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启示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启示

    

    摘 要：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对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其中两个转化、两个标准及两个学习等成功经验与基本方法，在今天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然富有启示，体现在：如何推进理论工的大众化、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及形式。

    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萌芽于“五四”的“平民文学”、“通俗文学”、“白话文学”时期；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针对“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几次讨论，隐约透出毛泽东文艺大众化的倾向，可以视为其文艺大众化思想的形成时期。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得到进一步系统、成熟的发展，对文艺的大众化使命、文艺的大众化形态及文艺队伍的大众化等一系列问题有了既深刻又浅显、既生动又朴实的详细论述，特别是1938年提出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等主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文艺大众化主张的正式形成，而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进一步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更是将文艺大众化运动推向顶峰，为中国今后的文艺发展指明了道路。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以来多种文艺思想的发展与凝聚，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历史及时代特征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完全而恰当的结合。回顾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的精髓，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两个转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理论工的大众化
    所谓两个转化是指主体对象化和对象主体化。毛泽东认为，文艺队伍的大众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队伍的主观条件问题，也就是文艺工要不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关于什么是大众化，毛泽东曾给出过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我们的文艺工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做到“打成一片”，则首先需要熟悉工农兵及其干部的各种情况，包括熟悉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学习环境，熟悉和他们相关的各种事情，熟悉他们的语言等等。要做到真正的“熟悉”，文艺工就必须深入实践，“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文艺工向来都是创作的主体，他们写作自己喜欢的文章，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还时常做着超阶级的文艺幻想，成为鲁迅笔下的空头文学家或艺术家。然而在这里，毛泽东却指出了文艺工作为文艺创作实践主体必须对象化的问题，认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必须经过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的洗礼及思想的升华、提纯，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彻底破除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思想，甘愿做“孺子牛”，投入到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从那里去观察、体会、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只有这样才能从群众丰富的源泉中得到文艺创作最真实可靠的素材。总之，要实现文艺创作实践主体的对象化转变，就需要文艺工把思想感情的立足点彻底地、毫无保留地转到人民大众这一边来，从而完成这一转化。另一方面，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不仅创造了充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更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们是社会生活的主人，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在没有完成立场转变之前，在社会生活中并不是主人，是有待改造的对象，只有做好了群众的学生，将立场转移到广大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上来，才能做群众忠实的代言人，进而实现对象的主体化转变。这两个环节在毛泽东看来，是一先一后又合二为一的过程，缺少哪一环节，文艺大众化都是不完整的，而最终是否实现大众化，还应该在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作为理论传播主体之一的理论工应当实现主体对象化的转变。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社会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普及，普通百姓对何为“马克思主义”还比较陌生，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离自己实际生活比较遥远，潜意识里还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比较模糊，即便知其然，也未必知其所以然。究其原因，和理论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立场、态度等不无一定关联。
    第一，立场决定态度。这是主体对象化的核心要素。毛泽东曾将立场问题作为文艺大众化的首要问题予以提出。认为文艺工应当站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今天看来，虽然“阶级”这一概念不再被广泛使用，社会界限也不再那么明显，但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时代，我们依然需要坚持和贯彻这一总体要求，即：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人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作为理论工，应该走出自己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国”，打破心目中的精神优势，主动和人民群众融合在一起，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理论大众化。
    第二，态度反映立场。有什么样的立场，就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主体对象化的关键所在。态度问题说到底，其实质就是思想感情问题，就是理论工是否愿意与人民群众有一种“平等之心情”，是否愿意与群众心贴心、心连心。毛泽东曾说：“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毛泽东认为，平等心情作为大众化的精神内核，对于文艺工是十分必要且十分可贵的。而“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只有摆正心态，端正态度，文艺工的工作才有意义，才能赢得大众的认可。同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需要广大理论工保持一颗“平等之心情”，通过对话、谈心、聊天等方式拉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只有真心实意把群众当自己人，才能赢得群众的信赖，成为群众忠实的代言人。这不仅应是新时代理论工的目标或境界所在，更应成为一种自觉的价值追求。
    第三，关于对象主体化问题。从理论传播和理论接受角度来说，人民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对象，应当在普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成为理论传播的先进力量，实现对象主体化。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认为，能够抓住事物本质，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就是彻底的理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从根本上为群众所掌握。群众一旦掌握了科学的理论，也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从而达到理论掌握群众的真正目的。从传播学角度来说，就是要产生“自己人”效应，使得理论和群众之间没有距离感和陌生感，能够最大限度地让理论“为我所用”。而通俗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形成一种辐射效应，那些从理论中得到实惠的群众会将自己的真实感受传达给其他人，进而带动更多群众学理论、用理论，推动理论入脑、入心，最终成为传播理论大众化的先进力量，长此以往，必将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文化氛围。
    二、两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所谓两个学习是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并且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可以这样理解毛泽东的这段话，他认为文艺工不仅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素养，这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前提条件，更重要的是，要能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在文艺作品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生搬硬套其基本理论。为了能使“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所接受、所明白，就必须将“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的创作情绪”彻底破坏掉，从而“建立起新东西来”。在今天看来，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依然闪烁着睿智的光芒，能很好地指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进方向。
