同样，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也作出过很多重要指示，其中就有对于作家写作的，有对于公文写作的，还有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的等，这些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工作。例如，对于俄罗斯历来从封建地主那里一直盛行的“仿效”外来语的问题，1919年列宁专门写了《论纯洁俄罗斯语言》一文，这些都证明，列宁就是把语言、文字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来看待的。
一个革命的政党要抓好社会上层建筑的建设，就要抓社会语言的纯洁和规范的工作，使语言文字首先为劳动者阶级服务，而不允许党的语言和群众的语言脱节。这些很显然就是证明语言属于社会上层建筑。
语言、文字属于上层建筑，与人们社会交往并不矛盾。因为社会的语言始终是以上升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语言为基础的，封建时代就是地主阶级的语言提供给全社会的，无产阶级时代，作为社会交往使用的工具，就是无产阶级的语言为主体、规范，其他阶级的习惯用语、与社会相矛盾的用语必然应受到制约和改造，有的要消亡。
鲁迅先生非常清楚封建社会是怎样将语言文字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他在《门外文谈》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写作关于语言文字的各种杂文，也是为新社会创造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而不是为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作铺垫和准备，他是有这种思想觉悟的。
虽然鲁迅先生没有使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但对于语言文字的属性及其归属，可以说，他比起斯大林的语言学，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
曾经有不少从自由化的立场出发去认识鲁迅的人认为，如果鲁迅活到1949年以后，他会经常与毛泽东唱“对台戏”。那是既不懂得鲁迅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不懂得什么是革命的人的自由的想法。“一唱雄鸡天下白”！从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就可以看到，鲁迅不懂得什么是私人占有的社会，但他的意识中对于这种社会对于人类的压迫的深刻感受比任何同时代其他人都清楚，鲁迅先生盼望的解放已经来临，可以说，如果1949年以后鲁迅先还活着，他将不仅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写作，而且将在新中国的旗帜下，为新中国的文学艺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中国的语言文字教育和发展等等，作出很多切实的工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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