    首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及方法，还需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理论的大众化，更需要在时代前进的脚步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从而增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增强大众化理论的感染力和感召力。具体而言，对理论工来说，第一，需要不断温故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篇章及观点。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只有不断温故和学习，才能做到“信手拈来”，以便打开记忆中那扇尘封已久的思想大门，从而做到论从史出、论证有力、论据充分，让人心服口服。第二，除了基础学习和基础研究之外，还需要不断转变思维方式，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间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对于理论工来说，不进行理论创新，就会使思维局限在狭窄空间，久而久之，便会形成思维定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会陷入片面化、教条化、空洞化的境地，这样十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第三，只有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才能克服一些理论工自身存在的自由主义、虚无主义、个人主义等“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从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与时代接轨、与大众契合的大众化理论习作。
    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工不仅需要进行理论创新，更需要在“学习社会”中勇于发现、大胆尝试，进行实践创新。在毛泽东那里，学习社会是指”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段，研究它们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学习社会”这四个字意蕴深刻，对大众化的理论工而言就是要做到，第一，勤调研、勤思考。调查研究是理论工不可或缺的一笔宝贵财富，须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多人苦于没有题材没有灵感，写来写去就那么几句话，不仅言之无味，而且空洞抽象，这样的文章着实让大众望而却步，望文生畏。只有身体力行，走出书斋，走向民间，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获得大量鲜活素材、一手数据，进而创作出受大众喜爱、追捧的通俗易懂的理论佳作。第二，勤观察、勤动笔。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养成多浏览、勤观察，随时记录当下社会发生的热点焦点及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话题，这也是“学习社会”的具体表现。在观察中可以得知大众的喜好、他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从而分析出他们的心理状态，这是理论大众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动笔记录社会大事要事以及大众感兴趣的话题，能为大众化的理论锦上添花，因为，这是在说他们的事、讲他们的心里话，一方面达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起到了为群众解疑释惑的作用，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要拓宽实践创新的渠道，勇于在社会实践中吸取群众有益的经验，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打下良好基础。
    三、两个标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
    所谓两个标准，即是文艺批评中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毛泽东说：“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正确的做法是将两者从内容和形式上统一起来，这是“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为此，毛泽东大力倡导直接有效的文化形态：在内容上，突出反映人民大众，特别是边区群众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以及这些生活带给他们的精神面貌的改善，大到戏剧、歌舞、小说，小到春联、年画、打油诗等，通过文化活动、精神产品去展示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在形式上，毛泽东认为，好的文化传播形式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毛泽东针对文学艺术创作所提出的两个评判标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结合与创新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内容上看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当然，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理论大众化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大众化的内容及形式在政治性与艺术性上如何权衡、如何把握。首先，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总原则。我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前提下的大众化，而不是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因此，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永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历史使命所在。其次，在坚持总原则的前提下，也会产生另外的问题，即：两个标准孰轻孰重。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曾针对文艺界相当一部分同志在进行文艺创作时出现的“两个偏向”指出，文艺工的文艺作品要么偏向革命性一面，忽视艺术性的表现手法，要么偏向艺术性，忽视革命性的政治取向。偏向或忽视哪一方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偏向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就会导致标语式口号过多，从艺术角度看则不像样子，“这就把文学艺术降低到和普通东西一样没有区别了。”而偏向艺术性忽视革命性，就会产生“阳春白雪”似的作品过多，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不突出、不鲜明，不能很好地起到文艺对群众的政治鼓动作用，而且由于文艺工在作品的取材、描写的对象、为谁服务等问题上没有弄清楚，其结果必然是文艺作品与工农兵结合不紧密或者完全没有结合。因此，只有将两个标准有机统一起来，循序渐进地从低级到高级推进，文艺与工农兵大众结合的问题才会有新的突破，新的进展，从而“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虽然毛泽东的两个标准或两个偏向是针对文艺工文艺作品中的内容和形式而提出的，但是仔细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其核心思想仍然在于“如何结合”这个问题上，而这一点恰恰是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应该始终关注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途径、手段等推进，其最终落脚点仍然在“结合”上。什么样的内容形式才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为什么大众会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又“难以亲近”的？怎样才能最大限度抓住大众的眼球？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的。无疑，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给了我们一定启示。
    那么，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今天，什么样的内容形式才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呢？只有那些题材新颖又贴近生活、内容丰富又突出重点、形式多样又条理清晰、途径多元且便捷简单的才是大众所真正需要的。就具体内容而言，要善于从民间取材，结合群众现实生活中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解读，可以通过大量鲜活的事实启发群众思考，做到内容的生活化、通俗化。同时，要善于抓住群众心理特点，迎合（但不是迁就）大众“口味”，对内容删繁从简，多些具体事例，少些抽象道理。理论只有与群众利益有关，群众才可能对理论感兴趣，只有在不断回答实践提出的理论问题，在不断反映群众愿望和利益中，才能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表现形式上，反对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方式，做到用简单质朴的语言把深邃的理论讲清楚，具体来讲，则可以借助图画、表格、数据等说明方式代替语言文字，这样能增强群众阅读的直观性；还可以运用比喻、对比、借喻等修辞手法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总之，要力求文字简短有力，语言精炼，要学会在写短文章上下功夫。
    概言之，毛泽东的“两个标准”或日“两个偏向”，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角度上看，则可以理解成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总体原则是，坚持“政治标准”第一，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及方法。在传播过程中，则“两个标准”兼而有之，不能顾此失彼，既要有主干，也要有枝叶，要在大众化的内容与多样化的形式中共同推进理论的大众化。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23期，摘自2011年7月《贵州社会科学》）